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圈地区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 童玉芬 盛亦男  发布时间：2016-11-03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首都圈地区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研究

童玉芬 盛亦男

摘要：文章构建了家庭幸福的测量框架，并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夫妻关系、家庭经济收入、人均居住面积、家人健康状况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影响着家庭幸福。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夫妻关系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作用最强，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作用更显著，家人健康对于收入最高和最低家庭的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更显著，因此政府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家庭幸福影响因素的强度由高到低分别为“婚姻和谐”，“家人健康”，“经济收入”，“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与“人身安全”。

关键词：家庭幸福；影响因素；首都圈地区

家庭的幸福是每个家庭追求的共同理想，也关乎每一名家庭成员的幸福。因此，探寻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切实有效的为家庭提供服务，有助于提升家庭的幸福感，更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福祉，使国家稳定发展。对于幸福的研究，已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了众多讨论。对国别国民幸福进行指标构建与测评很早就已经开始，如不丹的GNH（国民幸福总值），英国的MDP（国民发展指数），联合国的HDI（人类发展指数）等，用以替代GDP指标衡量社会发展。对中国幸福指数的构建也有一些研究[①]。一些研究关注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与影响因素分析，众多因素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如性别、就业、婚姻、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家庭层面的家庭结构与类型、家庭成员的权利关系等因素，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社会阶层等因素，客观经济层面的经济收入、住房等因素，以及宏观层面的城市规模、生态环境、政府管理。总体来说，首先，已有研究对于个体幸福的研究较多，但对家庭幸福的研究较少，其次，对家庭幸福界定的逻辑体系和分析方式各有不同，使研究关注的因素和结论不尽相同。第三，由于对家庭幸福测量的方式不同，个体幸福与家庭幸福的界限不清，即来源于个体对家庭幸福的评判可能易受到个人幸福的影响。

本文将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构建起家庭幸福研究的理论框架，将影响家庭幸福的因素进行模型分析。除了分析单个因素对于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之外，还将分析文明和谐、家庭致富、家人健康、安全保障等不同类别因素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强度以及不同类型家庭幸福影响因素的差异。

本文在首都圈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参照童玉芬、盛亦男的家庭幸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②]，调查问卷共涉及3类问题，包括被访者的个人情况，家庭的基本情况，以及家庭的问题和对幸福的需求情况。调查时间为2013年11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抽选调查地点，分别为河北省廊坊市与北京市。以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先从廊坊市11个区县中抽出4个调查点（固安县，广阳区，文安县，香河县），在每个区县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出1~2个居委会或村，然后再按照整群抽样的方式，由当地计生部门配合按照全员人口信息库抽样，并结合被访家庭的实际情况筛选调查家庭，每个居委会或村发放60~80份调查问卷。北京密云地区也按照类似的方式进行抽样（共抽取了两个镇街和三个乡）。在北京市的城八区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选调查地点，由访问员进行入户调查。问卷设计时根据家庭幸福“共同性”的假设，认为家庭成员对家庭整体幸福的感知具有共同的特征，因此按照随机的原则选取家庭的一名成员作为被访者进行调查，年龄为15岁-64岁居住在本地三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调查员以入户的方式进行一对一调查。在实际的调查活动中，要求其他家庭成员回避，被访者以背对背的方式接受调查，对问卷问题的回答不受其家人的影响，确保能够展示被访者的真实意思。本次调查的总样本量为1050人，其中廊坊市调查600人，北京市调查450人。经过数据筛选与清洗，最终获得有效数据990人。

一、理论框架

本研究认为，家庭幸福是家庭的不同层面都比较理想的达到满意的复合状态。那么，家庭幸福的衡量包括客观条件层次，主观满意层次，和家庭幸福感层次。三个层次层层递进，互相关联，将主观满意情况与客观条件进行了整合。在第一层次，家庭的客观条件代表家庭的客观方面，如经济、安全、社会保障等。在第二层次，任一家庭成员会对家庭的客观方面产生主观的感受，如经济满意度、安全满意度、保障满意度等。最终在第三层次，上述满意度影响着家庭幸福的感受情况。那么，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共同构成了家庭幸福感受的影响因素。那么，家庭成员会对家庭各个客观方面形成一定的主观感受，家庭成员的主观感受会最终影响对家庭幸福的认知。在这里，我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家庭中每个成员对家庭幸福的感受应该是大体一致的[③]。

结合调查中家庭成员对家庭幸福的理解情况和以往的相关研究结论，本研究选取了家庭经济条件、安全保障状况、家庭成员关系与家庭成员健康四个方面的客观条件。同时，对每一个客观条件均选取了若干测量指标。第一类反映了家庭经济方面的状况，包括2个指标，分别为家庭的总收入，家庭的住房情况，家庭的住房所有权；第二类反映了家庭安全保障的情况，选取了4个指标，分别为家庭的人身财产安全情况，15周岁以上家庭成员参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情况；第三类指标反映了家庭成员关系方面的状况，选取夫妻关系的客观情况[④]；第四类指标反映了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选取1个指标，为家庭成员是否需要长期照料（除年幼需照料外）（如表1所示）。这些测量指标涉及了家庭客观维度的各个方面。

表1家庭幸福客观层面的指标体系

二、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数据处理

假设家庭成员如表2所示，选取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并进行二分类处理，其中“0=家庭不幸福”，代表家庭幸福感受一般，比较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1=家庭幸福”，包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两种类型。夫妻关系是根据夫妻婚姻幸福的量表进行测量的，该量表依据OLSON婚姻质量问卷和婚姻主观感受量表（MPS）[⑤]设计的，共有8个小问题。测量量表的CronbachAlpha系数为0.6，在社会学调查中该信度可以接受，经因子分析得到KMO=0.816，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证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夫妻关系得分是根据上述量表进行计算，并折合为10分的分值。家庭的收入按照家庭的年收入进行衡量。其他变量进行了分类描述，这里不再展开。

表2 家庭幸福感与影响家庭幸福的因素数据分类

（二）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了卡方检验，说明回归模型能够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控制了被访者的个人因素，即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户籍类型，区域因素（即被访者家庭所在的城乡区域），以及被访者的家庭规模后，重点关注客观层面因素对家庭幸福程度的影响作用（见表3）。

表3  家庭幸福客观层面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注：*** P< 0.001，**P<0.01，* P< 0.05，+P<0.1；括号中为参照组。

模型一：N=805，LR chi2(18)=124.22，Prob>chi2=0，Pseudo R2=0.1923

模型二：N=615，LR chi2(21)=105.34，Prob>chi2=0，Pseudo R2=0.2148

在控制变量中，仅有受教育程度一项的回归结果显著。结果显示，高学历群体（大学专科及以上）家庭幸福感的幸福程度是低学历群体（不识字、小学）的4.7倍，亦即，高学历者的家庭幸福感程度较高。但是，中等学历群体的家庭幸福感程度尽管略高，但结果不显著。

1、夫妻关系显著影响家庭幸福

有关家庭成员关系的变量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与父母关系量表和与子女关系的量表，但是上述两个变量纳入模型后会有大量的数据删节。为了使已有模型能够更加显著的说明研究问题，在模型中只纳入了夫妻关系变量。所有的家庭，包括计划生育家庭，和谐的夫妻关系会提升家庭成员的家庭幸福感受。在模型一中，对于所有的家庭而言，夫妻关系得分每上升1单位，会使家庭幸福的概率是原来的2.34倍；计划生育家庭的家庭幸福概率的提升水平更高，夫妻关系得分每上升1单位，家庭幸福是原来的2.66倍。显然，夫妻关系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

2、经济收入是促进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与年收入10000以下的家庭相比，年收入在30000~50000元的家庭感受到幸福的概率提升为原来的2.59倍，计划生育家庭成员感受幸福的概率同样提升，是原来的2.358倍。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上的家庭幸福的概率提升为原来的2.337倍，相应的，计划生育家庭幸福的概率是原来的2.581倍。

3、居住情况显著地影响家庭幸福

对于家庭住房因素共选取了两个变量，即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和家庭住房的产权情况，但是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住房的产权对家庭幸福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每提高1单位，会使家庭感受幸福的概率提升为原来的1.014倍，略低于夫妻关系和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程度。计划生育家庭幸福的概率是原来的1.015倍。

4、社会保障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变量

在社会保障方面共选取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家庭幸福的影响显著，其中失业保险参保比的提高可能会使家庭幸福的概率降低，养老保险参保比的提高会使家庭幸福的概率提高。但是，与研究预期不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是否遭受过人身财产安全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家庭没有经历过人身财产的重大损失，而遭受过损失的家庭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

5、家人健康状况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

我们将长期照料界定为家庭成员中有人因疾病、残疾或年老而失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生活照料的情况。研究显示，是否有家人需要长期照料对家庭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模型结果显示，与没有家人需要长期照料的家庭相比，有家人需要长期照料的家庭感受幸福的概率会降低65%，计生家庭的家庭成员家庭幸福的概率会降低60%。

（三）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家庭幸福影响因素比较

对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影响幸福的因素可能具有差异。基于这一假设，本研究对影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

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影响其家庭幸福的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4）。从模型的拟合度来看，四个模型的Prob> chi2值均小于0.05，说明模型是显著的，另外，四个模型的Pseudo R2 均大于10%，说明模型自变量对家庭幸福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除了住房所有权、家庭保障类因素等在统计上不显著外，其他因素在不同收入组别的家庭幸福而言影响作用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5万以上收入的家庭幸福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收入水平的家庭其家庭幸福无显著影响。

1、低收入家庭的夫妻关系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强度更高

夫妻关系对任何收入水平上的家庭幸福都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夫妻关系得分每提高1单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家庭幸福的概率将分别提高2.88倍、1.125倍、1.634倍和1.576倍，说明夫妻关系对于家庭幸福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而言，随着家庭整体收入的提高，夫妻关系得分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2、居住面积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作用更显著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对年收入在3-5万的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对收入在3-5万的家庭来说，人均居住面积提高1平方米，家庭幸福的概率将提高4.6%。然而，对于其他收入组的家庭而言，人均居住面积在统计学上对家庭幸福的作用不显著。

3、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差别不大

在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三类保障性因素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的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其中，家庭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对于收入水平在1-3万的家庭的幸福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参保比例提高1%，家庭幸福的概率将提高3.4%。

4、家人健康对于收入最高和最低家庭的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更显著

是否有家人需要照料这一因素对收入水平在1万以下和5万及以上家庭的家庭幸福具有显著影响，有家人需要照料的家庭与没有家人需要照料的家庭相比，1万以下收入家庭和5万以上收入家庭幸福的概率不到无家人照料的7.8%和17.1%。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家人不健康或需要长期照料时，会更为显著的增加家庭的负担和成本。尤其是对于重大或慢性疾病、伤残等情况，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和照料成本较高，将成为低收入家庭的负担。高收入家庭也十分重视家人的健康。但是健康对高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的影响程度相对低于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

表4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幸福客观层面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三、家庭幸福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

总的来看，夫妻关系、家庭的经济收入、人均居住面积、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均会对家庭幸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哪一方面是影响我国家庭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将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综合为若干个公共因子，分析每个公共因子对家庭幸福的贡献作用。

对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指标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不同指标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却无法得知各个指标的共性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达到分析不同类别的客观指标与家庭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目的。因子分析方法可以提炼出反映多个指标共性的多维变量共性的公共因子，利用公共因子与因变量的关系，分析不同类别的客观指标与家庭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寻求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基本结构，简化原始观测变量信息的目的。

进入分析的指标共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关系类指标，进入了“夫妻思想情感沟通顺畅”，“与配偶的关系满意吗”，以及“与子女的关系满意吗”。第二类为经济类指标，选取了“全年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住房的产权”以及“您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哪种水平”四个指标。第三类为安全类指标，“近年来您家遭受过偷盗、抢劫、勒索等犯罪行为吗”，“您是否担心上述情况（偷盗、抢劫、勒索）发生在您家里”，“家庭失业保险参保比”，“家庭医疗保险参保比”以及“家庭养老保险参保比”。第四类为健康类指标，即“您家有需要长期照料家人吗（年老、残疾、疾病）”以及“您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满意吗”两个指标。

在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获得指标，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方法判定了6个公共因子（Factor1，Factor2，Factor3，Factor4，Factor5， Factor6），能够解释原始数据全部累积方差的63.09%（见表5）。

表5公共因子的解释程度

注：chi2(91) = 1382.92 Prob>chi2 = 0.0000

最后，按照方差极大化的旋转方法获得家庭幸福指标的因子载荷，并将小于0.5的因子载荷省略，如表41所示。根据因子载荷矩阵，我们对各个因子进行解释命名。显然，Factor1在“家庭医疗保险参保比”和“家庭养老保险参保比”上载荷较高，将其定义为“社会保障”因子，Factor2在“夫妻思想情感沟通顺畅”，“与配偶关系满意”两个变量上载荷较高，我们将其定义为“婚姻和谐”因子；Factor3在“人均居住面积”，“家庭事业保险参保比”两个变量上载荷较高，定义为“住房就业”因子；Fator4在“去年全年家庭总收入”和“您家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处于哪种水平”上载荷较高，称之为“经济收入”因子；Factor5在“您家有需要长期照料家人”和“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满意”上载荷较高，定义为“家人健康”因子；Factor6“近年来您家遭受过偷盗、抢劫、勒索等犯罪行为吗”和“您是否担心犯罪行为发生在您家里”上载荷较高，称其为“人身安全”型家庭幸福。

至此，我们将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家庭幸福的主客观指标整合为六个影响因子，分别为“社会保障”，“婚姻和谐”，“住房就业”，“经济收入”，“家人健康”以及“人身安全”。进一步，我们可以获得六个公共因子的得分（见表6和7）。

表6家庭幸福指标的因子载荷

表7公共因子得分

通过对六个因子的得分与家庭幸福进行回归，可以对不同公共因子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进行排序。我们选取因变量为家庭幸福，是二分类变量；自变量为六个公共因子的因子得分。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回归结果显著（R²=0.1658）。对六个因子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人身安全”因子对家庭幸福的系数不显著外（P=0.155），其他五个因子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系数均十分显著。标准化系数Beta是根据标准差和系数计算得出的，其结果代表公共因子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根据标准化系数结果，六组公因子中影响作用由高到低分别为“婚姻和谐”，“家人健康”，“经济收入”，“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与“人身安全”（见表8）。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认为对自己的家庭影响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分别为家人健康、家庭收入与老有所养。尽管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影响家庭幸福最为重要的因素为“婚姻和谐”，但是这一选择在被访者对家庭幸福最重要方面的理解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婚姻关系与家庭幸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潜在关系，即我们调查到的婚姻存续的家庭，一般夫妻关系都比较好。一旦夫妻关系恶化后，可能会引发家庭解体，这部分家庭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另外，引发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含蓄的性格，被访者可能不愿意在问卷调查中回答婚姻和谐是影响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从被访者家庭的角度来看，婚姻关系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的重要性最为重要，但是大多数家庭的婚姻关系比较好，对于“您与配偶的关系满意吗”问题，回答“满意”、“很满意”的家庭比例达到92.32%，这说明，绝大多数家庭的夫妻关系比较融洽。因此，相对于良好的婚姻关系，家庭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看重健康、经济、保障等因素。

反观其他因素，如“家人健康”，“经济收入”等公共因子，正与被访者对家庭幸福的理解相互印证。

表8家庭幸福公共因子影响程度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注：N=798，F(6，791)=26.20，R-squared=0.1658，Adj R-squared=0.1595

五、结论

本文构建了家庭幸福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从客观条件层次、主观满意层次和家庭幸福感层次角度对家庭幸福进行逐层递进的衡量，整合家庭的主观满意度与客观条件，个体认识与家庭整体层面幸福感受。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家庭的夫妻关系客观情况、经济收入、居住情况、家人健康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收入家庭幸福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同一经济收入水平的家庭幸福影响因素具有相似性。夫妻关系对低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影响作用较强，而居住面积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更显著，家人健康对于收入最高和最低家庭的影响更显著。但是，社会保障因素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差别不大。可见，影响不同家庭幸福因素不同，但影响同一类家庭幸福的因素十分相似，因此，在提升家庭幸福的政策支持方面，应关注政策的细化，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政策需求设计并完善政策体系。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强度进行分析，发现对家庭幸福影响作用由高至低分别为“婚姻和谐”，“家人健康”，“经济收入”，“住房就业”，“社会保障”与“人身安全”，这可以为家庭的政策支持提供方向。通过构建社会政策，使“婚姻和谐”或“家人健康”因子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家庭的幸福水平。

总之，构建提升家庭幸福水平的社会政策，既要关注全体家庭，也要针对不同家庭的需求，充分体现关注全体人口，贯穿家庭生命全过程，立足家庭单元的基本原则，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推动解决家庭在生产、生活、生育、养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建共享共荣，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家庭的幸福。政府应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倡导宣传和教育以及健全法律法规等，从宏观上全方位促进家庭的经济、健康、和谐与安全等客观条件，最终提升绝大多数家庭的幸福感。

本文可能在一些方面具有局限性。首先，调查对象为15~64岁的常住人口家庭的家庭成员，没有覆盖到留守家庭、流动家庭、空巢家庭等特殊家庭。因此获得的一些结论可能因调查对象的界定而具有选择性。例如，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面临的户口问题、家人社会地位低等问题并不突出，然而对于流动家庭而言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这类问题。其次，调查区域是北京与廊坊两地，研究结论代表京津冀地区家庭幸福的情况，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家庭幸福情况可能不具备代表性。第三，问卷设计是基于本研究对家庭幸福界定而展开的，在不同的家庭幸福界定的研究框架下，所获得的结论可能有差异。对于上述问题，本研究将在今后展开持续性研究，特别是针对流动人口、留守人口、空巢家庭等展开调查，对家庭幸福的界定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以获得更加深入的结论。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y Happiness in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TONG-yufen SHENG-yinan

Abstract：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indexes of family happiness by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ssociating factors of family happines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household finance, per capita living space, health status of family members, social security have significantly effects on family happiness. Marriage relationship affects happiness of low income families significantly, floor space influences medium income families, and health status of family members affects the richest and poorest families. Associating factors of family happiness are "marriage harmony", "family health", "income", "house and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safety".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the government could carry out targeted policy desig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ies.

Keywords：Family Happiness, Associating Factors,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责任编辑：祝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