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能力”基准结构研究: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的探索性分析
作者： 刘江  发布时间：2016-07-18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2016年第3期

城市“社区能力”基准结构研究

——基于国外实证研究的探索性分析

刘 江

摘要：在社会治理、社区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提升社区能力成为重要议题。虽然国外研究已经证实社区能力对社区公共议题（如健康、矫正等）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其定义和测量维度在研究者中间存在一定差异。为清楚地认识社区能力的定义和测量维度，本文通过严格的文献检索、筛选和分析，在社区场域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包含三个构面（社区基本要素、社区互动能力、社区动力）、六个维度（社区参与、社区感、横向与纵向互动、领导力、问题评估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的社区能力的基准结构。最后，本文从本土导向、构念的信度和效度及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意义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区能力；社会工作；基准结构

一、 引言

伴随我国社会制度改革，基层社区成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承担了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基层社区的实际运作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转变、市场发展等原因，城市社区主体、治理逻辑等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就社区主体而言，城市社区主体从单一的居委转向包括社区居民自治团体（如各类文化娱乐团体、业主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或NGO）、物业管理公司等多主体并存的局面。就治理逻辑而言，城市社区内部的治理体系由原来单一的、带有政府层级控制特征的管理逻辑，逐渐转向包含市场逻辑和自组织治理逻辑并存的多样化特征。[①]多样化的转变一方面增加了社区自我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为建设和发展增加了难度。基层社区应该具备何种内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区主体及社区治理逻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社会工作领域普遍认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有过程目标与任务目标。就过程目标而言，社区建设期望通过增能的方式提升社区能力，从而为社区的发展奠定基础；就任务目标而言，通常通过提升社区能力以有效应对社区相关议题（如社区健康、社区矫正、社区生活质量等）。社会工作专业在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中强调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提升社区的能力，以实现社区自我管理（或自我治理）。那么，何谓社区能力？社区能力的定义、维度、测量指标是什么？

社区能力最早始于1980年代，世界银行在其推动“社区发展援助计划”所拟定的十大原则中明确提出“改变并提升社区组织能力”是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明确提出推动社区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领导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来完成所订立的各项社区计划目标。[②]此时的社区能力涉及范围较窄，主要聚焦于组织层面的能力。近年来，随着社区实务的发展，国外研究者增加了对社区能力的认识，从概念界定、测量维度（指标）、测量方法等方面开展了诸多研究和讨论。[③]但是，社区能力在概念界定、测量维度（指标）、测量方法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由于多样化为社区能力的研究和实务工作带来诸多困扰，因此，社区能力作为一个统一、规范、明确的概念需要研究者不断努力。由于国内社会工作领域探讨社区能力这一概念的文献较少，本文将以国际相关研究成果作为认识社区能力的起点，结合社区场域理论形成社区能力基准结构以供探讨。

二、 研究方法

本文目的是通过对国外实证研究文献的分析建构社区能力的基准结构（nomological network）。[④]什么是基准结构呢？首先需要明确，社区能力是一个构念，是一个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作为构念，社区能力应该由多个经过严格检验的、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潜变量（或维度）构成。根据Cronbach和Meehl[⑤]的观点，构念的核心是建构效度，要保证社区能力具有建构效度，就应该形成基准结构以便于测量。一般而言，基准结构主要有以下特征：（1）至少有两个构念（或维度）组成；（2）构念（或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3）构念（或维度）可操作化、可测量；（4）与经验现象关联，可用于假设演绎或归纳推广。[⑥]根据基准结构的特征可知，在建构社区能力的基准结构时，需要充分考虑组成构念不同维度的具体测量内容、各维度之间相互联系。

如何保证本文的建构方案符合基准结构的标准呢？一般而言，最佳理想状态是通过实证研究，借用严格的定量分析策略来确定社区能力的基准结构。从具体研究路径看，实现这一理想状态的前提是对既往研究进行探索分析，形成探索性结构后再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而本研究则正是探索性分析。为保证建构方案符合基准结构的基本要求，本文借鉴国外常用的方法，在探讨时聚焦于具有一定效度的文献，并按照一定的理论指引对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具体研究过程如下：

（一）文献搜集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文献检索、筛选和分析工作（由于中文相关文献少，本文以英文文献为主）：

第一步，文献检索。本文使用EBSCO和JSTOR两个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的具体方法是:caption“community capacity” and abstract “community capacity”，或caption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and abstract“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或caption “community capacity” and abstract“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或caption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and abstract “community capacity”。通过检索，最终获得96篇相关文献。

第二步，文献筛选。根据前文提出的文献分析对象，在分析文献之前对96篇文献进行严格筛选。考虑社区能力构念基准结构的建构效度问题，本文以“是否为实证研究”作为筛选标准。在排除综述、思辨等类别的文献之后，有三类文章得以保留：第一类是以社区能力为主的、有效果的实务工作进行归纳的文章；第二类是以社区能力为核心议题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的文章；第三类是由专家和实务工作者以社区能力为专题讨论形成的文章。通过筛选，本文最终挑选出30篇文献进入分析。

（二）文献分析方法

本文在分析文献时将从社区能力的定义、社区能力的测量维度展开分析。由于社区能力从其创设之初就被指责缺乏理论指引，因此，本文根据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发展的特点，借用社区场域理论作为指导建构社区能力的基准结构，以保证社区能力的建构与中国城市社区结构特征相符。

三、 社区能力的定义与维度

（一）国外社区能力的定义

社区能力在西方社区研究领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长久以来，社区能力作为学术概念的使用没有进行严格统一的界定。[⑦]一般认为，社区在微观个体和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它能够减轻贫困、制度性不平等等结构性劣势对个体的负面影响。通常情况下，能力强的社区在提供技术、资源、社会支持和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具有优势。[⑧]能力不足的社区，其成员难以主动在邻里之间讨论社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会动用自身的资源协助解决社区困境。能力不足的社区难以就社区问题达成共识和采取应对措施。[⑨]那么，什么是社区能力呢？在分析以往定义的基础上，可以归纳成以下两类。

第一，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社区能力。持这类方法的研究者通常将社区视为独立分析单位，并认为社区能力是社区本身所拥有的能力。研究者通常关注社区能力的正向功能，指出社区能力是一种资产或优势，能够改善社区的生活品质；[⑩]社区能力是社区保护性因子，能缓和社区层次存在的社会问题[11]和应对社区公共健康问题[12]。从功能角度展开界定能够因强调社区能力在社区事务中的正向功能而快速得到认可，但这种方法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定义抽象，缺乏实际内容；二是可能会因强调积极功能而忽略社区能力的负向功能。

第二，从具体内容的角度来界定社区能力。在延续社区能力正向功能的基础上，这类界定将重点放在社区能力的内容上，以便为后期的研究和实务指明方向。此类界定又可以分成以下几类：其一，将社区能力视为某种资源，比如社区内的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及社会资本[13]；其二，将社区能力视为某种通过长期互动而形成的网络关系模式，包括社区内部和外部联系、社区内的政治权力关系等[14]；其三，将社区能力视为社区内个体成员的天赋、能力、技能等，并强调社区环境对个体天赋或才能的影响。[15]从内容的角度对社区能力进行的界定呈现多样化特征。内容的多样化虽然可以使研究者灵活使用社区能力，但是它可能会降低社区能力作为构念的稳定性。

结合前文的论述，本文认为作为构念的社区能力应该从两个方面展开界定：社区能力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区所拥有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是社区的某种资源、某种社会联系、成员能力等。社区能力是集体层次概念，不能降低到个体层次进行理解。在运用时要分析社区能力特定内容在社区事务中所产生的功能（如社区能力对社区健康、社区矫正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国外社区能力的维度

社区能力的维度因学者对社区的不同理解而略有差异。根据文献，社区能力的维度在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混乱的维度建构”和“有结构的维度建构”的特点。

第一，混乱的维度建构。这类建构大多源自研究者经验归纳，其特点是维度众多、层次不齐、内容分散。首先维度众多。主要表现为有六维度[16]、九维度[17]、十维度[18]。其次，层次不齐。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个建构中同时强调个体层次的能力，比如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技能，又强调集体层次的能力，如社区感、社区愿景、社区网络、社区认同感、社区凝聚力等。[19]其三，内容分散。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个建构中同时包含基本不具联系的能力维度，比如既强调社区网络、社区凝聚力等社区社会资本，又强调法律、教育等内容。[20]实际上，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没有明确社区能力的定义；其二是没有从构念的结构来进行维度建构。

第二，有结构的维度建构。从结构的角度进行社区能力维度建构符合构念建构的要求。研究者们希望通过某种结构将混乱的社区能力维度进行联合，以保证社区能力构念的有效性。具体而言，Hawe等人从最基础层面的能力（比如，经济管理能力、组织成员训练、信息技术等、社区内各组织或者各团队之间的网络（比如，伙伴关系、合作关系，以及其他对社区有益的网络）、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三个维度进行建构。[21]Chaskin从社区基础特征（含社区感、社区认同感、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取资源的能力）、社区组织的特征（含个体、组织和网络三个领域）、功能（含沟通、决策、监管等）、策略（含领导力、组织力、社区组织、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影响条件（含社区安全、社区信任、政治支持）、结果（含既有的社区能力已经达成的或期望中的结果）等六个维度进行建构。[22]上述结构依然比较混乱，同时包含了多种内涵不同的测量维度。虽然学者们想通过不同的维度建构一个结构上相对清晰的测量维度，但是，因为缺乏后设理论的指导从而导致各维度之间或因内容、或因层次的不同而难以符合构念的基本要求。另有学者从层次更高的角度来建构社区能力维度结构，这类学者使用二分类的方法作为指引展开建构，比如“内-外、阻力-推力”[23]、“价值介入-价值中立、同意导向-冲突导向、同质性-异质性、静态-动态、文化主位-文化客位等”[24]。二分类可能会因分类标准过于抽象而导致社区能力测量维度模糊或包含内容过于广泛。

根据前文有关社区能力定义和测量维度的分析可知，作为构念，形成中社区能力在测量维度上存在巨大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社区界定不统一导致社区能力的定义不同。根据前文的论述可知，有的研究者将社区界定为地域共同体展开研究，从而强调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如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社区凝聚力等；有的研究者将社区界定为一类组织（如学校、医院）展开研究，从而侧重于组织的能力；有的研究者将社区定义为因特定项目和特定目标而聚合起来一群人，从而侧重于个体所拥有的技术、才能、技能等。第二，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来建构社区能力的结构，进而导致建构方法差异较大、建构结果多样。

四、 社区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社区能力结构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在建构社区能力的基准结构时，首先将社区定位于具有地域特征的行政划分的社区，以保证其与中国城市社区结构相符；然后使用社区场域理论作为建构基准结构的指导理论。在行政划分的地域范围内具有多个主体共存的局面，主要包括居民个体、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房地产商）、非正式组织。[25]这些主体的复杂互动推动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这些主体构成了当前城市社区的邻里组织关系。这种新的邻里组织关系受到三个种权力的影响，一是国家力量的影响，二是房地产发展商等企业的影响，三是非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影响。[26]三种主体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治理逻辑。其中，以居委会代表的国家权力实际上体现了层级式的治理逻辑；房地产发展商等企业代表了市场治理逻辑；非正式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代表了一种自治理逻辑。不同的权力关系、不同的治理逻辑使社区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国家的权力难以依靠单独的行政制度来完成，它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居民参与和互动才能实现社区的良性运转。根据中国城市社区主体多元、管理（或治理）制度多元的现实情况，本文认为，社区场域理论是用于指导中国城市社区能力建构的最佳指导理论。

（一）基于社区场域理论的社区能力结构

社区场域理论将社会互动视为社区的本质。该理论认为，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群体和组织，为了解决地域性集体问题、追求地域性集体福利而发起的集体行动场域。该理论把社区看成是一个无明确边界的，且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社区场域的结构和参与社区场域的行动主体都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27]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场域从动态角度认识社区，社区行动成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Kaufman认为，当研究者将社区当作互动的场域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对象时，其研究的重点是社区场域内发生的社区行动和互动。[28]他强调社区场域内的行动者、团体、组织等通过互动而使社区行动得以实现。[29]由此可知，行动者、团体、组织等是构成社区场域的基本单元。

社区场域如何形成？Bridger和Luloff认为，社区场域得以形成的核心是“社区利益”，当社区利益通过连接与合作而得到确认时，社区场域就产生，这种社区利益能够确认和增强不同社会场域的社区共同感。[30]社区场域行动的目标是要在不同场域中的行动或行动者之间创造一种连结，以增强不同利益场域之间的共同性。[31]因此，主体间的互动和联系成为社区场域形成的前提条件。而社区的共同感则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要素。

Kilpatrick等人也从动态角度出发，认为社区得以形成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内容：1、内部和外部网络的平衡。纽带(Bonding network)是社区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有两种类型的外部联系：桥梁网络（Bridging networks）(这是一种与其他团体形成的一种水平的联系)；联结网络（Linking networks） 与其他层级的力量形成联系，或者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垂直关系。2、多样性中间人。他能够有效运作桥梁网络和联结网络。3、作为社区成员的自信与自尊，以及合作与解决冲突问题的能力。4、存在于社区中的规则，尤其是具有包容多样性的、互惠的规则。5、社区具有共享的愿景。[32]在Kaufuman的基础上，Kilpatrick等人将视角转移到不同主体间的网络对社区场域形成的重要性。此外，Kilpatrick等人强调了“多样性的中间人”在社区场域形成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多样性中间人”指社区内具有较多资源，能够推动社会网络和规范的形成。

与Kilpatrick等人的研究类似，罗家德等人从自组织的角度研究社区得以形成主要涵盖三个层次：关系层次、集体层次、背景层次。罗家德等人的研究强调社区能人（或领袖）在推动社区自组织形成中的作用。在社区拥有一定存量的社会资本的前提下，他们认为社区能人是社区自组织形成的动力。社区能人通过自身的资源，利用人情、关系等方式逐渐带动社区居民实现自治。[33]Kaufman和Wilkinson指出，如果从社区场域理论指导来认识社区领袖，那么，当一个角色在社区行动的过程中有助于成就某一任务、发展某一结构，或维持一个过程时，这个角色就是社区行动的领导。[34]换句话说，社区领袖是推动和维持社区行动的动力源。

总结上述与社区场域理论相关内容可知，如果从动态角度来认识社区，社区场域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必要条件：第一，社区基本要素；第二，主体间的互动与联系；第三，带动主体参与、推动社区运转的动力。本文以上述场域社区的特征为结构，将以往分散的社区能力的内容进行重新建构，以符合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多样化的特性，如表1所示。

表1 国外社区能力内容[35]

（二）国外社区能力指标体系

为体现出社区能力测量的指标体系的简洁性，在表1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社区场域理论的三个必要条件对复杂的社区能力测量内容进行归纳。根据表1的内容可知，在“社区基本要素”这一列中，“社区参与（或参与力）”和“社区感”是研究者普遍赞同的测量要素，因此，本文将这两个内容作为建构社区基本要素的主要内容。“社区主体间互动与联系”这一列主要讨论社区场域内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可归纳为横向与纵向的互动与联系。“社区动力”指能够推动社区场域运作的能力，表1所呈现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领导能力、社区问题评估和解决能力（如决策能力等）、资源动员能力。由于前文已经将社区能力界定为社区本身的能力，因此，外在于社区的“社区环境”将从本文的基准框架中删除（实际上，它可以作为影响社区能力的重要前置因素进行研究）。表2是本文归纳的国外社区能力测量指标体系。

表2 国外社区能力指标体系

五、 未来研究及意义

本文以国外社区能力实证研究文献为基础，借用社区场域理论形成了社区能力基准结构及测量指标（见表2）。由于此基准结构相关内容全部源自非本土情景，因此，需要对该结构进行本土修订。本文认为，在未来研究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社区能力基准结构的本土修订。

（一）本土导向的社区能力修订

虽然社区能力这一概念本身涉及社会结构、文化等社会独特性，在研究和使用时应当考虑情境差异，但是，如果一味强调社区能力的本土特性，又会导致社区能力本土经验与国际研究的比较带来困难。实际上，本土经验与国际经验并非二元对立。相反，只有在二者的互动中才能实现社区能力的国际经验与本土经验的融合。

本文认为可以借用“本土导向”的观念作为指引开发社区能力指标体系。顾东辉认为，本土导向是本土化和专业化的整合。首先，本土导向的逻辑基础是假设演绎法，由归纳和演绎构成。本土化假设人类问题有普遍性和相似性，外来经验在外在场镜是成功的。归纳国际经验，检验其多大程度上适应本土，并采用旋进思路形成适合本土的做法，可以有利于解决本土经验无法解决的问题。专业化则基于本土实务和外来实务的某些相近性，按照“专业”的框架提炼本土经验，并将其在本土和外在世界进行演绎，这是对本土经验普适性的检验。[38]根据本土导向的观点，本文建议社区能力基准结构的本土修订分两步完成：（1）结合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本土社区研究成果对基准结构各个维度及内容进行修订，以便在内容上符合本土特性；（2）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提高该基准结构及其指标的信度和效度。

（二）概念内容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作为还在形成中的构念,社区能力必须接受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以确定概念的维度和具体内容。为实现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本文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的方法检验本文归纳的社区能力基准结构，进而获得结构稳定的社区能力结构和具体内容。由于EFA和CFA为定量方法可能会限制研究者对本土经验的认识，因此，本文建议在实际研究中，可以先做定性归纳以探索在中国社区情景中有哪些要素可以加入基准结构，哪些要素可以从基准结构中删除。然后再结合EFA和CFA确定其固定的结构和测量内容。

（三）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意义

根据国外研究经验可知，由于社区能力具有正向功能，它在社区健康、社区矫正、社区教育等领域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和使用。它对我国社会治理、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社会治理的意义。在我国强调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承担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为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养老、教育、矫正、健康、地方管理、地方发展等功能。这要求基层社区不论是在人员配置、社区网络、资源动员、问题解决等多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更加精进。社区能力在此情景中的作用可以预见。原因在于：其一，它具有正向功能，能够回应社区中相关议题；其二，它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工具，也即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可以按照社区能力不同维度的方式展开培育，进而达到有效应对社区内各类议题的目的。

其次，对社区建设的意义。社区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是建设什么？这一问题在理论领域和实务领域均没有达成共识。社区能力这一构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社区建设的内容，甚至目标。原因是社区能力的主体是社区（而非个体），其各个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区的整体面貌，对于从整体视角进行社区建设提供了可行的蓝图。当然，其具体内容及所产生的效用还需进一步研究。

再次，对社会工作的意义。作为一门偏实务应用的学科，社会工作专业势必从实务中积累经验，并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进行归纳和演绎，以形成可供后续研究的重要理论。根据中国社区社会工作及相关实务经验可知，社区能力在中国情景中有成为指导社区相关研究的潜力。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不断将其与中国本土经验进行对照和修改，以确定其具体维度及测量指标。

（责任编辑：孙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