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以西双版纳州为例[1]

张志远[2]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步伐的推进,社会服务作为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需求的优势已日益显现。尽管学界对社会服务的概念、方式等已形成共识,但对社会服务机制、特别是基层社会服务机制的讨论不足。本文立足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边境、民族多元、宗教信仰多样等特征,在借鉴西方国家福利多元主义、社会服务模式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着力实现西方福利理论在国内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本土化,以期整合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社会服务的提供和输送渠道,满足边疆多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多层次需求,推进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发展。

关键词社会服务;机制;边疆多民族地区;创新


我国是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随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成为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必然选择。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不仅需关注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异,而且应把重心放在经济社会长期滞后的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笔者认为,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应解决好历史与现实、多数与少数、个体与整体等因素之间的协调关系,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应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突出各民族共性与特定民族个性之间的关系,以各民族为主体,做好社会服务发展规划,完善社会服务的机制及范畴,丰富社会服务的方式,提升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政策的社会效应与政治效应。

一、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的内涵及意义

(一)基层社会服务机制的界定

社会服务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英国出现上层社会妇女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后来英国的社会服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为了更好的理解社会服务,社会政策鼻祖蒂特姆斯(Richard Titmuss )1911年英国实施的国家健康保险和1913年实施的医疗保护照顾进行对比并认为,社会服务一般是指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为公民提供的、非现金形式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个人或社区服务。[3]时至今日,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已逐步关注社会服务并指出,社会服务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为维护和保障全体公民,尤其是社会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失业者、贫穷者等) 的生存权益和生活需求,向其提供必要的日常劳务帮助和基本服务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4]基层社会服务是指在县、乡两级政府范围内,不仅涵盖与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就业、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相关服务,而且也包括为了实现公平正义而实施的维权、发展等帮助。而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则是指在县、乡两级政府范围内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等领域对城乡居民提供的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诸多服务,以及为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等的政策、法规等。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的社会服务开始出现民营化趋势。英国从被称为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逐步向福利多元主义转变。各国政府逐渐转变自身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的角色,出现福利市场化、私营化、志愿化、地方分权化、福利社区化的趋势。[5]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呈现为“大政府”、“小社会”格局。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服务多元化应把政府从唯一福利提供者解脱出来,逐步走向福利市场化、私营化、地方分权化、志愿化、社区化,社会服务机制促使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格局转变。

现在须厘清的是,社会成员所需的社会服务类型是什么,哪些服务可以由政府提供,哪些由市场提供,哪些由社区和公益组织提供。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通过制度将其确定下来,为社会成员享受到相关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即建立合理的社会服务机制。笔者认为,社会服务机制就是建立为城乡居民提供衣食住行等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服务的体制机制,围绕解决为什么提供社会服务,提供怎样的社会服务,如何提供社会服务等问题来展开。

欧洲社会服务机制主要模式有四种:一是斯堪的纳维亚公共服务模式(The Scandinavian Model of Public Services),代表性的国家有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此模式强调普惠性(Universalism)和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的社会服务,将公共税收作为儿童、身心障碍人士及老年人服务的财政来源。二是家庭照顾模式(The Family Care Model)。代表性的国家有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等。此模式强调政府的有限服务供给和家庭在社会照顾中的责任。三是贝弗里奇模式(Beveridge Model)。代表性的国家主要是英国。1970年英国通过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法案(The Local Authority Social Services Act),建立了地方社会服务部,旨在为国民提供全民共享的、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北欧辅助模式(The Northern European Subsidiarity Model)。代表性国家有德国、奥地利、荷兰、法国及比利时。此模式的辅助性特征在德国和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服务主要由一些大型的或宗教性的自愿福利组织(Voluntary Welfare Organizations)、社区和私人部门提供,家庭也在社会照顾中承担主要责任,政府则扮演辅助角色,负责资金的供给。[6]欧洲以上四种社会服务机制模式,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需求等确立了社会服务提供机制,明确了政府、市场、社会等角色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关系,我国社会服务机制体系构建可以借鉴以上四种模式,且根据我国区域之间的差别进行合理的运用。

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是在原有福利供给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立足实际,着眼长远,以特定群体为个案,最终以全体国民为对象,重点明确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生产者、传输者和受益者,明确社会服务的内容与形式,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

() 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的意义

1、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经济实现长足的发展,社会建设发展滞后,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呈现非均衡发展。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央实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满足城乡居民的物质性和精神性需要也被列入重要议题。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

   2、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具有重要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牵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边境安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辖一市两县,国土面积1.91万平方公里,与缅甸、老挝山水相连,有国境线966.3公里,约占云南省国境线的四分之一。全州生活着傣、汉、哈尼、瑶、彝、拉祜、布朗、基诺等44个民族,有8个历史同源、语言相通、文化同根的跨境民族。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民族因生存环境差异,发展也存在差异,那些生活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区民族,农民人均生产水平相对较高,而那些地处偏远的山地民族生产相对滞后,出现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可以提升各少数民族政策的福利效应,增强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凝心聚力,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3、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在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有创新空间。当前,社会服务机制以往研究主要引荐国外理论,国内一些学者结合西方理论进行过探讨。社会服务机制研究大致呈现重城市、轻农村,重内地、轻边疆的研究倾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地社会服务机制模式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经验。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多元、文化多样,宗教多样,社会服务机制存在形式单一、范围较窄,尚未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等问题。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存在差异,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社会为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可以尝试在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率先突破。

二、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现状及问题

(一)基层社会服务机制组成

基层社会服务机制主要由政府的社会服务供给、市场的社会服务供给、社区的社会服务供给和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供给四部分组成。

1、政府的社会服务供给

目前,我国有中央、省、州(市)、区(县)、乡镇5个行政层级,政策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中央出台政策,各级政府根据地方实际,出台相关的实施意见及方案。随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推进,各级政府突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城乡居民的物质需求转向物质和精神兼具的方向转变,如从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入手。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社会福利院是州民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政府全额投资兴建福利机构,缓解了特殊群体生存危机,满足“三无老人”和“失依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特殊群体得到政府的及时抚养、救助等,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因财力、人力等方面制约,政府难以大规模投资福利机构,致使政府全额拨款的福利机构数量少,难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社会服务需求。

   2、市场的社会服务供给

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加快推进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城乡居民社会服务政府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出现矛盾,而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是民营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在教育领域,市场机制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表现在学前教育,景洪城区有公办幼儿园6家,与之相比,民办幼儿园达32家。有的民办幼儿园突出幼儿民族艺术方面的培养,有的突出幼儿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有的突出文化知识的学习,家长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幼儿园。一方面这些民营幼儿园只有少数有充足的生源,其余因价格偏高生源不足,经营存在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这些民营幼儿园虽然办学水平参差不齐,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乡居民对教育资源多元化的需求。二是民营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据州民政局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介绍:有一些外地企业前来咨询建立民营养老机构相关政策,但该科尚未批准一家民营养老机构,主要是考虑到企业建立民营养老机构的场地、前期投入、发展空间等因素问题,且没有成熟的制度体系支撑,难以落地。总体上看,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市场供给方面教育领域发展迅速,而养老领域发展滞后。

    3、社区的社会服务供给

社区是社会服务成长的源头。目前,全州范围内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农村社区(村委会)的社会服务涵盖了社会保障、文化、卫生、计生、治安等各项服务。社区服务体系包括福利和公益服务,如卫生服务、教育服务、文化服务、法律服务、家政服务和物业管理服务等。社区服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开展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社会求助和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面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社区因诸多因素致使其提供的社会服务居民参与率偏低。因此,扩大社区居民参与率,提升社会服务的效益,满足多层次服务需求,是社区职能的应有之义。

   4、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供给

公益组织是指那些非政府的、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且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秉持“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理念,募集公益资金和公益服务,并将其公开向社会有需求公众无偿提供,是当前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初,境外一些民间组织就陆续进入我国,并向多民族地区延伸,参与到贫困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加大了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一些本土民间组织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如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是本土的民间公益组织。总体而言,全州本土公益组织发展缓慢,且数量少,难以形成合力成为社会福利提供的关键角色。

(二)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服务提供者和社会服务受益者两方面的问题。

   1、基层社会服务提供者存在的问题

社会服务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市场提供的有偿服务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公益性服务的总和。社会服务供给体系是三元供给主体共同构成的,且社会服务供给过程应是网络化合作治理范式,使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严格界限被打破,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协调供给机制。[7]目前,社会服务机制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供给模式,市场、社会等社会服务供给发展滞后,尚未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福利提供体系协调发展格局。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也以社会保险为主,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关注不足。

市场作为社会服务提供方式已经出现,但数量少、力量薄弱,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市场作为社会服务的提供方,存在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表现为市场提供社会服务需求不足,以养老服务为例,傣族、哈尼、布朗、基诺等少数民族习惯老人在家养老,按照传统习俗,各少数民族若有子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会被认为子女不孝顺,他们要承担与传统习俗不同、未尽赡养老人义务的舆论压力,因此,子女不会轻易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另一方面,市场作为福利提供方提供的服务没有被各族群众接受。纵然市场作为福利提供方在其他地方有一些较好的口碑,但也存在一些负面报道,致使许多子女心存疑虑,就算没有传统习俗压力,也不敢贸然选择市场福利方式。同时,市场福利提供方一般需要在民政部门社会福利科注册并备案,获准才能办理市场福利机构。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市场福利机构前来社会福利科咨询的有一些,但因多种因素,尚未批准市场社会企业办理社会服务。

社区具有浓厚的行政属性,履行政府职能部门下达的各种任务。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城市社区21个,农村社区(村委会)201个,12个农场管委会下辖的75个生产队社区。这些城乡社区均有行政属性,执行政府部门下达的计生、社会保障、救助等事务。公益组织数量少、提供的服务类型单一。以边疆多民族地区妇女儿童心理服务咨询中心为例,该民间组织通过来电、来访、来信,对女性就业、儿童辍学、家庭暴力等干预,案主须先申请、经审核后,中心委派专业人士进行援助。但象妇女儿童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这样的公益组织较少,难以形成合力,满足城乡基层居民社会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可见,基层社会服务机制是政府、市场、社区、公益组织均向城乡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但出现社会服务“碎片化”特征,亟需整合政府、市场、社区、公益组织的资料,形成结构合理、高效的社会服务体系,形成社会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多方共赢的制度模式。

   2、基层社会服务的受益者存在的问题

城乡居民的社会服务需求主要靠来自政府和家庭,社会服务方式单一、效率有限。首先,城乡居民在认识上尚未真正接受市场提供福利。长期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市场发展较为滞后,随着改革的逐层深入,政府虽然有意将养老和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推向市场化,但市场提供的社会服务尚未被城乡居民真正接受和认可。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对政府和家庭以外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心存疑虑,致使社会服务类型和效率难以得到整体提升。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传统文化习俗难以接纳市场化的社会福利。以傣族为例,傣族老人一般由最小儿子赡养老人,即使子辈不能赡养老人,孙辈也可以赡养老人,老人在傣族城乡社会中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哈尼、布朗、基诺等民族也同样具有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各少数民族对老年人毕恭毕敬,他们认为老人是财富,老人在城乡居民中有较高的权威。可见,政府和家庭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主要提供者,尚未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的社会福利提供者格局,城乡居民的社会服务受益类型有限且单一。

三、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创新的路径

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福利模式时,应结合国内实际,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多元、宗教信仰多样,经济社会处于后发展阶段,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等特点,积极探索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模式。

(一)政府的基层社会服务角色重构

首先,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承担“兜底”责任。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指出,如果没有国家作为社会福利的主导,人们仅有的社会安全感也会丧失殆尽,社会中的个人,既要面临生存、贫困等常规性风险,又要面临全球化、生态危机等非常规性风险[8]。因此,对社会弱势群体,政府要“兜底”,满足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同时也应根据财政增幅、物价上涨幅度与老弱病残日常生活基本需求进行低保的现金水平测算,并逐步提高低保补助标准。

其次,政府承担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当前政府社会购买服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购买岗位,主要面向零就业家庭,至少保证一人实现就业。另一种是购买项目。可以面向国内社会工作组织购买就业、医疗、养老等从业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不仅可以实现自身职能转变,而且还可以把有限资金投入到那些重要且紧迫的领域,如慈善救助、助老服务、司法纠正、就业帮扶等。

再次,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公益组织、民间组织的发展。一般而言,民间组织的成立须有章程、组织机构、领导班子、办公场地等,民政部门应逐步突破政策瓶颈,出台土地、证照办理、税收等各项优惠政策,扶持公益组织、民间组织等发展,为向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提供平台。

(二)市场组织的基层社会服务角色重构

随着改革的逐层深入,市场机制正逐步进入民生领域,成为当前解决城乡居民的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首先,市场机制介入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以教育为例,公立幼儿园的教育资源有限且难以满足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需求,因此一些私立幼儿园逐步得到发展。与公立幼儿园相比,民营幼儿园更加重视家长对幼儿学习的个性化需求,制定特色突出的幼儿学习计划,以争夺幼儿学习培训市场份额,但同时民营幼儿园收费较高,一般家庭难以承受。无论如何,私立幼儿园作为社会服务机制中的市场方,为家长提供了一个自身个性化需求的市场选择。

其次,社会企业开始逐步发展。截止2013年底,全州共有千年茶王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勐海县南春茶厂和勐海雄泰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3家福利企业。2012年,三家福利企业共安排132名残疾人就业,三家福利企业共实现年销售额580.73万元,年度实际退税40.86万元,都能足额发放残疾人职工工资,按劳动合同履行职责购买“五个”保险,为残疾人弱势职工群体提供了安全、医疗和其他保障,满足了残疾人弱势职工群体的基本社会服务需求。因此,今后可以进一步宣传福利企业,扩大对社会福利企业的认证、年检等工作,提升福利企业在企业中的比重,实现福利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良性发展。

(三)社区的基层社会服务角色重构

首先,社区与驻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实施共建,整合资源,拓宽社会服务的渠道。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应抓住契机,把辖区内各州、市机关的党员干部进行资源整合,拓宽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利益纠纷解决渠道,满足基层群众的生活需求,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城区允景洪街道办下辖各社区居委会与驻地州、市机关进行社区+机关共建活动。其次,以社区为平台,扩大社会服务的范畴。社区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方式,开展积极吸收教师、医生等涵盖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组成公益群体介入家庭法律服务、家庭暴力等纠纷的处理,提供妇女儿童等问题的咨询服务等。当地党校教师和高等院校教师都受过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系统学习,在家庭纠纷、邻里关系协调等方面有优势。社区可为公益力量搭台,向孤寡老人提供家务帮扶、照护、心理求助、临终关怀等援助,为失能老人送餐、购物、提供家政服务、外出交通陪护、社区活动中心活动陪护和帮助,提供给家庭护理人员的心理支持和技术培训等帮助。通过社区平台将公益力量引入社区服务提供,从而增强了社区的社会服务提供能力。

  (四)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角色重构

公益组织应进一步深入开展面向城乡社区、偏远社区居民的社会服务。如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民族因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妇女在家庭暴力、家庭纠纷中采取消极的态度,缺乏向家庭之外进行求助的意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各少数民族的维权意识增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开始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而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而言,对家庭暴力等涉及自身的问题则选择沉默。这给外界的及时有效介入增加了难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成立以来,致力于减少和消除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儿童的歧视、不公正和忽略,使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儿童有一个安全、平等、美好的家园。该中心每年平均办理个案100余起,问题涉及女性就业、儿童辍学、家庭暴力、国际拐骗、婚外情、早恋、厌学、亲子教育、子女的抚养教育、收养等方面,从刚开始依托司法局,并整合州妇联、州教育局、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等单位,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法人。这为本土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经验。

另一个例子是民间组织“佛光之家”,通过佛教的教规、教义与艾滋病预防、关怀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生活的傣族、布朗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全州共有大小佛寺580余所,佛教信众30余万人,约占全州总人口的1/3。“佛光之家”让许多信奉佛教的僧人都参与到“禁毒防艾”的社会工作中,并且将其视为“凡尘使命”,为群众提供艾滋病、吸毒等预防宣传教育信息,并开展对HIV感染者的咨询、关怀、帮助、转介服务平台等帮助服务。

总而言之,边疆多民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不应仅停留在物质性和精神性层面,而且还涉及弱势群体的疾病防治、维权、发展等领域。社会服务内容范畴的不断扩大、人们需求的不断多元化,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提出新要求新任务。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应厘清哪些社会服务应由政府提供,哪些需有市场提供,哪些需由社会提供,那些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提供。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传统的全能政府向效能政府转变,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积极为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介入社会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市场应从着力实现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服务,以服务质量求生存、求发展。社会应把社区与民间组织结合起来,社区应突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职能,积极为城乡居民提供社会服务平台,并深入落实政府部门下达的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也积极发挥城乡居民弱势群体的咨询、救助、服务等功能。因此,边疆多民族地区城乡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应把政府、市场和社会等角色和职能进行整合,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Grass-root Level of Social Service Mechanism Innovation in Borderland Multi-national Regions

                          Zhang zhi-yuan

(Xishuangbanna CPC Committee Party School,Yunnan Jinghong,666100)

Abstract: 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composed by multi-national regions.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aking people’s livelihood as importance,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 services in meeting multi-level need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Although scholars have formed consensus in concept and mode of social service, but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ervice, especially the grass-root social service mechanism are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located in the borderland, and ethnic pluralism, religious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welfare pluralism, western country social service mode related theories, the author tried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welfare theories in the borderland and minority areas,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state, market, social and other resources, innovate system and mechanism,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social services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meet their multi-level needs in borderland and minority areas,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borderland and minority areas.

Key word: Social Service; Mechanism; Borderland and Minority Area; Innovation

(责任编辑:李迎生、黄家亮)



[1]基金项目:民政部2014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委托课题(自筹经费类)《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MCAKT,课题负责人张志远。2013年西双版纳州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西双版纳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成果。

[2]作者简介:张志远,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西双版纳州行政学校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民族社会学等。(西双版纳,666100


[3]潘屹,西欧社会服务的概念及老人社区照顾服务的发展趋势及特点EB/OL,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2008326http://zyzx.mca.gov.cn/article/lgxd/200803/20080300012831.shtml

[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社会服务发展演进及概念定义探析》,《中国民政》,2011年第6期。

[5]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政策实践,《社会》,2002年第7期。

[6]徐延辉、黄云凌,社会服务体系:欧洲模式与中国方向,《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7]郑杭生,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服务,《中国民政》,2013年第11期。

[8] [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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