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作者： 黄家亮 张鉴  发布时间：2016-04-06    信息来源： 《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家亮 张鉴[1]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1月1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60余家社会学教学科研单位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时代使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机遇与时代使命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并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勇迈进，中国社会学也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艰巨的时代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靳诺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并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社会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让社会学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丰厚土壤，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时代的挑战。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如何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提炼出解读和指导中国社会变迁的理念、理论和方法，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最为紧迫的任务。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在短短三十多年里，社会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社会学亟需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方面进行创新，在回应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实践中推进自身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认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是引领中国社会学界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社会学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断优化社会学学科体系，提升回应现实问题的学科能力；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创造和发展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概念、理论与方法，推进社会学学术体系建设；努力用规范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推进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宋林飞教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并要求增加社会学话语的中国特色。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实现初步现代化，要全面解决基本现代化里很多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的因素，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以下阶段性特征：城市社会的来临，城镇化面临新的挑战；服务社会的来临，工业化向后期过渡；信息社会的来临，社会生活方式变化加快；消费社会的来临，社会环境需要加快改善；老龄社会的来临，人口老龄化不断提速；处于社会利益调整期，社会风险有所加剧。因此，中国社会学应该在回应这些现实的社会问题中获得自身的发展。

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提出，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以反映时代进程、应对现实问题为已任的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历史担当，建设系统的学科体系、包容性的学术体系，以及能够涵盖中国特质又能与世界其它文化相互沟通、进行实质性交流的话语体系，使世界通过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认识中国。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中国社会学要从更高的位置、更广阔的视野思考如何构建和发展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汲取前贤在社会学中国化和理论化方面的优良传统，在深入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中不断提升学科发展水平；要增强整体合力和担当精神，主动为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信地走向世界、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而发挥积极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认为，从理论自觉入手来找回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自信、理论自信，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传统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来建构中国本土的学术概念、话语方式，是我们这一代和未来一代社会学人应该承担的学术担当和使命。这种理论自信的实现，需要及时梳理和总结中国日趋稳定的社会实践，重新挖掘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以此建构出中国本土的学术概念、话语形式和理论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创新

通过学科建设实现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创新，从而在体制机制上保障社会学的良性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首要任务。

一、提升社会学学科的整合性

李强教授强调，中国社会学既要借鉴国外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经验，又要吸取其教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实情的学科体系。近二三十年来，欧美社会学分化越来越严重，很多具体分支分化得过于细小，以至犯罪社会学、族群研究、种族研究、社会工作等纷纷离开社会学而另立门户，使得社会学的学科范围越来越窄小，整个学科越来越走向危机。中国社会学应该吸取这一教训，坚持自身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更好地将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管理、社会政策等系列分支都整合在社会学大学科旗下。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结合自己多年从事高校管理与建设的实际经验，表示社会学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体制建设是社会学本土化建构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影响因素，在体制建设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文化的多元复合性。他和李斌教授都呼吁，要有意识地向社会学发展薄弱的地区和学校倾斜资源，也要从制度设计上防止学术资源过于集中甚至出现垄断的趋势。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强调，社会工作是在社会学里的社会工作，我国的社会工作研究需要社会学、社会政策的理论支撑。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以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为例，强调老年学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提倡推进跨学科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民族大学麻国庆教授指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个学科在中国语境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他着重分析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在多个方面的有机联系。

中央民族大学包智明教授指出，社会学应该由一级学科提升为独立的门类，在社会学门类之下，实现费孝通先生生前所提出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科并立”设想。他强调，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不清晰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具体说，与相近学科社会学、民族学的分工和界限不清晰，影响到人类学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也导致了人类学在高校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学要研究自己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上和社会学、民族学的区别。

哈尔滨工程大学王雅林教授强调，社会学学科建设要有顶层思考和问题范式。中国化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是要呼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谋划学科建设要有历史方位感，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为实践基础和出发点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他提出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生活本体论”出发，重构社会学安身立命的社会范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西、马学术资源融合汇通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洪大用教授强调建设社会学社区的重要性。他指出，整个社会学界应该相互支持、协同创新，特别是要以学术期刊、社会调查数据库和学术品牌活动为抓手，推动学术资源的开放共享，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促进社会学社区的发育和壮大。他还强调，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方向；要注重对自身优秀传统的历史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

中国人民大学王卫东副教授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与数据中心所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国宗教调查（CR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等系列全国性调查为例指出，全国性社会调查网络建设与数据开放共享对于推动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发展，形成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北京科技大学章东辉教授以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为例指出，基金会这一学术平台对于团结社会学力量、培养社会学人才、扩展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黄家亮副教授在梳理郑杭生先生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学科制度建设和学科共同体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郑杭生先生从学科体制、价值理念、制度结构等方面，对社会学的学科制度进行了大量探索，使中国特色社会学这一目标获得了制度层面的保障。社会学学科要繁荣发展，需要凝聚社会学界的各种力量，维护学术共同体的秩序和发展；坚持兼容并包、良性互动和学派建设等学科共同体建设理念。

二、拓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强调，我国社会学学科在“深耕”分层、流动、组织、制度、家庭、婚姻、农民工、治理等传统领域之外，还应该对社会变革做出响应，不断开拓新的“增量”。他列举了一些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和领域，如全球化社会与全球社会学、信息技术革命的社会与网络社会学、城市空间的变迁与城市社会学、资本力量的扩张与金融社会学、人们健康意识的空前高涨与健康社会学、法治社会的呼吁与法律社会学。

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指出，社会学应该加强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大力发展移民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迁移过程中人口、家庭、社区、组织及其关联的社会系统的基本演变规律及机理。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指出，当代农村社会学有很多新的主题值得重视，需要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结合起来，推进农业社会学、农民学、农政研究、发展研究等新领域的发展。

麻国庆教授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国际背景，民族学也要扩展自身研究领域，不仅要研究民族学的传统课题，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必须重视研究现实问题，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南京大学彭华民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福利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中国从追求富裕向追求人民福祉转变，社会工作学科的重要性大幅增加。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学科还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严重缺乏本土知识基础建设、严重缺乏专业发表自主、严重缺乏专业学科自主、严重缺乏专业准入标准，需要逐步建立社会工作学科独立的科研体系、教学体系、专业准入标准。

云南大学钱宁教授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社会福利学科应该得到加强。要构建符合社会学研究规范的社会福利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使社会福利研究摆脱过度依赖于西方研究理论、本土研究不足的局限，促进社会福利研究的本土化、科学化。要夯实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供理论资源。

文军教授强调社会学的学派建设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派的加快形成，不仅要加快完善对社会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体系建设，注重发展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还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的新兴和交叉领域的研究，使这些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派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三、创新社会学人才培养模式

有学者强调人才培养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中心地位。洪大用教授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为例指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大学办社会学学科归根到底就是要培养优秀人才，要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开展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复旦学顾东辉教授认为，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要“不忘初心”，既要传播知识(教书)，又要协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育人)。社会学专业应该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使命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塑造自身专业品性。

有学者强调要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李强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更多地与社会接轨，创建诸如社会调查、社会评估、社会规划等新专业，为我国社会建设输送人才。中国人民大学郝大海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加强社会调查人才的培养。他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实践为例，提出社会调查人才的培养，需要具备完善的课程体系、有效的项目转换机制和常规化的机构支撑三个条件。北京工业大学唐军教授提出，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应该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式，将协同创新机制引入其中。他以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的实践为例指出，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建设专业人才培养，要坚持社会协同办教育、育人才的理念，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资源的分享、社会组织的支持，高校、政府、市场、社会多方面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力量彼此协调合作，形成合力，实施同步教育。

有学者强调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模式创新的重要性。李友梅教授提出，在社会学学科建设过程中，要注意课程设计与教材建设，这是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更关系到专业人才的培养。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教授指出，在信息化背景下，社会学应该改进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多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开展研究性教学。

有学者强调社会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体系。唐军教授认为，社会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协同能力。中国人民大学陈劲松教授则强调，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要致力于培养学生感性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和灵性的能力。李斌教授强调，社会学培养的人才要有更大的包容性，不能仅仅只会批判和质疑，更要具备建设性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创新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彼此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学术体系是其内容乃至内核，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学术体系创新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全面、持续的探索。

一、坚持人民立场，回应重大时代问题

有学者呼吁中国社会学要不忘初心，坚持人民立场。洪大用教授指出，我国社会学要多一点社会关怀，要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聚焦人民的实践创造，加快建设人民的社会学。当我们远离人民时，人民终将远离我们。中国社科院杨典副研究员认为，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是对立统一的，一个好的学术观点影响大了可能会变成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这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社会学坚持“中国视角”和“人民立场”，并不必然损害学术方法的客观性。

坚持人民立场、创新学术体系，就要积极回应重大时代问题，首先要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王思斌教授强调，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在专业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中寻找结合点,在解决现实问题与推进学术发展之间寻找结合点。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强调社会学应该加强对改善民生规律的认识。他认为，在改善民生政策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以下规律：一是改善民生必须遵守“两个优先”的原则，即在公共支出的顺序结构中以民生为优先，在民生公共投入中以基础民生问题为优先；民生必须注重加法，慎用减法；改善民生必须有利于而不能妨碍民众的自由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指出，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政策可以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推进社会政策与新扶贫攻坚方案的有效衔接。武汉大学向德平教授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减贫实践中的重要功能。华中科技大学丁建定教授强调，社会学应该更加重视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为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做出贡献。北京科技大学时立荣教授指出，社会学应该加强对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的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王道勇教授对当前我国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利益固化背景下进行存量改革，亟需形成以利益让渡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意识和行动，使利益冲突处于可控范围。

社会学回应重大时代问题，还应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张翼研究员指出，当前人类已经进入到网络社会，社会学应对这一重大社会变迁进行研究。他的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互联网使用的主体，也是网络舆论的制造者、线上和线下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互联网大大提升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但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成为**件制造者的风险。中央财经大学杨敏教授指出，社会学应当聚焦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性巨变，如资本地位上升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变化，经济活动性质的变化，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金融技术等高新技术对于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在新形式下如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节制财富收入公平。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则指出，社会学要关注乡村都市化及其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他通过对东莞市虎门镇大宁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表明，从乡村到都市的变迁带来了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的转变，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经历着深刻的文化转型。

二、注重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强调，要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创新，必须突破现有社会学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局限，在借鉴中外社会学的历史经验中，立足本土，吸纳百川，以广阔的学术胸怀，在多元开放的学术视野中面对新问题、创新社会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原则。清末民国时期一些社会学家在中西对比和通古达今中实现学术创新的历史，当代西方社会学呈现的交相融汇、重构发展的演化态势，其中有很多值得中国社会学借鉴的积极经验。

李友梅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创新离不开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学由于缺乏共享研究问题，成果重复较高、不能形成大的理论视野，难以形成本土化的知识积累。而要建立起共享的问题意识，就需要重视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学术传统，继承、发扬和再造传统，而非简单地重返传统。

华中农业大学钟涨宝教授重新考察了费孝通先生“熟悉”社会这一概念，指出这一概念并非简单地指人际关系，而是具有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双重含义。从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来理解乡土社会的特征，不仅有利于认识其本质特征，而且也利于拓宽认识农村社会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视野。

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过于狭隘的经验取向和对专业分工的偏执，造成了诸多社会学研究有社会而无国家、重现实而轻历史、重生态而轻心态，研究越来越规范化却也越来越碎片化，看似越来越精巧实则越来越小家子气。中国社会学目前的研究格局与我们身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空间是远远不相称的，需要来一次重新奠基。在这次重新奠基中，历史研究是重新焕发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关键引擎。这个引擎的三个部件则是：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明；重新思考现代中国形成的思想变局；以及重新思考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源流。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企图以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地进入地方史研究，将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及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是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新视野的尝试。

吉林大学田毅鹏教授认为，社会学在诞生的过程中很少汲取西方以外的其它文明古国有关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这导致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较为单一。这种舶来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遮蔽了本土社会特有的问题意识，并与中国社会产生了明显的隔膜，也限制了理解分析问题的视野。要使社会学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就应在“中西贯通”的理念下努力推进社会学知识基础的变革。首先，要在中西社会学思想理论上“双向寻根”，特别是要寻找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分析理论之根，发现中国社会的“自性”，使社会学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其次，要建立起理论和经验的真切勾连，即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

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提出，结合经验研究来建构理论模型，是通过对中国故事的深入观察和理解来推进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路径。建构社会学理论模型，要注意三个要素：一是变量关系概念界定，二是变量关系存在的条件，三是逻辑推论的呈现。他指出，缺乏足够的理论思辨程度，实证研究、定量研究、一般理论研究很难走远。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应克服有用语无概念、有概念无命题、有命题无条件的“三无”困境，不要停留在“浅理论”状态。

中国人民大学王水雄副教授提出，社会科学理论模型构建建立在抽象性与现实性权衡的基础之上，应该提倡“模型加个案”的方法，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进行理论的整合与创新。

三、推进社会学的方法创新

方法创新是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洪大用教授指出，优化学术体系很重要的是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创造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李友梅教授提倡，中国社会学要坚持探索能够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方法论，为现代社会科学提供更丰富的中国元素。黑龙江省社科院王爱丽研究员认为，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离不开方法自觉，从研究范式到研究方法，要对西方的方法进行批判反思和创造性转化，尤其是要克服研究的碎片化和过度技术化两种倾向。

李路路教授强调社会事实描述和积累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解释性研究、概念提炼、理论建构，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事实正确、深入描述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就妄加判断，最终可能南辕北辙。当前，描述性研究对中国社会学来说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指出，社会学一直有科学和实践两个维度，西方社会学早期强调实践维度，后来随着社会科学整体学科化层次的提高，社会学开始走向科学化，而新世纪交替之际，随着干预社会学、解放社会学、诊治社会学的兴起，实践维度有所复苏。社会学实践是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源泉，也是社会改造的工具，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他所推动的社会学干预研究就是拓展社会学实践维度的尝试。

浙江大学毛丹教授提出，社会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目标在于：建立在更明晰规整数据之上的科学，并且努力增强其社会干预力；扎实田野之上的有抽象力的质性研究；更有历史洞察力的当代研究和更有当代认识能力的历史研究；更融洽的经验与理论、本土题材与一般知识的关系格局。

有学者指出，社会学的发展应该重视大数据。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提出，在大数据方面中西方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契机，推进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郝大海教授强调，大数据时代不能忽视社会调查。北京大学刘能教授指出，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知识具有三个潜在应用方向：在用户社会特征未知的情况下，帮助大数据拥有者从作为结果变量的行为数据倒推前置的社会特征；为大数据序列中的任何一个分析单位层次生成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一系列新标签（变量），并给出符合文化嵌入性的赋值（定义）方案；用变量间关系的拟合来进行预测和评价。

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必须重视学术评价标准建设。王思斌教授指出，要研究中国社会学话语创过程中的“承认”问题，特别是要在国际支持和国内支持上找到结合点，使得国际学术界能够了解和认同我们的创新。李友梅教授指出，由于评价体系的导向，越来越多的青年骨干选择基础性研究，我国社会学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和敏锐性在不断削弱，因此亟需注重学术评价标准建设。张文宏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学学术和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必需在借鉴西方社会学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学术和学科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逐渐形成与西方评价指标并驾齐驱的“中国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创新

话语体系创新是学科和学术体系创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与会学者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和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认为，所谓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就是要建构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对象、陈述、文本和主题的构成规则。之所以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是出于总结中国社会的特点、增强学术话语权和丰富社会学的话语资源的需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夸大中西方差异，弱化甚至忽略了中西方的一些共同性和普遍性，最后陷入了东方主义的窠臼；不要为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走向一种形式主义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化，把一些不需要中国化的东西也中国化；切忌将“中国特色”作为一切言行合理化、正当化的标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不要将中国特色等同于反西方化、去西方化；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不是只能有一种，而是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

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将社会学区分为知识维度和社会维度，分别对应公共性（publicity）和自主性（autonomy）。公共性是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自主性是社会学在科学知识中获得合法性的基础。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需要构建中国社会学的自主性，但不能将自主性绝对化，而要在自主性和公共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构建中国社会学的自主性包括两种含义：基于中国社会和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学术体系，主要处理的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面向全球社会和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主要处理的是国际化、本土化、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杨典副研究员结合自己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实例讨论了社会学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他指出，美国当初讲“美国例外”，其理论当然有它的特色，在内容上可能是独特的，但在形式上是有普遍性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也要将内容和形式区分开来，既要关注中国也要关注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赵孟营教授认为，社会事实是社会学话语的本质内涵，社会学话语体系创新要建立在对中国式社会事实深入解读的基础之上。

二、增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晚年提出并着力阐释的概念。与会学者认为，增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创新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雷洪教授认为，“理论自觉”是一种信仰，即对理论科学性确定不移的相信和敬畏；是一种理念，即对开创、建构理论的自觉追求；是一种价值，即对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功能的肯定和相信；是一种实践，即对学术研究、科学研究的主动取向和倾向；是一种思维，即遵从理论逻辑的思维倾向和定式；是一种素养，即实现科学理论功能的能力和素质。实现“理论自觉”，要对社会重大现象进行理论回应，对社会实践、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阐释，对社会政策、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对社会政策、制度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评估，对理论的科学性进行辨析和批判。

山东大学林聚任教授认为，郑杭生先生及其团队在理论自觉和理论话语创新等方面所做的很多重要研究，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开辟了新方向、走出了新道路。这体现了郑杭生先生重要的理论成就，也是中国社会学家创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学派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理论自觉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的理论话语建构的过程。增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注重发掘利用自身的话语资源,确立自身的话语优势,建立有效的话语影响路径,培育独立的话语意识,注重话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要立足于本土社会，发掘可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就有可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奂平清副教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对理论自觉的理解：立足实践与经验研究又超越实践与经验的理论追求；处理社会学中西、古今关系上的理论自觉；立足实践与社会变迁，修正与丰富已有理论；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及努力方向。

陕西社科院石英研究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坚持中华文化自信，正确认识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他还强调，要把质性研究方法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陕西师范大学王继教授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文化根脉就是5000年的中国文化。

三、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

杨典副研究员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终不仅是与西方对话，还要建立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不仅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更多的是要能够重塑国际学术新秩序。

华东理工大学徐永祥教授认为，学术话语权包括诠释和建构两个方面，话语缺位与学术边缘是我国社会学学科话语权方面存在的两大问题，未来应当把参与式行动研究作为学术话语权建构的重要途径。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往往依靠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解释一些小问题、归纳一些现象有效，但解释重大问题往往失灵。长期以来，我们重解释、轻建构，重描述、轻创新，轻视、忽视原创性理论的建构和重大议题的设置，轻视、忽视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实践建构或实践推动。这既削弱了我们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也难以顺应、引导我国社会建设的趋势和重大问题。提升社会学学术话语权有理论建构与实践建构两个维度：前者既包括对西方元话语的再建构，又包括对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后者是指我国社会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学术上的“孤芳自赏”或者对现实的解释、诠释，更要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引和推动。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认为，社会学只有从社会事实出发及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和变化才可能取得突破性发展。社会学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取向，追求学术领域的理论对话和知识的累计性发展；一种是政策取向，追求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研究的工具性价值。话语权也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话语权，即在学术的知识体系里，能够提出被学术世界认可的新理念、新命题、新理论；另一个是政策影响的话语权，在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上，能提出新思路、新办法，有效地促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两种知识的性质差别决定了其生产逻辑不同，前者要求把持客观研究立场，不对研究对象作任何意识形态预判；后者一开始就是从意识形态目标出发，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来开展研究。时代赋予中国社会学双重历史责任，但无论是学术生产还是政策研究，学者的自由选择必须被尊重。要在学科的历史责任和学者的自由选择之间保持协调，就需要有适合于两种知识生产的环境。这包括提高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培育能够围绕某些重大学术问题在共享的规范和知识下展开学术争论和对话的学术共同体。社会学要取得学术话语权，还需要梳理出当今中国社会最为重大的、具备学术创新空间的理论问题。

中山大学王宁教授从社会科学哲学角度区分了分析性概念和实质性概念，认为前者是一种分析工具，而后者则是对特殊对象的理论性总结和提炼。实质性概念不追求全球普遍性而追求有限普遍，所追求的是对特殊对象的思维抽象而不是其适用的广度；而分析性概念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和解释力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过程是与国际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过程，需要在实质性概念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国际知识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不可照搬国外；而在在分析工具（分析性概念）上共享学术度量衡，减少学术度量衡换算的成本。

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认为，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必须加强学术对话和争鸣，包括经验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对话、理论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对话、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对话、本学科和其他学科对话等。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也强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对西方、对古代、对其他学科保持开放的态度，特别是要与当代西方社会学进行广泛而充分的交流对话。

华东理工大学杨发祥教授指出，要通过融合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高校社工教育与本土理论、政策文本与民政社工话语、一线社工的服务实践话语等不同来源的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从而增强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

黑龙江社科院王爱丽研究员认为，提升学术话语权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作为基础，大型追踪调查对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支撑；同时也要不断开拓社会学研究成果的转化途径，特别是要善于将学术话语转化为政策话语，提升社会学在国际上、在政府中、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四、提升社会学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

李友梅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要能破解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开展原创性和建设性的研究，建设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尤其要提升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为高质量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有学者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善于构建本土概念。王处辉教授指出，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是找出自己的理论，自己理论的前提是基本的命题、基本的概念，如近年来，“天下”、“功夫”、“农民工”、“留守儿童”、“单位制”等都不同程度的被国外学者接受了。李强教也认为，中国社会学应该善于从日常生活及社会实践中挖掘一些本土概念。河海大学陈阿江教授则以对“家”这一本土概念的学术意涵深入剖析为例，强调中国社会学应该探索用中国的话语去解读中国社会。兰州大学陈文江教授在对西部社会转型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社会逆转型”、“动员式社会参与”、“西部问题”、“东部主义”、“西部社会学”等学术概念。

有学者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善于从中国社会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变迁中提炼中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陆益龙教授通过皖东T村妇女“做会”仪式的“深描”，分析了在乡村生活实践中性别关系、特别是女性“隐性权力”及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央财经大学李国武教授则通过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实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组织体制进行了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刘谦副教授通过随迁子女学校学生游戏的器具层面、功能层面、主体界定层面的描摹，透视当下中国随迁子女与城市生活的相遇与融合状况，反观社会融合理论的中国境遇。

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是一项持续的系统工程，是全体中国社会学人的艰巨任务和时代使命。此次会议就相关问题深化了认识、达成了共识、拓展了视野，为推动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作出了新的努力。

责任编辑：卫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