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
作者： 王燊成 岳经纶  发布时间：2017-04-0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社会起源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递送

——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王燊成 岳经纶

摘要：本文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在国内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综”）为案例，通过对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起源的考察，从服务资源动员、服务战略选择以及服务主体互动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组织的起源对其服务递送效果的影响机制。与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政社关系不同，本文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维度，剖析了不同社会起源的社会组织所导致的服务递送的差异化。同时，通过个案的分析，本文也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起源理论”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关键词：社会起源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服务递送

一、问题的提出

广州市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始于2008年，始初主要以购买专项服务为主。2010年，在考察新加坡、香港等地社会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广州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下称家综）”、购买“综合服务”的发展策略，并确定在20个街道进行家综建设试点工作。家综是指在街道设置的一个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由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运营，并接受区（县级市）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以社区为平台的综合社会服务购买，成为广州市创新街道和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截止到2014年12月，广州市已经完成了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一个3年周期，全市家综总计171个，分布在各个街道。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家综服务成效如何，必须向政府交代、向社会交代以及向公众交代。对此，广州市选择了第三方评估方式，即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过程评估、中期评估以及末期评估的方式进行各领域服务质量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家综的服务开展以及往后的投标情况。笔者根据《2013-2014年度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结果》[①]^③进行结果统计，并绘图如下。

图1  2013-2014年度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评估结果

如图1所示，家综的评估结果差异化明显，中、末期评估都是合格或者达标的家综共55家，占了家综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两次评估结果都在良好以上的家综共52家，也占了家综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还有三分之一的家综评估结果涵盖了中末期均在基本合格以上且有一次合格或者良好或者优秀三种情况以及两家中末期评估中有不合格的家综。基于此，一方面可以判定近乎98.68%的家综评估结果都在基本合格以上，也就是达到了预定的考核指标，说明家综在社会服务递送中起到了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广州市家综服务质量呈现出差异化的现状。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又有何种联系？不同的社会组织对社会服务又有什么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社会组织对社会服务影响的有关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主要聚焦政社关系，探讨不同国家情境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多元化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服务的递送。康晓光、韩恒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的概念，指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 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从而影响着社会服务递送的方式、内容以及质量[②]。顾昕、王旭、严洁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出发，依据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理论，指出民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表性影响着组织的公共服务效能的发挥[③]。岳经纶、郭英慧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递送、融资、规制的视角透视了政府与NGO 的互动关系，解释了为何NGO 所提供服务的成效未能令服务使用者十分满意[④]。王诗宗、宋程成认为社会组织具有“依附式自主”特征，独立性与自主性两者的不同组合会影响着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包括价值引导、提供服务或理念倡导、催生社会资本等[⑤]。

第二种路径主要从社会组织的属性出发，强调社会组织自身的特质是影响社会服务的重要因素。曹飞廉、陈健民以爱德基金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发现具有信仰基础的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满足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⑥]。关信平认为社会组织的规模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旦社会组织缺乏规模效应，就会导致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的不足，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不健全，进而导致平均服务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的相对低下[⑦]。姜海燕运用福利意识形态概念，通过对社会工作服务递送过程中的政府、专家、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这五个主要参与方的价值观体系的分析，论证了福利意识形态对社会工作服务递送体系建构的影响[⑧]。

上述研究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既从“内因”（社会组织的自身属性），又从“外因”（政社关系）探讨了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的内在联系。但是，本文认为，政社关系、组织属性只是影响社会组织递送社会服务的直接原因，“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以及“社会组织的机构、规模、宗教信仰等组织属性”是最为重要的变量，既有研究并未找到影响社会组织递送社会服务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政社关系以及组织属性的差异化。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社会组织的起源出发，借助社会起源理论探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社会组织影响服务递送呈现差异化的内在机制。

（二）社会起源理论

社会起源理论（Social Origin Theory），就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与现代情景来分析它的源起、最终制度选择或者说是体制模式的一种理论[⑨]。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和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østaEsping-Andersen）是最早引用社会起源理论进行国家制度选择问题分析的学者。

利用社会起源理论，通过正反对比，巴灵顿·摩尔探讨了英、法、美、中、日、印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飞跃的发展道路。在摩尔看来，各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主要三种：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道路、法西斯主义（Reactionary Capitalism or Fascism）以及发动公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的共产主义道路。而在三种路径中，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他认为在面临农业商业化的挑战时，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的不同反应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⑩]。按照摩尔的逻辑，民主与公民社会最有可能是三种原因导致：乡绅贵族掌握的绝对王权、挑战乡绅贵族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土地问题解决后释放的农民[11]。

与巴灵顿·摩尔一样，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也采取了社会起源理论来解释福利国家的类型划分。针对传统福利国家分类方法的缺陷，艾斯平—安德森从社会权利的起点出发，把福利国家理解为一种支持社会公民权的概念，并认为带有非商品化性质的社会权利、社会分层及国家、市场、家庭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应作为确定福利国家性质的三个根本性原则[12]。他以社会权利和社会分层化为标准，构建了福利国家体制的三种类型:自由主义(1iberal)福利国家体制、保守主义(Conservative)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福利国家体制，使福利国家的研究“社会学化”，在现实层面为各种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坐标[13]。

可以说，巴灵顿·摩尔和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开创了社会起源理论的研究范式，为国家制度选择、福利体制构建路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思路。不过，两位学者关注点都是当代国家发展的体制模式，而没有把社会起源理论同公民社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研究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萨拉蒙（Salamon）则根据一个社会具体的复杂关系、社会阶层构成与社会体制模式等背景，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体制模式，解释了各国非营利组织产生发展的原因，并引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14]。萨拉蒙和安海尔（Anheier）认为应该从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来解释非营利现象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选择依赖市场、非营利组织，还是国家来提供社会或其他重要服务，主要受制于历史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结构[15]。此外，萨拉蒙指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下，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与非营利组织的规模，非营利组织的体制模式可以划分为国家主义（Statist）、自由主义（Liberal）、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tic）、社团主义（Corporatist），在不同的体制模式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扮演的角色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在自由主义模式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是一种替代关系，而在社团主义模式中是一种伙伴关系[16]。“社会起源理论不仅有利于理解不同非营利组织规模差异，而且有利于解释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展过程中它们显著的关系差异，同时还有利于解释已经发现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的融资模式”[17]。

目前在国内学界，运用社会起源理论研究社会组织发展及其作用的文献还不多见。可以作为本文借鉴的主要有管兵（2015）与廖慧卿、岳经纶（2015）。管兵根据社会组织的法人身份、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维度，将社会组织进行类型化，进而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剖析，来探讨国家—社会关系的趋向[18]。廖慧卿、岳经纶则基于街道体制的背景，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规制、融资和递送三个维度考察广州市街道家庭综合服务模式，并重点考察了递送维度，将广州市家综的服务供给模式划分为“独立型的递送模式”、“混合型的递送模式”以及“内生型的递送模式”等三种[19]。

上述的两个已有的研究成果均对中国社会组织当前所处的制度语境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但他们都主要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国家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组织发展和运作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社会因素以及社会组织的内生因素。因此，本文试图基于社会起源理论的视角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具体的社会背景，呈现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讨社会背景与社会组织发展和运作之间的因果机制。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在管兵（2015）中，社会组织的社会起源主要表现为组织的法人身份、人员组成、资金来源等方面；而在廖慧卿、岳经纶（2015）中，社会起源更多地体现在组织的领导者来源上。不过，他们都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起源”概念。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本研究假设，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的来源影响着社会服务的递送。这些社会组织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来源于街道的社会组织、来源于高校的社会组织，以及来源于企业的社会组织。我们以社会组织的来源为自变量，社会服务的递送效果为因变量，而服务递送效果的衡量则主要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数据。

无论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出发，还是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出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事关组织生存发展。徐家良认为，可以从组织的产生与演变、组织结构、组织规章制度、组织资源动员、组织项目管理、组织发展战略六个维度来评定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20]。由于家综拥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因而负责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主要影响家综的资源动员、发展战略以及项目管理。在本文中，家综的领导者来源是自变量，家综服务递送效果是因变量，家综的资源动员、战略定位以及项目管理是中间的解释变量。

资源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服务递送的物质基础。一般而言，社会组织必须具备三种资源，财力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21]。财力资源主要包括服务递送过程中家综运营所需要的资金；物资资源主要包括办公场所、办公设备以及开展服务项目的设施物资；人力资源既包括社会组织的专业社工人数以及其所拥有的技能、能力、知识及潜力和协作力，又包括督导队伍、义工志愿者队伍。

社会组织的发展战略是对组织长远发展的规划，通过对战略的部署可以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组织在工作中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实[22]。由于社会组织分别起源于街道、高校、企业，导致家综在服务递送中的战略各有侧重，按照服务介入的方式，可以划分为重视宏观战略、重视中观战略以及重视微观战略。重视微观战略主要指家综在服务递送中侧重微观服务供给，行动手法与个案技术熟练，重视合同契约规定的个案服务、小组工作等指标，强调定额定量完成；重视中观战略主要指家综在开展微观服务的同时，关注社区发展以及领里关系。服务开展中，家综善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整合社区资源，强调邻里和睦、社区幸福感；重视宏观战略主要指家综在微观服务开展和宏观社区发展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业发展。

有些社会组织以项目为单位开展活动，因此项目管理能力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组织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23]。街道、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以及个人等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治理依托与它们之间的各种网络体系，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24]。因此，对于家综而言，项目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服务项目管理中家综与街道、社会组织、居委会、居民等主体之间的联系上。承接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不同，影响着服务递送衍生平台（家综）与服务递送购买者（街道）、服务递送组织者（社会组织）、服务递送合作者（居委会）和服务递送对象（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图3）。

图3 服务递送中利益主体互动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搭建一个运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的差异化影响社会服务递送的分析框架，展现分别来源于高校、街道、企业的社会组织在承接运营家综中的资源动员、战略定位、项目管理的差异化，从而解释家综服务递送效果呈现差异化的内在原因。（图4）。

图4 社会组织领导者来源影响家综服务递送的内在逻辑图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是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25]，选取了3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个案，分别是来源企业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A街家综、来源街道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B街家综以及来源高校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C街家综（如表1）。个案选取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四点。

第一，承接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呈现多元化，涵盖了街道、企业、高校、宗教、人民团体等，不过来源街道、企业、高校的社会组织承接家综相对发展最早、数量最多、最为典型；

第二，家综所处位置区域，本文将广州划分为中心城区、新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远郊区。由于位置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情况、财政支持力度等差异性较大，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家综的服务递送效果。为此，案例选取了家综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心城区。

“我们在试点的过程中选取的街道都是有代表性的，20所家综涵盖了中心城区、新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远郊区。相对来说，老城区的家综发展的比较有成效一些，居民的参与度也较高些。”（SGW—001）

第三，家综的试点情况。2010年，广州市政府决定在20个街道进行家综的试点，试点的家综起步早、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大、既有基础较为完善。为了控制试点对递送效果的影响，案例的选择不包括试点家综。

第四，第三方评估机构。家综社会服务递送效果由第三方进行评估。当前的评估机构主要有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等七家机构，为了控制评估机构的影响，个案选取的均为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作为评估方。

表1抽样家综个案信息一览表

笔者在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广州市A街、B街、C街家综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深度访谈了A街、B街、C街家综的主任、部分社工，以及街道行政人员，访谈对象共计9人，单次访谈时间为一小时左右。此外，笔者并用非参与式观察法调研和记录了A街、B街、C街家综场地、办公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受众情况、服务项目开展情况等。笔者还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专门走访了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负责家综的政府官员、负责家综评估的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中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广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以及承接运营C街家综的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访谈对象共计5人，单次访谈时间为一小时左右。在借助NVIVO软件的基础上，将访谈材料进行了编码处理（如表2）。

表2访谈对象编码总览表

四、个案分析

（一）A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A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属于典型的广州老城区。A街老年人口超过街区总人口20％，老龄化问题严重。此外，辖区驻扎了三支军旅部队，且多数为外地志愿兵，繁重的训练任务和单调的军营生活使军士产生了环境不适应、生活压力过大等问题。2012年4月1日，AYX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出资兴办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的A街家综正式进驻，先后建立“军·展能”、“长者‘金色年华’计划”等项目，使A街的社会压力得到了缓解。

1.资源动员情况

A街家综继承了企业管理的灵活性、自主性、高效率，在资源汲取、渠道搭建、资源利用上优势明显，为社会服务递送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服务递送过程中，A街家综的资金来源稳定、多元、充足。一方面，服务资金主要来源于招投标配套的200万专项资金，另一方面，A街家综在资金困难期能获得来自母体企业的资金支持，财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相对区内其他家综，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资金流量更大，发展初期资金风险防范能力凸显。

“在资金方面，我们还是挺独立的。我们平时也会链接一定资源，如联系基金会。之前我们联系到舜禹基金会，买米和油给社区老人。此外，我们现在还会进行专项帮助单亲家庭、残疾人之类的资金申请，大概一年一两次。”（YX--001）

A街家综不仅从街道办免费获得办公场地及水电费，而且日常办公用品通过报告等形式可以从社工机构获得。活动开展过程中，公司往往会免费提供足额的各类软硬件设施，为家综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后盾。AYX社会服务中心还在其承接运营的三家家综之间搭建了资源、服务共享平台，加强了彼此交流和资源紧急调配。

由于承接A街家综的社会组织来源于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因此在人员配置、发展、管理上拥有成熟的专业经验可以借鉴。A街家综注重社会工作者的技能培训、专业提升，时常聘请国内外顶尖督导授课，提升机构的服务水平。此外，A街家综与同行沟通密切，时常围绕家综的服务递送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

“家综发展关键要看如何盘活资源，企业背景的社工机构这方面就做的很好。它能够自筹资金买巴士，运送残疾人去参加活动，其他背景的机构能比么？并且企业背景的社工机构的社工能够出国学习，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SX--001）

2.家综战略选择

由于企业注重实物开展以及投入——产出效益，A街家综在服务递送中相对重视微观发展战略，往往根据招投标合同契约规定的个案服务、小组工作指标数量，定额定量完成，注重微观的社会服务递送。A街家综重视个案服务，针对服务对象组织相对应的活动，强调个案的涉及面、代表性。对于残疾人，组织残障人士参加“梦飞翔”残疾人艺术作品展览活动；对于长者，组织“金秋送暖”义工探访活动，对社区独居、空巢长者进行探访；对于网瘾、毒瘾群体，经街道办转介后负责后续治疗康复；对于环卫工人，组织“温暖过羊年，关爱环卫工”活动，帮助环卫工人实现新年微愿望；对于部队军士，开展“军·展能”项目，搭建军士与居民充分接触、沟通平台，使部队充分融入到社区之中。

“这些士兵进入大院后，平时很难出来。所以我们的活动会结合三个部队的人，组织他们畅游广州，了解周边环境，增加适应感。同时我们也会把三个部队的人集合起来开展一些篮球比赛等，促进他们的沟通。在业务方面还会促进他们和上级领导的沟通。（YX--003）

在服务开展过程中，A街家综注重专业服务，强调服务品牌。例如在开展军队服务项目中，A街家综采取的是“三步走”策略。第一步，注重宣传，让军队士兵了解到家综的存在，增进彼此联系；第二步，在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需求的沟通、项目的设计优化，制定出双方认可的服务方案；第三步，在服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服务项目的递送，具体开展各项活动。整个流程有条不紊、步步推进，历时三年时间得以开展，丰富了军、民的娱乐生活，缓解了士兵的社会压力。

3.利益主体互动情况

由于企业背景的独立性，A街家综在服务开展过程中，街道对中心的具体运转与工作不太干预，中心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和权力，服务递送过程中专业性能够得到保证，街道对中心是一种弱控制。

日常工作中，我们主要提供些场地或者是硬件设施，以及在一些工作上协助他们去开展。家综的工作以自己开展为主，我们对它平时的管理并不是很多，不像我们自己的部门。（YX—002）

不过为了与街道构建良好关系，A街家综时常主动向街道汇报工作进展。对于临时性转介服务，A街家综进行服务与跟踪后，会将具体成效反馈给街道办相对应的转介部门。而每月、每季度的联席会议制度，A街家综作为参与主体，也会根据街道办工作安排适时调整当月、当季度服务重点。在每年3月项目结束时，A街家综也会跟街道办各个部门进行沟通与反馈，共同商讨下一年的活动哪些可以结合到街道难以操作的困难问题？哪些是居民的服务需求点？

“服务开展过程中，街道会提需求。不过其实开展的服务是共同商量的。其他街道我不知道，但我们街道项目开展的依据是我们需求结合街道需求，即我们的专业需求结合街道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或者调研的需求。”（YX—001）

“家综也会跟我们汇报，这个一般都是是它做完事情后回来跟你汇报。或者说，他准备做一件什么大的事情，就这些。平时工作不需要跟我沟通，不过这个每个街的情况不同，有的会跟街道的沟通多一点，有的会少一点。” （YX—002）

A街家综服务宗旨、发展战略、项目开展、机构管理都与AYX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紧密相关。作为一家具有多家子公司的成功企业，高效运转的制度设计为A街家综的机构发展提供了丰富借鉴，A街家综的服务开展也为AYX社会服务工作中心积累了实践经验。每周的定期碰头会、标准化的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家综与服务组织方的信息沟通、日常联系。

不同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对A街家综的熟悉度、了解度差异化显著，距离远的居委会甚至不知道家综的存在，因此A街家综有时处于“单干”的状态，上门服务遭遇的瓶颈很大。

“我们是想过跟他们合作，把一些社工的思维加进去。但是我们发现两边是一群不同的人，思维是不同的，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只能是细水长流的方式，和慢慢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然后慢慢去做。”（YX--001）

由于社会组织来源于企业，导致了服务开展过程中居民的认同感相对较低，上门服务开展较为困难；居民也很少主动地寻求家综的帮助，认为服务属于收费性质，对服务存在一定“不理解”。同时，A街家综的志愿者队伍相对薄弱，目前志愿者大都是居委会退休的老干部们，中青年群体很少加入志愿者队伍。

“部分居民对我们还是不理解的，也不知道我们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在举办一些活动时，有些居民总是担心我们是收费的，担心我们是商业机构骗人的，所以居民对我们的信任还是需要增强的。”（YX--001）

（二）B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B街道位于广州白云区，居民中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0％。高比例的老年人口为该街道居民带来了沉重养老负担。此外，B街外来人口将近本地居民（？），且多从事低端产业工作，他们的教育、居住问题也成为当地典型的“疑难杂症”。起初B街家综由某社工机构承办，但在第一年服务中，就出现了对地方情况了解不足、宣传不到位和服务欠规范等问题，而且遭到基层街道办和社区居民的抵制。经过数次会议讨论，B街街道办事处决定与原承办单位解约，自己拨出部分行政力量和资源成立“广州市白云区YJ社会工作服务社”，负责家综日常运营。

1.服务递送中资源动员情况

由于是街道办自行创办的社工组织承接运营的家综，B街家综日常运营和服务开展中资金来源比较稳定，每年财政支持资金能够完全进入中心，资金使用自主权限大。此外，街道办还会定期搭建创意集市、志愿服务广交会等筹资平台，为家综的服务递送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在街道的支持下，家综拥有全区面积最大的活动场地之一，而且还拥有图书阅览、悠闲上网、棋牌室、舞蹈室等功能场地，所有场地均免租金。为了户外服务项目的开展，街道还在家综后门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广场以及相应的运动设施。

为了挖掘和利用街道的“银发”资源和志愿服务潜力，B街家综在街道的支持下设立了“‘五老’志愿服务中队”。“五老”志愿服务中队由老战士、老专家、老干部、老教师与老模范为骨干，其中主体为退休干部。服务中队定期在社区中提供儿童安全宣传、定点守护、快乐陪伴等志愿服务，“老少配”的设计既让孤寂落寞的老人再次寻找到自身价值，也让儿童的安全教育问题得到了妥帖处置，推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发展，弥补了服务递送中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区别于其他长者志愿者，‘五老’志愿者中队人员配置更加合理。老干部的果断高效、老战士的老当益壮、老专家的专业尽责、老教师的知识渊博、老模范的热心公益都为这支队伍增添了别样光彩。而志愿者们往日的身份也能让被服务者更加信任，而这份信任在志愿者服务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BY--001）

2.服务递送中家综战略选择

整体而言，由于街道办事处的属性以及工作重点，B街家综在服务递送中更加重视中观战略，关注社区的发展、居民的参与、邻里的互助。

为鼓励居民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在街道办的支持和动员下B街成立了“稻草人社区少年儿童守护队”，针对社区5岁-12岁的少年儿童，组织志愿者在少年儿童放学后及寒暑假期间，在社区活动中心、校园门口、公交站点、交通要道、红绿灯路口等地方，为社区及社区家庭提供少年儿童安全宣讲、定点守护、社区巡逻、快乐陪伴四大服务。项目的开展起初并不顺利，但是家综在街道办、居委会的帮助下，一些退休的居委会干部、老党员成为“稻草人”第一批志愿者。

“项目刚开始时，居民都不了解‘稻草人’是什么，首批志愿者的招募比较困难。但是在街道办的帮助下，集合中心的自身优势，我们把‘稻草人’服务项目编成情景剧，采取‘扫楼’策略挨家挨户发传单。最终，第一批由30名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社区文艺骨干等组成的‘稻草人’志愿者上岗了。”（BY--001）

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稻草人守护队”采用“社工+志愿者”的工作模式，居民加入志愿服务队后，家综组织经验丰富、专业水平高的社工对其进行培训，让居民在各类情景演练、对话演练中感受社会工作的内涵和真谛，同时掌握专门的社会工作手法，推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社区逐渐“全员稻草人化”。

3.服务递送中利益主体互动情况

B街家综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突出特点是服务递送机构直接受街道管理，街道不再是消极的监管者，而是积极的内部行政管理者，存在对家综的强控制。B街家综社工偶尔还需配合街道办执行上级下达的行政性任务，如“创文”、“创卫”。

“那时候街道办要求很多，对中心控制很严，面面都要管，如要求社工跟每个社区对接，而且每个月必须进行一次，街道办要求办活动时，家综不可以拒绝。每次家综会议都要有街道代表出席。”（BY—001）

虽然承接B街家综的YJ社会工作服务社是街道自行成立的，但是家综的社工管理仍然属于社工派出机构，家综中心主任拥有一定自主性和人事决策权，负责家综日常事务和服务具体开展。为提升服务递送的专业性，降低街道对家综的强控制，家综中心主任主动与街道办事处进行沟通，推进B街家综“去行政化”。

“我来的时候，经过整体考虑，我最终决定找分管领导去反映情况。我提出家综要从机构未来以及外界的认识出发，然后又讲述了以后的路该怎么去发展。街道的领导还是很开明的，听取了我的建议。现在内部行政管理也逐渐放心地让机构去运作，我们专业性也逐渐得到体现。”（BY—001）

自从广州市白云区YJ社会工作服务社承接运营B街家综后，家综与居委会的关系甚为紧密。B街家综进行上门服务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往往会跟随家综专业社工一同，搭建社工与居民的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服务项目的开展。此外，B街居委会与街道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往往会及时宣传家综开展的各类服务活动，

“活动的开展会去人口比较聚集的场所，比如中心本身、社区居委会以及附近的广场或者公园。因为我们（中心）就在居民区内，靠近居委会，基础配套设备比较健全，人流量比较大，所以我们有时会和居委会合作，共同开展服务项目。” （BY—003）

由于街道创办、居委会支持，B街家综在服务递送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度较高，居民对服务开展的信任度也较高，民众有需求便寻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派出志愿服务队为其服务然后将服务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反映给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将意见建议反馈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材料整理出来后进行四季评估，政府便能够持续了解第一手民生资料，同时民众对于政府满意度升高，这样便形成了“民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基层及上级政府”的良性循环，社区实现了真正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C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位于黄埔区中心城区的C街临近广州港，历史悠久，涵盖16个社区，面积广阔，辖内有现代小区，也有五、六十年代企业建的生活小区，还有从事养殖、种植的经济社，居民需求、社会问题差异较大。省内某高校2008年9月成立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运营了C街家综。

1.服务递送中资源动员情况

C街家综依托省内重点高校，服务递送中资源汲取能力总体较高，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汲取。高校带来的专业知识、人才培养与输送为C街家综服务的递送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专业知识上，依托于高校背景，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年初便会设计规定一年的培训计划，邀请高校专业老师为家综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涉及青少年、家庭、老人、残疾人服务等诸多领域。此外，由于学者之间的良好关系，C街家综在服务递送中常常可链接到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资源，提供前沿的专业知识。

在人才队伍上，一方面家综定期会有来自高校社工专业的实习生，有效弥补了活动开展中的人力资源短缺。家综与高校建立了大学生实习基地，成为了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课外实践场所，部分学生实习期后也会选择加入C街家综。另一方面，由于高校社工专业背景以及行业关系积累，C街家综获得优秀专业人才的便利性较大，工作人员流失后接续能力较强，保障了服务项目运营的持续性。

“很多志愿者和我一样，都是就读社工专业的学生。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会定期来到这里担任志愿者。在参加活动中，我们不仅解决了居民的困扰，而且自己也可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在实践中。不过，大多数志愿者由于课业及其他安排，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并不多，流动性还是比较高的”（HP—003）

在资源配置上，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承担了广州等地的12个家综项目，在机构内部实行统一管理，借助不同家综在各地的发展实践与各自优势，实现内部资源的合理调配与借鉴以及互助，使得家综能够从机构内部获得多元化的服务经验和资源调配。

“所有家综的社工都是我们中心聘用，我们会定期组织会议，家综的主任都会一起参会，分享各自发展中的经验与问题。此外，我们中心也会定期去各个家综去走访，了解家综发展中的问题，及时提供相应的支持。” （BDX—001）

2.服务递送中家综战略选择

由于高校的专业性、战略性、前瞻性，C街家综设计规划以及具体的服务递送过程中重视宏观服务战略，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并不只是为了自我生存、服务开展，更多地关注整体行业的最新动态、发展趋势以及问题解决。

借助高校的专业优势，立足社区服务的发展优化，C街家综在面对提供服务方式、品牌打造、服务需求挖掘以及行业规划发展不断进行深度探索。由于辖区面积广阔、居民需求多样化，家综根据人口、地理等情况，把街道16个社区划分为三个服务片区，深入一线考察，制定各类项目，采取多样化专业手法，回应居民需求，让服务渗透到全街道。

此外，C街家综在做好个案或者小组活动的同时，还善于从具体案例出发，放眼整个社工行业，积极寻求行业现有的不足以及建议对策。在C街家综服务实践的基础上，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申请到社会工作方面20多个厅局级、省部级、国家级研究课题，已发表50多篇相关文章，出版了10多部著作。

“我们家综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推动整个行业发展，而不只是为了机构的生存。行业要发展，就需要有人去推进、去研究、去思考。作为高校老师、一名学者，我们责无旁贷” （ZD—001）

“当前政府、居民以及社工的观点不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开展遇到了问题。如何认识社会工作发展呢？这需要我们思考。”（GD—001）

3.服务递送中利益主体互动情况

C街家综在服务递送中，街道对其服务内部及日常运作不进行直接干预，完全退出服务生产与递送环节。街道是合作者、监管者，只跟踪反馈每年辖区服务需求，并不干预具体服务供给。C街家综的主任由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派出，在合约框架下，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和专业权，在服务递送中专注社工实务操作手法，较少主动迎合街道办的行政事务，但在服务开展过程中会主动寻求与街道政务中心的合作，主要着眼于就业领域。居民首先需要在家综填登记表，家综工作人员会和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帮扶对象，找出适合的工作岗位。政务中心主要负责各类工作岗位的开拓、提供、调配，而家综则负责一系列的个人辅导，解决心理上和技能上的问题。

“如此一来在个案流程方面相比其他家综就有一定优势。如果居委有个案转接给家综，可以提前填写表格，案主的资料给到社工。社工在跟案主接触之前已经了解到相关信息后，更方便介入与工作，这样工作对接更加顺利。” （HP—002）

BD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家综的服务递送组织方，在家综的人员管理、资源配置、专业手法等诸多方面拥有决策权。依托高校的专业资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常常将学校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到C街服务递送中，进行反复实践和总结，推动理论和实践同步发展。

C街家综与居委会的关系较之街道背景的家综相对生疏，不过鉴于专业较强，C街家综往往会主动构建与居委会的联系，充分秉持“契约精神”,与社区居委签订发展协议。协议由C街家综起草，包含家综跟居委的合作内容、方式以及双方权责等。用纸质版协议确定双方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产生人员的迭代和调动，机构仍能不受影响继续良好的运营与发展。

“我们服务开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契约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以准确的书面合同形式确立承办机构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及上层政府的关系和责任，避免因合同空白而产生的任意解释，而导致服务效果低下。”（HP—001）

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由于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以及高校的元素，相对来说，居民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小组活动开展得较为顺利。但是上门服务开展还是受到了一定限制，居民的信任度有待加强。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借助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和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分析了家综的“起源”，即承接的社会组织起源影响社会服务递送的内在机制。一方面，与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政社关系不同，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维度，更为深刻地剖析了社会组织因不同领导者来源所导致的服务递送的差异化；另一方面，通过个案的分析，本文也为学界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会起源理论”提供了新鲜的素材。

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服务购买中，不同起源的社会组织对家综服务资源的动员、服务战略的选择以及服务递送相关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服务递送的差异化。街道成立的社会组织具有雄厚的政治资源、高校发起的社会组织具备高度的专业性、企业创立的社会组织高效灵活的运作方式，这些都是它们各自在社会服务购买以及服务递送中的天然优势。同时，街道背景的社会组织自主性、专业性不足，高校背景的社会组织灵活性欠缺，企业背景的社会组织居民认同感、信任度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自在社会服务购买中的瓶颈。

相对而言，在第一个三年服务周期内，街道衍生化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的家综，不仅可以得到街道的积极支持、居民的广泛参与，而且还可以发挥社工组织的专业性、自主性，因此在各类背景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的家综当中，总体发展最好、质量最优、评价最高。这是因为，在当前社区发展工作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培育滞后、社会服务购买体系有待完善的现实环境中，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对社会组织的服务递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州市家综从2011年的20个试点到如今的遍布各个街道，社区社会服务的购买能够较早地发展、顺利地进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部门的长期重视、大力支持以及主导推动。在这个阶段诞生的街道背景的社会组织无疑具有了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能够有效地开展服务购买及服务递送。因此，在大力推进社会服务购买的进展中，政府部门不仅要多方支持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还要从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的高度出发，做好资源的提供者、服务开展的支持者以及服务质量的监督者的角色。

“因为家综本身就是从上面推下来，如果街道意识到位，认为上面推的这种家综服务与他本身在做的工作一致，他就会变得非常主动。相反，他就不会积极。街道的意识、主动与否对家综服务的开展还是起着很大的影响的。有些家综发展得快是因为政府的推动，如果是政府推动的那只能是全民推动，它不能只推动一个地方，它顶多是先用试点的方法，后来一定是全民推开的，因为发展得快这是一个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改变它。”（ZD—001）

不过，从社会工作的长期发展以及购买服务的发展路径的角度来看，高校背景的社会组织、企业背景的社会组织乃至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服务递送过程中的优势也会愈发显著。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在社会服务购买中，应该搭建一个多元背景的社会组织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平台，将街道背景家综的政治资源、企业背景家综的效率优势、高校背景家综的专业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不断完善服务购买中的递送治理。

其次，相对于政府直接递送社会服务而言，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多元性、灵活性的优势十分明显，政府部门在大力推动社会服务购买的进程时，也应该通过引入第三方的机制来规避政府部门对家综的过度干预以及防止部分家综的投机取巧。当前虽然广州市家综的评估广泛引用了第三方评估的机制，但是在招投标的环节，还是采取政府主导、街道负责的方式，结果导致了不同领导者来源的社会组织在投标环节的竞争力差异以及各种“萝卜标”、“假标”等非公平行为的发生，往往“根正苗红”的街道背景类社会组织优势占据优势，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开招标。在接下来的三年周期内，政府可以尝试引用第三方机构进行统一招投标，这样能够更多地为多元背景的社会组织参与服务递送创造机会。

社会组织的培育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心的问题，在实践中也在不断摸索和进步。朱健刚、陈安娜认为要挽回式微的专业权力，就要有专业社会工作的批判意识, 策略性地与街区政府建立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 与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结盟，这样才能推动街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26]。黄晓星、杨杰则引用“边界”概念，发现社会服务组织面临二重去边界化情境：社区治理中政府组织与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去边界化与本土文化情境中服务开展的去边界化[27]。不过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如何根据社会起源理论，从社会组织领导者来源所附带的优劣势出发，有针对性开展专业化的服务项目以及因地制宜地提供资金、资源、人力、政策支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作为个案研究，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特征较为典型，其服务递送的差异性显著，但对于其他起源的社会组织，如穗港合作背景、宗教背景、专业社会工作者背景，本研究的普遍性与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萨拉蒙的社会起源理论更多的是着眼于对作为一个类别的非营利组织或者说公民社会起源的宏观分析，而本文的案例研究则聚焦于社会服务递送中具体的社会组织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把宏观理论运用于微观社会事实的尝试，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理论纰漏。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Origin Theory: The Case of the Family Comprehensive Services Centers in Guangzhou

WANG Shencheng, YUE Jinglun

Abstract: Taking the Family Comprehensive Services Centers (FCSCs)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origi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hich operate the FCSCs on their services qual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ocial Origin Theory proposed by L. S. Salamon. Focusing o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services strateg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rvice acto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which the origi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ir service delivery. Unlike most research literatures which focu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s article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It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t origi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led to the variety of their service delivery. This study has also provided new materia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origi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Social Origin Theory  Family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service delivery

（责任编辑：祝玉红）

（责任编辑：祝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