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欢腾与大型集群活动踩踏风险——以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为例
作者： 王伯承、田雄  发布时间：2016-07-18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2016年第3期

个集体欢腾与大型集群活动踩踏风险

——以上海外滩拥挤**件为例

王伯承*田 雄[①]

摘要：现代风险弥漫的社会如何整合，这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时代发问。在传统社会，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欢腾”的概念，意指在集体意识的凝合下，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然而，“集体欢腾”行动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逻辑路向却是：随着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成员自主性的提高，社会个体在脱离了传统社会形式庇护的情势下，集体欢腾被置于一种“悬浮”的状态，原有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集体欢腾进而演变为一触即发的社会风险。回顾上海外滩的**件，我们在反思制度缺失的同时，更应注意到个体化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而现代性语境中新型社会共同体的重建，或许能够实现风险处境中“失范”的个体重新纳入社会秩序的可能。

关键词：集体欢腾；社会秩序；个体化；风险社会；社会失序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每一次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都刺激着这个民族的神经。从“12·31上海**件”到“6·1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从刚刚过去不久的“8·12天津滨海新区特大爆炸事故”再到新近发生的“12·20深圳滑坡事故”，不一而足。人们在不断拷问中却依旧持续疑惑着：缘何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会不断地出现这种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事故或者公共安全事件。特别是2015年元旦前夕，地处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外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拥挤**件，造成了多人伤亡的严重后果。这不是严重**件的首例，也绝非最后一次，类似**件的公共安全事故在一定历史阶段里内还必将频繁出现。如今，**件整整一周年过去了，回顾反思过去，既是一种祭奠，也是我们对未来变化的某种期冀。

一、 大型集群活动**故案例回顾

**故是指在群集活动中，当有人意外跌倒或被挤倒后，行进人群因为惯性的缘故依然被迫继续移动，继而对跌倒的人产生挤压或踩踏，从而造成加剧的拥挤、跌倒人数的增加并引发新一轮踩踏的群体性伤害事件。总体来看，世界各个国家均发生过大型集群活动**故，而且**故大都集中在宗教活动、娱乐活动和节日庆典中。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故发生在1990年的麦加，1426名朝觐者被踩死。在印度，信仰印度教的教徒每逢宗教节日有举家到庙宇祭拜的习俗，几乎每年都有数起**件发生，其中事故的严重程度让人触目惊心。在1954年在印度北部城市安拉阿巴德举行的宗教集会上，约800人在踩踏中丧生。近年来，后果严重的**件还有2010年柬埔寨庆祝传统节日送水节期间，在首都金边的一座斜拉桥发**，约353人被踩死；2013年科特迪瓦经济中心城市阿比让的新年庆典上，数以千计观看烟花表演的民众离场时发**，致使61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在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宗教集群**故，但基于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大型活动人群高度密集，踩踏风险也有一触即发的潜在可能。例如1991年山西太原市的灯展中，人群在通过一座石桥时发**，造成106人死亡；2004年北京密云密虹公园元宵灯会**故，亦是在通过一座石桥时发**，造成37人死亡。其实，这种集群**故也并非仅仅发生在诸如印度、中国、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是概莫能外。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年度音乐盛事“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节上，在一条120米长的地下通道内人群发**，造成21人死亡，另有500余人受伤。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12·31”上海外滩**故。通过“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件联合调查组于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上海外滩拥挤**件调查报告》，整理分析后，首先可以对该**件发生的时空流变做一简单回顾。

2014年12月31日“跨年夜”当晚20时起，大量市民游客涌向上海外滩观景平台，人员进多出少，呈现人员逐步聚集态势。事后，根据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上海市公安局、地铁运营企业(即申通集团)等部门单位提供的数据综合分析，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的人员流量：20～21时约12万人，远远超过预期；22～23时翻倍到24万人，其中22时37分，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冲破以后，现场值勤民警竭力维持秩序，仍有大量市民游客逆行涌上观景平台；23时至事件发生时约31万人，特别是23时23～33分，上下人流不断对冲后在阶梯中间形成僵持，继而形成“浪涌”；23时35分，僵持人流向下的压力陡增，造成阶梯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发生。此次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其中死受伤者多为女性，学生居多。

根据“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件联合调查组的官方报告，对事发当晚外滩风景区特别是陈毅广场人员聚集的情况，认定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不当，是这起拥挤**件发生的主要原因[②]。具体来讲，例如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风险未作评估。大量市民游客认为外滩风景区仍会举办新年倒计时活动，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后，主办单位应当提前向社会充分告知活动信息。但是，直至12月30日，黄浦区旅游局才对外正式发布了新年倒计时活动信息，对“外滩”与“外滩源”的区别没有特别提醒和广泛宣传，信息公告不及时、不到位、不充分。2014年12月31日，上海政府网站的公告显示，上海外滩地区取消大规模新年倒计时活动，但仍有许多游客去外滩源看5D灯光秀，南京东路站深夜客流明显超过工作日早高峰。而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即事故所在地的黄浦区公安分局预防准备严重缺失，对监测人员流量变化情况未及时研判、预警，未发布提示信息，应对处置不当。所以官方组织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黄浦公安分局、黄浦区市政委、黄浦区旅游局、黄浦区外滩风景区管理办公室、上海市公安局等党政机关被认定为责任单位，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等11名党政领导干部被处理。

二、 秩序与风险：集体欢腾的传统及现代呈现

关于突发性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主流的观点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是一个社会管理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制度无位、制度缺位或制度错位是类似上海、天津、深圳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发生如此惨烈的事故的根本原因。然而，除了制度安排等制度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社会原因，这不禁让人反思。人类的共同生活与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永恒话题，涂尔干通过对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图腾信仰的考察，试图挖掘人类联系和社会秩序的远古根源，并提出了初民社会达至社会团结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欢腾行动的能量传递和感染使得集体活动和仪式最后发展成为符号秩序，将松散的个体凝合为整体，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由此产生。涂尔干对初民社会研究的理论中，对集体欢腾的价值及其创造力的推崇，使得他把产生集体欢腾的仪式看成是社会的至高形态，并认为一个社会走向集体欢腾的时刻就是它至善的时刻。[③]相比传统社会，面临随时可能发生的诸如核泄漏、生态恶化、战争冲突、恐怖袭击、突发**件以及经济危机等现代社会风险，在社会个体的整合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上，都表现出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的特征。而大型群集活动**件则是人类公共生活中的持久隐患。在现代社会生活场域中，地铁之内、路桥上下、通道内外的各种宗教活动、节日庆典、体育赛事、文娱演出等集体活动都隐藏着踩踏风险。

以往关于群集活动**故的学术研究基本定位在安全科学与灾害防治领域，从公共场所的性能优化设计、人群素质和群集密度、人群管理控制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进行具体归因[④]，认为踩踏成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⑤]。其中人群密度大、产生群集现象是群体性挤踏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恐慌心理的出现和扩散是造成大量死亡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公共场所硬件设施不合理是造成群体性挤踏事件的客观原因，管理方面的原因是公共活动应急准备不足，其根本原因是公众安全素质有待提高[⑥]。已有相关研究形态各异、不一而足，但都缺乏社会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考。本文从大型群集活动**故出发，反思这种“集体欢腾”行动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逻辑路向：随着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成员自主性的提高，社会个体在脱离了传统社会形式庇护的情势下，集体欢腾被置于一种“悬浮”[⑦]的状态。原有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集体欢腾进而演变为一触即发的社会风险。

（一）传统社会、集体欢腾与秩序

“集体欢腾”是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的涵义是用来表达传统社会中大型活动和仪式开展之际，人们之间的互动变得异常频繁与活跃，由此而产生出的欢呼雀跃场面。而实际的表征是在特定时期，分散的人们集中在特定地点进行集会，举办各种活动和仪式；伴随着这种仪式而来的是一种神秘化力量，引发了参与者的一种亢奋状态；这种状态导致参与活动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因而极大地偏离了日常生活的状态，使个体感到自己的行动受一种无形力量的牵引和潜在规则的支配，进而形成了社会秩序。涂尔干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致力于探究社会团结，亦即社会生活及其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他认为，因为被置于充满激情的仪式背景下和集体感情笼罩下，参与集会的人们彼此相互分享内心的激情，建立起集体经验和集体意识，进而强化了他们的信仰，并对它产生膜拜。涂尔干字里行间对集体意识的强调，仍能感受到他对现代社会“失范”的担忧。可以说，正是通过对阿兰达部落的这种“前现代”社会分析，涂尔干解释了团结的社会何以可能，也让我们看到了涂尔干的真正意图是揭示盛大集会中“集体欢腾”中产生的符号秩序：

“集中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格外强烈的兴奋剂。一旦他们来到一起，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电的激流就迅速使之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部的印象充分敞开，想表达的任何情感都可以不受阻拦。每个人都对他人作出回应，同时也被他人的回应所增强。最初的冲动就这样推进、加剧，犹如下落的雪崩一样在不断地增强。因为这种跃动的激情冲破了所有限制，从而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所以到处只见狂暴的举动、哭喊、嘶咧的嚎叫和各种刺耳的噪音，而这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他们所体现的精神状态。又因为集体情感要想通过集体表达出来，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以便在协调中合作进行，所以那些举动和叫喊就趋于变得有节奏、有规律，于是，舞蹈和歌唱就此产生了。但是它们采取了较为规则的形式，却仍不失其自然的狂暴，有规律的喧嚣。”[⑧]

在集体欢腾中，分散的个体被集体的情感能量所笼罩，唤起并激发强有力的集体意识，集体意识的规制最后发展成为初民社会的社会团结。虽然集体欢腾蕴含了巨大的能量，但行动中都“采取了有规则的形式”，是一种“自然的狂暴”和“有规律的喧嚣”；进而实现潜在的社会秩序。尽管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处于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但这两种文明却有着对接点，在社会替代性大潮下体现出社会的传承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都传达出，以仪式为中介的集体欢腾会产生符号秩序这一潜在的结果。[然而，所谓的“集体欢腾”的氤氲标志着尤具创造性与革命性的时期，能量的整体激发既会产生崇高的道德生活，亦会带来血腥的野蛮。近年来，大型集群活动**件屡屡发生，原本产生社会秩序的“集体欢腾”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集会活动，而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自发性的集群活动中。集体欢腾的强度越高，非理性的行为就越容易得到彰显，风险就越容易产生。

（二）现代社会、个体化与风险

“世界秩序崩溃之时，即是理当开始反思之时”。[1986年，随着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的《风险社会》一书中率先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变化、核污染、经济危机、恐怖袭击、霸权主义等社会灾难，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自反性现代化的发展昭示着我们已无可逆转地迎来了风险社会的时代。

涂尔干或许是意识到了个体主义与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诊断，因而特别强调社会较之于个体的优先性乃至神圣，并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11]话句话说，社会天然具有神圣性和优先性，并进而凝聚疏离的社会个体参与到社会之中。然而，风险社会时代的个体化论题并不等于个体主义，而是去传统化和由此而产生的风险的个体化和内在化。所以，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个体化虽早已有之，但是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则是高度现代性的结果，现代社会风险的影响总归要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那些原本支撑着西方民主国家的团体社会正在消解，许多可以依靠集体或团体来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抛给了个体。例如切尔诺贝利的核污染事件和日本的核泄漏事故表明，已经不可能由某个国家或组织来承担灾难和风险，“地球村”中的每一个社会个体成了风险的最大受害者和灾难的直接承担者。

作为风险社会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新型结构性关系，可以理解为“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一个过程。也即个体化过程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是指使个体慢慢从传统社会的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表征着传统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性别角色、家庭、邻里、阶级等范畴逐渐弱化；第二层是指个体更多地与各种外部环境紧密联系，并被嵌入到这些外部结构中，表征着现代社会新的控制和限制因素被强加给了个体，比如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所以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都被确立为命运，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听天由命地接受着神的安排和集体意识的束缚，个体在既有的社会团体中获得了整合。而在现代社会，当个体从传统社会模式中“脱嵌”之后，也就失去了寻求传统意义上的家庭、邻里和社区的保护，而被迫依赖于各种现代社会制度。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也就面临着自我选择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包括技术风险，譬如试管婴儿、整容手术，而且更多地是人们所依赖的各种现代激励措施、保障制度、预防体系等也带来了另一种被称为“制度化”的风险，譬如由于制度安排不当而导致的各种公共安全事故。因为制度建设是一个日臻完善的系统工程，所以制度缺失和不完善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常态。显而易见，在制度错位或制度缺位的状态下，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个体化进程无可逃避地陷入了社会涣散和社会失范。

三、 从自主到失序：悬浮的集体欢腾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大型群集活动踩踏风险，“集体欢腾”或许能够提供大型集群活动踩踏风险的另一种解释。一般来说，“集体欢腾”作为涂尔干对初民社会生活场景的再现，其说明的一种原始宗教的仪式场面，借以形成社会秩序进而达成社会团结的基础，正好说明以传统社会说明某种现代社会新样式的可能性。不论是身处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都存在着欢腾行动；人们都容易被自我崇拜而将神圣的东西依附于自身，将自身与神圣的东西相结合。然而，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集体欢腾达至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不复存在，个体化将集体欢腾置于“悬浮”的状态。也就是说，曾经作为社会秩序表征的“集体欢腾”，还在现代风险社会中转变为另外一种情景。

挣脱了传统共同体的道德束缚，个体化通过追求新奇、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生命表现的价值，具有独立主张、与众不同、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被认为是成功个体存在的标志。上海外滩跨年**故中，不得不提的是这支狂欢大军里的青年学子，在节日来临之际他们终于不用待在学校埋头苦读，而是迫不及待地走向上海最繁华的街头尽情挥洒青春的风姿与激情。很多人青年男女还要在这里完成他们人生的过渡礼仪——或许是规划好的一次告白，抑或是憧憬中的热烈拥吻，甚或直至在这个狂欢的时节里最终完成一次心灵与肉体的交合。青年人追逐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诱导下迷失自我，在国际化大都市与跨年仪式这种时空背景下追求个体存在感，获得自我满足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在危机的判断。如果恰逢此时遭遇到社会管理不善、安保措施不当，那么，“欢腾”的个体已然陷入巨大的风险和灾难之中。

固然，上海外滩拥挤**件的发生，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作为“守夜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对政府而言，面对大型集群活动，提早制定安全预案对于规避风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官方将这次**件归因于当地政府管理不力。然而，分析预判人流数量、警力的调度分配、人流的控制措施、公共设施的设计……所有这些精细化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措施，都有赖观念的更新、安全防范体系的构建——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日臻完善，有一个长期改进的过程。归根到底，究竟谁该为集体活动的民众安全负责？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组织方是无可辩驳的责任人，频发的**件固然反映了社会管理能力的不足，以及政府城市治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缺陷，然而每名参与者同样要为自身生命负责。正如鲍曼说的那样，“个体化”指的是人们身份的转型，即从“承受者”变为“责任者”，从被动地接受制度安排过渡到需要自己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12]然而，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对人类造成的风险和灾难开始游离、悬浮在人类意识能力之外，社会个体的风险感知能力急剧下降，社会个体的安全意识已被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威胁生命安全的灾难所吞噬。

吉登斯所理解的个体化进程与他提出的“生活政治”紧密相连，自主选择、自我实现是个体化的核心内容。[13]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消解了传统的标准型生活，社会个体脱离了传统社会里家族和家庭的呵护，但却没有找到新的庇护。个体化泛滥的时代，随着阶级、职业、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传统范畴的日趋弱化，集体意识整合作用也是日渐式微，社会失序便接踵而至。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个体化这枚“硬币”的正面代表的是自由与活力，而另外一个面相则是社会主体的迷失与彷徨。在现代社会集体欢腾的活动中，原有达至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弥散于无形，在制度性风险的烘托下，普通民众追求个体化的个性张扬以及缺乏集体意识规制的自主行为，突破了公共秩序与规范，社会开始走向失序。在上海外滩**件中，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们热血喷涌、盲目寻欢，涌动的人流在冲破了警察预先设置的警戒带以后……风险最终酿成了灾难。

四、 小结：风险社会下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哲学事实上的中心问题，指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不陷入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霍布斯本人的答案是，通过一个由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来支持的最强有力的统治者的专制和命令。之后，不同的学者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譬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帕森斯的“唯意志的行动论”等。相比传统社会，风险社会作为现代性高度发展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整合已显示出其独特性。我们深刻领悟到社会秩序已然不是集体意识下预成的产物；面对现代社会发展“成果”，即自反性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破坏，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秩序需要通过社会治理来达成。

社会秩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产生，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社会秩序也发生了改变。关于社会对个人整合，卢梭从社会个体出发，认为原子式的个人通过契约形成社会；帕森斯从社会整体出发，认为个体活动是“社会规范的内化模式”。而涂尔干关于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回答，却是循着如何建立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的逻辑论证。涂尔干指出，“集体意识”在社会秩序的形成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并提出了集体意识形成了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社会分工为现代社会“有机团结”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分工带来有机团结的同时也削弱了集体意识，促成个人意识的形成；个体化作为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伴随着社会个体从传统社会共同体的脱嵌，剥离了集体意识和道德秩序的庇佑，社会失序即刻如影随形。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有赖于治理所依靠的手段及其绩效[14]。所以，社会秩序问题作为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两条明晰的路径开始显露出来，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预成的，而风险社会时代的社会秩序是需要通过社会治理达成的。秩序是治理的结果，是通过治理所达成的状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巨大的社会关系变迁，其中个体化是最明显的一种变迁。社会关系的“个体化”表现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损害了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基础。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问题需要法律等强制性的制度权威，以此作为化解或者缓解个体化社会风险的途径。因为塑造社会秩序，是社会制度的属性。然而，制度建设不等于秩序形成。个体化进程已经使得自我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繁华外滩的跨年庆典，身处“集体欢腾”的社会个体追求的是灵魂的愉悦和身体的放纵，而狂欢最终演变为死亡的诅咒，悲剧的发生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欢乐是需要节制的。所以，面对上海**件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不能过于批评公共秩序而攻击国家和制度，因为社会公众自身也应予以反思。毕竟，在个体化社会，国家和制度只能是提供普遍的制度约束，也具有被动性；而社会个体，应该具有理性的判断能力，从而进行理性的行动选择。所以，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协调状态还需要共享价值、道德、习俗、信仰等，通过个人的自律、人与人之间亲亲和善的理念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奠定理性和道德的基础，它们同样构成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动力。为了获得这种集体意识和道德力量，现代性语境中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建，或许能够实现现代风险处境中“失范”的个体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可能。

(责任编辑:孙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