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疫情防治： 市场化、个体主义、法制进程与传统文化
作者： 刘谦 生龙曲珍  发布时间：2017-04-0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中国艾滋病疫情防治：

市场化、个体主义、法制进程与传统文化

刘谦 生龙曲珍

摘要：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深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防治艾滋病理应在流行病学知识基础上增加对其社会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市场化、个体化和法制化进程使得艾滋病疫情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主要传播途径，进而形成不同的高危人群，呈现出“经血液传播为主”到“经性传播为主”的途径变化，以及从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向老年男性等一般目标人群扩散的态势。市场化浪潮下的贫富差距推动了血液和性的商业化，观念层面个体主义的兴起更进一步深化了权利意识、刺激了个体需求，法制发展缓慢则无力为疫情的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疫情的发展与遏止也脱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力量，这些因素向我国艾滋病防治事业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艾滋病 社会变革 传统文化

一、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与现状

艾滋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国际视野后，短短十年间就横扫全球，成为唯一促使联合国成立专门机构（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疾病。[①]我国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例据报告出现在1985年，此后近30年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有偿采供血感染者为主。“20世纪90代初期，乃是我国人血买卖最猖獗以及艾滋病人群在中国集中出现的时期”[②]，截至2004年，既往有偿采供血感染者仍占全部感染人数的较大比例，且主要是1996年以前被感染的。尽管到2011年底，经既往有偿采供血、输血或使用血制品感染的比例已降至6.6%，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人群中92.7%集中在河南、安徽、湖北和山西这四个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第二阶段，以吸毒人员感染上升迅速为特征。 截止2002年，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仍旧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68.0%，2003年该人群占感染者总人数的比例仍旧高达43.9%。第三阶段，经性途径感染成为新报告病例的主要传播途径，其中既有异性之间，也包括同性之间。经性传播途径感染人数占全部感染人数的比例从1997年的5.5%不断上升，2001年达到7.2%，2002年底增至10.9%，截至2014年8月底已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新报告案例中经异性途径传播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30.6%变化到2014年上半年的66.2%，而男男同性传播比例从2006年的2.5%变化到2014年上半年的25.1%[③]，上升趋势显著。

与此同时，大众的社会观念也在悄然改变，集体主义被个体主义取而代之，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加剧了血液和性的产业化发展。政治改革引导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冲击了组织体制，例如绑缚个体的扩大家庭分崩离析，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许多缺乏引导和约束的年轻人染上毒瘾，为艾滋病疫情的扩散创造了机会，最终造成艾滋病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大蔓延。又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急速发展，落后一步的监督管理为艾滋病的传播留下来发展空间。以国内血液制品市场为例，初期滋生的众多地下血站及其违规操作导致了后来艾滋病疫情的第一次集中爆发。当中国政府认识到此间危害性后便迅速采取行动，发起了世界范围内最综合的防治项目，建立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系统，最终实现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早有学者指出，艾滋病在全球化的今天，其传播所呈现的不平衡性与物（毒品、血液及其制品、性）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是交织在一起的[④]，唯有将艾滋病疫情置于社会之网，才能发掘出有力的防控手段。

纵观学界对艾滋病的关注，目前仍旧由医学研究领跑[⑤]，社会科学至晚近十余年来参与力度明显增加。社会科学对艾滋病的关注，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艾滋病与社会经济的关系[⑥]，着重讨论因贫变“艾”、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二是艾滋病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如翁乃群对泰国艾滋病疫情与当地宗教文化关系的探讨，又如庄孔韶及其团队关于文化组织、风险感知的系列探讨；三是艾滋病的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女性的易感性和受害者身份，同时提倡关注男性高风险行为的易感性[⑦]；四是艾滋病的道德环境，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的自我认同、所遭遇的歧视、身份的污名等等[⑧]。此外，学界还通过参与公共卫生干预项目、开设相关课程等实践推动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本文立足艾滋病的社会性，从市场化、个体主义、法制进程与传统文化，探析中国艾滋病疫情防治的影响因素，期为防治事业提供更多思路。

二、市场化与艾滋病疫情

就过去三十年以来的所有变革中，市场化被认为是最令人瞩目的。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被逐渐引入的制度变迁过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由过去以计划配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和于此相关的制度、政策上的深刻变化[⑨]”，涵盖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以至政治体制的变革。[⑩]从市场化视角理解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两个主要的切入点分别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以及市场意识形态。首先，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作用于宏观社会环境，为疫情传播提供了人员媒介。比如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将人力资源从国有企业中析出，农村劳动力也不再被绑缚在土地之上。就此而言，被释放出的大量流动人口客观上为艾滋病传播提供了中介。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意识形态渗透社会生活，也会引起社会规范的转变。市场意识形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进行充分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之最佳手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极端市场意识形态则将整体人类生活物化，并通过货币的泛化而商品化。基于此，毒品交易、性产业、商业采供血急速发展，为艾滋病在全国范围的蔓延创造了机会。

艾滋病疫情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原地区的黑市血液交易引爆了艾滋病在2001年后的集中发病和死亡，直到2004年既往采供血导致感染的人群仍旧是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主体[11]，成为彼时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特征。商业采供血和血液制品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推进，而经血液传播这一途径明显反映了市场化与艾滋病疫情间的互动，其中市场化的不确定性、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市场意识形态以及配套话语体系都影响着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

（一）中原地区的商业采供血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是全球通行的法则。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卖血热正是伴随当时巨大的需求而生。事件起源于一则禁令：由于在进口血液中检测出艾滋病，我国海关自1985年8月起禁止进口血浆、球蛋白、白蛋白、血小板和凝血剂。这一政策被视为国内生化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拐点——在这之前，政府平均每年花费约120万美元用于进口医用血浆，这一禁令意味着此后国内血浆市场将不再有海外力量参与竞争，本土生化医药企业将有大利可图。行业暴利短时间内就迅速吸引了大批投资，至1995年政府介入管理时已有579家未注册的血站，另有738家虽经注册备案却被发现存在安全问题[12]。也就是说，彼时全国至少有1300家企业涉足血液的商业交易市场，其中一些甚至缺乏生化医药背景。[13]

随着血浆市场资源配置，商业采供血网络最终形成。企业竞相争购血浆，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参与支持这种行为。[14]起初人们只是去血液采集中心卖血，但不久之后当地血头就会登门来访。这些血头既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非企业员工，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利用自己当地人的身份和资源去说服他人卖血。他们宣传将血红细胞重新注射回卖血人体内有益健康，怂恿人们更加频繁地卖血。事实上，只有专业健康工作人员遵守卫生部门规范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高速离心机。地下血站为了节省成本，经相同血型的、不同个体的血液混合起来一起离心，之后再把已经混合的红细胞重新输回给卖血人，置供血浆者于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之中。

强化商业采供血网络的不止是血头所谓“卖血有益健康”的阐释，还包括对卖血行为的重新评价。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血液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5]，“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问题都包含于人血的获得、加工、分配、使用和获益上”[16]，比如中医经常将生命和健康状态与“气血”关联起来，失血由此成为损伤性命的潜在危险。基于这样的认知，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将卖血视为不劳而获的不当行径，社会规范对其持否定态度。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规范也在发生变化，乡村民众开始沉迷于财富竞争，因此能快速积累家庭财富的卖血行为对缺乏发家致富资源的贫困人口而言，更是成为卖血的又一剂强心针。

在政府应允、企业推动、血头及其网络促进、以及对卖血行为的扭曲阐释和重新评价之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原地区商业采供血现象泛滥，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往往是生化医药企业以极低价格获取血液资源的理想之处。更糟糕的是，不健全的监管进一步恶化了商业采供血的法制环境，致使血液制品和输血者同样沦为受害者。尽管从1998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7]，基层采供血仍多有不规范之处。直到2005年，仍旧有医院与非法血站进行交易，还是在河北邢台，部分医院会冒着被处罚的风险而从未经政府认证的血站购买血液制品。据透露，从这样的流动血站采购可以降低成本，同样体积的血液在非法血站比在政府运营的血站购买则便宜的多，价格差异显著。

数年后，艾滋病疫情爆发，卖血者、输血者以及血液制品都被波及。1985年至2004年间，累计有89067例HIV阳性报告，仅2004一年确诊的感染者就有半数以上是在1992年到1996年间被传染的。[18]在接近九万的感染者和病人中，31%是经商业采供血途径被感染的[19]，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40%以上在河南，33.7%在河北随州，8.9%在山东菏泽，5.3%在吉林省吉林市，显然中原地区是重灾区。

（二）市场化与艾滋病疫情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那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5-1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源于血液交易，而在发达国家这种因为不安全采供血造成感染的风险却非常低，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有成熟的配套血液捐献系统。相比之下，我国直到1998年才颁布献血法，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发展的视野。政府应对的“后动”源于市场化的特性，即不确定性、高效分配资源、市场化意识形态及配套话语体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形象地将改革比喻成“摸着石头过河”，暗示了改革过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就市场化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在于我国政府缺乏指引和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哪怕是一些可以从失败经验中吸取的教训也没有。因此在商业采供血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护国民健康而禁止进口血液制品，但它缺乏参与国内生化医药市场竞争的经验，也没有制定监管规范的经验，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府受制于市场化不确定性的另一表现，是未能预视政策间的相互影响。1985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统购统销，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供求自主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却是1985年到1990年间，包括河南在内的中部农业大省都遭遇大幅的收入削减，而沿海城市的收入却明显上升。邵京[20]指出其时农民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因而很容易被血头说服去卖血以换取直接的经济收益。纵观九十年代，政府并未意识到宏观的经济政策与具体的血液制品禁令间的互动，自然也就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

市场化的第二个鲜明特征是它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对人力、技术、机械等资源的分配。国内血液市场形成伊始，利益相关者们察觉到禁令可带来的潜在可观利益，在短短五六年间就能将血头、医院、高速离心机、医学技术、卖血者、输血者都聚集起来。逐利是所有利益相关者最直接的驱动力，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信条是市场化的第三个特征，即市场化意识形态。它将经济利益置于个人其他所有选择之前，只要能获取经济利益，血液可以成为商品、高速离心机可以由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士操作、医院宁愿冒险追求利润以至不顾民众健康。市场化意识形态将人力与物质积聚起来，以特殊的方式去获取经济收益——我国中原地区生活着的大量贫困人民，以最低价格售卖自己的血液，在市场这双无形大手的调拨之下，血头、高速离心机、卖血者以及商业血液交易都集中于此，是为艾滋病疫情地域性的根本原因（？）。

仅仅市场化意识形态并不足以完全“征服”卖血者，还需引入为卖血行为配套设置的话语体系，这也是市场化的第四个特征。这一评价健康与金钱的话语体系，被用来表述、阐释和支持血液的市场化。于是躺在献血椅上的人打消了顾虑，相信自己的选择两全——既挣了钱，又因为输回血红细胞反而更加健康。

艾滋病疫情的地域性与商业采供血的市场化发展密不可分，当然，市场化同时也为防治工作创造机会，政府也从这些经历吸引经验教训。例如到2005年全国自愿无偿献血比例占采集临床用血的86.1%，无偿献血比例由88%上升到96.56%[21]，而且绝大部分诊所都能做到安全用血[22]。又如男男性行为健康教育促进方面，一些商业投资者发现网络是男同性恋群体重要的联络方式，于是致力开发相关网站，市场化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显然减轻了政府在相关方面的财政负担。简言之，面对市场化，政府既可以主动发掘然后快速应对，也可以盘活社会资源，实现艾滋病防治工作从组织到个人的延伸覆盖。

三、个体主义与艾滋病疫情

伴随市场化出现的社会规范变革中，个体主义的兴起是观念和行为模式方面最显著的。个体主义意味着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意味着从责任感向权利意识的转变。[23]就艾滋病疫情而言，从市场化和个体主义互动的角度出发有助于理解性解放潮流中的性产业、男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高危人群的识别以及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一）个体主义：现代中国的新风景

个体主义是现代中国社会变化一景，它的产生源于经济改革、价值观变化，以及新的社会距离模式，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理解。

首先，经济改革将个人从单位和土地中释放出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起来。在经济改革浪潮中私有经济发展迅速，其中1979年到1990年，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峰值。1978年在私有经济领域就业的人数是15万，到1989年人数增长到了614万，增幅约40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就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个数字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8%。[24]另有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3年，3亿多人口从国有企业流出[25]，这意味着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了大量流动的人力资源。城镇居民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单位的保护和束缚，农民也不再为土地所绑缚，城市化进程刺激着他们更希望到大城市去挣大钱。

其次，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的改变。人们开始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对自己负责，同时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新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产生道德危机的潜在原因。例如在从责任感向权利意识转变的过程之中，人们被鼓励去追求自己公私领域的个人利益，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也发生了一系列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社会道德的丑闻，却是由于人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且涉事者丧失责任心，毒奶粉事件即为典型。

同时，受经济环境和价值观念变化的驱使，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在改变，这一点在人们维持社会距离的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更加习惯于与陌生人维持联络。流动使陌生人相识成为可能，在亲属、单位等传统社会网络以外建立新的关联。一方面，人们会选择加入有利于自己身份识别的、有认同感的群体。罗兰得森（Rolandson）[26]发现中国加入志愿者队伍的青年在渴望集体经验的同时也保持着对个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人们强调个人幸福感和隐私，以此维持一定社会距离，哪怕与自己的父母亲人也同样如此。例如中国正在经历的第二波离婚高潮，主要是由女性为了个体的追求而主动提出，理由包括从性生活的不和谐到性格不合等等各种不可调和的差异。

总而言之，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改革与市场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个体主义。它提倡个人幸福、个人满足以及个体权益，而保持社会距离成为追求个人幸福与权益的实践行为之一。同时，人们更倾向于与传统社会交往网络之外的陌生人保持联络。

（二）艾滋病高危人群中的个体主义

根据2013年第三季度艾滋病疫情及其防治报告[27]，中国有266854例感染者以及166980例患者。前三季度报告持续显示新增病例中占最大比例的是经异性性行为感染者，占新增病例的68.2%-70.3%，第二大比例人群来自同性性行为，占比18.1%-21.3%。注射毒品造成的感染者占新增病例的7.7%-8.2%，位列第三。经此三种主要传播途径感染的高危人群正是艾滋病防治工作重点目标人群，而将他们推向感染风险的因素之一，是作用于思想观念的个体主义。

显然，异性或同性性行为导致的新增病例占绝大多数，这说明性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回望古代中国，性生活是精英阶层的热门话题之一。著名的荷兰学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中专门收录分析了此类传统文学作品。他指出古代中国人将性生活的精髓定义为繁育后代，将它与生产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地位高的男性而言，修炼性技巧以维持他与妻妾的私生活事关维持家庭秩序。古代中国的家国之间，维护秩序是十分重要的。[28]因此性相关问题并不仅仅关乎个人，更是被放置在家国的语境中被强调，这一点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都没有改变。当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的情境下，性相变得高度政治化，成为个人的“敌人”，从而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无性的模式”。[29]从八十年代起，随着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私人生活领域的新革命兴起。据报道，与（婚内或者婚外）伴侣之外其他人有过性行为的比例，由2000年的10%上升至2006年的15%[30]，性解放风潮由此可见一斑。

从性革命的背景出发，就很容易理解艾滋病在不同年龄组中扩散的特征。2005年到2009年发现的新增病例中，50岁以上人数急剧增加[31]，如2011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中60岁以上男性从2.4%增加到6.6%[32]，又如云南省2013年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中，50岁以上人群占到20%。[33]另一项对三个城市中162例60岁以上男性感染者/患者的调查发现，他们中79%经由商业性行为感染，1.1%经由同性性行为感染。[34]为什么老年男性会成为高危人群？或许应该说，个体主义与市场化是如何将老年男性推向风险的？

个体主义提倡自我满足，有意思的是，追逐个人幸福是高危老年男性最突出的话语自述。由全球基金资助的一项针对广西柳州老年男客的调查显示，他们对此有明确清晰的表述。一位60多岁的男客表示：“我老婆太老了，不行了。我有这个需要，所以来这里。（这里）很容易找到女人，也不贵，二三十块钱一次。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好日子，我只是在村里跟几个女的有（婚外性）关系。那时候女人们不靠这个挣钱，但你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找到这么多女人。”[35]这是性产业中老年男客的典型心态。他们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气盛之时正赶上七十年代的性革命，开始可以公开谈论性欲、追求额外的性满足。 一方面，性革命风潮促使他们更明朗地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经济变革从客观上为性的商业化交易提供了空间。九十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约两千万国企员工由于企业改组、合并或破产而下岗。经济改革战略、富余劳动力、人口流动诸多因素合力下，商业性交易死灰复燃。[36]被鼓励前往大城市谋求更高经济收入的乡村劳动力处于社会财富系统和公共服务的边缘，女性尤为脆弱而处于劣势。2004—2005年对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揭示，女性占农民工群体的63.2%且集中在服务业。相比之下，男性农民工就业方向更多元，包括22.6%在工厂，22.9%在私企，15.9%在交通建筑行业。而大约23.9% 的女性农民工卷入性产业，是女性城市居民卷入数量的80倍。[37]多项调查发现脱贫是女性进入性产业最主要的原因。[38]一名接待老年男客的小姐从前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从农村移居城市，为了挣更多的钱开始卖淫。她特别引用了这样的话：“从前卖淫是可耻的，但现在只要能挣钱就无所谓，再说你老家那边的人又不知道。邓小平不是说过嘛，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39]然而，与从前商业性血液交易不同，性产业的根基不仅在于人们对其经济效益的追求，更与性权利/性意识相关。

在男男性行为感染的途径中，除了性权利和市场体系之外，还应当意识到网络的重要性。它展示了现代社会人们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它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形了男同群体。2010年，景军发起一项对不同城市258个男同性恋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89年，没有一个被调查者是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侣的，而到了2000年高达48.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网络结识性伴侣的，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1.1%。同样，在1989年仅仅有15.8%的被调查者与其性伴侣分属不同城市，2000年则有24.3%，2010年达到48.4%。没有一个被调查者回应说自己在1989年时认识牛郎（money boy）[40]，到2000年时，平均每人认识0.6个牛郎，到2010年人均认识牛郎数达到1.6个。[41]可见网络型塑了今日中国男同群体，使他们通过信息科技跨越亲属、单位等传统社交网络，不受时空限制而自由地联络交往。通过这种方式，男同性恋者确认自己的身份，甚至被鼓励去确认自己的性取向，满足了他们追求性取向平等权利的需求。基于此，在群体高危行为改变之前，或者在有效的治疗药物出现之前，越多人加入这个网络，对艾滋病的防控也越有挑战。

四、法制进程与艾滋病疫情防控

法制化，与市场化一样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中央政府意识到经济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时，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消除针对艾滋病的污名、保护受艾滋病影响的个人。此外，还发起了包括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行动规划、四免一关怀在内的一些项目来应对疫情。 法制化一方面表明了政府恪守遏止艾滋病的承诺，并将其纳入稳定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法制化并非一蹴而就，此过程中不免产生许多或阻碍或促进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因素。

法制推进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央政府遏止艾滋病的决心。《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便是一例。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此前艾滋病防治从没有进入法制系统，该条例是首个特定传染病防治政策。它的出台表明国务院、党中央从国家层面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国家应对艾滋病防治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各级相关工作的实施。同时，法律法规的实行促使艾滋病防治关怀工作形成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管理体系。例如《艾滋病防治条例》第22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艾滋病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开展检测活动。”[42]据此，各层级疾控中心有责任对艾滋病疫情进行日常监测，从而及时掌控疫情发展。自此，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艾滋病疫情监控与报告体系，为艾滋病防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直接针对艾滋病的条例以外，另有其他一些政策文件也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扮演积极角色。这表明我国法制有了整体的提升，更加系统化，为艾滋病防治创造了有利的法制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其中第十条规定“血站应当根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标准，保证血液质量。”[43]这约束着血站和医疗机构，它们不被允许向仅仅采集血浆的血站出售无偿捐献的血液。这一政令有效阻止了血液的商业交易，控制了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的疫情发展。

在肯定艾滋病防治工作走向法制化建设成果之时，也不应忽视已有法律法规与现实复杂情况的间隙，主要表现在道德困境、实施与执行所欠缺的资源、法律法规间的不一致这三方面。

有很多案例表明艾滋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面临伦理道德困境，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激起热议。支持者认为实名制有助于对艾滋病病毒阳性者的监管，方便追踪并提供及时的治疗，控制疾病的扩散。反对者则提出实名检测侵犯个人隐私，现实生活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常常受到歧视，甚至可能因此公开身份而失去工作，因此保密检测才是尊重人权。

从实施的角度来说，一些已通过的法律法规缺乏执行的资源，导致无法切实执行。举例来说，尽管国家制定了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的相关规定，针对阳性儿童的药品却没有广泛投产使用，仅仅是将成人剂量减半使用。此外儿童的跟踪治疗需要更多社会支持，不仅是药物方面，还包括心理建设，这些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不充足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针对儿童的免费治疗很难实现。

现有法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系统内部的不一致，阻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推进。例如收容所要求所有收容人员必须通过心理测试，未能通过者或有急性传染病者都不被收容。强制戒毒所也拒绝有急性传染病或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员，这些人员在进入强制戒毒所之前被要求中断用药一定时间。不止如此，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利用自身疾病逃避法律的惩罚，将艾滋病身份作为他们破坏法律的武器，加剧了社会舆论对艾滋病的污名化。

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困境背后是我国法制化环境建设。法律体系在社会管理方面展现出的明显进步令人欣慰，然受限于资源，将这些法律法规逐条切实执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更何况还需实现系统内部的协调有序。

五、艾滋病疫情防控与传统文化

（一）社会聚合方式

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社会经由不同阶层各种关联组织而成，比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以及个人与社区的关系，因此个体实则依附在一张张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上。在特定关系网特定位置上的个人，有着不同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人们对交往网络内部和外部的他人在态度和互动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意味着对待社交网络之外的他人，一些行为模式和伦理价值观并不适用。[44]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交网络中，对家庭负责具有优先性，市场化、个体主义和法制化的浪潮也未能改变这种倾向，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个人还是需要在家庭的层级网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都不愿意向父母坦诚自己的性取向，这会招致父母对自己不负起传宗接代责任的谴责。同样，性产业中男客最首要的顾虑也是如何向自己的家庭保密。[45]对于受艾滋病影响的人而言，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生活就会好过很多。尽管婚前性行为与同居现象剧增，仍有许多年轻人推崇健康性行为并洁身自好。如果认真发掘此类文化现象并加以合理利用，无疑会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

（二）大政府

纵观历史，我国经历了许多强大的王朝时代。它们强化了政治中心对国家的控制。至今，这种中央集权的治理传统依旧可循。比如，国家疾控中心的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成为艾滋病防控的责任机构，省市地方的疾控中心在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个垂直的系统使艾滋病防控形成从上到下的统一路径，推动了防控项目大范围的快速施行，并且发展出一个基于网络的、现代的上报系统，反过来促成全世界最好的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之一的施行。严密的垂直系统能充分的动员资源，有利于高效管控，同时因其条块分割的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的创造性，反而为防治工作的地方化设置了障碍。

（三）文化多元

我国艾滋病疫情特征之一是它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蔓延，不成比例地影响了少数民族人口[46]，如艾滋病重灾区往往是广西、云南这样的少数民族大省(区)。这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国的互动，比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艾滋病高流行区，至2011年底累积上报的病例中，80%来自维吾尔族，7.6%是汉族，3.9%是回族，0.8%是哈萨克族，另有1.2%来自其他少数民族。2010年，有45.7%是经性感染，这个数字在2011年上升到65%，27.2% 是被自己的配偶传染所致。[47]一项定性研究指出伊斯兰教众被鼓励去维系正式合规的婚姻，这是对待性欲的神圣方式。过去主要是经由父母包办，且对婚外性行为有着严酷的惩罚。但是随着伊斯兰教之其他文化的渐入，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的、对婚前/婚外性行为的惩戒越来越少。年轻人有更多的聚会机会去结识彼此，因此更可能产生婚前或者婚外的性行为。加之，他们从总体而言较少接受身体检查，也缺乏使用安全套的意识，因此一旦一方被感染，性伴就很容易被传染。^[48]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发掘少数民族的家庭文化，激活潜于内心的自律性，将使少数民族地区HIV疫情防控事半功倍。

从历史上说，我国试着推动社会改革和多民族的一体化。但是，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现代化的中国：他们通常更加贫困，更加缺乏教育和健康，处于公共服务边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分布在边远山区或者高原地区，更主要的还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尚需磨合。比如同辈群体在少数民族中有特殊重要性，他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一个重要的举动是“分享”，当这一习惯遭遇静脉吸毒，就容易导致共用针头。因此当少数民族青年卷入毒品问题或陷入性解放风潮，就更容易被感染艾滋病。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让少数民族同胞分享到更多现代化的成果，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地发展格局。

六、结论

由于高流行性和致死率，艾滋病对中国人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推升了死亡率，不利于生育率的维持。而身处感染风险的更多是中青年劳动力，一方面，该人群的削减直接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痛苦和贫困的同时，加重了卫生事业、社会福利等领域的负担，消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更糟糕的是，缺乏有效管控不利于营造理性对待艾滋病的社会氛围，无助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社会支持的改善，非但维护和加剧了艾滋病的污名和歧视，还为潜在的社会冲突（如艾滋病针头扎人谣言恐慌）提供了滋长空间。因此，积极有效的防治艾滋病，关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乎国计民生。

如前所述，传染性疾病的发展既受生物学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如社会规范、生活方式、经济条件、政治组织等非生物学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变革不无相关，尤其受到经济市场化、个体主义观念和法制化建设进程的影响。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激活了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能量，而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却落后一步，导致社会观念扭曲发展。在市场的调配下，血液交易和性交易迅速产业化； 经济利益至上的市场化意识及其配套阐释话语推动人们卷入高危行为；从集体向个人的观念转变则将感染风险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经历了从最初的忽视到致力推进法治建设的转变，虽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市场化、个体主义和法制化影响着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同样也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机会。前人研究已提出诸多防治建议，如加强行为干预、构建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健全完善法制法规、充分发挥NGO作用等，如今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土壤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独具一格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遏止艾滋病的承诺，如何消除艾滋病的污名，仍可以回归到这片土壤中探寻。

AIDS Prevention in China: Marketization, Individualism, Legal Proces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IDS epidemic in China is deeply affected b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To prevent AIDS,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take its sociality into accou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legislation which make the AIDS epidemic developing into different stages. In each stage, specific route of transmission leads to featured high risk group: IDU is marked as the high risk group while the main route or transmission is blood, and the high risk group turns into common population such as elder male when the main route of transmission become sexual behavior.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aused by marketization promot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lood and sex behavior.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strengthened individual need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right. The growth of legal process is too slow to support AIDS prevention effectively.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till has to be explored to make its unique contribution in AIDS prevention.

Key words: HIV/AIDS; Social change;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郇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