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建构与反思
作者： 张广利 王伯承  发布时间：2017-04-0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建构与反思

张广利 王伯承`

摘要：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邻避项目建设的公众感知表现出“不怕”到“我怕”的历史流变，“我怕”情结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地流动人口之间存在不同。当民众面对无效的制度化表达时，非制度化渠道往往因为能引起政府重视而成为民众有效抗争的不二法门。社会稳定风险之所以最终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并非由于邻避项目环境危害巨大而难以遏止和化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不同主体的风险感知差异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应对策略和行为选择。可以从认知塑造的视角入手，改善民众对邻避项目的认知，以提升项目接受度与社会稳定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避免“我怕”情结扩大；实现风险公担与成果共享，减少公众的不平等体验；建构本土化风险文化，实现社会稳定风险消解。

关键词：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认知塑造；风险规避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久负盛名的《风险社会》一书中，对现代社会风险有过精准的描述——第一现代性（工业社会）下的驱动力的特质如果比作“我饿”，那么第二现代性（风险社会）下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怕”^[①]！“我怕”形象地刻画了风险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的主观体验和心灵震撼。这启迪我们的是，当前日趋盛行的社会稳定风险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认知塑造。

邻避（NIMBY）是英文“Not-In-My-Back-Yard”的首字母简写，意为“相关建设别在我家后院”，邻避项目是指有益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但其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等负面后果却要由周边民众承担的公共设施建设，如核电站、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等。邻避项目建设过程中带来的环境破坏、征地拆迁、公共安全等影响，极易激起民众的嫌恶情结，并且当民众的反对声音得不到回应或扭曲回应时，民众则常常会选择极端的行为方式甚至是高度情绪化的抗争行为来宣泄其情感或利益诉求。这种行为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失序与社会冲突构成了学界日益关注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在具体的研究中大都采取“结构分析”或“事件分析”的范式，并形成了诸如环境抗争、**件、集群行动、社会冲突等概念体系。“结构分析”强调风险事件是现时各种制度、社会关系的产物，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作为“被迫反应式的集体行动是排斥性社会制度的后果”^[②]以及“经济、法律制度出现偏差和失灵的结果”^[③]，面对邻避项目带来的或者可能带来的危害，利益受损群体表现出来的抗争和对抗行为都是社会关系结构决定的。“事件分析”则注重一种动态叙事风格，对导致社会稳定风险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剖析，诸如风险事件中呈现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④]的态势；“公众高估了邻避项目建设经济补偿导致抗议行动的长期化”^[⑤]；引入社会燃烧理论阐释“社会矛盾是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燃烧物质，网络舆情、社会心理的放大和非法利益的驱使等是助燃剂，突发事件则成为点火温度，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社会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风险的爆发”^[⑥]等等。虽然这两种分析范式的研究内容大相径庭，但是却日益呈现出一种融合的态势，特别是在风险应对上都强调“制度化规避策略”^[⑦]，认为“能否把这些抗争行为或社会冲突纳入制度化途径，建构一种制度化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⑧]是规避社会稳定风险的关键。笔者则力图搁置这种二元范式的区隔，另辟蹊径，立足于风险社会研究的文化向度，以PX项目建设及其系列群体事件为例^[⑨]，研究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不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而凸显风险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建构，以及认为邻避项目的主观认知情况与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或规避密切相关。

图1.本文主要逻辑框架

一、从“不怕”到“我怕”：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原始孕育

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风险问题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对重大工程项目蕴含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研究也是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领域，因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往往是涉及国计民生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却存在着其固有的“邻避性”成为社会风险的触发点和集中产生地。特别是项目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地方经济振兴和社区发展，但对项目选址地附近居民带来直接损害却是不争的事实。邻避项目建设之所以成为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隐患首先是基于邻避项目损害事实的发生。然而，损害事实的发生经过人们的主观认知才能作用于公众的行为选择。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公众对邻避项目建设的态度表现出“不怕”到“我怕”历史流变，呈现出的社会稳定风险也不尽相同。

（一）无知而无畏：邻避项目建设的历史概貌与公众认知

毫无疑问，我们所谓的邻避项目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然而，在工业化初期，由于人类大规模开发自然的行为刚刚起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只是局部的、小规模的、不明显的，人们尚且认识不到邻避项目的危害。而且“工业的烟囱”一度被认为是文明的象征，所以为了便利工业生产，大量人口向工业设施周边集中，此时民众尚未形成“邻避情结”。与此类似：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集中力量实施了一大批工程项目建设——机器制造厂、炼钢厂、发电厂、化工厂等纷纷上马，工厂里矗立的烟囱和冒出的滚滚黑烟作为国家工业建设的取得的成果曾一度令人们激动不已，却并未使人们意识到环境破坏正在给他们的生活蒙上阴影。正所谓“无知而无畏”，从公众的意识觉知的角度看，对邻避项目的认知匮乏致使周边民众并没有形成相应的“邻避情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治话语下，各级地方政府都以国家投资建设大型工程项目为豪，当地百姓也以进入当地炼化企业工作为荣，抑或当地民众也感受到了环境污染对自身带来的伤害，但是在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下，“薅社会主义羊毛、拖社会主义后腿”是为人们所普遍不齿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时代氛围下，个体的权利伸张也基本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所以新中国成立早期到改革开放前的工业项目建设几乎不存在社会稳定的风险。

（二）“我怕”：公民环境意识觉醒及其具体呈现

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急剧膨胀，工业垃圾和日常生活垃圾的排放大量增加，致使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⑩]。灾害事件的发生刺激了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并导致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出现了大量反对建设垃圾填埋场、有毒废弃物处理场等污染性设施的抗争运动。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的发展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西方百余年发展积淀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集中呈现。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人们也饱受环境破坏之苦。类似大型工程建设的邻避项目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诟病——空气大不如从前，小河里的水变得浑浊不堪，化工厂周围异味冲天，工厂周边各种癌症村屡见不鲜，人们不再到小河中游泳，很多人出门会带上口罩……大多数人在脱离了一穷二白奔向小康时，环境意识正在逐步加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污染带来的严重后果，“我怕”成为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环境意识提升的表征。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除去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社会公众对精神上的需求和满足大幅提升，表达自我和宣扬自身想法的愿望强烈而迫切。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趋健全以及权益保护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客观上促使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所以，像PX项目这样关系到社会群体利益的事件在经过发酵和热炒后，出于对自身健康与权利的考虑，就很容易激发社会公众关注和参与到反对项目建设的活动中来。

改革开放前社会公众对邻避项目“无知而无畏”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变，特别是30年多后的今天，人们在饱受环境恶化之苦后对相关项目建设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谈化色变”成为社会公众的惯性反应。公民环境意识觉醒的标志即是对邻避项目的态度经历了从“不怕”到“我怕”的嬗变，这种心理变化亦是触发国人反对PX的主要原因。我国各地PX项目即将落户本地的消息一经传出，人们往往闻风而动，一时间网络论坛、QQ群、百度贴吧等信息集散平台疯传传播的全是号召抵制PX项目的消息，并且在后续的游行过程中打出各种横幅，诸如“PX滚出去”、“PX断子绝孙”、“我们要生存”……伴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各地的PX事件呈现出来的政府与公众的对抗，都孕育着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

（三）无知而大畏：“我怕”情结的扩大化

邻避项目的最根本特点是：能够为社会公众带来较大的利益，但对周边群众却存在着危害性和损失的不确定性。邻避项目可分为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污染类和风险聚集类^[11]。污名化类和心理不悦类多体现为社会公众服务设施，一般不会带来环境破坏的实际后果，但是通过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仍然会激发人们的邻避反应，譬如殡仪馆、火葬场、传染病医院等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会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不适。污染类和风险集聚类主要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污染类强调邻避项目环境破坏的事实，譬如垃圾焚烧场、飞机场带来的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风险集聚类则表现了邻避项目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核电作为清洁能源一般被认为是安全无污染的，然而一旦发生泄漏，其后果往往又是灾难性的。PX项目则兼具污染类和风险集聚类的属性：一方面化工厂的入驻直接改变了周边民众的生活环境，其环境破坏的事实毋庸置疑，却被专家或政府告知是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与生产要求的，甚或对民众隐瞒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生产线的更新改良，使得PX已经属于低污染的绿色生产，然而PX生产设备的数次爆炸，纵然没有带来人员伤亡，但仍然是危害不确定性的触发点。

真实信息的匮乏催生了无端的焦虑^[12]，邻避设施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在信息公开不畅的背景下，社会公众从一种最初的直觉思维，逐渐演变为焦虑、甚至是恐惧，导致“我怕”情结有扩大化的倾向。类似PX厂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以及建成后的运营过程，社会公众对其中的安全知识或防护措施都是很陌生的，而恰是这种陌生导致人们的焦虑、不安或恐惧，进而产生对项目的拒斥。公众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曝光的刺激下，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健康，越来越担忧自己及子女后代的生存环境。当“无知而无畏”演化为“无知而大畏”，信息的封锁和阻断，必然导致群情激奋，与之相关的案例是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溃坝事件发生后，企业拒不公布实情，记者采访被打事件最后成为引燃**件的导火索。

此外，“我怕”情结的扩大还有虚假信息的作用。无论是大连、厦门、宁波还是昆明的PX风波中，很多煽动性的消息和新闻都禁不起推敲和查证。诸如“PX建厂需有100公里的安全距离”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英国南安普敦的埃索PX项目被居民区环绕；美国的太阳石油公司距离城区仅两公里。公众对邻避项目通过非正式渠道的高度关注与私下交流，往往会引发对项目危害的过度估计。不断累积的焦虑促成了环境受损群体采取信访、上访、散步等更有组织性的抗争行为，希望通过上级给予支持而实现问题的解决。

总之，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影响着公众对邻避项目的具体感知，官方信息的匮乏就会诱发人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信息，并且对信息进行自我处理，放大信息的影响力，从而导致过激的社会反应。

二、民众感知与行为选择促发下的社会稳定风险演化

（一）“我怕”情结的群体分化与整合

“公众的心理焦虑、信任、社会经济背景等变量与公众抗争意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13]，并且因行动者的社会位置和其所处的不同背景而有所不同。从普遍意义上来讲，邻避项目建设损害了周边民众生活居住的条件和保障他们有效生产的基础：对于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这种损害比较明显地表现为水源污染、空气质量下降；而对于上层社会精英群体来说，这种损害还有可能达至通风、采光、眺望、日照、亲水、达滨等高层次利益需求。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生活经验都影响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对邻避项目的认知水平^[14]。所以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塑造中，不同社会阶层因其对邻避项目的感知不同，因而主观反应与行为选择亦有所差别：个体主义者无法接受承担了全部成本却只能享受部分利益，宿命论者顺其自然、无动于衷，等级主义者青睐专家系统的决定，而平等主义者则期望获得项目决策平等参与的机会^[15]。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邻避项目危害的易感人群则可以根据他们户籍身份来进行划分，这种“我怕”情结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地流动人口之间存在不同。本地人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环境变化有深刻的感知和相当的敏锐度，面对邻避项目建设，本地人的“我怕”情结首先会被激发，而导致社会稳定隐患。而外来流动人员经济收入相对较低，邻避项目建设虽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周边环境，却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譬如因环境污染而使住房租金下滑；加之环境意识的缺位，使得他们对环境破坏总体来说反应较为迟钝。更深入的是与“本地人/外地人”这种城乡区隔相联系而体现出的科学文化素养差别，例如邻避项目集群活动的发起者大都是精英人士。以厦门PX项目为例，其广泛关注起始于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发起的“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在两会期间公布。与之相对，当邻避项目建设产生权益侵害的早期阶段，文化素养较低者的“知识性脆弱”也使他们毫无感知而表现为无动于衷；而当这种权益侵害透过量变到质变，已经暴露到明显损害了公众的身心健康（譬如癌症、呼吸道疾病等得增多），就会诱发极端情绪。此时，“知识性脆弱者”一旦感知到自身受到的巨大伤害，而这种伤害又是不可逆的时候，就会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来进行抗争，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与健康，轰动一时的“开胸验肺事件”即是如此，在PX事件中则表现为静坐、阻塞交通、打砸抢等极端行为。进而，“我怕”情结下分化的群体实现了整合——特别是在不公平感知的烘托渲染下，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无关人员在社会稳定风险爆发时成为被裹挟者以及风险助推者，他们在从众感的心理驱使下，群体焦虑与集体恐惧不断累积，进而唤起了不同阶层、身份、职业的群体广泛参与的集体行动。

（二）利益表达方式选择与“邻避”情结下的行为策略

利益表达是社会公众为了实现自己的诉求，借助特定的手段或方式，以期达到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必须具备正式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以及特定程序来实现。但由于邻避项目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失的诉求，而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特别是对公共利益诉讼的法律主体地位的限制，致使诉讼一般难以成为周边民众利益表达的选择路径。因此，面对邻避项目建设带来的利益侵蚀，民众的其他制度化诉求方式主要表现为“两会”提案、“信访”、“听证会”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机制。但遗憾的是针对PX项目的这些制度化表达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厦门PX项目为例：国家相关部门和厦门市政府没有采纳赵玉芬代表在两会期间的提案，也未采纳厦门的六位“两院”院士以信访的方式向厦门市政府建议PX 项目选址迁离的意见，并且加快了PX项目的建设速度；厦门政府官方网站一度就PX 项目选址问题开设投票平台，但一天后就因为绝大多数参与民众投反对票而取消投票平台。这种制度化表达的“流产”使民众普遍认识到政府建设的决心，而社会公众为了对抗政府，只能采取集群活动和“散步”的方式展示民意的力量。

可见，当民众面对无效的制度化表达时，非制度化渠道往往因为能引起政府重视而成为民众有效抗争的不二法门。此外，邻避项目建设的这种非制度化或非正式利益表达渠道衍生的的“邻避”行为包括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对抗行为。不作为是指公众自感无力阻止邻避项目修建而选择的逃避主义，一般不会立即影响社会稳定，这主要包括减少自身暴露在邻避项目污染区域的机会，增强自身防护能力，甚至迁出项目建设地。但是，消极的不作为会强化人们对项目的负面认知、焦虑感和憎恶感，因而非常容易向积极地对抗行为转化。对抗行为则往往会直接诱发社会稳定风险，即公众公开表达对邻避项目修建的反对，通过线上串联、线下行动的方式，组织静坐、阻塞交通、甚至打砸抢等极端行为。

（三）社会稳定风险认知塑造的二维呈现

当代网络社会的信息充盈使得人们的洞察能力和认知能力大大提升，因邻避项目建设随之而来的恐惧和行为选择都是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后果。Slovic对危险和风险进行了区分，认为危险是客观的，风险只是危险发生的概率；所以风险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而是以人们的感知为基础的一个主观心理概念^[16]。邻避项目因同时具备“危险”和“风险”更凸显了其复杂性——政府和公众对邻避项目的认知杂糅了危险认知和风险认知。政府信息控制下的“无害论”与公众群体焦虑产生的“我怕情结”相互作用，一段时间里，政府进行科普宣传，诱导人们接受邻避项目；公众的反应却是担忧和恐惧，“谈化色变”依旧是社会的常见反应。归宗结底，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是指由于项目的建设，而使得设施所在地东道社区因主观感知情况而可能诱发的社会危机。这也是国人反对PX项目及其导致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本原因。

当前，我国环境抗争事件总体增多，其中环境风险尚未发生的预防性**件比环境风险已经发生的救济式**件明显增多^[17]。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在政府与民众两个层面上都有不同体现：政府的“无害论”以及制度化表达机制的缺失是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的外部原因；而邻避项目的污名化、环境破坏程度的民众认知与行为选择则引发了社会稳定风险的涟漪效应。此外，群体事件的政府认知而采取的妥协、息事宁人等应对措施，特别是政府不会从政策与制度的严肃性与合法性的角度与民众据理力争。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对社会稳定风险加速演化或者纾缓抑制的作用。总之，从环境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转变，多与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承受能力，以及忽略民众的感受相关；而社会公众则担心邻避项目建设的危害与风险，加之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的助推，官民矛盾将不可避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稳定风险是人们主观意识与认知塑造的结果。

三、建构与反思：相对剥夺感下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生成与规避

（一）风险认知与环境风险定义的争夺

“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感知到的环境风险（危害）而非实存的环境风险（危害）来进行判断和行动”^[18]。琼斯等人明确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对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的大量研究表明：环境抗争是由外行人士和专家的风险评估之间的悬殊差别引起的，有关风险的争论往往是官方认为影响很小的风险与民众的过度反应相联系^[19]。李小敏、胡象明也认为公众的认知与政府—专家认知的差异性，是邻避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专家是客观的、冷静的和依据实际损害的测量，公众则是主观的、情绪的和基于可能损害的感受^[20]。社会稳定风险之所以最终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并非由于邻避项目环境危害巨大而难以遏止和化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不同主体的风险感知差异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应对策略和行为选择。官方和技术专家给予“低微”危害定义的事项引发社会公众感知放大^[21]，被“妖魔化”的PX项目，决策者和营运者都试图将其危害程度塑造为“微弱”级别，在项目规划选址时，主流媒体均宣传项目建设为采用诸如“世界最大、最先进、最安全”的生产工艺云云……然而，环境破坏现象的大量呈现培育了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导致公众的对环境危害的认知程度得到极大增强，风险感知也得以提高。在各地的PX事件中，广大民众基于高风险认知，认为PX项目建设距居民聚集区太近，一旦泄漏或爆炸，整个城市的民众都将面临生存的威胁，因而强烈反对建设该项目；然而政府明确肯定PX项目建设符合国际标准和建设要求，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以图说服市民同意建设项目。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众对PX项目感知的差别，以及风险感知与危害定义上的对立。

风险定义的争夺中，政府和专家系统在项目规划时会首先进行评估，专家的科学品质使得他们通过收集数据、建立模型、模拟实验等手段来检测项目建设的安全性，并认为风险或危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制或可管理的；而作为该地区的居民则根据自身利益、主观感受和实际经验积累来界定项目建设的危害，认为“邻避项目”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这种认知不同和对风险定义的争夺，潜藏了社会矛盾的种子。例如：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某负责人就四川彭州PX项目问题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赞成简单地定义高污染行业，判定一个企业是不是高污染，取决于该企业生产控制和环保设施是否到位。面对该负责人各种炫技式的工艺介绍，面对其“言之凿凿”的各类模拟数据，面对新产品高质量能减少污染的“合理”逻辑，一般人很难对其在科技或者工艺上的先进性做出反驳或者质疑。然而，一个简单的疑问：“既然有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不往首都旁边来一个？”就足以让一切的解释产生动摇。彭州项目该负责人希冀以科学和工艺的途径，来改变人们对石化项目的看法，即便他说的都是实事，但其意图不小心就陷入了唯科技论。而其对于科技的片面的介绍，自然也过不了公众的常识一关，上述简单的一句反问，就足以让这些科技的解释哑口无言^[22]。

根据风险的社会文化建构理论，社会稳定风险生成过程表明：对于风险的认知、理解和知识都是透过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而被建构形成的。而且在风险定义的争夺以及关于邻避项目的“知识”形成中，话语权的压制使得社会公众或底层人民开始萌生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二）社会不公正感的加剧：作为武器的“弱者”与作为弱者的“武器”

弱势群体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感也是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累积过程。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同风险心智图式及风险建构策略是风险竞技场中邻避风险运作的内驱力，即认知结构错位是博弈双方风险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23]。然而，邻避项目建设利益相关者并非是地位平等的主体，即现实的博弈中社会公众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政府可以在权力保障下，置少部分人的利益于不顾而强行推进项目建设。然而，对于周边居民来说，一旦项目建设完成，环境污染以及安全隐忧都困扰着他们的生活，进而加重了他们对于政府政策不公平的感觉和自身权利被剥夺的不公正体验。这也可以用来反驳下面这种所谓“公知”的言论。

在九江市政府门口“集体散步”的愤怒群众手里举着的横幅、身上穿着的衣服、包里挎着的水瓶还有那漫天飞舞的宣传册，都是PX的产物。先不论其他，这般举着PX反PX，似乎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了。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旗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可能致癌因素分类中，PX被归为第三类致癌物，即缺乏对人体致癌证据的物质，与咖啡、咸菜属于同一个类别。一句话归纳：若因PX之毒而反PX，也恳请广大九江市民上街**，将各加油站、煤气站、咸菜铺子一并拆咯！在中国，每年因车祸丧生的人可不在少数，难道因此就要抵制汽车工业吗？须知《吕氏春秋·荡兵》有言：“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24]

这种网络上的声音看似有理，实则混淆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源。人们并非无知，也并非反对PX之毒，而是反对在自家门前的工业建设；或者说是这种项目建设带来环境破坏后果承担者的“底层集聚”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公正的情感体验——“好处”你们共享，“坏处”我们承担。所以，归根结底，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正是这种所谓“环境不正义”感知与体验诱导下的产物。

学者对环境正义的界定一般是指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对等，而且包涵两层涵义：第一层是指环境权利的平等享受，第二层是指环境破坏的责任和环境保护的义务相对应^[25]。在环境正义[26]缺失的情况下，群众为了表达对项目的关切，演化为各种类型的抗争行为，从相对理性、平和的集体“散步”到“打、砸、抢”等严重的暴力冲突，不一而足。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应对不公平待遇的社会抗争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的悲情抗争，例如自残、自焚、在党政机关办公场所集体下跪、集体哭诉等。悲情抗争来自于政府民本倾向的执政理念同公平正义缺失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呈现了民众抗争从“作为弱者的武器”向“作为武器的弱者”的话语突变：当公众的权益受到侵害，各种民间的抗争手段“作为弱者的武器”带来的巨大的舆论压力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作用，实现了抗争者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昭示了民众作为抗争发起者既是最大利益受害群体，同时处在最为弱势地位——悲情抗争生动刻画了正义缺失下“作为武器的弱者”面对权益受损时的现实处境。

（三）信息共享与风险共担：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规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诸如垃圾处理厂、核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邻避项目的大规模兴建，多次激起公众的“我怕情结”与对抗行动，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从认知规避的视角入手，改善民众对邻避项目的认知，以提升项目接受度与社会稳定风险应对力等。

第一，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避免“我怕”情结扩大。

结合国内典型的PX项目邻避冲突事件，往往项目都通过了环评，依然引发了社会冲突。但是这种环评都是每当项目上马时才去开展的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这就很难说服大多数公众认同政府的决策，不信任进而抵制就成为公众在多数情况下的行为选择^[27]。从社会稳定风险认知塑造的角度看，政府在项目建设前期准备阶段的环境评估，以及与公众相关的工作报告不能有任何造假，把项目运行的实际危害告知公众，并对公众做一些应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知识宣讲和培训工作。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为邻避项目信息的单向风险告知转为双向风险沟通提供了契机，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以避免“我怕”情结扩大而诱发社会稳定风险。

民众抗争作为社会稳定风险的表征，把责任归结到民众的身上显得有失偏颇。作为事件主导者的政府则需要在事情处理中保持理性、公正的立场和态度，媒体也应主动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须知谣言止于公开。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大畏”已经在形塑社会稳定风险的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官方在邻避项目建设的信息发布过程中，首先应该是独立的第三方、学术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出面质疑；然后是媒体跟进报道，充分吸纳官方信息与民间反应，呈现各方需求；经过有序的信息沟通，民众和政府都可以更加理性和冷静地对待邻避项目建设。其中显示出来的风险规避逻辑——一种由于公众的知情权、同意权和受尊重的心理满足感的增加而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信任所激发出的合作行为。

第二，风险公担与成果共享，减少公众的不平等体验。

民众关于邻避项目建设不公正体验的根本原因是正义的缺失，即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不对等。邻避项目首先是对自然环境的改变，邻避设施建设会大量占用农业耕地和破坏农业基础设施，对土地利用造成压力，直接破坏了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其次，邻避项目在建设和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工业副产品，带来邻避设施所在地空气质量下降、水源污染，受害的便是周边地区民众的身体健康；最后在经济利益方面，邻避设施建设虽然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对当地的产业则容易造成负面影响，如生态农业、旅游业等对自然环境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经济利益也会造成严重损害。虽然部分民众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然而相对于他们的损害程度则是微不足道的。总之，邻避项目建设“以邻为壑”的事实存在和不公正的情感体验，是邻避情结和抗争行动产生的根本之所在。因此，欲规避社会稳定风险，必须要实现邻避项目建设中的风险公担与成果共享，减少公众的不平等体验。

风险公担的前提是发展成果共享，消除民众的不公正体验。如果一个项目确实能给当地带来一些经济拉动，如果不能成果共享，只让群众承担风险，公众得不到实惠自然会有不满。此外，政府应该有责任和担当意识，比如在适当经济补偿的基础上，全面改善项目建设地绿化水平和各项便民利民设施，以实现政府和民众的双赢。让社会公众实实在在感受到项目建设带来的好处，真正赢得民心，才能避免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

第三，本土化风险文化建构，实现社会稳定风险消解。

实现人类风险的共同承担和共同规避，就需要人们在对话、商谈和沟通的实践中来培养和塑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风险文化对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有消解作用^[28]。生活于特定地域社会中的居民，其行为受到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支配，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拥有共同的生活空间、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传统社区共同体中的一些规范，诸如宗教、禁忌、乡土道德观念以及地方权威等都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减少人们的危害体验，进而有抑制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作用。诸如此类的传统风险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有益于实现社会稳定风险的消解；然而，“面对来自民族国家的严密性和系统性的国家科学技术知识，基于地方性知识本身松散性、破碎性等特征，地方性知识正在逐步流失”^[29]。

不同于西方国家团体社会下的庞大中产阶级主导的集体抗争，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善，社会个体缺乏团体生活。引领公众进行环境抗争的环境活动积极分子往往被特定的社会结构格局所吸纳，从而使得抗争行为被国家权力和政府力量所淹没和消解^[30]。就风险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属性，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一种德性文化、和谐文化，而非西方的智性文化、对抗文化。在风险社会的时代，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价值应该得到彰显[31]。特别是在风险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汲取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广泛吸收“地方智慧”和“民间力量”，以提升我国应对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能力。

四、余论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工业企业建设方兴未艾，或大量扩建垃圾处理场等公共设施来迎合人口日益膨胀的需求。这些设施一方面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做出了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因其作为邻避设施而具有一定的危害而被周边居民所抗拒。作为时代进步的衍生品，邻避项目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邻避”时代。从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塑造来看，有关邻避项目的抗争行为是公众环境意识提升与认知放大的产物。因此，当前我国重大项目建设的“稳评”机制亟需高度重视风险感知，并使之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强调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种机制旨在增强政府决策过程的风险意识，通过一种自主性、嵌入性的决策程序，充分考虑民众对相关决策带来的实际危害或可能风险的感知，使得政府转“决策后维稳管理”为“决策前源头治理”，在调控公众风险认知水平和积极认知的基础上，实现规避社会稳定风险的目的。

地球环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环境污染终将危及到每一个人。在哈贝马斯那里，沟通理性作为一种商谈伦理学，风险社会“没有置身事外者，只有尚未波及者”使得沟通理性获得了现实可能性。有研究表明，“良好的信任和有效的风险沟通有利于降低由环境风险引发的社会风险”^[32]；亦有研究发现，我国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多为“议题单一型”，即从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的意愿角度而言，邻避设施本身是民众关注的唯一议题，而政府议题包括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政府公信力、政府治理环境表现均为非显著性相关因素^[33]。造成这种研究结论对立的原因是没有明确邻避项目危害的实际情况——可以控制的“轻微污染—环境破坏风险”由于放大效应而导致的**件或许可以通过沟通得以解决；然而大多数邻避项目环境污染的后果是不可逆的，沟通亦不足以解决环境破坏与公众利益受损的事实，此种情况下必然导致邻避运动愈演愈烈，并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可控的“轻微污染—环境破坏风险”与不可控的“严重污染—环境破坏事实”两种情形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机理和解释路径存在不同，这是未来值得继续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Cognitive Shaping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of NIMB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ZHANG Guang-li    WANG Bo-cheng

Abstract: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to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ubic perception of Chinese NIMBY projects shows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 I'm not afraid" to "I'm afraid", which varies between local registered population and migrants. And institutionalized public interest demands mechanism is ineffective, while non-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 can lead to government attention to become the only way to effectively fight for public rights. The reason why social stability risk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 serious social conflict, is not the huge difficulty to curb and resolve environmental damage of NIMBY projects, but is largely rooted in the risk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and consequent coping strategies and behavioral cho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haping, improving public awareness of NIMBY projects would enhance public acceptance of the projects and strengthen social stability risk response capabilities: Firs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void the "I'm afraid" complex expands; second, the sharing of risks and benefits reduce the public's experience of inequality; third,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risk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alizes social stability risk mitigation.

 Keywords: NIMBY projects; social stability risk; cognitive modeling; risk mitigation

（责任编辑：邢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