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前言[①]
李迎生
摘要： 《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是由作者相关专题论文选辑而成的一部专著，旨在系统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之路。全书正文由六大部分共26篇文章构成，另加一个附录。其中，正文六个部分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思考、社会问题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的转型、宏观社会工作的转型、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等，本书对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社会治理事业的发展、建设、改革、创新具有参考价值。本书对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本土化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模式；转型与发展；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工作开始了从行政性、非专业、本土性社会工作向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社会工作的转型进程。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工作》是由笔者相关专题论文选辑而成的一部专著，是笔者多年来思考中国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问题的理论成果。全书正文由六个部分26篇文章（部分文章系首次发表）构成，另加一个附录（5篇文章）。其中，正文六个部分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思考、社会问题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的转型问题、宏观社会工作的转型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等，附录是笔者对近年陆续出版的学有所成的年轻学者（包括学者型官员，皆是笔者培养的博士生）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学术专著（全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评论（推介）文章（序）。
作为一种助人的实践，社会工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工作则是一百多年前才出现的。19世纪中后期起源于英国并活跃于欧美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运用“友好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s）开展工作，被视为专业社会工作的起源。因为“友好访问员”必须直接面对案主从事服务工作，为提高服务质量，就有必要接受培训。美国最早开始这方面训练的机构是纽约慈善学院（New York School of Philanthropy），1898年该院开办了一个为期六周的暑期训练班，训练带薪的友好访问员。1915年，费勒克斯讷（Abraham Flexner）在美国慈善与矫治委员会大会上发表“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吗？”的学术报告，其中提到作为一门专业应当具备的六个条件，给当时的社会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指引他们更加努力去实现使社会工作成为一门专业的理想。1917年，芮奇蒙德（Marry E.Richmond）发表《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其基本宗旨便是要使社会工作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使社会工作的技术成为一种可传递的技术。该书的出版，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奠定了社会工作个案工作方法的基础。其后，20世纪30-40年代，小组工作方法形成。20世纪40-50年代社区工作方法形成。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社会政策、社会行政等方法受到空前重视。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出现石油危机，“福利国家”体制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厉攻击，政策逐渐右转，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又开始强调国家（政府）干预。以美国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政策学界提出面向未来建构一种“新国家主义”的主张，仿照欧洲及日本，加强政府在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儿童福利等方面的投入，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重视和强化。
在我国，虽然和西方及世界其它国家（地区）一样，本土助人社会工作实践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专业实践和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却是从西方引进的。早在20世纪初，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实务在近代中国也开始出现。不过，当时开展社会工作实务主要限于医院等有限的领域，且主要由外国人从事。1913年，在美国接受过医疗社会工作训练的休姆（Hume）应聘到湖南长沙的耶鲁医院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他积极推动成立了长沙社会服务联盟。1918年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宗教与社会服务部”，1920年蒲爱德（Ida Pruitt）女士受聘于该部主持医院社会工作，对中国微观社会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本土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是随着社会学的引进而逐渐开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约20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其中燕京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高校的社会学系均分设社会工作专业或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并各自设有社会工作实验基地等。如沪江大学在上海杨树浦设的“沪东公社”，金陵大学在南京四所村设的“友邻社”等便是。这些机构为中国培养了早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被取消，社会工作自然难以幸免。专门训练社会工作者的机构消失了，时间长达30余年。这样，当时在政府或准政府及实际部门工作的行政、业务人员，一般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训练，不能不对其所开展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改革开放后， 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得以恢复、重建后，有关社会工作的课程开始成为社会学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1987年，在民政部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即后来的社会工作专业）。其中北京大学在1989年开始招收了该专业的首届学生，人民大学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社会工作与管理（社会保障）的名义招收本科生，1999年正式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吉林大学等校也以不同方式开展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除综合性院校外，其它院校，民政、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所属学校也在本科、专科、中专等不同层次上开展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或专业培训，一些重要学术机构自21世纪开始陆续提供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硕士、专业硕士（MSW）、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战略部署，为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快速推进。2006年7月，人事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首次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首次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与党政人才队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高技能人才队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并列的六大专业人才队伍之一，纳入“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11-201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民政部等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08年6月，全国首次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水平考试正式举行，至今已举办9届。
截止2014年底，全国有310所高校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生、70余所高职高专学校招收社会工作专科学生、104所高校（研究机构）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每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学生近3万人。全国持证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达15.9万人，各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突破40万人，比2010年增长1倍。各地在相关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开发设置了11.39万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扶持发展了3522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全国已成立24个省级、97个地市级和168个县级社会工作行业协会。近年来，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和群团组织在社区建设、防灾减灾、社区矫正、青少年事务等领域探索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实施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工程，确定了61个地区、103个社区和180家单位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活动；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计划，每年向中西部艰苦贫困地区选派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专业服务；组织实施了特殊困难老年人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和民政部李嘉诚基金会“大爱之行”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创新项目。为促进民办社工机构服务项目的开展，政府购买服务投入持续加大。2014年，国家层面社会工作投入1.239亿元，各地社会工作投入22.2639亿元，全年社会工作总投入超23.5亿元。[③]
应当承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工作在我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伴随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人民诉求的新特点等都将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出发，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四个方面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任务，给社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然而，必须指出，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要求及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相比，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制约、障碍等，目前社会工作发展尚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具体体现在社工人才数量、质量远未达到要求，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社会工作服务效能有待增强，社会工作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社会服务资源的整合有待加强，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等等。[④]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中，社会工作的效能有待进一步增强是关键的挑战，属于比较核心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凝聚共识、调动资源推动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工作下一步应当怎样发展。一方面，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矛盾、满足社会成员需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在很多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领域（如拆迁、信访等）社会工作的介入还不深入，还未形成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风险的机制。在已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比较多的社会福利、社会事务、慈善救助、优抚安置、社区工作等领域，社会工作服务解决社会成员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不足，效果不明显。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还未能起到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作用。此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助人方式，社会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效果、优势还未充分显现。
导致目前社会工作效能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不足是最基本的原因。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尚体现为两类社会工作（本土实际社会工作与外来专业社会工作）并存的过渡性特征。[⑤]本土实际社会工作（专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存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工作）具有行政性、非专业、本土性（原生态）等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的加快，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加以改变或转型，转变成为一种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这三“化”与前面的三“性”是基本对应的，是相互交叉、穿插进行的，只强调某一“化”，如本土化，难以涵盖这一复杂的转型过程。
实际上，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专业社会工作引入时始，已历经近30年的发展。然而，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下的实际社会工作不可能一下子就退出社会历史舞台。因此在此过程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然存在实际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并存的局面，即存在所谓“两张皮”的现象，[⑥]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最显著特点。新老社会工作并存表现为两种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并存、两种社会工作实施途径并存和两种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并存等具体方面。首先，计划经济下的实际社会工作人员，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惯性使然，仍然挂靠在民政和福利性事业单位体制下。而专业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被吸收到前一种社会工作体制中，另一方面则转入各类民间服务组织中，从事着具体的一线社会工作。其次，计划经济下的实际社会工作，仍然通过民政、工、青、妇、老、关等福利性事业单位和各类人民团体等途径，运用传统的行政性方式对社会成员开展福利服务工作，而专业社会工作者依靠民间服务组织网络，深入社区和街道等基层单位，直接面对社区居民，运用科学合理的程序和方法开展社会工作，满足人们个性化的福利服务需求。其三，计划经济下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在编制、薪金、晋升和岗位设置等方面，都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看齐，因而不存在制度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制度基础薄弱，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现实来看，在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原先的社会工作模式至今仍占主导地位，但其非专业性特征决定了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变迁要求，也无法满足新时期人们的服务需求。社会工作的新模式虽然仍处于孕育未成形阶段，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终将取代（转化）旧模式。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模式明显地具有过渡性质。目前两种社会工作力量自身都存在着问题。一方面，实际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存在专业化问题。社会工作不是一种慈善式活动，从本质上讲，它也是整个社会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由专业技术人员长期从事的一项事业和一种职业。然而，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来看，实际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偏低，远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和服务需求。这就要求实际社会工作人员必须走上专业化道路。另一方面，新生专业社会工作者存在职业化问题。经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训练，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专业人才，时至今日并未很好地融入国家职业制度体系，政府和社会还需在使用、激励、评价和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建立健全专业社会工作者职业制度。由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从专业方法到价值理念都主要引进、来自于西方，因而必须将社会工作专业的普适方法和价值理念与中国的特定文化背景、社会现实、本土实践相结合。可以这么认为，转型期两种社会工作的并存、过渡问题是通过两种模式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即本土化而实现的。
因此，自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对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问题或者说对中国社会工作转型与发展问题的探索一直成为学界、决策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焦点之一就不难理解了。
笔者特别有幸，早在我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之初，就与这个专业结缘。1987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即后来的社会工作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国家首批批准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四所著名高校[⑦]之一，与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劳动人事学院的创立者、首任院长赵履宽先生及该院第二任院长、后转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董克用先生等人的先见之明与努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就在这年初夏，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劳动人事学院工作，被安排担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在社会工作与管理教研室（专业）工作，先我到这个专业（教研室）工作的还有王文仲教授、何凡兴教授、杨伟民教授、仇雨临教授、潘锦棠教授等。由于各种原因，人大社会工作专业设立后的最初几年没有招收本科生，1993年开始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名义招收本科生，在1999年之前是与社会保障方向交叉招生，1999年起与社会保障专业同时招生。2001年人民大学实施院系调整，社会工作专业调入社会学系（在笔者记忆中，应该是2003年社会学系与人口学系合并，成立社会与人口学院。但最初的几年两个系尚未合署办公，直到2006年下半年两系同时搬到科研楼以后）。进入社会学系（社会与人口学院）以来，在各方大力支持、关照下，社会工作专业取得了快速发展。除继续招收本科生外，2004年在全国率先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专业（学术型）并于次年正式招生，2005年起在社会学博士专业下设置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培养方向，并于同年正式招收相关方向博士生。就是在这一年，洪大用教授及笔者本人当年各招了一名社会政策方向的博士生。蒙郑杭生先生及李路路教授、洪大用教授、夏建中教授、林克雷教授等领导的信任，笔者在社会工作专业调入社会学系最初的几年担任本专业的负责人工作，协助社会学系领导做了一些事情，共同渡过了创系之前比较艰难的一段时期。社会工作系成立后，受学院推荐、校长聘任担任了该系的首任系主任。2007年，本人受学校推荐，接受国务院学位办任命担任国家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MSW）论证专家组的副组长（组长为王思斌教授，笔者是唯一的副组长）、2009年又被国务院学位办任命为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试点申办单位答辩专家组成员、代组长（组长为民政部当时的社会工作主管领导柳拯司长及王思斌教授），自2007年起历经两年全程参与了中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MSW）设置方案的调研、起草、论证及试点准备、答辩、考试大纲的编写等工作，协助国务院学位办及相关专家组组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此外，作为MSW设置方案论证的前期工作之一，2007年初，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牵头成立了“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及社会工作专业学科建设”课题组，成员主要是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办相关司局领导及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熊跃根教授等，笔者本人也有幸受邀成为课题组主要成员之一。
笔者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得到了学界、政界、媒体、实务界等方方面面的肯定。2009年被推选为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2012年被推选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2014年被推选为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15年12月，又被推选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常务理事，2015年5月，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2016年3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常务理事，2016年10月，新一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选举笔者担任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并继续担任常务理事。2016年11月被推选为全国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等。笔者作为新一届民政部部级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还有幸受邀担任了民政部社会工作十三五规划课题组及多项相关国家规划课题组的专家委员之一。笔者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初版）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8年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先生视察社会与人口学院了解有关信息后，曾专门致电时任院长的翟振武教授调阅了本书。笔者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又被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7年，经笔者提议并具体论证、推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全力支持下，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工作》（月刊）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于2008年1月正式创刊，笔者有幸一直担任该刊的学术顾问（现称为执行编委）。2014年下半年，《社会建设》杂志创刊，创刊人兼首任编委会主任、主编、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恩师郑杭生先生推荐笔者担任该刊的编委会副主任兼副主编。郑杭生先生不幸与世长辞后，该刊继任编委会主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笔者博士师兄洪大用教授推荐本人担任该刊的执行主编并继任编委会副主任，负责《社会建设》杂志的日常工作，在主编领导下，与编辑部各位同事一起，在各方支持下为我国社会建设事业、特别是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学术研究事业尽力。该刊学术定位主要在社会学二级学科社会工作及社会政策，兼及社会建设相关领域。
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的关注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问题对笔者本人来说显然也是绕不开的一个重大课题。特别是新世纪社会工作进入大发展时期以来，本人在继续拓展、深化社会政策等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其实，社会政策也属于社会工作，只是从习惯意义上，人们倾向于将社会工作更多地理解为实务，应当是误解），对社会工作的思考、探索给予了充分乃至倾斜性关注，特别是对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问题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学界的相关探索形成了一些标志性成果，如王思斌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这些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同时，本书的出版也将为相关研究的百花园再添一朵虽难言靓丽却也比较独特的小花。相信这朵小花能产生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效益，为此本人将十分欣慰。
收入本书的31篇文章绝大多数是笔者本人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完成，也有3篇本人是作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系本人指导或曾经指导的博士生）完成，在书中相关文章标题下都加注明确标出，肯定他们的贡献。有些文章系在本人主持的相关课题基础上完成，课题来源及课题组主要成员都在标注中一一列出了，但课题立项、研究、管理等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专家、领导、工作人员、研究对象等也都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支持、配合，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由于各种限制，他们的名字难以一一列出，也在此特别做出说明。谨向对本书做出这样那样贡献的本人之外所有相关人士、机构等表达诚挚的敬意与感谢！
本书的出版承蒙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号：15XNL006），笔者所在的社会与人口学院学术委员会专门召集会议评议并推荐此书，同时人民出版社相关领导、工作人员、特别是责任编辑曹利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多方面支持，谨向上述各方人士特别致谢！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特别是本人才疏学浅，本书一定存在着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Prefa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Work Model”
Li Ying-sheng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Work Model” is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author's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Chinaover the years. It is a monograph composed by the author's related papers, which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China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especially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when the social work was reconstructed. The main body of the book consists of six parts of 26 papers, some of which are first published, with an appendix (5 papers) added. This book has a reference value for decision-making on th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This book also has the reference value to social work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 inChina.
Key words: China; social work mode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eface
（责任编辑：黄家亮、卫小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