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作者： 张萍 ，晋英杰  发布时间：2016-02-1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2015年第4期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

张 萍 晋英杰[①]

摘要：本文通过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描述了我国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基本表现，探讨了居民环境行为的综合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环境行为的利益导向明显，环境知识也较为欠缺。环境知识是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首要影响因素，有效的动员与政府作为是影响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环境友好行为；环境知识；社会动员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人们在生活中消耗大量资源，产生大量废弃物，居民的环境行为已成为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居民环境意识的研究，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关注明显不足，只有少量的基于局部样本的数据分析，缺少具有全国样本意义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描述和探讨。

一、环境行为及有关研究。

环境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者们基本的共识是，广义的环境行为泛指一切对环境产生影响的行为，既包括环境保护行为，也包括环境破坏行为；狭义的环境行为专指保护环境的行为，也被称为“环境友好行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②]。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行为科学的盛行及发达国家环境运动的兴起，环境行为的研究逐渐为西方学界关注。在环境行为的研究理论方面，形成了几种重要的分析视角。代表性的如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Hungerford等人的环境素养模式和Stern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都是通过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而行为意向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因素的影响[③]；环境素养模式是Hungerford等人为了预测负责任的环境行为而提出的，这一模式中包括生态学概念、环境敏感度、控制观、环境问题认知、信念、价值观、态度和环境行为策略八个变量，这八个变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个人的环境素养[④]；Stern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则把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利他价值取向、利己价值取向）、环境信念、后果意识、责任归属、个人规范（采取亲环境行为的责任感）和环境行为通过因果链条的方式连接起来，他们认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中每个变量都会直接影响下个变量，也可能会直接影响更后面的变量[⑤]。

我国学界对环境行为的内涵理解还处于充分讨论阶段，尤其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⑥]。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环境行为是衡量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基本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系统环节”[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行为是一个独立于环境意识的变量[⑧]。在对环境行为的类别划分上，有学者将环境行为分为两类，即目的导向环境行为和结果导向环境行为，其中目的导向环境行为是指这种行为由环保观念所驱动，是行为者所作出的利他行为。结果导向的环境行为是指这种行为并不是居民自发产生的，而是出于省钱、避免惩罚等目的而被迫做出的利己行为[⑨]。一种更为常见的分类则是将环境行为分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是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环境行为，如去超市自带塑料袋、垃圾分类回收等。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是指居民参加各类公共性的环保活动，比如参加社区组织的植树活动、就重大环境事件示威游行等[⑩]。

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是我国学界已有学术成果中的一个重点，其研究思路基本围绕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统计特征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因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更多地被赋予“照顾者”角色，而男性被赋予“竞争者”角色，因此女性更容易产生对自然界的同情，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从自然界攫取资源[11]。另有研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因为环境问题更多地是一种公共问题，社会化机制使男性更多地活动于公共领域，对环境议题也更了解、更关注[12]。除了性别这一人口特征因素外，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认为，居民收入越高，越注重生活质量，因此对周边环境的要求也越高，从而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13]。也有学者发现，居民的收入越高，越容易受到消费主义影响，因此更倾向于满足自身消费欲望而不顾环境破坏[14]。在受教育程度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上，学者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因为受教育程度高者对各种环境问题的了解也更多，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也理解更深刻，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15]。

二是社会心理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环境态度、环境知识、环境行为控制感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环境态度也被称为“环境关心”“环境价值观”，是指居民对人类与环境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环境问题所持的看法，通常用Dunlap的新生态范式量表（NEP量表）来测量。多个研究表明，居民的环境态度越接近于生态中心主义，其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16]。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关于生态环境的常识、关于环境问题产生机制的知识以及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一般性的环境常识，关于环保措施的知识更利于激发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17]。还有学者指出，环境知识是影响环境关心的重要中介变量，在影响环境关心的诸因素中，环境知识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受教育程度[18]。环境行为控制感是指居民对自己的环保行为是否能带来效果的判断[19]。研究表明，居民越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善环境，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反之，如果居民觉得自己的行为对改善环境微不足道，则越不愿意采取环境友好行为[20]。

三是外部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污染驱动论”认为，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越严重，居民越倾向于关心环境，采取环境友好行为[21]。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居民的环境行为存在着区域差异。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更多地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因为东部地区虽然工业污染多，但治污力度也大，居民感知到的环境污染可能要少。中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污染物迅速增多，而治污力度还没有跟上，因此居民感知到的环境污染要多。另外，城市规模差异对居民环境行为也产生了影响。相对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因为大城市充斥着更多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垃圾污染等环境问题[22]。还有学者指出，农村居民的环境行为与农村的消费文化有显著相关关系。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的消费文化发生了显著变化，肉品消费、教育消费和住房消费成为农民消费的三大主力，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不断增多，而农村居民乱丢垃圾、疏于环境治理的习惯仍未改变，因此农村的生活污染日益严重[23]。

总体来看，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我们仍然缺乏对城乡居民环境行为的整体把握，缺少基于全国性样本的、具有良好时效性的数据描述和分析。其次，关于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数量已有一些，但解释机制局限性比较明显。如人口统计特征是我们了解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基础，但人口统计特征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环境行为的，而是通过某些机制间接作用于环境行为，研究者所用的解释机制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截然相反，因此人口统计特征只适合作为控制变量。再者，社会心理因素的解释力虽然较强，但部分社会心理因素的定义及其操作化方法尚未统一，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具有可比性。外部因素是影响居民环境行为的重要变量，但这些因素多数比较宏观，只有基于全国性样本才可能从整体上对其加以把握和测量。最后，以往的多数研究都将环境行为视作一个整体，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别环境行为的差异影响因素，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其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2013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3）的样本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其设计中包含了“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两类细分，通过量表及问题选项，对我国城乡居民狭义范畴的环境行为，即环境友好行为（下文中与“环境行为”这一简称通用）及相关因素进行了测查。这份数据资料有力地支撑了对我国城乡居民环境行为的总体描述统计，以此为基础，笔者从认知、心理及外部因素等方面入手来构建居民环境行为综合影响机制的分析模型。

二、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相关状况。

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目标全体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所有城市、农村家庭户，具有全国代表性。在剔除无效个案后，环境部分有效个案共有3919个。相关数据涉及城乡居民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居民的环境知识以及对中央及地方政府环保举措的认同与评价等多个方面。

（一）我国城乡居民私人领域及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基本表现。

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在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发生率相对较好，能“自备购物篮或购物袋”、将“塑料包装袋重复利用”方面，有50%左右的居民能够经常做到；在“垃圾分类投放”方面，只有16.4%的居民“经常”做到了垃圾分类投放，而表示“从不”或“偶尔为之”的人数比例共占83.6%；55%的居民表示会“偶尔与亲朋好友讨论环境问题”；关注环境媒介的行为习惯中，46.6%的居民回答是“偶尔”，20.7%的人能经常关注。

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方面，居民的参与率普遍不高，其中“偶尔参加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的比例相对最高，达到了27%，另有“经常”参与者占6% 略多；“偶尔为环保捐款”的居民比例有22.6%；“偶尔参加民间组织的环保活动”的人数比例是19.7%；还有13.3%的人曾“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另有10%多一点的居民参加过“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上诉”活动（参见表1）。

表1 我国城乡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状况（%）

（二）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

统计显示，在被问及“您认为最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把 “环境问题”列为首位的居民比例是4.1%；把环境问题放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居民占比分别是7.3% 和7.7%，三者之和近14% ，这意味着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总体不高。

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即居民更关心“直观”的环境问题，对非直观范畴的环境问题了解甚少。如图1所示，对于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环境问题，有40%左右的居民表示已经“较严重”或“很严重”，表示“不存在此问题”的居民仅占一成左右，可见这三类环境问题为居民关注的重点。但对于工业垃圾污染、荒漠化、野生动植物减少等不易直接观察到的环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表示“不存在此问题”。特别是对于荒漠化和野生动植物减少，高达 62.6%和55.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存在这些问题”。实际上有关数据已经显示，我国90%左右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和沙化问题，40%左右的湿地面临退化威胁，10.9%的高等植物和21.2%的脊椎动物受到威胁，部分濒危珍稀物种还未得到保护[24]。上述环境问题是不会通过直观感受到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媒体的宣传和相关环境知识的普及。目前相当比例的居民忽视这些环境问题，侧面反映出我国的环保宣传和教育环节存在着一些问题。

图1 居民对主要环境问题的感知程度

（三）居民的环境知识。

调查中通过一个含有10道题目的“环境知识量表”测查了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对于每一道题目，答对得1分，不答或错答得0分，满分为10分[25]。如图2所示，有超过40%的居民环境知识得分在6至8分之间，得分很高或很低的居民都较少。进一步计算可知，居民的平均得分为6.21（标准差2.53），最低得分为0分，最高得分为10分，可见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知识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居民之间的差异较大。

若细分不同项目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我们发现，得分率最高的是第2项（正答率高达88.6%）和第1项（正答率为86.1%），即“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和“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得分率最低的是第7项（正答率仅为33.3%）和第9项（正答率仅为22.1%），即“三级空气质量比一级空气质量好”和“V（5）类水质比I（1）类水质好”。可见居民对环境知识的掌握主要还在常识层面，对比较专业的、体系指标性的环境知识了解不多。

图2 居民环境知识的得分分布图

（四）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

如图3所示，在被问及“您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时，近44%的城乡居民持基本肯定态度，即认为中央环保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或“有一定成效”；27%的居民认为“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另有18%的居民认为“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11.1%的居民认为“片面注意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三者合计达到56.1%，可见超过半数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意。

相比之下，居民对地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更低一些。数据显示，对地方环保工作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占比39% 。有23.8%的居民认为地方政府“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23.8%的居民认为地方政府“环保投入不足”，另有13.4%的居民认为地方政府“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三者合计达到61%。

图3 我国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

三、城乡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一）研究假设

在以上四个主要方面的描述统计基础上，我们以公、私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作为因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来探讨影响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据第一部分的综合研究，我们将性别、年龄、城乡、东中西部差异、取对数后的家庭年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同时集中关注以下重要变量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提出三个假设：1. 居民的环境知识越多，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2. 居民所感知到的环境问题越严重，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3. 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越高，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二）变量测量及检验

回归分析的因变量是环境友好行为，其中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不需要团体协作即可以完成的行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则是带有组织性的、集体性的行为。这两类环境行为均用量表测量，每个量表包含五个题目。对于每一个题目，填答者回答“从不”得0分，回答“偶尔”得1分，回答“经常”得2分，得分越高者，表明越经常从事环境友好行为[26]。

自变量包括居民环境知识、环境污染感知程度、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环境知识：该变量是由一个包含十个题目的量表来测量的。对于每一个题目，填答者答对记1分，不答或错答记0分，得分越高者，环境知识越多[27]。环境污染感知程度：该变量是由一个包含12个题目的量表来测量的。每一个题目列举一个环境问题，填答者回答“不存在此问题”记0分，回答“很不严重”记1分，回答“较不严重”记2分，回答“一般”记3分，回答“较严重”记4分，回答“很严重”记5分，得分越高者，越觉得环境问题严重[28]。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该变量是由一个包含2个题目的量表来测量的，对于每一个题目，填答者回答“片面注意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记1分，回答“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记2分，回答“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记3分，回答“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记4分，回答“取得了很大成绩”记5分，得分越高者，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越高[29]。控制变量是年龄、性别、城乡、东中西部差异、取对数后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年限[30]。

信度检验。由于本分析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均是用量表来测量的，因此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量表的信度加以检验。所谓信度是指量表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一致性，常见的信度系数是克朗巴哈系数。通常来讲，该系数大于0.6即表示信度良好。经测验，本论文的五个量表克朗巴哈系数都在0.6以上，个别量表甚至在0.8以上，可见量表信度较好，可以将量表各项相加来计算被调查者在各个变量上的得分。

（三）模型分析

如表2所示，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地分析模型中，上述三个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即环境知识、环境污染感知程度及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都显著作用于居民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但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分析模型中，只有后两个假设被证实，也就是说，环境知识的多少并不能有效影响居民是否更多地参加公共领域环保活动，而受教育年限、环境污染感知程度、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对居民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就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参与公共领域环保事务的可能性越大；居民感受到的环境污染程度越大，越可能倾向于通过集体行动解决环境问题；同时，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居民积极参加公共性的环保活动，可见良好的环保工作能发挥正面影响作用，激励居民更多参加环保活动。

还需注意的是，通过比较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分析模型，我们发现：同样的因素对两类环境行为的作用力明显不同，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模型中，解释力最强的因素是受教育年限和环境知识；而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分析模型中，解释力最强的因素是分别是环境污染感知程度、受教育程度以及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环境知识的解释力十分微弱。由此可知，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主要促发因素是环境知识，而对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单纯的环境知识作用不大。只有强烈的危机感、有效的政府动员与行动，才利于促发居民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在控制变量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两个模型间的巨大差异。如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从事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但两性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没有差异。年龄、城乡、东中西部差异等背景变量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模型中作用力显著，但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另外，家庭年收入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模型中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模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进一步佐证了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产生需要较好的经济基础，家庭收入高者对公共环保事务的参与表现更好一些。

表3 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注：本表中的回归系数是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p值小于0.001。

四、研究总结

第一，我国城乡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整体水平不佳，其“利己”导向的环境行为有可能缺乏长期稳定性。上文已述，居民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总体上不足。但相对而言，居民在“自备购物篮”“对塑料包装袋重复利用”等关乎切身经济利益的行为方面积极性较高，在“为环境保护捐款”“自费养护树林”等方面参与明显更少，反映出其环境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趋利避害，这种“利己”导向的环境友好行为比较缺乏长期稳定性。一旦外部约束或利益诱因消失，其行为就会发生改变。

第二，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仍然缺乏足够关注，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不足，自身的环保责任意识更显薄弱。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腐败、贫富差距等极为严重，环境问题被相对后置；另一方面，环境议题仍未能占据足够的媒介话语，有关宣教效果有限；再者，长期以来我国的环保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其弊端之一就在于削弱了普通民众对自身环保责任的认识，缺乏参加公共环保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多地是依赖政府。

第三，环境知识是促发私人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重要因素。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方面，受教育年限和环境知识的解释力最强。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也意味着环境知识的增多，因此环境知识是影响居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多数是生活中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居民了解了有关的环境知识，掌握了具体的操作方法，知悉有关行为的意义和效果，就很容易生发相应的环境友好行为。但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所掌握的环境知识量还很不足。

第四，公共领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关键作用因素是社会动员与政府作为。有效的动员在引导居民参加公共环保活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上文的统计分析可知，环境危机的感知强度有力地影响了公共领域环境行为，而政府良好的环保工作（满意度高）更能激发居民参与公共性的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这其中的核心机制就是有效的社会动员。政府有责任为居民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居民参与公共环保事务，进一步搞好宣教和引导，不断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唯此，公共性环保活动才能蓬勃、有序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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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An Analysis of Data from 2013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ZHANG Ping, JIN Ying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3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we described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Chinese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we explored the comprehensive mechanism that influenced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e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as relatively low: most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ere motivated by practical benefits and many residents were lack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was the primary factor that influenced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private fields while effective mobiliz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were the crit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public field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social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邢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