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学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十年评述（2006-2016）
作者： 李侨明 张和清  发布时间：2017-04-0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社工“学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十年评述（2006-2016）

李侨明 张和清

摘要：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议题是什么，有哪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怎样的争议，以及如何反思当前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现状及其对未来的展望等。研究发现人才队伍建设、实务模式和教育是目前研究关注的三大议题；研究方法以历史分析和个案方法为主，研究的逻辑一般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导思路，或者是“自下而上”的实践反思；农村社会工作的使命、角色、实现路径是目前的主要的争议。结论是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更多的是一些“走马观花”、“昙花一现”的碎片化、重复性研究，要么跟着媒体报道的“风向”走，要么跟着某些政府官员的“吹风”继续“演绎”，而长期跟进、专业立场独立的实务研究并不多见，理论层次的探讨更是少见。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 “三农”问题 服务为本 社区为本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兴起的时间，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起始点[①][②]；另一种是将十六届六中全会作为起点，并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由教育研究阶段步入了制度性建设阶段”[③]，并将中国社会工作起点等同于农村社会工作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工作是城市社会工作的“复制”[④]，即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滞后于城市社会工作。笔者赞同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兴起界定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原因是该会议决定“建设规模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此后（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及示范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反思和研究在2007-2016十年间出现[⑤]。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上选取“篇名”作为搜索范围，输入“农村社会工作”作为搜索关键词，发现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一：CNKI发表文章数量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从1979年至今(2016.7.20)三十七年间，中国学术界在CKNI上以“农村社会工作”作为主要篇名词的文章才124篇，其中122篇于2007年至今十年间发表；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文章来自报纸报道。而进一步筛选，发表在314种核心期刊（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类别）中的文章只有16篇。以同样的方式搜索“社会工作”，出现的文章篇数为9761篇，也就是说农村社会工作的文章只占到全部文章的1.24%。2006年至今的发表篇数年度分布如下表：

表二：年度篇数

从上表我们可知，2006年至今，每年被CNKI搜录的文章数量平均约为12篇。加上一些不被CNKI收录的，以及篇名中没有出现“农村社会工作”的遗漏文章，也不会增加太多。笔者尝试选取“关键词”作为搜索范围，继续以“农村社会工作”进行搜索，发现文章仅有85篇，且绝大多数与上述文章重合。也就是说，不管是“篇名”搜索还是“主题词”搜索，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文章（包括学者论文、媒体报道、官员讲话稿等等）仍然是很少的。

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大部分学者都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置身于中国“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杨发祥、闵慧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动力来自于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农村社会建设的政治和政策需要，以及城市社会工作的发展[⑥]。陈敏菲认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它们之间是可以互惠共生的[⑦]。程建平同样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必须结合新农村建设，强调“联系政府与农民，表达民意，降低对立与冲突”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实现路径之一[⑧]。孙可敬，傅琼从困扰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问题出发，尝试从农村社会工作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的构建[⑨]。姜立强认为农村社会工作，特别是组织建设着手的干预工作，有助于遏制和预防当前农村青少年犯罪问题[⑩]。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应该介入社区公共服务[11]；甚至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直接发挥中介作用，缓和农民与政府的关系[12]。

与其他学者的乐观观点相反，郭伟和从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的角度去审视乡村后税费改革时代的治理结构和发展动力机制。他从体制内演进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体制外发育的“社区发展”项目去作比较，发现了体制外发展的项目与现有基层行政体制“不存在人民善良期望的互补关系，必须处理必要的制度性冲击和互相调适”。而他提供的证据是，绿寨“社区发展”项目并没有提供“实际成效”的交待；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展示出行动者所声称的达到“恢复国家农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农村社会工作效果，与之相反，“工作组启发农民抗拒农村教育附加费用，引起了乡政府的不满和疏远”[13]。

张和清放大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追溯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脉络，审视“三农”问题及“新三农”问题的政治社会根源，并提出“生产致贫”、“消费致贫”、“生态致贫”等的不可持续发展困境是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进行反思并处理的重要议题。他特别调整了原先的观点，认为“将农村社会工作定位于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是过于理想化。绿耕11年的经验表明，面对中国乡村治理危机和干群关系紧张的现实，社会工作是无能为力的”，并倡议社会工作应该与基层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14]。

在上述的政治社会背景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研究的视角、方法和逻辑又是什么？有没有难以解决的困境或争论？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笔者将采用文献法，在这些问题的指引下进行重点阅读、梳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进行反思和展望。

一、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议题

（一）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议题是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首要焦点。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的原因，以及如何建立起有利于新农村建设[15]，有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稳固[16]，有助于解决农村三农问题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17][18]。

农村社工人才建设的困境，学者们首要的归因基本都集中在党政领导重视不足[19][20]，官方宣传不够，社会认知不足[21]；其次是专业人才和资金缺乏[22]；再次是政策及激励机制供应不足[23]；最后是工作机制缺乏[24]。

而对于困境的突破和回应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机制搭建上，主要观点为，将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纳入基层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内，保障社会工作资金的供应[25]；“校社联动”，结合当地高校人才培养优势为农村输出人才[26]；将“大学生村官”队伍转变为农村社工人才队伍，实现大学生村官与农村社工事业发展到双赢[27]；“引进、转化和提升”，实现“专业化”和“本土化”相结合，专职和兼职相结合[28]。

（二）实践模式

1.江西万载模式

江西万载县在2007年被确立为国家民政部社会工作第一批试点之一，2010年被列为首批7个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县之一[29][30]。有媒体宣称万载创立了欠发达地区（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社会工作模式，理由为：“在村委会设立社会工作岗位领跑全国；制定全国首个县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案；农村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31]。万载模式的农村社会工作经验，总结起来是：“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公众广泛参与、广大群众受益”[32]。万载模式为媒体和部分学者所称道的地方总结起来有三点：一是党政“一把手”县委书记陈晓平强力推动，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将社会工作发展列入年度经济社会主要考核范畴；二是“县、乡、村三级组织均设立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形成上下贯通、全面覆盖的社会工作体系”；三是联动高校、义工资源，在县、乡政府的行政网络体系及村两委三级实现社会工作岗位全面设置[33]。这三点看起来似乎万载模式在“人、财、物”供给及工作机制设置上突破了农村社会工作惯有的困境。

从现有的研究看，“万载模式”几乎是所有的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必然提起的经验。来自媒体、官方人员（如万载县书记陈晓平、万载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等方面的报道和经验总结最为多见；而涉及万载模式研究的学者，也多引自媒体及官方人员的材料，且多为“政绩性”呈现，较少见到关于该模式的困境描述和批判研究。田先红提出了万载模式面临的四重困境：一是党政的政绩追求和基层干部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是政绩光环效应的暂时性与万载模式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三是社会工作现代理念与乡土习惯的冲撞；四是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缺乏与持续的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34]。这四重困境的核心根源在于“政府主导推动”的后遗症。可能的后遗症表现是，2011年县委书记陈晓平升任某市常委后，鲜见媒体报道及官方经验总结。

2.绿耕模式

“绿耕模式”始于2001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云南大学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在云南省师宗县绿寨村进行社会工作实务探索，旨在支持当地的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独立自主地实施各种生计、文化和性别项目，以改善当地农民的生存状况，提升他们的能力和自信心[35]。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绿耕已经从云南绿寨发展到四川雅安庙圷村“杨家老院”、广州从化仙娘溪村、珠海红星村、湖南怀化洞雷侗寨等村落。绿耕的始创造者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等学者在总结绿耕模式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向全国传递绿耕经验，如通过全国汶川灾后社区重建行动网络，全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广东村居基层妇女干部培训等等形式，连接更多的社区行动者。

张和清认为目前大陆“问题为本”、“方法为本”的割裂社区社会工作模式无法满足社区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最迫切的生计和生活的需要，无法带领社区走出衰败。在绿耕多年的农村社会社区工作和灾害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他透视了全球化背景下社区衰败和自然灾害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强调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是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并发展了“公共参与、生计发展、邻里互助、文化多元、环境友好‘五位一体’社区建设”的美好框架，总结了“社区推动社会变革”的实务模式。倡导通过三种策略推动社会变革，一是“话语”生产（民意提升和增权）；二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宏观和微观整合介入）；三是通过“改变人”（主体意识和能力建设双重切入）来改变社会。在实践中，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结合“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的实践理念，“确实改善了乡村社区最弱势人群（妇女）和最贫困群体的生计状况”，通过经济赋权逐步实现社区文化、政治和性别赋权，推动社区向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36][37]。

不过，正如向羽所指出的，绿耕的经验覆盖的基本上是未经工业化深度侵袭的以农业为主“传统农村”，而深受城镇化和工业化影响的绿耕经验尚待进一步验证[38]。陈雪结合“结构洞”理论分析了绿耕的城市社区支持网络，发现绿耕的城乡互助网络规模较小，能发挥的城乡互惠互助功能有限[39]。

3.珠海模式

珠海是2009年民政部的第二批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市。向羽在其研究中提供了有别于绿耕模式的另一种农村社会工作经验。他在在珠海市“城镇化的后果”、“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幸福村居建设”的三大背景下总结了珠海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策略：“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购买服务，驻村建站；强调专业，以人群服务为主；兴办活动，营造社区氛围等”，并从四个方面反思珠海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模式：应在新型城镇化的视角下推进；推进方向应从“政府主导”转变为“上下合力”；从“专业服务”转变为“社区发展”；从单一的“服务提供”转变为多元的“类型化”模式[40]。

罗新安在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总结了农村凋敝的具体表现：“服务空心化、集体空壳化、家庭空巢化、精神空虚化”，他强调珠海市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必须以“幸福村居建设”为目标，并根据珠海农村社区的三种类型：工业化社区、半工半农社区、和以农业为主的社区，提出了对应的“村企合一”、“工农互助”、“集体互动”等三种社会工作模式。第一，工业化社区的典型特点是有固定的集体资产（村办企业），村民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为主，收入水平较高且稳定。据此，罗新安提出要采取“村企合一”模式，“即由村办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主导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第二，半工半农社区的特点是既有本地村民也有外来务工人员，工农混杂，人员关系复杂。该类型社区要采取“工农互助”的模式，需要充分调动本地和外地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既要有宏观的社区工作也要有微观的个案工作；要鼓励各类群体建立自我服务组织。第三，以农业为主的社区，村民主要是从事土地耕种和水产养殖，一般集体经济收入交叉，村民收入较低。社工的服务重点应该放在村民需迫切解决的问题上，“在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同时，动员各方力量，实现集体互动、互帮、互助”，这就是“集体互助”模式[41][42]。

珠海算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但与万载模式和绿耕模式相比，其媒体报道、官方经验总结、学术研究远远少于前面两者。珠海模式的意义可能在于，它有别于偏远的、传统的农村地区实践，提供了社会工作介入沿海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的经验样本，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具有适用性和强韧的生命力。当然，珠海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例如项目资金规模小，以“撒胡椒面”的方式投放项目，难以见到效果的连续性。

除了上述的三种模式以外，还有学者提及山西蒲韩农民协会及农村合作社的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模式[43]；湖南长沙民政技术学院师生深入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团结为中心，帮助当地群众脱贫的“湘西模式”[44]；厦门同安区顶村作为典型“空心村”探索老人、儿童志愿服务以及休闲观光乡村建设的尝试[45]；贵州偏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尝试和倡导[46]。总的来说，从地域来说，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多见于南方地区（山西蒲韩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既有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江西万载、湖南湘西，也有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广州、厦门和珠海；从主导因素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如江西万载）的党政主导的色彩最为浓厚，而珠海、厦门则相对地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从农村的类型和实践方向去看，既有如传统的农村发展实践（如绿耕），也有在工业化转型及“村改居”类型的服务探索（如珠海）。

4.教育

教育作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建设的重要环节，也相应地成为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之中的难题。谭铁军认为高等农业院校应该发展出农村社会工作的特色，“需要从专业价值教育、课程体系建构、教师队伍建设、实践平台搭建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协同推进”。即社会工作价值与服务“三农”理念组合的价值教育；专业普世课程和涉农特色课程整合的课程体系建构；教学、科研、实务、督导、倡导公构的教师队伍建设；搭建社工实验室、城市社工实验基地、农村社工实验基地“三位一体”的实践平台；政府顶层设计和学校政策安排结合的制度建设[47]。李锦顺、黄乃文认为农村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社会认可度不高、社会资源不足、师资缺乏、研究滞后、教育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并据此相应地在师资、资金、课程设置、社会实践、教师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48]。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李锦顺、毛蔚借用香港发展社会福利体系的政策经验，继续提出政府、社会在在职教育中的重要性，认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在职教育应该灵活多样[49]。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逻辑与视角

社会工作是注重个案研究的专业。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的方法。这种非常注重“个性”的研究方法，尽管有助于挖掘出独特的经验，但负面的影响是容易各说各话，缺乏研究者相互的对话和持续的验证。

在逻辑上，这些研究基本遵循两条主线：一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导思路，即中国农村“三农”问题非常严重，社会工作具有“社会治疗”功能，新农村建设必须结合农村社会工作进行；二是“自下而上”的实践反思，即过度依赖顶层设计解决不了新、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反思农村贫困的不可持续发展根源的基础上进行改变。

研究发现，与逻辑主线相对应的是两种视角，一是缺乏视角；二是优势视角。基本上，走“政策倡导路线”的，看到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三留一返”（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返乡农民）问题，以及农村社会工作面临的“三无”（无人才、无资金、无制度保障）困境，然后倡导从“顶层设计”到政府认知和民众意识的改变。另一方面，走“实践反思路线”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农村及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但在优势视角下，这些问题立即有种“变废为宝”的重生感，一旦反思性介入后，某村的经济社会面貌一般都会出现“深刻”的转变。这两种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容易出现的盲区是，看到问题而忽略优势，看到优势而忽略问题。

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视角是文化分析的视角。这种视角既不是缺乏视角下的问题发现，也不是优势视角下的资源挖掘，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理解农村问题及优势的基础视角，有助于我们刻板地理解“三农”问题的“文化识盲”陷阱[50]。

三、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的主要争议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整体起步仅有十年，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争议并不算多，而且一般表现为“自说自话”，基本上没有直接、深入的争议对话。尽管如此，经过笔者梳理，还是总结了在专业角色、专业使命以及实现路径方面的具有争议性的议题。

（一）专业使命：调和还是改革？

中国许多学者强调（农村）社会工作的使命和任务是要调和或者缓和“国家”与农民的矛盾[51][52][53]。陈涛、郭伟和及张和清等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张和清根据绿耕十五年的农村社区实践经验，认为以传统的“方法为本”、“服务为本”的社会工作，实际上“既不能根本回应案主的社会心理需求（实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无力解决社区居民生计、社会文化生活与生态方面的整体性困扰，致使许多一线社工无力感很强，甚至自己也成为‘案主’”。甚至认为“将农村社会工作定位于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是过于理想化。绿耕11年的经验表明，面对中国乡村治理危机和干群关系紧张的现实，社会工作是无能为力的”。在分析全球化中国及城乡社区普遍衰败的现状后，张和清强调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应该是“扎根社区，与社区居民共同解决生计、生活与生态方面的问题，从而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54][55]。在社会工作的“维稳”和“调和”使命上，郭伟和（2007）有类似的发现。他认为体制外发展的项目与现有基层行政体制“不存在人民善良期望的互补关系，必须处理必要的制度性冲击和互相调适”。陈涛回顾了西方社会工作使命的发展史，发现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科学的社会工作”、“慈善的社会工作”、“解放的社会工作”三个阶段。他认为科学的社会工作使命和慈善的社会工作使命使得社会工作者“总是居高临下来到人间，要么凭其道德上的崇高性，要么借其理智上的高潮而获得某种独尊地位”，这使得他们产生“自大”的情绪和态度。而对于“解放的社会工作”他则认为过于“非此即彼”，不够包容性。例如“社会公正”的使命形象“透露出了较强的封闭性而非开放性，更少动态处境化和过程性”，不够“在世平民”。因此，他结合“转型中国”提出后现代社会工作的使命是作为一种“在世平民的普通职业”，尽己所能地去谋求带来这个世界的更多的“解放与和平”、更多的“多样构成/构成多样”，并提出应该把社会工作使命放在“受认者与遣使者”的关系上去把握。他认为过往的社会工作使命是放在其与科学共同体，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当中去确立的，后来又回到市民社会中去“找回更好的自己”。在他看来，服务对象、机构和国家政府都是“遣使者”[56]。笔者基本同意陈涛关于后现代社会工作使命的论述，但对于他确立使命关系的原则持保留意见。原因首先是，“遣使者”与“受认者”的术语就意味着双方权力的不平衡，而社会工作作为“在世平民”的职业似乎强调“权力平等”；其次，“遣使者”虽包含多方，其权力结构及均衡如何实现却是个问题。在现实中，政府凭借购买服务和评估验收等环节，已然掌握了核心权力，机构和服务对象明显处于弱话语权的地位；再次，该关系确立原则暗含的逻辑假设是，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分立的，这也显然与逻辑、事实不符[57]，这在中国农村来说更加不可能成立。

由此可见，调和还是改革之争并不是可以用“非此即彼”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应该继续认识更多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在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多样实践中继续澄清使命。我们需要继续讨论的是，与使命相关的问题是，在与政府，与居民的关系上，农村社会工作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二）专业角色：伙计还是伙伴？

中国社会工作大规模的职业化推动始于2006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得益于政府让渡空间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东风，社会工作在十年间快速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市社会工作的复制和延伸[58]，就农村社会工作而言，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划分，“三农”问题的错综复杂，使得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问题比在城市更加难以解答。张和清提出了整合社区工作理论，特别是强调了社工的整合角色，即要做社区民众的相伴同行者和组织能力建设者；网络平台建设者和网络资源链接者；社区居民的协作者[59]。

而在与政府的关系处理上，张和清[60]和王思斌[61]（2011）都曾倡导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农村社会工作来说，更为具体的是体现在如何与村（居）委会这种“准政府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倡导暗含的现实情况是，社会工作面临“沦为国家控制工具”，社工异化为政府伙计的危险。石天崙指出，“真的会有政府官员误认为出钱购买了社工服务，社工就必须听令于政府，听领域官员所派遣的工作任务，完全不理会和配合社工项目的开展”，“有些政府领导的心态已然变成老板的心态，来差遣使唤社工同事开展工作，社工保持不了专业的立场和定位，便会变成政府的伙计”[62]。笔者现在所督导社工A透露，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在项目开始时也有种将社工当做“阿四”（粤语中指佣人）的倾向，这种把社工当伙计的色彩后来随着项目成熟而慢慢有所淡化。

这种将社工当做伙计的局面，一方面跟政府的行政惯习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是，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主导下，受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影响，社会服务深受“评估”和“绩效”逻辑所形塑，从服务购买开始就已经陷入了“老板-伙计”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可见，社工的角色也是一个动态及发展的过程。“伙计”还是“伙伴”，虽一字之差，社工却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去争取、澄清，才有可能保持一定的专业独立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社工使命对于专业和行业发展的重要性。那么，需要继续了解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实现社工的专业使命和专业角色？

（三）实现路径：服务为本还是社区为本？

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常常碰到类似于该农村社会工作应该在体制内演进还是在体制外发展的问题[63]。在王思斌看来，实际上它们都是社会工作“嵌入”现有社会管理及社会服务结构的过程[64]。在这一点上，郭伟和与王思斌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郭伟和看来，进入农村基层体制安排下的社会工作是属于体制内的工作（大学生村官计划），而独立实施于行政体制的社会工作属于体制外工作（社区发展项目）；而在王思斌看来，不管在行政体制内进行工作还是在行政体制外进行工作，只要是“专业社会工作”都是外来的，都是体制外的舶来品，是事物A对事物B的“嵌入”，即“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工作”的过程和状态。在王思斌看来，所有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服务体系”都属于“本土社会工作”的范畴，而且还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原生”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同时，他强调社会工作是“服务为本”的专业，“研究社会工作嵌入的社会效应即它发挥的社会功能是重要的”。

在“社会效应”的实务研究中，张和清、向羽、李侨明等学者与王思斌“服务为本”的观点并不一致。向羽在总结珠海市农村社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反思农村社会工作应该从“服务”走向“发展”。他认为“在‘服务为主导’的模式下，珠海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加强农村社区的文娱康乐活动’，农村社区、农民没有主体性，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服务。社会工作者并非一个同行者、激发者，而是服务的单向提供者、输送者。以服务为主、以专业方法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这样的社会工作缺乏社会学想象力，将问题个体化，其结果是强化服务对象的依赖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65]。

张和清认为单一的方法为本，服务为本的方法并无法回应村（居）民生计、生活和生态问题，提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去解决全球化中国社区衰败的经济社会问题[66]。

李侨明在总结广东顺德社区营造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村社区社会工作“服务为本”模式和“社区为本”模式的几点差异：首先，就社工与村民的专业关系而言，前者是主体与客体，“施”与“受”的关系；后者是互为主体（inter-subject），平等互助的关系。其次，就介入视角而言，前者是“问题”、“缺乏”视角，注重社区问题的诊断和解决；后者是“优势”、“资产”视角，注重社区资产的建设，居民的主体性，本土知识的运用和文化传统的更续。再次，就介入层次而言，前者注重微观的个体问题，后者则注重较为宏观的群体问题[67]。

实际上，无论在农村地区还是在城市地区，“服务为本”还是“社区为本”的模式选择问题都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与专业角色能否实现。我们并不能说哪个模式更优，但从目前的农村的实际政治社会条件和社工实践来说，“社区为本”的工作模式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需要。当然，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丰富多元，我们需要更多的地方实践去验证着两种模式，也期待有更多的实践模式从实践中得以提炼，从而拓展中国农村社工实践的多元性。

四、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上述的回顾较为清晰的展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背景、议题和主要争议。我们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者多自觉地将研究放置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国农村发展脉络当中，并紧密结合“全球化中国农村”和“转型中国农村”背景下的“三农”问题和“新三农”问题进行探讨。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虽然推出了很多经验模式，诸如“万载模式”、“绿耕模式”、“珠海模式”等等，但这些研究并不算非常全面、深入。除了“绿耕模式”因为研究者本身是机构的创办人能长期跟进研究之外，其他模式的研究者多是以一种“走马观花”、“昙花一现”式的方式做一些碎片化和重复性的研究，要么跟着媒体报道的“风向”走，要么跟着某些政府官员的“吹风”继续“演绎”，长期跟进、专业立场独立的实务研究并不多见，更别提在理论层次的探讨。在此后的研究中，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亟需改善和发展的研究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农村社会工作“成效”的实证追踪以及行动研究。应该指出此处衡量“成效”的标准是不同于现今流行的结果导向的评估成效标准。农村社会工作要在城乡社区立足，必须拿出过硬的“成效”证明，包括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实证研究可以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专业“合法性”证据支持，改善社会工作在与政府合作、博弈过程当中的弱势地位。

其次，加强各研究议题的直接对话。现有的研究逻辑“套路”一般是，“该问题几乎无人研究，于是我来研究”，然后开始描绘自己的研究案例，“自说自话”。这一方面跟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有关，每个案例都跟当地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有些研究者容易为“特色”而“特色”，过于强调经验的独特性。这导致的后果就是研究的碎片化，不容易在特定议题上形成积累和沉淀。因此，需要以议题为中心，加强直接的研究对话，形成向深纵发展的研究体系。

再次，超越“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正如前文指出，“问题视角”容易掩盖农村优势，而“优势视角”则容易忽略农村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带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走出这样的盲区。这种视角不一定是前两者调和的变种，但可以肯定的是以目前中国乡土的丰富性来说，与之对应的研究视角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最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应该生发出能代表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理论。正如法国汉学家劳格文所言，本质上“中国是一个乡村国家”，“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乡村，你就绝对了解不了中国”[68]，因此，能代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为世界社工界所认同的，应该是类似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之类的紧接中国乡村“地气”的理论和范式。这样的目标需要中国所有社会工作同仁的一致努力。

Baby Learn to Walk：

The Review of Rural Social Work Research in China for Ten Years（2006-2016）

LI Qiao-Ming    ZhANG He-Qing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some questions about social work researches of rural China. These questions are what main issues are, what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y perspective are, what the arguments are and how to reflec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about social work of rural China. It finds that, first of all, the talents, modes of practice, and education of rural social work are the three main issues; secondly, case study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are the two vital research methods, and policy advocacy by top-down approach or practical reflection by bottom-up way is the research logic; what’s more, the mission, rol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social work are three big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short, the rural social work researches in China are likely to ‘skim the surface’ and be ‘a flash in the pan’, which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media, or keep on deducing from the advocacy of government officers, while the practice researches are few, let alone theory researches.

Key words: rural social work; Three Rural Issues;service-based;community-based

（责任编辑：古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