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
作者： 宋丽娜  发布时间：2016-07-18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2016年第2期

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 ：

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

宋丽娜

摘要：以往人们对于家庭的认识多是从感情、伦理和道德等层面展开的，不过现实经验却越来越复杂。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农民的家庭生活新秩序正在被建构成型。本文从家庭分工、家庭关系和家庭意义三个层面来具体阐释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建构的实践机制。本文认为，代际分工构成了家庭分工重塑的核心内容，引起了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进而引发了家庭的意义变迁。这种家庭生活新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分工、功能分化和关系调适基础上的有机整合系统，其中伴随着道德的实用化与价值的个体化。这启示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家庭生活领域正在经历的各种“危机”，顺应并保障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

关键词：家庭生活新秩序；家庭分工；家庭关系；道德实用化；价值个体化

一、导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于中国人尤其如此，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农民的家庭生活秩序是农村社会秩序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一个根本的维度。

以往人们对于家庭的认识多是从感情、伦理和道德等层面展开的。古代的“三从四德”是对于婚姻内男女关系的规范，而“三纲五常”则由家庭关系的规范推演至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婚姻自主”可谓是对家庭关系的重构，不过，婚姻自主强调的也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因为感情、伦理和道德的因素形成了人们对于家庭的认知，因而，人们对于家庭的印象多数要从感情伦理的因素和家庭整体的因素来考虑。不过，随着打工经济的扩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对于家庭的印象有了变化，现在的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房子、车子、财产、权力关系、婆媳关系、当家权等，这些话题与伦理道德相关，不过却更加凸显了理性算计的因素。现实经验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重构对于家庭的认知。

学界对于这种转变的关注并不多，近几年来颇为有影响的要数阎云翔对于私人生活变革及个体道德兴起的研究[①]。阎云翔对“私人生活”的分析更多的是指向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是私人生活最重要的部分，私人生活的变革催生出“无公德的个人”。于是，阎云翔的关注点随即转移到道德变革中来，并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呈现出的一些道德困境与人们生活变革之间的关联。阎云翔所观察到的现象无疑是真实的，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无疑正在发生着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阎云翔的落脚点是个体道德的兴起，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我们在最近几年的社会调研中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农民家庭生活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不少人从不同层面注意到了这场变革的某些片段。如，杨华[②]发现熟人社会陌生化，农民学会摒弃人情而专注于日常算计；贺雪峰[③]认为农民正在经历理性化进程，社会大众对于道德滑坡的讨论，代际关系重构。农民更加核心家庭化，分家甚至父子分家都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农民的家庭由于打工的影响而半工半耕，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家庭生活的安排[④]。代际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始挣脱传统文化的羁绊，妇女地位提高，父母则操心不断。并且，人们还发现，农民家庭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日益减少，婆媳之间似乎更加亲密了[⑤]。以上的这些不同层面的变化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秩序的建构；相应地，道德的效度和评价系统也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

不过，尽管学界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家庭生活领域的各种新变化，可是对此的理论解释却不足。有人认为是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认为中国农民已经从传统以道德伦理为主导的家庭生活中摆脱出来，日渐形成了更加理性化和工具化的家庭关系[⑥]；还有人认为是现代家庭制度的确立，尤其是家庭核心化[⑦]的趋势意味着农民的家庭制度已经现代化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变革，即家庭生活领域成为了农民最主要的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的领地，家庭的意义是伴随着私人生活的兴起被建构[⑧]。

显然，以上的观点都能够解释农民家庭生活中的某些侧面，不过却各有不足之处。家庭是人类生活系统的最小单位，它培养并重构了人本身，也承担着人类社会再生产的重任。因此，保卫家庭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命题。本文尝试运用功能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本文认为，近年来家庭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正朝着功能互补、意义互构的方向演进，家庭生活秩序建立在新的家庭分工、家庭关系和家庭价值依托之上。而今的农村正在经历着家庭分工的转变、家庭关系的重构和家庭价值系统的再生，这个过程中，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初现雏形。

虽然家庭关系既包括纵向的代际关系也包括横向的夫妻关系，但在本文中，笔者将更多着墨于代际之间在家庭分工、家庭关系和家庭意义层面的变化，这是因为，农村夫妻之间的家庭分工因为打工经济的影响日益同构，夫妻关系更加亲密，家庭对于夫妻的意义也日益同化，因而，其变化逻辑较为明晰，论述较少；相比于夫妻关系，代际之间在家庭分工、家庭关系、家庭意义的层面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其中的社会机制需要仔细分析，因而着墨较多。

刘庄村位于河南省中部W县X镇，现有人口1227人，下辖刘庄、高庄、谢庄3个自然村，5个村民组，耕地1739亩，人均1.3亩。刘庄村2009年被定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是全国推动基层民主自治建设试点村。刘庄村距离X镇镇政府4公里，距离W县城5公里，交通方便，地理条件优越。杨楼村是刘庄村的邻村，现有人口1045人，6个村民组，1个自然村，270余户。笔者于2015年7月10日至7月26日，在刘庄村和杨楼村进行了为期16天的社会学调研。

二、家庭分工重塑

从家庭形式上看，如今农民的家庭形态出现了一些既有的概念很难解释的模糊现象，分家与否成为了其中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模糊的家庭形式背后，是其实质内涵的转变，家庭分工从原本的夫妻横向分工为主转变为纵向的代际分工为主，这种转变决定着家庭形式的相应变化。

（一）分家了还是没有分家？

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往往对于分家不分家的问题感到疑惑。说是分家，小两口打工回来依然吃住在父母家中；说是没分家，小两口的收入自己掌握，而父母的收入则往往负担整个家庭的日常开支。有人称这种家庭形式为“未分家式的分家”[⑨]，或者“新三代家庭结构”[⑩]。依照农民的习俗，往往将是否分灶吃饭作为分家与否的标志；而学者们将家庭理解为一个经济核算单位，认为这是区分分家与否的关键。通常两者并不冲突，分灶吃饭往往也意味着经济核算单位的分化，不过，打工经济和由此形成的农民家庭生活形态将问题复杂化，即有可能出现两个经济核算单位与“吃一锅饭”共存的情况，即在主干家庭的基础上，年轻一代的夫妇因为外出打工形成了他们自己独有的经济核算单位，可是生活形态和消费支出依然保持主干家庭的形式。如果说分灶吃饭是分家的形式，而经济核算单位的分离是实质，现今农民的家庭生活多是名实分离。

家庭生活的名实分离以打工经济的兴起为背景，以特殊的家庭分工和代际关系模式为实质内涵。家庭生活的名实分离，使得通过家庭生活的形态（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等）来认识农民的家庭成为了一个伪命题；我们需要将讨论问题的起点重新回归到其实质内涵——家庭分工和代际关系模式之上。

（二）家庭分工的变化

狭义的家庭分工主要包括生产分工和家务分工，而广义的家庭分工则加上收入构成与消费分配。以往的家庭分工主要是指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横向夫妻分工。男人养家糊口，女人养儿育女。不同辈份男人的技能世代相传，而不同辈份的女人共同生存于家庭生活的空间中。这种家庭分工主要是夫妻分工，代际之间主要是由于自然的身体衰减而形成的传承关系，而非分工。而今的家庭分工很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模式，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首先，生产分工可以用半工半耕来概括。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的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产分工：年轻的夫妇外出务工，而年老的父母在家种田带孩子。当然，这种通行的模式会随着具体情况而改变。比如，离县城较近的农村，年轻人就近打工或者经商，居住在家，而尚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也仍旧打些零工。再比如，笔者调查的某个地方，妇女都外出务工，男人则就近打工，农民的理由是家里种田需要重体力劳动，男人常年外出务工就不能照顾家。总之，农民家庭半工半耕模式成为必然，现今的农村能够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家庭并不多，而完全依靠农业劳动养家的情况也很不常见。

其次，生产分工也伴随着家务分工的适时调整，这主要来自于抚育子代的任务。抚育子代的任务本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不过如今的农村社会将这个任务分配给了祖父母辈，尤其是年老的妇女。年轻的妇女生育之后，通常会有一段时间待在农村老家，过后她们会再次外出务工，将年幼的孩子留给爷奶抚养。然而，就算是年轻的妇女不外出，她们也并不承担主要的养育职责，因为她们通常在孩子稍大的时候便就近找个合适的工作。笔者访谈过不少50-70岁之间的婆婆，几乎无一例外，她们都在看管自家的孙子孙女，并且开玩笑说，现在的年轻人生个孩子都是给爷爷奶奶生的，父母照管很少。小时候喂奶换尿片，长大了接送孩子上学；从几个月开始，孩子就与爷爷奶奶朝夕相处；一直到上中学甚至大学，都是爷奶负着主要的监管责任。这种全身心的隔代抚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也曾不少次反问那些老年妇女，你们年轻的时候婆婆不帮忙带孩子吗？答案是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带。她们年轻的时候往往兄弟较多，爷爷奶奶对好几个孙子孙女照管不过来，并且往往是年轻人白天劳动的时候帮忙照管，晚上回家休息的时候就将孩子送回父母身边。当孩子数量减少（1-2个孩子），并且子辈脱离了农业生产，家务劳动也基本上被老人承担。父母做家务带孩子，年轻人只管安心上班。这种家务分工将代际间的家庭责任重构。以往，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原本被建构为妇女的责任，而今，家务则成为了父辈的责任。

再次，农民家庭的收入构成和消费分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年轻人务工收入和老人务农收入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的收入往往是自己的，形成单独的经济核算单位；老人的种田收入和零工收入则往往要支付整个家庭日常运转的支出，甚至如果有老人条件好的话还要接济子辈。代际之间的消费也很不同，年轻人的消费倾向于发展性和享受型的消费，而老人则更加务实节约，以持家消费为本色。笔者在刘庄村访谈过10位4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都有买车的打算，车子成为了年轻人在村庄中获取面子最主要的表征；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对现有住房（自家宅基地建房）不满意，希望日后能够在城市中再买套房子。年轻人也更愿意花费成本来打扮自己，穿名牌服装，用时尚的电子产品。与此同时，老年人的消费则主要集中在家庭日常开支上，尤其是照顾孙子女所产生的消费。不论是收入构成还是消费分配，农村家庭都产生了代际间的分化。相对于原本农村家庭单一的收入来源和简单的消费支出来说，这种分化意味着不同领域的收入来源和不同层次的消费支出，当然，这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是并行不悖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和消费开支。

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生产、家务、收入、消费等）都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家庭内部形成了代际之间不同的分工与定位。从夫妻分工到代际分工，这是家庭分工重塑的重要表征，也是家庭生活新秩序建构的第一步。

三、家庭关系重构

随着社会流动和社会转型的加剧，家庭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和谐与对峙共存，亲密与疏离共在；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家庭关系变迁的社会机理。

（一）家庭关系变好还是变坏？

农民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矛盾之处。一方面，不少村干部认为现在的家庭关系变好了，以往频繁出现的婆媳不和、妯娌矛盾等家庭纠纷变少了；另一方面，农民觉得亲人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似乎也不像以往那么亲密了，代际之间无条件的伦理责任愈来愈弱化，而有条件的伦理责任却越来越明显。贺雪峰[11]认为家庭关系越来越“理性化”，而阎云翔[12]的研究却发现夫妻之间的私密化程度和亲密感越来越强烈，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交换型代际关系[13]，是一种“协商式民主”[14]。从家庭内部的子系统看，纵向的代际关系越来越弱化，愈来愈多的代际之间分开居住，甚至独子也分家；而横向夫妻关系却越来越亲密，特别是年轻的夫妻共同外出务工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关系的这些变化都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其中家庭关系是理性化了还是亲密化了？家庭关系是更加和谐了还是彼此疏离了？这是一个家庭本位的图景还是个体本位的趋势？

（二）家庭关系变迁的社会机理

家庭关系分为横向的夫妻关系与纵向的代际关系。以往代际关系的重要性大于夫妻关系，而今夫妻关系则愈来愈大于代际关系[15]。

在上文论述的家庭分工中，因为共同外出务工，夫妻之间在经济地位层面日益同构，这体现了男女平等的进一步的加强。夫妻关系也在这种分工体系中打破了传统夫为妻纲和妻依附于夫的伦理模式，夫妻之间的沟通、协商、感情、亲密感变得更为重要，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上升，甚至，代际关系要依附于夫妻关系来定位自身。

代际关系的变化可以从婆媳关系来窥见一二。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关系模式中，以往婆媳之间的关系是权力继替式；而今婆媳之间因为家庭分工的重新规划而形成了新的关系模式，体现为现在的婆婆更加会做“婆婆”了，媳妇也更加会做“媳妇”了，婆媳之间开始呈现出其乐融融的场景。农村的不少婆婆都说，媳妇自从进门，从来没有做饭做家务，生个孩子是为婆婆生的。一个婆婆说：“媳妇有什么不满意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她出门之前早早地把饭准备好，回来之后家里干干净净的。想吃什么说一声，立即买回来。我像以往讨好婆婆一样讨好儿媳妇，生怕她有不开心与我儿子闹矛盾过不好。”与此同时，媳妇也更加孝敬婆婆，不少婆婆向笔者谈到，儿媳妇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为老两口买些礼物，衣服、食物、保健品等。有年轻的媳妇告诉笔者，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做家务，自己才能安心工作挣钱，过年过节的时候为公公婆婆买些礼物是应该的，“老人高兴了，家才照看得有劲啊”。

婆媳之间原本被归为同一个生活空间——家庭，而今婆媳之间，婆婆专司照管家庭，媳妇忙于参与工作，这不同的功能定位将她们彼此之间的主要生活空间分隔，她们要相互配合才能实现自身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婆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尊重、相互协商成为了必然。

不过，以上的这种情况有赖于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婆婆身体尚好，能够承担起做家务带孩子的任务；第二，婆婆只有一个儿子，或者多个孙子女的年龄差距较大，婆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全身心帮忙带一个孙子，不能让照看多个孙子的任务分散了婆婆的精力；第三，媳妇对于婆家的生活习惯和带孩子方式能够较好适应。以上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都会使得婆媳之间的关系出现断层。笔者曾遇见一个因为以往生过一场大病而身体不方便的婆婆，不能帮忙带孙子。婆婆对此很是内疚，谈起此事便以泪洗面。她觉得帮忙带孙子就是自己的责任，如今责任没法完成，婆婆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而且，因为过于想念孙子，婆婆精神上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她的媳妇曾经过节时候给她买的衣服，婆婆都不愿意收下示人，因为她觉得自己没尽义务。笔者也曾遇见另外一位婆婆，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年离婚，留下一个孙女，一直是老两口照看这个孙女，现今已经10多岁，上初一了。二儿子前几年结婚，也生了一个孙女，老二两口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一直希望婆婆能够长期居住一起帮忙他们照看家和带孩子，可是婆婆却总是挂念大孙女而不得安心照看小孙女，对此婆婆与二儿媳妇之间多有意见，婆媳之间的关系因而变得紧张。还有另外一个婆婆，她感到自己极其委屈，孙子出生时候儿媳妇便要求请月嫂，拒绝婆婆的照顾。月嫂走了之后，婆媳之间因为生活方式和养育孩子的问题矛盾不断，婆婆用以往照顾儿子的土经验，而媳妇却认为不科学不卫生。婆媳关系因而变得紧张，婆婆觉得委屈，而媳妇更觉委屈。

总的来说，代际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讲求纲常伦理下的权威关系，代际（婆媳）之间的关系开始围绕家庭分工和功能互补进行。当代际之间能够达成家庭分工和功能互补的一致，并且客观条件成行的情况下，代际关系就和谐稳定；反之，代际关系会出现断裂。

家庭关系的重构以家庭分工的重塑为基础，它延续了家庭分工领域的代际分化与功能互补，这是家庭生活新秩序形成的第二步。

四、家庭的意义变迁

家庭分工的变化、家庭关系的变迁，使得家庭对于个体的意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是个体的归属？

农民的生产活动因为打工被带入了工业化，而消费生活和家庭生活则多维持了农村的特性，有人用“半城市化”[16]来描述农民工的两栖生活。不过我们认为，其对于农民根本的影响在于，家庭对于个体农民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工业化的生产活动讲求效率、程序和规范化，并且其结算方式是个体化的[17]，即打工经济开发了农民作为“个体”（尤其是女性）的经济价值。之前，农村女性要在带孩子和家务劳动中获得其对于家庭的价值，而现在她们更愿意与自己的丈夫一起为家庭作出经济上的贡献。因而，家庭的重心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以经济收入为主要标志，以往的农村家庭只有男主人一个重心，其余成员（妻子、老人、孩子）都处于从属地位，而今女性也愈来愈成为家庭的重心，造成了整个家庭的失衡状态，家庭的分工和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

问题在于，当家庭中只有男人一个重心的时候，男人只有是家庭中的一员才能维系其重心位置，女人只能依附于男性才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合法性，而老人和孩子也因为生理弱势而依附于“家庭”，因而这种结构共同建构出强烈的“家庭”观念，这时候的家庭是以整体面目出现的社会细胞；当家庭中的女人与男人共享家庭重心的时候，女人就不需要通过依附于男人而建构自身的合法性，而是通过经济收入建构自身的家庭生活合法性，老人和孩子愈加弱势而被彻底边缘化，这种状况下，家庭更多成为了女性心灵上的归属，而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观念也深受打击，尤其是老人对于家庭的离心倾向增强。

这个意义上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是个体的归属，确实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家庭意义的建构

前些年，最后一代传统婆婆[18]抱怨孝道衰落，她们声嘶力竭地控诉儿子媳妇的不孝。可是，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的控诉更多展现的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是对自身地位的不确认，而很少有真正的给父母缺吃短喝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相继离世。新一代婆婆是原本对婆婆反抗的儿媳妇，现今自己也成了婆婆。这代人受过婆婆的苦，就更懂得如何做婆婆。对50-70岁之间妇女的访谈，我们发现，她们控诉婆婆的理由多是婆婆不通情理，不帮忙自己带孩子，对其他儿子偏心等等。她们的控诉显然已经脱离了道德的制约，不再无理由的服从婆婆，而代之以实用的理由，即婆婆对于自己及自己小家庭的付出不够，自己当然有理由“不孝顺”。当她们再做婆婆的时候，她们便当牛做马讨好媳妇，按照她们的说法是，“我什么事都为他们考虑的一丝不苟，媳妇根本找不出我一点的毛病。”这其中变化彰显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道德的实用化。

道德的实用化指的是在讲道德的时候附带实用性的理由，或者说，实用的社会交换是主体，道德成为依附于主体的外衣。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实用的社会交换。儿媳妇孝敬老人的前提是婆婆对自己好，并且能有助于小家庭的发展；并且，这时候的孝敬的含义已不同于传统上对于孝敬的社会映像。孝顺是建立在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人格不平等，而今婆媳之间关系的缓和不是地位不平等的孝顺，而是建立在地位平等基础之上的功能协调和功能互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亲密感。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趋势是价值的个体化。老人的存在价值是被儿子媳妇需要，他们心甘情愿乐意付出，儿子媳妇的存在价值却要从家庭生活之外获得。曾有一位带孙子的老人这样告诉我，“我们老两口带孙子看家种田。”我问他儿子是否会支付给他一定的生活费用。老人挺生气，“还给生活费，我还得给他钱呢！”老人接着说，“我就一个儿子，不给他不是神经病吗？老人就是民政所，哪个孩子难就接济哪个。”与此同时，年轻人对于自身价值的定位却很少在家庭成员上。我们访谈过一个30岁的年轻人，夫妻俩在县郊的鸿福鞋厂工作，俩人工资加起来每月5000元左右。父母在家种田照顾家和带两个年幼的孙女。家庭条件一般，可是这个儿子如今却准备买车。我们发现，夫妻俩上班距离家3公里左右，平时上下班电动车足够。年轻人告诉我们，他前几年打工共存了4万元钱，说要买车后，父亲将手里的4万元全部给了他，而这些钱是父亲早年通过打零工存下的。他就准备拿这8万元钱买车。问他为何要买，利用率好像不高？他说买了车出去玩了方便，而且下雨上班也方便。最后他也同意说，买车的利用率并不高，而且买车要耗尽他们父子所有的积蓄。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要买车。我们问他为何不拿这个钱做本钱来做点生意，他说生意风险太大，万一赔了就一无所有了，而买车还能得了东西。他们对于自身未来没有太多规划，只是说看将来有工资个更高的工作就换，对于两个女儿似乎一点也不上心，只是说父母帮忙带，需要学习资料告诉他买回来就是。年轻人对于“车子”的热衷超越了孩子、家庭生活质量和未来的事业规划，车子承载了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部分。这种价值便是年轻的夫妻极其迷恋车子带给他们的面子、优越感和方便，显然这种价值是个体的，与其他家庭成员和家庭整体利益并不相关。

道德的实用化和价值的个体化意味着家庭对于个人来说不再“神圣”，而是理性交换和功能互补的结果，它也为家庭生活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合法性理由，这是家庭生活新秩序建构的第三步。

五、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

综上所述，农民的家庭正在经历着家庭分工、家庭关系和家庭意义的全方位重构，日益形成一种家庭生活的新秩序。这种家庭生活秩序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对于农民生活的建构。传统的农民家庭生活是一种伦理的建构，农民的生活安排围绕着道德和伦理文化进行，日常互助、关系建构与权力服从最终回应的是伦理秩序的问题。于是，传统农民的家庭生活有家庭分工，没有功能分化，更没有功能调适，也即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结”，结构比较僵化，比较压抑，但是秩序统一，道德有力。而今的家庭生活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分工、功能分化和关系调适基础上的有机整合系统，其中伴随着道德的实用化与价值的个体化，结构松散，具流动性和权益性，也即“有机团结”[19]。

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意味着我们必须重视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能够促使功能互补和功能协调的规则体系，进而将家庭重新建构成为家庭成员的生活港湾和价值归属。

家庭生活新秩序也意味着，我们并不能总是拿着道德和伦理的视野来讨论婚姻家庭问题，将家庭问题道德化很可能只会让家庭问题变得更加无解。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家庭问题的出现很可能只是家庭分工不合理而引发的功能失调，也可能是因为沟通不畅而引起的功能调适不足，更可能是个人的家庭贡献与家庭角色错位而产生的意义危机。

（责任编辑：狄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