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为本的干预项目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设计
——基于上海市G机构的一项扶贫项目的试验性研究
摘要:G
关键词:资产建设;干预研究;社会工作
贫困问题是困扰全球的重要问题,为了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反贫困政策。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为核心,以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临时救助、社会帮扶为补充的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①]201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覆盖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九大方面。这一文件的出台也基本确立了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框架。然而,这种“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②]”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救助理念消极、救助方式落后、救助标准偏低、救助范围狭窄、救助内容单一、救助主体薄弱以及救助效率不高”等七个方面。[③]为应对这些不足,学者提出了我国应从“生存型救助”转向“发展型救助”。[④];[⑤] 此外,还应从“管理型救助”转向“服务型救助”和“政府救助”转向“多元化社会救助”。[⑥]而资产为本的干预(Asset-based Intervention)理念正是适应了这种发展型、服务型以及多元化社会救助转型的要求,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社会救助和扶贫发展的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中国大陆,资产为本的干预理念介入救助和扶贫领域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且现有的文献鲜有介绍如何将这种国外的理念发展为一项本土的服务实践项目。因此,本文通过简要介绍资产为本的干预理念是什么,在其他国家都有些什么实践案例,以及如何发展出一项基于上海市P区低保家庭的本土化的资产为本的服务项目,希望能对丰富这一领域的中文文献有所贡献。
一、资产为本的干预:概念及发展历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资产为本的干预理念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迈克尔·谢若登(Machael Sherraden)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倡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针对贫困和弱势人群的新型社会政策概念,该理念随后被应用到世界各地,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⑦]; [⑧]。
谢若登教授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将资产定义为“有形资产(tangible assets)”,例如存款、股票、房产或田地、以及有价值的首饰、家具和设备,以及其他家庭私有的自然资源和可获利的产权等。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经济资产(financial assets)外,资产还可包括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以及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等[⑨];[⑩]。谢若登教授(1991)提出了资产的拥有对家庭的影响有九大方面:提升家庭的稳定性、提高成员对未来的正向期望、发展多元的资本、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增加个人生活效率、增加社会影响(公民社会的参与者)、促进政治参与、以及提高下一代的福利等[11]。研究表明,资产对改善低收入家庭及其成员的经济[12]、教育[13]、健康[14]、心理[15]以及生活技能和就业机会[16]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资产为本的干预一般是通过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现金支付、提高就业能力和培养储蓄行为等服务,来增加这些家庭的经济资源,从而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福祉。资产为本的干预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概念,包括了资产建设干预(asset building intervention),技能训练和职场准备(job readiness)服务,及小额信贷和创业(entrepreneurship)项目等等[17];[18]。
资产为本的干预不仅注重强调促进个人的储蓄和资产累积行为,还注重对参与者的理财教育和其他方面软实力(例如生活技能、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方面的培养。有学者认为国外资产为本的实践经历了从“第一代资产发展(asset development)模型”向“第二代资产发展模型”的转变,进一步发展到适应中国本土具体社区情况的“清平乡资产发展模型”。[19]
金融资产 -月度储蓄 和配对储蓄 |
资产为本 的政策 与实践 |
人力资产 -技能培训和金融知识教育 |
图1:第一代资产发展模型 |
人力资产 |
文化资产 |
金融资产 |
社会资产 |
图3:清平乡社区资产发展模型 |
金融资产 |
社会资产 |
人力资产 |
资产建设项目重点 |
金融资产 -制度化储蓄 -配对储蓄 |
人力资产 -金融知识 培训 -职业生涯 规划 |
社会资产 -建立联结社会资本的组织或团体 -资源连接和资本建设辅导 |
图2:第二代资产发展模型 |
第一代资产发展模型主要是促进个人的金融资产(如通过个人定期储蓄和项目实施与储蓄相关的补助或奖励机制如发放匹配款等)和人力资产(如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和金融知识教育)的发展[20]。第二代资产发展模型在第一代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参与者社会资本的干预,即通过建立用于连结参与者社会资本的组织和小团体,帮助个人建立人际社会网络,增加社会关系和资源。此外,还对个人如何开展资源联系和进行社会资本建设提供咨询和辅导服务。例如香港的儿童发展基金,其主要元素就包括三大部分:目标储蓄(金融资产:个人每月存200元的两年储蓄机会,以及机构提供1:1的配对捐款)、个人发展规划(人力资产:如提供自我认识、个人发展及财务管理等培训活动)和师友配对(社会资产:每位参与儿童配有一名导师,协助儿童制度发展计划,并与儿童分享人生经验)[21]。
在将资产为本的理念引进到四川灾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丁惠芳博士及其团队在第二代资产发展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第四类资产概念,即文化资产,泛指物质文化遗产(如当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本地语言、生活方式、社会和传统知识等)。[22]将文化资产建设纳入灾后重建和社区发展过程中,对重现、保护和延续当地社区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详见图1-3[23])[24];[25]。由此可见,资产为本的干预应当随着具体的干预内容、干预实施的环境,以及对应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作出内容和结构方面的调整。这一点对我们之后发展出针对上海市P区低保家庭的资产为本的干预服务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纵观前面提到的三个不同的资产发展模型,金融资产是三个模型均包含的共同概念,这也是资产为本的干预基本要素之一。而发展金融资产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开设“个人发展账户”[26];[27]。它是以存款配额为主要资助形式的储蓄项目,面向贫困者,通过配额形式而非减免税收来提供资助,目的是帮助其发展金融资本,形成个人资产。它限定于特定的用途,例如被用于未来取向、长远计划、储蓄和投资、个人创新、个人选择和实现生活目标[28]。有的个人发展账户项目从人一出生便开始启动,有学者认为,一些个人发展账户的最好对象应当是青年人,鼓励他们参与账户的投资决定,开始计划未来的账户使用[29]。
谢若登教授认为,个人发展账户是十分具有创新意义的政策工具,个人发展账户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实践尝试。较为著名的有“美国梦”示范工程、英国的儿童信托基金、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及“台北市家庭发展账户”的脱贫方案、香港的儿童基金和内地苏州的“沧浪圆梦计划”等等。
(一)国外资产建设的实践项目及相关研究
在国际上,美国40多个州具有各种类型的个人发展账户政策,多数的个人发展账户政策都是小型的,且由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运作。尤其,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社会发展中心率先设计并实施的“美国梦”示范项目对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综观世界各地资产建设的实践,较为有影响力和具有典型特征的项目如下:
“美国梦”示范工程。美国梦是近年来众多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在配款率、配额上限、时间限制、以及每月储蓄目标等方面均有所限定。除了对参与条件有所限制外,对配款限额也有相应的规定,超过上述的限额将不再予以搭配。具体的储蓄项目包括住房、教育和创业几大方面。通过对“美国梦”示范项目的数据信息进行搜集的基础上,华盛顿大学研究中心对参与者的储蓄结果进行了分析,证明80%参与者有全职或兼职工作,增强了家庭净资产,更有能力应付各种风险[30], 21%接受了中等及以上教育[31]。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贫困者都提高了自己的经济预期、获得了相应的金融知识和社会参与力,并对子女未来有了很好的规划[32]。此外,基于2007年开始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实施的儿童发展账户项目(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s—SEED for Oklahoma Kids[SEED OK])[33]的实验设计(experimental design)研究,发现持有儿童发展账户的家庭的孩子相比未持有该账户的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账户持有率和储蓄率[34],更好的社会情感发展[35],以及更积极正向的教育期望[36]。
英国的儿童信托基金。是英国前工党执政期间实施的一项儿童福利储蓄计划,为所有在2002年9月至2011年1月期间出生的孩子提供一个儿童信托基金账户,政府为每位儿童在其出生和七岁时各提供250英镑(低收入家庭儿童可获双倍)的存款。此外,为鼓励储蓄,父母及家人对该账户的存款和投资收入可以参与免税。但是要求存款必须在儿童18岁才能支出使用,主要被用于孩子未来的教育、接受培训或初次购买房屋或建立自己的事业。这使得孩子能够利用这笔基金很好地与未来教育安排和生活规划相结合[37],有利于培养其上进心和未来取向[38]。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属于“个人发展账户”的典型代表,起初,虽然是资产社会政策在退休方面的尝试,尤其是新加坡当局专门成立负责管理公积金的中央公积金局,开启实施中央公积金制度。但目前该账户已由单一的退休保障拓展为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投资等多种功能。
以上实践的基本思路是:以政府配款作为贫困者储蓄的激励措施,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讲座或培训提升其理财技能,从而为贫困者及其家庭积累资产(包括金融性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而形成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效应。“美国梦”个人发展账户项目也已证明:若正确地鼓励和引导,穷人也可以储蓄,并且会将积累的资产运用于购买房屋、创业、接受高等教育等。通过对参与者的横向调查,证明以个人发展账户形式的资产拥有会产生积极的心理与行为结果[39]。
(二)华人地区的资产建设实践及跟踪研究
在华人地区,随着社会救助的转型,资产为本的理念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一些社会保障项目中也得到了运用和体现。
在台湾,2000年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实施的“台北市家庭发展账户”的脱贫方案,以100个贫困家庭为实施对象,在参与户保障定期储蓄的前提下,为其提供配额存款,但个人账户只能用于教育、购房、创业等特定目的,并要定期参加项目组为其提供的有关金融教育课程的培训学习。该方案同步设计了三年的跟踪评估计划,从参与人的存款型态、投资计划以及主观评估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该方案中,在对如何运用储蓄账户进行投资的调查,了解到对“高等教育”的选择,从最初的33%增长到44%以上,并一直维持这个比例。并且,研究结果显示用于“高等教育”和“小本创业”,是最有规划的资产积累投资计划。后来,台湾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变通,调整配款率,在“青苹果发展账户”项目中,为激励高中或大专生的升学动机,提出参与者若能考取政府认可的高等学历专业或技能的执照,匹配款可以提高0.5倍。这也是首个使匹配率具有灵活性的方案。
香港的儿童发展基金,是以目标储蓄和师友计划这样两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方法来缓解贫困。同时,该项目采用了42个月的纵向设计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参加者对教育成就的期望,以及参加者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均分别高于对照组的成员和家长。在项目执行中,95%以上的参加者设计的个人发展方案与教育、技能提升和职业培训相联系。另外,研究还证明,青少年设立长期人生目标和计划未来学业和职业的可能性有显著提高。参与项目与找到实现目标的可能方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且还与父母指导孩子对未来或职业的期望,也呈正面关系[40]。
在中国大陆,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圆梦计划”借鉴台北“家庭发展账户”的经验,针对区内城市低保和边缘群体开展资产建设理念介入的“圆梦计划”。该项目在前期准备阶段,对城市低保对象或边缘群体的需求进行了分类管理,涉及养老、教育、安居、创业和健康等领域。在服务介入阶段,针对性地开展就业辅导、技能培训、教育资助等服务,但“圆梦计划”并未引入个人发展账户的概念,自然没有统一限定的储蓄积累账户、存款限额与相应比例配款。资金补助,只是量力而行、因人而异。项目跟踪回访阶段,每月定期和不定期的回访,以评估计划的实施成效。
资产建设理论强调定期储蓄和资产累积的社会政策效应,强调个人生命历程的早期积累和管理资产对个人未来发展的影响。特别注重强调家庭资产在教育、健康以及经济方面的效用。通过梳理和回顾以往资产建设理论及国内外有关资产为本的干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大部分文献还停留在资产建设或资产为本的干预的经验介绍和总结层面,在消极的社会救助向积极的发展型救助转变的时期,研究者们对资产为本的理念和项目实践进行了探讨,但停留在宏观政策探讨层面的改革上,尤其是资产建设理论及其实践经验对我国反贫困政策的启示方面研究较多,真正的实证研究文章较少。相比之下,国外有关资产为本的实证研究多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索分析资产为本的干预是否对贫困家庭及其成员的经济、教育、健康及就业等方面产生积极显著的影响。而采取实验研究设计的项目(如SEED OK)能让项目效果更具有说服力,因为通过对随机分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结果的比较,能有效地平衡两组间的样本特征差异,从而有效保证项目的效果是来自干预服务,而非其他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或收入等)的差异导致项目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干预前和干预后有不同的效果。此外,目前我国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设计多采用横向的对比角度,例如研究仅局限在一个时间点对项目参与者的访谈,或仅从干预后的结果来“评估”干预的成效,缺乏纵向实验设计的结果比较。因此,发展出一项基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实验研究设计,以及通过收集干预前期和干预中后期的数据,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并以此来开展干预效果的评估的资产为本的干预研究示范项目,将为我国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样本。
三、青云腾飞计划---低保家庭资产建设干预项目在上海P区的探索
(一)项目背景
我国最先探索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始于1993年6月上海的实践, 1999年在全国普遍推行。据统计, 2000年底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覆盖400多万人, 2010年底覆盖人群为2311.1万人,覆盖家庭数为1137.7万户。[41]低保制度及其配套的救助政策,对遏制城市贫困规模的继续扩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虽能缓解贫困却无法从根本上脱贫。
截至2013年底,上海P区的低保家庭约3万户左右,低保制度虽然为这些家庭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效应:如福利依赖和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等现象[42]。因此,社会工作介入将重点放在贫困家庭的发展性需求上,着重激发他们改变现状的潜能和动力,提升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倡导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资产为本的救助实践正是企图通过以资产积累为导向的激励,帮助低保家庭提升在经济方面和自我效能方面的期望,从而为实现这些期望而采取行动和改变。
运用资产为本的干预理念,在P区试点街镇建立低保家庭青少年教育专项家庭发展帐户,通过匹配资金的激励,以及对参与家庭的家庭关系与亲职教育、理财规划与管理、青少年生涯规划和家庭生活管理等开展培训与指导,提升低保家庭脱贫能力与生活品质,探索资产建设视角下救助社会工作新模式。
(三)干预研究设计[43]
本干预项目研究最初设计时,采用的是实验设计的方法,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是解释性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解释因变量的变动(变量值的变化)和一个或多个自变量的关系[44]。本研究设计的是经典的实验性设计(也称前验-后验控制组设计),这种方法可对能产生潜在影响的中介变量进行有效控制。
招募与分组。我们计划100户家庭为干预组,接受资产为本的干预服务,100户接受G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日常介入服务为对照一组,再招募100户没有接受任何服务的城市低保家庭作为对照二组。然后再对这些招募来的300户家庭进行随机分组为3组,计划运用统计软件Stata随机抽取出100个家庭分配在干预组,100户在对照一组,剩下的100个则为对照二组。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研究团队在干预实施前,设计了一份包含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日常生活状况、家庭成员的教育及工作状况、对家庭未来的规划与期望情况,以及家庭社会支持情况等六大方面内容的问卷。一般完成该问卷需20分钟左右。由于干预对象涉及每个家庭的家长和孩子,因此问卷亦分为家长版和子女版两份独立问卷。
表1:青云腾飞干预项目研究设计表 | |||||||
分组 | 前测 | 中测 | 后测 | 追踪测量 | |||
随机分配 | 干预组 | O1 | 资产干预介入 | O2 | 资产干预介入 | O3 | O4 |
对照一组 | O1 | 社工常规服务 | O2 | 社工常规服务 | O3 | O4 | |
对照二组 | O1 | 无服务 | O2 | 无服务 | O3 | O4 | |
执行时间 | 2014.10 | 2015.5 | 2016.1 | 2016.9 |
本干预服务由G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项目总共计划在2年内实施完成,其中提供具体的资产为本的干预服务为一年,再加上干预研究(收集数据和分析资料等)时长为一年左右。本研究共计划收集四次数据(见表1):1)前测数据(O1),在干预真正实施前(时间约为2014年10月),对两组所有的成员进行数据收集。计划收集160对家长和孩子前测信息,因此问卷样本总量为320份;2)中期测量(O2),在干预项目开展半年后(时间约为2015年5月),在前测问卷基础上,增加部分项目相关问题,如储蓄情况、活动参与情况等,进行中期数据收集;3)后测数据(O3),即项目结束后(时间约为2016年1月),用中期测量问卷,后测数据收集;4)追踪数据(O4),在项目结束后约9个月左右(时间约为2016年9月),为了检验干预是否具有持续效果,我们计划收集第四轮数据。
(四)具体干预服务设计
在城市低保家庭教育中,普遍面临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低保家庭生活贫困,家庭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资源投入低;另一方面,低保家庭中的家长迫于生计压力,往往会忽略家庭教育,亦或父母教育水平偏低,无法对子女进行课业辅导。通过前期问卷调查过程中的访谈,笔者发现城市低保家庭教育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青少年本身学习成绩不理想,动力不足。青少年学习成绩较差,除了没有较为合理的学业规划外,还有家庭环境的影响。城市低保家庭“福利依赖”现象,导致的再就业动力缺乏,以及对生活的低期待和消极的人生态度,都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与心理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家庭教育资源不足,家庭教育投入较少。家庭教育资本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家庭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持低保家庭子女参与课外辅导班、兴趣班。另外,低保家庭父母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加之青少年课业负担及日益增长的难度,无力辅导孩子的功课。城市低保家庭父母在教育投入上缺乏时间和精力。
第三,亲子关系沟通互动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低保家庭父母忙于为生计奔波,少有时间陪伴子女,家长与孩子之间缺乏亲密关系的互动,彼此较少有心与心的沟通交流。在城市低保家庭中,有部分家庭是隔代抚养家庭,祖辈与孙辈之间存在代沟,观念不同易产生矛盾,缺乏理解与沟通。
2.具体干预服务内容
正如前面所述,资产为本的干预除了提升金融资产外,还提供人力和社会资产。由于本研究不涉及社区重建,因此没有强调文化资产在干预中的角色。我们认为,金融资产的增加,对于个人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的增强有促进作用。同样,人力资产的提升有助于社会资产的增加,而这两方面的提升均对金融资产的增加有正向作用,因此这三方面是互为影响,相互密切联系的。而“青云腾飞”项目也是考虑到这三类资产的相互作用,设计了三方面并重的干预服务。
金融资产:青少年教育专项家庭发展帐户。跟当地建设银行合作,为干预组家庭开设青少年教育专项家庭发展帐户。干预组家庭每月应存入该账户200元。同时,如果参与的家庭都参与项目设计的72小时的相关培训活动,可获得4:1的存款匹配款激励资金(即,每月存入200元,最多可获得来自项目方的50元匹配款)。
第一、社会资产:职业体验。鉴于城市低保家庭教育资源的匮乏,项目为其链接社会资源,为青少年提供职业体验的机会和场所,以期引导城市低保家庭青少年积极正向的自我认识及探索,推动对自身未来发展的规划并提升其自身的期望。提供干预组青少年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使这些青少年能习得技能并获得成功的体验。有学者已证明在学业活动中重复获得的成功体验,会增强学生的学业效能感[45]。相较于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贫困家庭的子女鲜有机会参加校内外的教育实践活动,所以很难从诸如兴趣班、辅导班的课外学业活动中获得成功体验。通过生动的职业体验的形式,能够使青少年真正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特征,需要具备的职业品质,以及发现自身是否符合或具备这些职业的特质。进而,青少年可以预设自己的职业期待,并思考如何向这个理想的方向努力。
第二、人力资产:成长训练营活动。青少年成长与发展计划,采用的是成长训练营的形式。通过让青少年自身去直接体验和探索,去挖掘自身的潜力,发现优缺点,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达到自我认识的目的。在团队协作的过程中,各抒己见、发挥各自所长,不仅能够全面展现自己,而且体会团队力量的支持,尤其是能够增强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另外,此次成长训练营以“梦想与未来”为主题,鼓励并激发低保家庭青少年对未来的畅想,以促进城市低保家庭的青少年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的困境,同时也能够憧憬并努力塑造美好的未来。
此外,还邀请银行方面的工作人员,对青少年及家长开展一系列理财规划及管理等金融知识方面的培训。
第三、多重资产:亲职(parenting)教育辅导。城市低保家庭教育需要社会各种资源的支持。家庭教育指导是社会和儿童教养机构,根据家庭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家长的困惑和家长自身的需要,向家长提供帮助的过程[46]。其中,亲职教育是针对家长开展的辅导,以使其了解自身的职责,为他们提供有关儿童青少年发展方面的知识及正确的教养态度,最终能够扮演称职的家长。因此,项目设计了不同主题的知识培训指导活动。在“如何帮助孩子成长”亲职教育工作坊中,专家特别提到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技巧,若家庭关系缺位会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及应对方式,从理论认知到行为展示,以使家长能够体会讲座内容在未来生活的可用之处。“我与我最爱的人”以及“亲子沟通技巧”的讲座,引用生活普遍存在的家庭实例,启发家长思考平时对待孩子的教育方式,可能并不符合该阶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还具体介绍了几种实际生活应用的沟通技巧。
四、结语
本文通过介绍资产为本的干预研究概念及其发展历史,同时对国内外资产为本的干预项目进行简单回顾和总结,发现目前我国在资产为本的干预研究领域缺乏一些具体的、基于实验设计的定量研究项目。为了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本文以上海G机构开展的青云腾飞计划---低保家庭资产建设干预项目在上海P区的探索为例,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研究设计过程和项目服务内容。例如通过开设青少年教育专项家庭发展帐户,培养对教育投资的理念和行为习惯;通过对参与家庭在家庭关系与亲职教育、理财规划及管理、青少年成长与生涯规划、家庭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与指导,启迪贫困家庭青少年的成才梦想,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期待帮助贫困家庭实现“资产惠享未来、知识成就希望”的美好愿景。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操作性问题,例如招募的困难性以及样本流失率高;还有严格执行随机分组可能会导致参与者比较分散,这样会增加服务提供的成本和效率,以及对服务对象的参与率有所影响。此外,经费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项目方要直接提供很大一笔匹配储蓄存款给服务对象,因此需要充足的项目经费支持,这对项目方的经费申请也是一个很大考验。总之,加强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认识和预测性,会有利于设计更加合理可行的研究计划。由于本研究是属于先验性研究,即资产为本的干预服务在上海的初步尝试,尚无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本文则希望通过该项目具体例子,为对资产为本的干预感兴趣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从研究设计和活动设计方面的参考。
(责任编辑:邓锁)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产建设视角下的低保家庭救助介入研究》(2013BSH006)成果。
作者简介:吴世友,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研究生;朱眉华,通讯作者,博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苑玮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②]谢勇才、丁建定:《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中国软科学》,2015(11)。
[③]谢勇才、丁建定:《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中国软科学》,2015(11)。
[④]周兰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理论月刊》,2015(2)。
[⑤]谢勇才、丁建定:《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中国软科学》,2015(11)。
[⑥]周兰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理论月刊》,2015(2)。
[⑦]Sherraden, M. W. Assets and the Poor. ME Sharpe,1991.
[⑧]邓锁、迈克尔·谢若登、邹莉等:《资产建设:亚洲的策略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⑨]Sherraden, M. W. Assets and the Poor. ME Sharpe,1991.
[⑩]Sherraden MW. Asset building and low-income families.The Urban Insitute, 2008.
[11]Sherraden, M. W. Assets and the Poor. ME Sharpe,1991.
[12]Shapiro, T. A., & Wolff, E. N. (Eds.). Assets for the Poor: The Benefits of Spreading Asset Ownership: The Benefits of Spreading Asset Ownership.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
[13]Ansong D, Wu S, Chowa GA. The role of child and parent savings in promoting expectations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hana: A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5(58):265-73.
[14]Ssewamala, F. M., Han, C. K., &Neilands, T. B. Asset ownership and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functioning among AIDS-orphaned adolescents: Findings from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in rural Ugand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9(2):191-198.
[15]Huang J, Wu S, Deng S. Relative income, relative assets, and happiness in urba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5:1-5.
[16]Hajdu, F., Ansell, N., Robson, E., Van Blerk, L., &Chipeta, L. 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for young people in southern africa: Exploring AIDS and other constraints.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1:177, 251-263.
[17]Chowa, G. A. N. The impacts of an asset-building interven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in sub-Saharan Africa. ProQuest,2008.
[18] Moser, C. O. (Ed.). Reducing global poverty: The case for asset accumul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
[19] Ting WF. Asset building and livelihood rebuilding in post-disaster Sichua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3(2):190-207.
[20]Sherraden, M. S., A. M. McBride, S. Hanson, and L. Johnson.“The Meaning of Saving in Low-Income Househol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20–22.
[22]Jokilehto, J. 2005.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ferences to Documents in History.”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Heritage and Society Working Group, Rome.http://cif.icomos.org/pdf_docs/Documents%20on%20line/Heritage%20definitions.pdf
[23]图1-3摘自:Ting WF. Asset building and livelihood rebuilding in post-disaster Sichua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3(2):190-207.
[24]Jokilehto, J. 2005.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ferences to Documents in History.”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Heritage and Society Working Group, Rome.http://cif.icomos.org/pdf_docs/Documents%20on%20line/Heritage%20definitions.pdf
[25]Ting WF. Asset building and livelihood rebuilding in post-disaster Sichua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3(2):190-207.
[26]邓锁、迈克尔·谢若登、邹莉等:《资产建设:亚洲的策略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27]梁勇、苏立利:《资产建设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社会科学论坛》2009(11)。
[28]王慧娟:《流动儿童教育资产个人账户:模式构想与设立意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9]童星:《以资产建设的思路拓展社会保障》,《山东经济》,2011(2)。
[30]耿启凤:《资产建设视角下社会救助模式探讨》,安徽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31]彭华民:《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246,250页.
[32]迈克尔·史乐山,邹莉:《个人发展账户——“美国梦”示范工程》,《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204页; 孙艳艳:《穷人如何攒钱——美国梦示范项目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社会工作》,2013(28)。
[33]详见:Testing Universal College Savings Accounts at Birth: Early Research from SEED for Oklahoma Kids http://csd.wustl.edu/Publications/Documents/RS14-08.pdf.
[34]桑德拉·贝福利等:《普适性的儿童发展账户: 美国 SEED OK 政策实验的早期研究经验》,《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6)。
[35]Huang, J., Kim, Y., Sherraden, M., & Clancy, M.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s on saving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CSD Working Paper 14-15). St. Louis, MO: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36]桑德拉·贝福利等:《普适性的儿童发展账户: 美国 SEED OK 政策实验的早期研究经验》,《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6)。
[37]郑徳香:《基于资产建设理论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分析——台北“家庭发展账户”和苏州沧浪区“圆梦计划”比较研究》,苏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38]耿启凤:《资产建设视角下社会救助模式探讨》,安徽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
[39]迈克尔·谢若登:《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资产建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40]邓锁、迈克尔·谢若登、邹莉等:《资产建设——亚洲的策略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8-185页。
[41]钟玉英:《当代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演进及反思》,《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6)。.
[42]礼娜:《浅析上海低保“福利依赖”现象——以上海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为例》上海交通大2010年博士论文。
[43]本文只介绍项目最初设计时的方案内容,具体实施跟设计有一定出入,详细将在以后项目评估文章中汇报。
[45]王平:《转型期城市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的比较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5页。
[46]曹慧:《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研究——以天津市为例》,南开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