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治理：基于杭州市实践图景的考察
作者： 姜利标  发布时间：2016-07-18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2016年第2期

学习型城市治理：基于杭州市实践图景的考察

姜利标

（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杭州市在城市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历经城市工业化治理和信息化治理实践形态之后，逐步过渡并形成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实践形态。它从学习目标、学习原则、学习主体责任以及学习内容四个方面塑造了新的治理框架和实践模式。这种城市治理理念在城市发展的推动主体、依赖方式以及推进逻辑三个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治理方式，从而能为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实践增添地方治理转型的参考性经验。

关键词：学习型城市治理；框架图景；发展节点；发展性实践；

如何谋划“更加美好、更加有序”的城市生活栖居之地，已日益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关注的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城市的变化和发展离不开生活主体的能动性实践，其中的主体既包括城市相关部门的管理者，也包括在这里劳作歇息的普通公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与此同时大会也强调各地方基层组织或单位可在自身基础之上科学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创建“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从而作为“城市发展质量指数、城镇化质量指数都比较高的杭州市”[①]，在发展过程中所积极探索的城市治理理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多元化的城市治理创新机制提供经验性参考。

一、发展节点：学习型城市治理的来临

城市发展和治理并不是要赋予它亘古不变的风格、形态或功能，也不是要让它随历史车轮而出现倒退、停滞甚至消亡的结果, 实际上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从而从“整体主义”的视角来看，变化和发展仍是当前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必然主题。杭州市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出现，可以说是它在自身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历经工业化实践形态、信息化实践形态之后的一种新的发展与治理实践形态。

（一）城市治理的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最早定位，它也是传统城市过渡到现代城市的必然结果。早期城市发展的目标或功能，大都是作为政治或军事的管治中心而出现，从而与现代城市的工业化目标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工业化的开端涉及到“运用大规模机器对无生命物质资源进行的开采和利用”[②]，而古典城市所承载的经济属性则主要限定在简单的手工业作坊状态之中，远远没有达到现代意义的城市发展“大规模机器运用的程度”；第二，即使城市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它更多地也是为当时政治或军事功能属性而服务，经济生产仅仅作为一种次属功能而存在。“新中国主权的独立”以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憧憬，使杭州市在发展过程中摆脱了过去城市治理受制于政治、经济的羁绊，从而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业化城市治理的目标。另外国家1979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也释放出杭州城市发展的潜能，并为研发技术、招商引资、规模产业经济等工业化实践创造了发展的机遇和平台。

当然，我们评价一个城市是否完成现代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可以从国际常用的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即结构性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其中结构性指标反映的是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如当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小于或等于20%同时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三产业的比重时，表明该国家或地区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小于或等于10%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表明该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入到后期阶段。而人均收入指标则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或状态等，它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具体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如表1）[③]。

表1：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状态的关系（按197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我们如果先用产业结构比重指标去衡量杭州市的工业化城市治理发展现状时，可以发现（如表2）[④]：1981年杭州市第一产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以内，而1993年杭州市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重已下降到9.9%的水平，到2009年它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已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也就是说从产业结构指标来看的话，杭州市的工业化治理目标自1981年就已经过渡到工业化城市的中期阶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8年底，并于2009年正式跨入工业化城市治理的后期阶段。另外，我们通过数据也可发现，杭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呈整体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全市的生产总值也逐渐转移到“以稳定的第二产业”与“增长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主的发展格局上。

表2：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产业结构占GDP的比重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钱钠里等学者提出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发展状态”的对应关系、采取更纯粹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来观测杭州市的工业化城市治理目标。由于衡量单位之间的不同，国内外学者通过方法计算得出：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1美元大概等于2元，从而这期间的数值我们可按照2的转化率进行换算[⑤]；1990年之后的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则大致维持在1美元等于7.39元[⑥]，这期间的数值可大致按照7.39进行转化。在经过相应的数值转化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图1  杭州市1980—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杭州市在1985年的时候，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026元换算成美元之后为513，与钱钠里等学者所确定的工业化中期状态接近；2005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01元换算之后大约为2246美元，符合钱钠里等学者确定的工业化后期发展标准。也就是说，通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杭州城市治理的工业化目标状况时，实际上表明杭州市自1985年左右就已跨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并于2006年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⑦]。自此，通过城市发展的工业化两大代表性的指标比对和考察，我们可以确定杭州市已经完成了城市治理的工业化目标。它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已经稳定在GDP的50%左右；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逐渐上升到48.5%并超过第二产业。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杭州市的发展需要转换自身的实践治理目标和理念。

（二）城市治理的信息化

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一个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在GDP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很少、只起基础性作用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迎来了“后工业化发展时代”。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60%多，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80%以上，而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却仅为2%到3%[⑧]。贝尔认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而导致了新技术精英涌现以及社会的重新分层[⑨]。但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治理方式、形态变迁等，贝尔却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预测。不过一些城市发展的规划者似乎捕捉到了信息革命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提倡打造现代城市的信息化时代。正如日本科学技术和经济研究团体于1967年给“信息化”下的定义，它是指 “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信息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并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一种社会变革历史进程。”不过，这种认识也只是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认识信息科技在城市发展与治理中的重要性，从而并没有描绘出未来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具体状态。学术界对“信息化城市”的关注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曼纽尔·卡斯特正式提出，它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支配地位的技术或信息设备，瓦解或重组了以往的城市空间和秩序，从而成为未来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实践形态[⑩]。

由于城市的信息化治理目标需要建立在工业化的积累转型以及科技的吸纳能力基础之上，从而这种过渡形态一般发生在城市治理工业化成熟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另外，当21世纪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且信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占支配性地位时，“信息化”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必然发展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要确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11]的新型城市发展之路，从而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未来治理目标指明了方向。其实，杭州市在20世纪末转向后工业化阶段前，也认识到城市发展和治理转型的急迫性，从而它在自身先前工业化治理的基础之上积极大力地推进以“信息港”、“新药港”为主的“1号工程”城市信息化建设，“构筑数字杭州，建设天堂硅谷”的城市发展战略和治理目标。在随后的城市治理实践中，杭州市紧紧围绕“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化管理”三大重点领域[12]，集技术、资源和人才优势于一体，完善了工业化阶段之后的信息化城市建设框架，并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产业的培育、信息技术的运用、信息化的立法等方面获得不少创新荣誉和称号。如国家信息化综合试点城市；国家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金卡工程、数字电视、企业基础信息交换、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及业务协同试点城市；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等。

（三）学习型城市治理的来临

当杭州市城市治理目标由工业化过渡到信息化之后，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发展与治理目标上的终结。实际上信息化建设在给城市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相应地给“以生活为主旨的人”带来人际关系与生活环境的生疏、隔离甚至异化。人们过去所习惯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逐渐被“人与技术、人与信息的媒介关系”所取代。一些承载技术、信息的媒介或平台，如数字电视、移动通讯设备、监控设施、虚拟警察等正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角，以往城市生活的人却不断地演变成为自己生活的被动者、边缘者甚至陌生者，甚至仿佛与这个曾经来过的栖居世界格格不入。

其实，杭州市在2002年着手构筑信息化城市时也认识到信息化建设可能给现代城市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从而在注重信息化治理的同时也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治理要求，并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意见》。2011年杭州市针对信息化城市建设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再次出台了政府1号文件，即《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自身在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也留意打造学习型城市的治理目标。这种学习型城市是指，“以城市发展为广大市民的奋斗目标，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中心，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形成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居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3]。

意见进一步指出，“到2015年，初步形成学习型城市雏形；到2020年，基本建设成学习意识普遍化、学习行为终身化、学习组织系统化、学习体系社会化的学习型城市治理目标，从而掀起了杭州市‘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新风尚”[14]。杭州市学习型城市治理目标的最终明确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早在2002年提出却直到2011年才正式得以实践。其中的原由就在于，学习型城市治理需要建立在城市工业化、信息化治理积累的基础之上。只有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真正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果实，才能真切体悟学习的压力和动力，才能积极投身到“人人共创”的城市治理氛围中来。

二、框架图景：学习型城市治理的构成

杭州市在以往城市发展的基础之上转向学习型城市治理目标的定位，可以说是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这种城市治理的重点就在于“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学习”。其中，“学习什么”主要涉及到的是城市治理的要求、规划以及学习内容等方面的规划；而“如何学习”则强调的是具体性的学习怎么落实或怎么操作。简单地说，杭州市的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形态由行动目标、行动原则、行动主体以及学习内容四个方面构成。

（一）学习型城市治理的行动目标

目标是个体或组织根据自我的实际所期望达到的状态，它能激励行动者朝预设的方向而行动。目标的制定既不能偏离现实太远，否则容易演化成乌托邦式的空想并最终化为行动的泡影；目标的制定也不能太局限于现实，否则缺乏行动实践的筹划性。因此，行动目标需要与行动者能够“控制的手段”以及“不能控制的条件”相一致[15]，从而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等过程中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正如上文所述，杭州市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科技、信息的运用，在依托现实发展的情境基础之上谋划出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即在2015年初步形成学习型城市治理的雏形，到2020年基本建设成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图景。

首先，学习型城市治理重在让这种学习意识深植于每位生活在这里的个体，从而形成“你学、我学、大家学”的集体性学习氛围。杭州市设定在2020年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共识，让学习成为市民的自觉意识、情感需要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其次，学习型城市治理并不是说让个体养成“今天学习明天就不学习、有时间学习没时间就不学习”的状态，而是要让“活到老且学到老”的理念与个体生命的延续保持一致，将学习的行为终身化；再次，学习型城市治理需要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系统化、社会化的学习服务体系。也就是说，在构建学习型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个体不仅需要养成学习的意识以及习惯，政府、社会各界也需要为多样化的个体提供不同的社会化学习服务，让个体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通过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进行学习；最后，在多元的学习主体介入情况下，学习型城市治理还需形成系统化的学习型组织，通过相应的组织媒介将这些学习服务提供给不同职业、不同岗位。

通过学习意识的普遍化、学习行为的终身化、学习服务的多元化、学习组织目标的系统化设定，杭州市在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终身学习体系。据初步调查，全市居民都不太拒绝自身能有随时接受学习的机会，从业人员的职前培训率已达到90%以上，每年有60%以上的从业人员接受更新知识、提高技能的继续教育，有60%以上的居民接受社会文化生活教育。

（二）学习型城市治理的行动原则

所谓行动原则，就是指个体或组织在行动过程中所秉持的观察、处理问题准则，它与外在制度控制因素或规范有区别。规范是行动者所遵从的社会标准，是一种集体性、历史性或制度性的遗产；而行动原则是为行动目标量身打造的准则，它随行动目标的实现而中止，从而不像规范那样具有强制性的社会影响力。外在制度控制因素在单位行动中被称为行动的条件，它主要针对行动的客观情境而言，而行动的原则是从行动的内部结构制定的主观性准则。杭州市打造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制约规范和客观情境时，从学习行动的目标出发，制定出相应的城市治理行动原则。

首先，在学习行动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城市居民的学习需求作为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出发点以及落脚点，为居民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并创建良好的学习条件，从而保障他们享受学习过程中的权益；其次，在学习行动中坚持干部作表率的“示范带头”原则，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为龙头，推进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学校、学习型企事业单位、学习型社区(村)、学习型家庭等组织建设，“以点带面”地培育学习型城市；再次，在“试点—推广原则”下，从实际情境出发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分类指导，提供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形成“学习社会化、社会学习化”的快乐学习氛围；最后，学习活动还坚持在学习个体自身兴趣的基础上秉持“实用性原则”，把学习来的知识转化成具体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学习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

（三）学习型城市治理的主体责任

虽然在行动目标的设定过程里，“全民参与”是学习型城市治理的主体，但什么样的主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还需具体界定。杭州市在打造未来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时，主动承担着学习型城市治理行动主体的引导者角色，并调配资源为多元化的主体提供服务；而杭州市居民在加入学习型城市治理的行动过程中，构成了学习型城市治理行动主体的响应者。但有时引导者、调配者以及响应者并非始终都能保持行动仪式链中的完整信息沟通，因此它还需要链接行动主体的中介者，去沟通行动主体的引导者与响应者（如图2）。

在杭州市的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中，学习型组织承担这样的职责。通过学习型党组织链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党组织成员，让他们投入到学习型城市治理中来，树立党员带头学习的表率作用。通过学习型机关让公职人员参与到各类学习活动中，并主动为学习响应者提供学习的项目、资源、内容等服务。而学习型学校则主要将那些分散性的学习行动主体进行集聚，在资源充分、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对学员进行集中式授学。学习型企事业单位则按照现代企事业管理的要求，以员工的业务知识或兴趣知识为主要内容，调动广大员工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大胆创新的学习积极性。在地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则根据社区发展的不同实际情况，创建学习型社区连接生活在这里的学习主体；最后的学习型组织就是家庭，它的目的就是从个体的初始学习环境出来，在亲情的氛围内带动家庭成员去学习。

杭州市依据行动主体所承担的不同学习责任，区分出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引导者、调配者和响应者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单位群体的趣缘、业缘、地缘和血缘关系，打造出相应的学习型城市治理的中介者角色。多元主体的清晰化表述，也为杭州市学习型城市治理预定了相应的目标，即2020年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学校达到100%，学习型机关达到95%以上，学习型社区(村)达到80%以上，学习型企事业单位和学习型家庭达到70%以上，从而基本形成多类型、广覆盖的学习型组织，并建成全民参与的主体行动网络体系。

（四）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学习内容

杭州市提倡学习型治理的内容大致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上，即传统性知识和现代性知识。传统性知识主要让行动者对中华文化进行了解，在具体现实生活中传承那些依然适用的文化精髓；而现代性知识则主要是提高行动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处事能力，使他们能够“自在、自如”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当然，“现代知识与传统知识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分[16]。因此，杭州市在领悟“现代—传统”之间的辩证法时，坚持以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为方向，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也注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赋予学习内容的多样化。

首先，学习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专业知识和业务知识以反映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为主，让行动者培养世界眼光，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他们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及时去了解工作领域的动态及趋势并提高创业和发展技能；其次，学习中华文化。强调行动者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细致入微地学习和体会伦理经典、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等文化典籍，弘扬忠、孝、仁、义、礼等中华传统美德。让行动者在学习中陶冶情操并提高自我的人格魅力；再次，学习地方性文化。通过对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等杭州地方性历史文化的学习，让生活在这片土地和来到这片土地的人自豪地将地方性知识演变为常识性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习型城市行动者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发他们对杭州的热情；最后，学习艺术知识。学习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爱好，学习书法、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戏曲、工美等知识，促进杭州市的“生活艺术化”以及“艺术的生活化”气息。

杭州市通过塑造学习型城市治理的行动目标、行动原则、行动主体责任以及学习内容四个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习型城市治理框架，从而有别于打造国际性学习型城市的上海和人文性学习型城市的北京等地方。它在学习型城市治理框架的塑造过程中，既注重调动广大市民的参与，也重视学习型组织的培育和引导；既注重趣缘、业缘在学习型城市治理中的运用，也重视搭建血缘和地缘的学习型城市治理桥接点，从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学习品牌，如拱墅区“运河边上的学习长廊”、江干区的新市民大讲坛、下城区的社区终身学习网建设等。

三、发展性实践：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形态

通过对杭州市学习型城市治理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学习型城市治理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形态并不是虚幻而生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相应的城市发展基础之上，即继城市治理的工业化、城市治理的信息化之后的实践治理形态；第二，这种城市治理的发展性实践，也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和未来生活反思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与以往城市治理目标的不同属性。对于这种城市治理实践形态的未来图景，我们可以从杭州市城市治理的发展性实践出发，从推动主体、依赖方式和推进逻辑三个层面来进行具体阐释（如表3）。

表3  杭州市城市治理实践形态比较

第一，城市治理的主体。早在工业化时期，如何确保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稳定以及区域生产总值的逐步增长，成为当时衡量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城市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财富积累成为当时发展的主要动力。换句话说，城市发展进步与否取决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成为这时期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主要推手，并决定着城市未来的发展走向。新中国成立之后甚至的很长一段时间，杭州市基本定位在现代城市工业化的治理目标努力状态之中，从而将具有资源优势的自身推到城市治理的前台，让他们成为搞活城市经济、实现城市工业化的主要推手。随着杭州市工业化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的发展空间和治理手段需要进行信息化转型时，过去作为决策层的地方政府虽然可以像往常那样决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但他们实际上很难在技术层面上形成对城市发展的权威性独断。政府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能力限制，使得他们迫切需要一些技术专家加入到城市治理的主体阵营中来，从而形成城市发展与治理主体的政府与专家联盟。诚然，当信息化城市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多而对人的需求越来越淡忘或冷漠时，发展的城市也只不过是一个“无人情味的外在环境”。正是建立在对以往城市治理的反思基础之上，杭州市试图让生活在这里的主体都参与到属于他们“温暖、理想”的城市建设行列之中，从而在以往城市治理主体的基础之上容纳进了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调动自身的能动性，打造属于自己的美好城市。

第二，城市治理的依赖方式。这里所论述的城市治理依赖方式不仅包含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基础，也涉及到城市发展与治理的资本类型。其实，杭州市在最初的城市治理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农村对城市、农业对工业”的长期支援基础之上。因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依赖方式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并逐步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发展的资本主要围绕的是客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层面。伴随着杭州市工业化程度不断深入和工业化阶段逐渐成熟，即以往的自然资源工业化属性开始蜕变为服务业工业化或信息工业化状态时，杭州市城市发展与治理所依赖的基础不再局限在传统的第二产业积累的生产总值之上，而是逐步过渡并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和第一产业为辅的发展方式，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依赖资本也由工业化形态的物质资源过渡到信息化形态的技术资源。随着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形态的出现，杭州市在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依赖基础上不仅需要稳定三大产业的结构产值分配，而且还需要兼顾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同时在营造学习氛围的过程中形成知识资源，使知识也成为后期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核心依赖基础。

第三，城市治理的推进逻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性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发展逻辑。这里涉及到的城市发展与治理逻辑主要是指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阶段性核心或理念，是城市发展实践所围绕的阶段性动力。从杭州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实践形态来看，前期工业化治理阶段的“生产”是这时期独特性的发展逻辑。这时期城市发展与治理的实践逻辑不仅围绕着工业化的经济生产，而且还围绕着城市空间的生产以及城市吸纳能力的生产等，试图通过生产带活经济，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工业化目标。在这之后的信息化城市治理实践逻辑里，虽然杭州市也围绕着生产而运转，但信息化治理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提供生活便利，也寄希望通过感官性刺激为以往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提供新的工业化转型方式，即在新奇性的生产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基础之上促进城市的治理转型。对于杭州市在反思基础之上所打造的学习型城市治理理念，它的实践逻辑或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核心就在于学习，即通过学习带动城市的发展，促进城市秩序的共治、城市发展的资本转化以及城市发展的成果共享等。

杭州市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的出现，是继城市治理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之后发展与完善的新型治理模式，也可以说是它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治理理念、地方治理结构以及地方治理过程”[17]的自我尝试。这种学习型城市治理的实践图景，在行动目标、行动原则、行动主体责任以及学习内容等方面明显不同于它前期治理的发展阶段。简单地说就是，在城市治理主体层面上，学习型城市治理使政府和社会大众形成了实践的联盟；在城市治理所依赖的方式上，学习型城市治理摆脱了以往经济发展的单一性，从而形成新的城市发展依赖基础或依赖资本，促进了发展方式的多样化；在城市治理的推进逻辑上，学习型城市实践由以往“依赖生产”到“生产与消费并重”并最终过渡到“以学习为动力的生产与消费”实践层面。这种注重多元主体、多样化发展方式的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理念，实际上就是强调在多方联动、资源整合的前提下，通过积累性的调整和及时性的反思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迁，化学习为动力去弥补自身存在的劣势，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跨越式发展。

结 语

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保持城市经济的增长、维护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城市社会治理的转型，成为未来城市发展实践必须直面的议题。杭州市在自身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通过城市的工业化治理、城市的信息化治理实践形态之后，逐步形成反思性的学习型城市治理实践理念。从而不论是在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依赖方式还是治理的推进逻辑上，它都已形成与自身城市治理传统截然不同的方式。总的来说，学习型城市治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这种治理实践需要城市前期经济社会成果的累积，是一种建立在自身城市发展基础之上的经验性反思产物；第二，学习型城市治理摆脱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单方依赖发展资源、单方依赖主体权利或义务的片面性，转而强调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个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即让每一位城市生活的人都参与到共同环境的营造氛围之中；第三，由于杭州市以往的城市治理方式都具有治理的不可持续性，最终结果要么导致治理的危机要么导致治理的中断，而学习型城市治理却时刻强调治理的持续性，时刻将城市发展的议题置放在稳定的主体实践行动关切之中。从而这种探索性的学习型城市治理理念某种程度上能为当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提供经验性支点，也能在未来城市治理策略中拥有相应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黄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