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保对象福利依赖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作者： 毕向阳 李威  发布时间：2016-11-30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城市低保对象福利依赖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毕向阳 李威

摘要：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探究城市低保对象是否存在“福利依赖”问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低保对象就业惰性与家庭残疾人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劳动能力人数和地区类型等因素有显著关系；通过对城市低保对象和非低保对象的匹配分析，发现低保制度对城市居民就业惰性的平均处理效应不显著，即低保对象不存在就业惰性。

关键词：福利依赖；城市低保制度；就业倾向；倾向得分匹配法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2015年6月的官方统计，我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996万余户、1798万余人；其中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占低保总数的38%。[①]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一项保障公民生活权利的社会制度，本来不应该和工作责任制相联系。但是随着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逐渐成为低保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开始从工作伦理出发，质疑城市低保制度可能导致福利依赖问题。

关于“福利依赖”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的讨论，西方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就已有大量相关研究论述。国内学者则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对“福利依赖”问题有所关注，其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低保救助对就业十分不利，已造成福利依赖的社会问题，或者至少认为由于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身设计等原因导致了一种与西方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式“福利依赖”；另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低保制度不存在福利依赖问题。

可见，就中国的低保救助是否导致福利依赖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并没有定论。基于此，本文以城市低保对象就业行为为切入点，通过对2012、2013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数据进行量化研究，探讨如下几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就业行为？低保是否阻碍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就业，导致“福利依赖”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对于“福利依赖”问题研究，国外学者已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而国内学术界目前还缺乏系统权威的研究，并且对于我国是否出现福利依赖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1、何谓“福利依赖”？

关于什么是“福利依赖”，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且共同认可的定义^[②]。国内外学术界对福利依赖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判断。比如有些学者将“福利依赖”界定为“一个家庭是否长期依靠救助金生活”[③]，但对这个“长期”如何界定，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都认为应该根据一段固定期限内（通常为1年）的救助金总领取时长占比来界定“长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可以依据一段固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一个家庭所领取的救济金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考察这个家庭的“福利依赖”[④]，当这个家庭所领取的救济金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高出一定的临界值时，就可以认为该家庭在这段时间内存在“福利依赖”。但这个临界值如何界定也是存在争议。二是偏于主观上的解释。将“福利依赖”界定为一种消极的工作态度或者说是生活态度，形成了受助群体的“依赖文化”[⑤]，尤其是一些受助群体有劳动能力但宁可选择接受救助金而不愿意去工作来获得报酬，他们面对生活存在主观消极的态度，不要求改变现状，只是一味的依赖政府的救济。

2、福利依赖问题是否存在？

在我国，对于福利依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围绕低保制度展开；从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是否出现福利依赖的问题存在异议。

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中国并不存在福利依赖现象的结论[⑥]。实证研究显示，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具有较强的求职意愿，从制度方面来看，地方实际的低保金支付数量和支付结构都决定了福利依赖几乎不存在[⑦]；从社会因素来看，污名化对福利依赖起到了反作用，在污名化的作用下，进入低保体系的家庭也会努力改变自己的状态，积极参与劳动[⑧]。总体来说，虽然不排除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产生福利依赖的可能，但是福利依赖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另一部分国内学者支持中国存在福利依赖，或者预设中国已经存在了福利依赖。由于数据来源的不同，因而在中国福利依赖程度问题上的结果也不太相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认为尽管中国存在福利依赖的状况，但是还没有达到过度依赖的状态[⑨]，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福利依赖已经相当严重，并且正在影响着社会公平和效率[⑩]。绝大多数的福利依赖者是出于一些自身或客观原因，迫使自己放弃再就业而依赖福利[11]。

3、“福利依赖”的影响因素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梳理了导致“福利依赖”的影响因素：

（1）制度因素。随着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重创，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福利发展的主流，这种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反生产的，并且福利国家的过于慷慨会导致福利依赖和长期的贫穷[12]。有人指出，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设计所存在的缺陷，也可能会导致有能力就业的贫困人口缺乏主动就业的动力[13]。

（2）人口统计学因素。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学要素对福利依赖的影响[14]。事实上，这些要素也是政府在设置福利范围时的最先考虑，一些在年龄、性别、家庭状况上受限制的，更容易被视为“值得”救助的对象[15]。

（3）人力资本因素。一些研究表明福利依赖在有较低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员中更为常见，包括低水平的教育，较少的工作技能以及缺乏工作经验[16]。相反，Dunn[17]的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福利依赖，通过教育获得的财富伦理，使他们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并对经济收入少的低等工作不感兴趣。

（4）社会资本因素。社会资本是通过持久的社会网络获得资源积累的能力，并通过社会网络共享资源和技能。社会网络和信息交换在提高劳动参与和降低福利依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Surender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失业者有很强的劳动参与的欲望，但是劳动市场缺乏足够合适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裙带关系在就业中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凸显[19]。

（5）接受福利时间长短因素。Olof Backman[20]认为长时间的福利依赖会对受助者产生负面影响。以下是关于此种观点的三种解释模型：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这种模型认为福利接受者在面对工作时会根据自己的状况不断评估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方式，如果工作收入的预期与福利收入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受助者就会选择福利依赖。期望模型（Expectancy model），这种模型侧重于个人信心因素，认为摆脱福利依赖的努力失败降低了受助者的动力和信念，因而受助者降低了劳动参与的欲望。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它认为长时间的接受社会福利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以及进入主流社会的抵触心理，并且长时间的接受社会福利也有可能导致社会排斥等问题。

（6）外部环境因素。全球化和现代化对现代国家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同时也压缩着低保对象的就业空间。我国“低保”制度是伴随着“下岗职工”的大量释出和“单位制养老保险”体制的缺陷而建立的[21]。外部环境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和再就业十分不利，尤其在流动性较强的今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以及移民动迁因素等，对于就业能力本就弱势的低保对象更为不利。

4、简要评论

从总体上看，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西方国家保守主义学者开始指责福利国家制度，认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容易导致福利依赖。当然，许多研究也指出，影响福利对象的就业倾向的因素除了福利因素，还包括人力资本因素、劳动力市场因素以及家庭负担和税收激励等多重因素。但是，当前对中国福利依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尤其是实证研究较少且研究方法过于简单。纵观近年来学者对中国福利依赖问题的研究，福利依赖这个概念也没有相对明确的界定，难以进行操作化分析；另外，现有的实证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基本是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和讨论，并没有考虑到样本存在的内生性等诸多问题；数据来源大多基于某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一个时点的调研，没有大数据的支持，很难推广到国内整体情况；且问卷设计不统一，不同的数据资料难以对比分析，难以看出地区之间的差异。

（二）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中国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问题，我们首先区分了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和无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劳动倾向；然后，我们区分低保制度的影响因素和非低保制度的影响因素，从而形成一个关于福利依赖是否存在的客观判断。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思路，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家庭人口和负担特征会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就业行为产生影响。具体分为两类情况：H1.a，低保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越好、人均年收入越高（代表工资率和经营能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就业程度越高，反之越低。H1.b低保家庭残疾人数越多、抚养比越大，有劳动能力对象就业程度越低，反之越高。

H2：人力资本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就业行为产生影响。假定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就业程度越高，反之越低；有劳动能力家庭成员人数增多，在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低保家庭就业惰性增加。

H3：社会资本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就业行为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就业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H4：长时间享受低保会对有劳动能力受助者的就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上年曾享受过低保，则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就业程度越低，反之越高。

H5：地区类型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就业行为产生影响。有劳动能力对象居住在东部地区，则就业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H6：当控制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享受低保历史以及地区类型影响低保有劳动能力对象的因素时，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高于非低保对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一）研究方法

从上节关于“福利依赖”研究综述中可见，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数采用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但这些方法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没有较好地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换言之，就业状况更差的家庭更容易得到低保，这有可能使我们观察到低保对象与非低保对象的就业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发现低保对象就业比例更低，进而得出结论，认为福利对象产生就业惰性，存在福利依赖问题。但是，实际上，福利对象的就业倾向低可能不是因为福利救助引起的，而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因此错误高估了福利依赖问题。因此，为了降低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简称PSM）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由于不同地区的低保政策存在差异，使得实际低保水平以及划分低保的操作层面都有差别[22][23][24]，导致数据存在明显的分层结构；但分层结构可能会破坏稳定单位处理值假设（SUTVA）；可以采用多水平logistic（随机截距）模型生成随机效应的经验贝叶斯预测值，进而得到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获得倾向值后，需要对其进行匹配，相应的匹配方法主要有最邻近匹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半径匹配法（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法（Kernel Matching）。至于这三种匹配方式，何者配对效果最佳？Smith和Todd[25]认为核匹配法有较多的优点，因为此匹配法会考量到全部控制组个案与处理组个案的距离。Morgan和Harding[26]模拟资料分析比较各种配对方法的结果也显示核匹配法所得到的估计值偏误最小。

用PSM进行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的研究，是将低保对象在可观察到的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享受低保历史、地区类型等特质上与非低保对象进行配对，使此二类对象除了是否享受低保外，其他条件均相同，然后再计算两者在就业行为上的差异。我们采用“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调查数据库（2012/2013年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具体的思路框架见图1：

图1 研究思路框架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 2012、2013年的追踪数据，该数据来源于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自2008年开始的每年一次的全国性综合调查。

该调查以家庭为单位，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城乡困难家庭和社会救助服务人员。前者主要是享受低保的困难家庭、没有享受低保的低收入家庭和城市流动人口三大群体，后者主要是指参与政府主导下的各项社会救助服务的工作人员。该调查按照“省-市-区（县）-乡镇（街道）-户”的顺序，综合运用立意抽样、分层抽样以及简单随机抽样等多种抽样方式最终确定调查样本。调查地区为（首批试点省份）辽宁省、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甘肃省、重庆市和（增加省份）安徽省、贵州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共10省市。2012、2013年的追踪数据（剔除缺省值等）城市困难家庭有效问卷1553份，其中低保对象家庭有1208份，非低保对象家庭有345份。

（三）变量与测量

因变量就业行为用就业惰性^[27]（取值范围是0到1）来测量，就业惰性越高代表参与就业比例越低，反之代表参与就业比例越高。也即如果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相较于匹配的非低保对象更高，就意味着存在“福利依赖”问题，反之则不存在“福利依赖”问题。

自变量分别是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享受低保历史、地区类型这5个部分。其中，家庭特征由6个指标测量，分别是家庭成员数、健康状况、残疾人数、2012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千元）、16岁以下人员比重、60岁以上人员比重。人力资本通过3个指标测量，分别是家庭平均受教育年数、有劳动能力人数、有工作的人数。社会资本通过4个指标测量，分别是用2012年请客送礼（千元）、遇到困难求助对象、与周边人群的融合度。享受低保历史用2012是否享受低保代表。地区类型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部分，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山东；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湖南、山西；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陕西和重庆。

表SEQ 表 \* ARABIC1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及差异检验 （T检验/成数差检验）

注：以上检验均为双尾；^*p< 0.05, ^**p< 0.01, ^***p< 0.00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3年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比非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均值高0.11，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1）。从家庭特征来看，低保对象健康状况比非低保对象更差，残疾人数更多（平均每户多0.15人）；低保对象去年人均年收入更低（平均低1893元）,与非低保对象差别很大（p<0.001）；低保对象抚养比更重，16岁以下成员比重较高；但60岁以上老人比重比非低保对象却要低2%，差别较大且有显著性，这与常识不太吻合，需要进一步的变量数据支撑和分析。从人力资本指标变量来看，低保对象平均受教育年数是9.67年，比非低保对象平均低了0.44年（p<0.01）；低保对象有劳动能力人数和有工作的人数均低于非低保对象，其中低保对象有工作的人数平均每户是0.889人，明显低于非低保对象的1.1人（p<0.001）。从社会资本即2012年请客送礼、遇到困难求助和与周边人群融合度（负向打分）的情况来看，低保对象的社会资本或者社会网络比非低保对象的少，其中遇到困难求助亲戚的低保对象明显低于非低保对象（p<0.01）。从享受低保历史指标来看，2012年已享受过低保的家庭在2013年继续享受的可能性更高，两者的相关性很高（p<0.001），这也是符合正常认知的。从地区类型指标来看，是否为低保对象还是存在差别的，低保对象更偏向中西部地区，符合区域生活水平的情况。

四、模型结果

（一）低保对象与非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的影响因素比较

从低保对象与非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的影响因素Logit回归模型结果来看，影响就业惰性的显著因素在低保对象与非低保对象中相对一致，即主要与家庭残疾人数、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劳动能力人数、地区类型等因素有关，他们可以近似解释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的13.8%，近似解释非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的17.8%（Chi2检验P值<0.001）。但是16岁以下抚养比、60岁以上抚养比、家庭平均健康状况、社会资本各项指标、以及享受低保的时间等因素对就业惰性发生的影响都不显著。即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他们的具体影响方式和理论假设也不一致。具体来说，首先家庭成员残疾人数平均每增加1人，则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减少23%，这与理论假设相反，但是非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增加了78.1%，符合理论假设；去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每增加1千元，则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减少5.6%，非低保对象就业惰性减少6.5%，这和理论假设一致。其次，从人力资本相关变量的影响来讲，家庭平均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会减少6.9%，符合理论假设，但是非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影响不显著；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人数平均每增加1人，则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会增加129.4%，非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增加132%，这符合理论假设。最后，从地区类型来看，地域对就业惰性有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就业惰性明显要高于东部地区，这可能与中西部地区就业资源不足有关。

这样我们前面的假设中，假设1.a家庭健康状况对劳动就业惰性的影响没有得到验证，家庭收入对就业惰性的影响在低保对象和非低保对象都得到验证。假设1.b中残疾人数对于就业惰性的影响在非低保对象中得到了验证，但是在低保对象没有得到验证；而家庭抚养比对于两类困难家庭的就业惰性的影响都没有得到验证。假设2中的两项人力资本因素只有劳动能力人数对两类困难户的就业惰性影响得到验证，而教育年限只对低保对象的影响得到验证。假设3中的社会资本因素对两类困难就业惰性的影响也都没有得到验证；假设4的享受低保历史对两类困难家庭的就业惰性影响也没有得到验证。假设5的地区类型对两类困难家庭的就业惰性影响得到验证。也就是说，真正得到验证的对两类困难户的就业惰性都有影响的理论假设只有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劳动能力人数以及地区差异三个因素。

表2  低保对象与非低保对象就业惰性的影响因素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p< 0.1,^*p< 0.05, ^**p< 0.01, ^***p< 0.001。

（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PSM）

由于调查数据中调查对象以低保对象为主，非低保对象样本量较少，为此将低保对象样本采用PPS抽样，抽取200个样本[28]，和非低保对象进行匹配。故，匹配时低保对象为200户，非低保对象为345户。另外，由于核匹配法估计偏误更低、效果更好，本文主要以核匹配法进行分析；同时也会采用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对三种匹配估计结果进行比较，检验估计的稳健性和信度。

1、估计倾向值

因不同地区的低保政策与就业情况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本文采用Gllamm分层线性模型（结果见表3）生成倾向得分，纳入理论上与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有关的个体层变量。我们期望这样一种分层匹配可以更好的找到一个与低保对象尽可能相似的非低保对象。

表3  Gllamm模型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p< 0.1,^*p< 0.05, ^**p< 0.01, ^***p< 0.001。

2、样本匹配效果

经过PSM估计中对变量的平衡性检验（表4），匹配后标准化误差基本上都小于10%，表明平行假设效果较好；匹配后t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差异不显著，表明平行性假设得到满足；最后三行的LR检验表明，匹配后（P=0.982）二者之间已没有统计差别，从整体上表明平行假设得到满足。故而，可得匹配效果较好，能较好的减少样本选择性所带来的因果推论的偏误。鉴于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匹配结果与核匹配法相似，因此在文中不再赘述。

表4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相关变量平衡性检验

注：表中所做的检验是基于核匹配法。

3、匹配结果分析

在模型输出的各指标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享受低保家庭就业惰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其定义是，ATT=E[Y¹|D=1]-E[Y⁰|D=1]（Y为惰性，D为组别的指示变量，1为享受低保家庭，0为未享受低保家庭），即指享受低保的家庭若不给予低保的平均处理效应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Treated，ATT）。

从表5中可见，OLS模型结果[29]表明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比非低保对象高，且具有显著性（P<0.001）；但通过分层PSM模型分析，结果有着巨大差异。经核匹配法计算，ATT=-0.061（标准误为0.059），这意味着当控制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享受低保历史及地区类型等特质在基准线的差异后，低保对象比非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平均减少了6.1%；但P值不显著（t=-1.03），也就意味着低保对象与就业惰性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即低保对象就业惰性并不比非低保对象高，不存在“福利依赖”问题。另外，最邻近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计算结果也存在一致性，低保与就业惰性存在负向关系，但不显著；这表明了匹配估计结果有比较高的稳健性。可见，假设6没有得到验证。

表5  低保对就业惰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在OLS与PSM的差异（N=549）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p< 0.1,^*p< 0.05, ^**p< 0.01, ^***p< 0.001。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行为的量化研究发现，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受家庭残疾人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教育年限、有劳动能力人数以及地区差异影响，而与家庭疾病人数、家庭抚养比、社会资本因素以及享受低保历史等因素无关。通过对城市低保对象和非低保对象的匹配分析，发现低保资格对家庭成员的就业行为没有产生阻碍影响，对比相匹配的非低保对象，低保对象的就业惰性相对更低（相差0.031-0.061）；城市低保尚不存在福利依赖问题。

由此我们认为，当下中国城市社会救助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福利依赖问题，而是如何提升社会救助的效果，保障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我们发现，城市低收入家庭，不管是否是低保对象，他们的就业倾向更多取决于就业能力和劳动市场回报水平，也就是如果能够提升教育和职业培训水平，提升市场收入水平，那么就业惰性就会减少、就业倾向就会增强；而且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倾向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也和地区劳动力市场有直接关系。所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劳动生计问题，需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改善地区劳动力市场。

另外，当前我国城市低保家庭之所以不存在福利依赖，或许和当下我国救助水平偏低以及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有关。该调查[30]显示，我国低保救助水平不足低保对象家庭收入的70%，教育救助水平不足低保家庭收入的1%，医疗救助水平不足低保家庭收入的1.5%。这表明，靠社会救助，低保家庭还不足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当然不可能产生福利依赖。而且，我国许多城市都规定，低保对象要接受社区公示和义务劳动，这些都对低保家庭带来压力和负担，这就更加不可能使他们依靠福利救助生活，放弃劳动就业。如果一个国家福利救助制度连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人们却在担心其形成福利依赖，这反映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社会精英文化心理。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针对城市困难家庭整体生活状况的调查，并不是为了研究福利依赖所专门设计的问卷，所以问卷中能用到的自变量不够多。另外，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低保群体，调查对象中的非低保群体也曾是过往的低保对象，所以两者之间的就业倾向差异不显著，可能和抽样有关。这些不足都影响了本研究的效度。因此，中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是否导致福利依赖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Welfare Dependency Problem of Urban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inChina——An Analysis Based on PSM

BI Xiang-yang , LI Wei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us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Policy Research Center to study whether urban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will lead to social problems of welfare dependenc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mployment inert of the subjects of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was influenced by the numbers of disabled family member, per capita household income, household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the number of able-bodied family member and location types. By matching urban subjects of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and non-subjects of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by PSM, we found that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s on urban residents employment inert was not significant, which meant employment inert problem of urban subjects of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did not exist, so did the exist of welfare dependency problem.

Key Words: welfare dependency; urban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system; employment propensity; PSM model

（责任编辑：张瑞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