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教与职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作者： 潘允康，刘娜  发布时间：2016-02-1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2015年第1期

普教与职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潘允康 刘娜

摘要：结构性矛盾是民生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在教育问题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失衡是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其中包含了人才培养的类型、规模和层次等方面的问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社会中的根据。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规划职教与普教的融通、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素质人才、实现企业与学校齐心协力参与人才培养是解决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结构性矛盾 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教育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时说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普教与职教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普教与职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它们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结构性矛盾是民生问题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的民生问题十分复杂，不同民生问题之间，每个民生问题的自身内部都存在结构性矛盾。所谓结构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搭配和排列，以及由此发生的关系、联系和生成的模式。所谓民生问题的结构，是指多种民生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排列，以及每一种民生问题中所包含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与排列。所谓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是指各种民生问题自身或相互关联中的矛盾。结构性矛盾是研究民生问题的切入点。

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源于民生问题存在和发生的客观现实。对民生问题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和认识依据于唯物辩证法的思路和理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批评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了一个一个事物，忘了他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忘了他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了他们的静止，忘了他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②]。

教育作为一个民生问题，不仅同其他民生问题诸如劳动教业、收入分配等密切相关，而且自身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从宏观上说，包括教育发展类型的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于普通教育；教育发展地域的结构性矛盾，农村教育落后于城市教育；教育发展形式的结构性矛盾，社会教育落后于学校教育等。从中观上说，包括教育发展中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学校创新型、实用型人才培养落后于学术性、学科性人才培养；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矛盾，学校资源和布局不合理，学校与学校间差距大，发展不平衡，“择校热”、“高考移民”等困扰教育发展。从微观上说，包括教育发展的个体性结构矛盾，对处境不利个体的教育救助体系不完善，民众的教育不公平感强烈；教育发展的成才观结构矛盾，管理者、教师、家长等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偏颇，压抑学生个性发展，素质教育推进难，教育变成了单纯的考试教育、学历教育等。以下我们仅对普教与职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行具体探讨。

二、普教与职教结构性矛盾的基本表征

（一）从“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存在说起

1.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失衡带来的“就业难”和“招工难”

在就业问题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存在，是一对结构性矛盾，反映在教育问题上则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据200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在全国城镇失业人口中，毕业后未工作的人口占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是：大专以上学历 27.9%，本科生8.4%，研究生 0.3%，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失业”已然成为事实。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却出现了高学历毕业生与低学历毕业生争抢同一岗位的现象。而逐步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则频频出现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告急现象。据报道，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企业开出高薪也很难招到各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发布的《苏州市 2010年企业用工需求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企业用工对文化程度的要求中，大专以上、高中及技职校、初中和无要求的比例分别为 5.6%、72.2%、14.5%和 7.7%，高中及技职校文化程度已成主流需求。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的技能渴求。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凸显出我国的传统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中等层次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职业中学承担较低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更低层次的应用型人才来自文化程度较低的、基本没有技术培训的其他社会成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结构失调明显，尤其不利于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③]。

2.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造成“技工荒”

就业人员技能短缺在我国并非商业周期作用下的短暂现象。虽然没有一个可对比的标准，但2001-2010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数据清晰表明，我国“技工荒”的程度在年年攀升，已经在持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规模。我国已经面临较为严峻的技能短缺状况：总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但高技能人才持续供不应求，技能短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表1 2001--2010年分技术等级供求变化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表2 2001--2010年分专业技术职称供求变化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魏晓燕等，《我国技能短缺状况下高职教育改革探析》，《职业技术教育》2011（16）。

3.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失衡的源头

在我国，一方面是就业难，学历高者反而失业率高；另一方面是高技能人才缺乏，供不应求，我们可以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失衡的源头上找到它的原因。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其发展经历了从1998年后连续7年的回落,回落的趋势直至2005年才开始有回转（见图1）[④]。而在中职教育不平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中职与普通高中教育价值的争议。相比普通高中教育,中职教育被大大削弱了。在中职教育中，面临着注重专门技能的传授而削弱了适应力强的通用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可能获得短期收益而长远收益受到影响等多方面的置疑与挑战。

图1 中等专业教育在校生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比重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失衡带来的就业难与择业难同时存在，而要深入解读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当今教育中的结构性矛盾。

（二）普教与职教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人才的需求已经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正在从数量紧缺逐渐转向结构性紧缺，即技能性人才紧缺，学术性人才过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不协调。

1.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的最大结构性矛盾是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矛盾，即普通教育培养的知识性学科性人才过多，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性实用性人才过少。

从培养目标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人才一般分为两类四型：科研类（学术型和工程型）；职业类（技术型和技能型）。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科研类人才，即培养学术型和工程型的高级专门“通才”，职业教育培养的是职业类人才，即具有一定理论知识水平和较强岗位工作能力的“专才”。

普通高等教育以知识为人才培养目标，其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相关学历和学位，因此突出学科知识的深度和系统性，培养的是学科性研究型人才，重在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教给学生的是对事物的深层次理解，即教会学生研究和应用某学科知识的方法，更强调学科知识的相对完整性和系统性，充分体现了厚基础和宽口径的培养目标。

职业教育则以能力为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专门性及技术性人才，目的是要教会学生掌握某种谋生手段。职业教育培养人才以职业能力为本位，面向技术应用和开发能力，强调岗位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更强调学科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职业针对性及与生产的直接相关性。

在办学定位上，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培养学科性人才的办学思想影响深远，高等教育始终把培养“学术性”人才作为最终目标，在“研究性”思想指导下，人才培养模式重学历轻职业，重理论轻实践，重学习能力轻技术能力，久而久之，出现了学生学有专业而无专能、社会有专岗而缺专才的尴尬现象。

2.人才培养规模上的结构性矛盾

普通教育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长期以来的重普教轻职教的现状，使得我国技能性人才培养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出现了学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培养规模上的结构性矛盾。

2011年，全国普通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包括研究生、本科生、普通高中生）为5501万人，全国普通教育学校数目（包括研究生培养机构数、本科院校数、普高学校数）为17581所；全国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数量（包括高职和中职）为2205万人（其中还含有部分普通专科毕业生数），全国职业教育院校数（包括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为13093所[⑤]。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论从人才培养数目还是人才培养机构数目看，职业教育都处于弱势。除了绝对数目可以说明一定问题外，人才培养质量也值得我们关注，由于长期重知识轻技能人才培养思想的深入影响，虽然职业教育理想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技能性人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业教育普通化严重，不论是专业设置、课程结构还是师资力量，职业教育的知识化、理论化倾向明显，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性人才不仅数量上不足，质量上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陷入一种怪圈：一方面是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许多无技术专长的下岗职工难以再就业；另一方面高级技能型人才严重匮乏，高薪聘不到高级技工。随着我国由跨国公司的加工组装基地向世界制造业基地的转变，今后一段时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企业呼唤“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人才培养层次上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入学历社会，文凭被追捧。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社会，对人才、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且劳动力市场也逐步走向成熟，文凭作为个人受教育与训练的凭证，就像贴在商品上的商标或质检证，一定的文凭代表着拥有它的人具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交换价值，成为获得理想职业的敲门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也加速了文凭社会的形成，也即只有拥有一定学历文凭的人才能在提干、晋级、福利待遇等方面拥有优先权，拥有“高文凭”是获得“干部”身份的条件，这使得文凭的优越性更加凸显。

相对于文凭的被热捧，职业教育被冷落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就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而言，从人才培养层次上看，职业教育是一种终结性的低端层次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只有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是一种可延伸的高端层次的教育形式，普通教育有从初等、中等到有着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自然衔接的体系。这样，在社会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接受职业教育就低人一等，接受职业教育只能进工厂当工人，做一些又苦又累且报酬低廉的工作；而接受普通教育，就有希望获得高文凭，有机会成为“人上人”、“天之骄子”，可以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成为“干部”，坐办公室，拿高工资。这一社会现实，使得人们在面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选择时，首选是普通教育，只有那些学习不好、能力素质稍微差一些或者家庭背景不太好的人，才会无奈地选择职业教育，这也使得职业教育先天不足，不好发展，成为非主流的教育形式。

三、普教与职教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探析

（一）普教与职教历史的分裂——传统教育文化的影响

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传统教育文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潜意识流。传统教育文化不在于一技一艺，而是培养经典文化人，培养人文精神。传统教育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价值观念是“反职业主义”。

第一，传统教育文化的培养目标是从政君子，而不是生产劳动者。我国传统主流教育文化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的教育目标，这可以概括为“学而优则仕”。传统主流教育文化认为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目的。而一介草民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只有刻苦攻读，金榜题名，这样学习成绩优良就成为了做官的重要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我国传统教育文化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对“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指出：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是平民，先有官位而后学习礼乐是贵族子弟。学习与做官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传统文化培养统治型人才这一教育目的的确立对我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极大地冲击了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间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

第二，传统教育文化的教学内容重伦理道德教育，轻科学技术生产劳动教育。传统教育培养的既然只是君子，而不是生产劳动者，那么教育内容就只需伦理道德知识，而不需要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生产知识了。传统教育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继承并发展西周贵族“六艺”教育传统，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化典籍主要教育学生要作一个有道德的人，其次才是学习以提高文化知识，即“学有余力，则以学文”。道德教育居于首位，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授，灌输道德观念，为道德教育服务，最终为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服务。封建教育文化中，作为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也是主要以“四书”、“五经”这些文化典籍作为考试内容，这些典籍都是政治化的伦理和伦理化的政治的集中体现。至于科学技术知识、劳动生产知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涉及很少，甚至还受到轻视。因为传统教育文化培养的是“治人”的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

第三，传统教育文化在教学方法上重论辩，轻社会生产实践。传统教育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一些伦理道德、治国方略，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在教育方法上也主要是进行课堂灌输与讲解，进行理论思辩，而不是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孔子认为道德修养不是依靠外在强制，而是依靠自觉努力，要“立志”、“克己”、“内省”。在传统的教育文化经典中，涉及到科学实验、劳动实践等具体操作性的教育方法很少。孔子虽然也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但孔子所说的“行”主要指“为政”和个人的人生经历。当谈到生产劳动时，孔子立即把它贬为卑贱的活动，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存在的阻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鄙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文化对职业教育的轻视相关联的。传统教育文化中轻视劳动实践和科学技术生产实践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正确认识，阻碍了其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平衡发展，是造成当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二）普教与职教现实的分裂——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社会上存在偏差的人才观。由于“文革”十年对知识分子和教育体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与破坏，改革开放后，国家百业待兴，需要大批的管理型、知识型人才，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在知识型人才培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组织人才标准。此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逐步成为社会风气，一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局面，这些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和渴求久而久之使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偏见，即轻视专业技术，重视高等学历。

其次，国家政策导向失调。国家在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资金支持、人事支撑、招生政策等方面的不平等，致使改革开放以来在普通教育大发展、大繁荣，节节攀升之时，职业教育资源不断流失，职业学校不断下放，甚至停办。如在招生政策上，中考时，考分高的学生进入普通一、二、三类高中，所有普通高中录取完毕后，剩下的低分考生才进入不同的职业中学（职高、中专、中技）。同样，在高校招生中，本科层次几乎没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只能参与专科阶段的录取，这一政策最严重的后果是，职业教育只能录取低分考生。这种带有倾斜性的招生导向，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重普轻职”的思想。另外，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是一种终结性教育。普通教育有从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完整的教育发展路径，而职业教育只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中师、中技）、专科（虽然近年来有了专升本这一高职专科生的继续升学的途径，但只有很少部分学生能继续攻读，且主要考察知识性内容，而不是高职生擅长的技能性内容），这种双轨制的教育体制对职校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最后，人才激励机制不够完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激励政策存在一些偏颇，工资待遇明显偏向于或有学历或有地位的“干部”，而普通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与“干部”差别较大。有学历的干部分别由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管理，而工人则由劳动部门管理。不同的管理形式所包含的则是工作岗位、政治待遇、工资福利、住房、个人升迁乃至退休后的各种不同待遇。这些不同的要素构成了干部和工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利于技术工人的培养、培训、教育和发展的。

四、普教与职教结构性矛盾之解决

（一）公正与平等共进——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局限于普通教育体系，还没形成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才观、教育观。现代的人才评价标准应该不惟学历，不惟职称，不惟身份，不惟资历，评价高级人才的标准在于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评价一般性劳动者的标准，则是己有的适应性能力和可教育与培训的基础。只有在正确人才观的指导下，教育的组织者和接受者才能形成正确的教育观，才能改变尊崇普通教育、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才能把普教与职教放在平等地位，认识到他们只是教育类别的差异，没有尊卑之差。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只有中等职业教育和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终结性的教育。这是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能协调发展的原因之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应在教育结构融通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学制体系，改变目前在客观上形成的职业教育是终结性或非主流性教育的形势。另外，还应该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等招生的体制，这要首先改革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分等级、分时间段的招生录取方式，鼓励学生按照自身的发展兴趣选择学校。其次，将目前高职院校主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改为以中职毕业生为主、普通生及其他毕业生为辅的招生政策，使高职招生主要面向“高考落榜生”转向中职毕业生，利用中、高职衔接的政策优势，拓宽中职学校毕业生升学的渠道。最后，建立高职学生升入本科院校的更宽广的渠道，构建职业教育的学士、硕士、博士顺畅而自然的学位体制。

（二）历史与现实并重——规划职教与普教的融通

全面推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的教育体制，是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涉及到教育的众多方面，包括制度融通、学制融通、课程融通等。制度融通涉及到普通教育管理、职业教育管理、职业资格管理间的关系协调和政策认同问题。首先是管理体制融通，从教育部来说，普通教育由基础教育司、高等教育司主管，职业教育由职成司主管，职业资格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主管，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严重限制了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资格制度之间的融通、互认，加强三者的融通与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次是学制融通，在学制上，我国一直实行“双轨制”，即普通教育一轨——小学、初中、高中、学士或高职、硕士、博士，职业教育一轨——小学、初中、中职（少部分升入高职）、就业。两轨各行其道，互不干涉，互不交融，这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因此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学制衔接是当务之急。最后是课程融通，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整合教材，进行综合评价。因为当前普通教育设置的专业大类中包含着诸多专业方向，同样在职业教育的行业分类中有适应多种岗位群的培训包，两种教育的专业课程具有许多共通之处，重点是平衡专业文化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权重分配、建立科学的能力标准与国家资格证书等级相对应的教育体制。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加强培养高素质人才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根本的区别在培养目标方面，而培养目标主要通过课程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是今后的趋势，在职业教育中加强基础课程、在普通教育中加强职业课程势在必行。为了培养出高素质的、具有高就业能力的人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工学结合”是可以选择的现实路径。职教与普教融通既要研究系统理论知识传授的课堂教学，同时还要研究专业技术和应用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从学校课堂到生产一线，实现“工学结合”。除了职业教育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工学结合、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外，普通高校毕业的大学生要实现与行业的无缝对接，从根木上解决就业难和技术人才缺的矛盾，普通高等教育也要把“工学结合”纳入其发展体系中。

（四）企业与学校齐心——调动多方力量参与人才培养

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最有发言权，因此，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具有重大意义。有企业的指导，学校可以按照社会需求办专业,让教学主动为经济服务、为企业服务。学校要建立定期调查企业需求的制度,建立“产教结合委员会”,邀请各大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参加,分析产业动向,了解企业对员工的需求状况,提出专业调整的意见。学校人才培养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突破办学模式,坚持产教结合,校企联合,携手育人。

五、结语

总之,在中国民生问题中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研究和认识结构性矛盾是科学解决民生问题的切入点。在教育问题中由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突出表现之一,其中包含了人才培养的类型、规模和层次等方面的问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的形成既有历史上的的原因，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社会中的根据，比如社会人才观的偏差。构建科学的教育体制、规划职教与普教的融通、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素质人才、实现企业与学校齐心协力参与人才培养是解决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面。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PAN Yun-kang  Liu Na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s the entry point to research the problem of people's wellbeing. The structure imbalance betwe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including the type, size and level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ordinary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ducation has history reason and realistic society reason. Solving the problem from three important aspects: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ducation system, planning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 of combination theory with practice, realizing enterprise and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Keyword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General Education; Occupation Education

（责任编辑：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