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劳动力市场的民族分层
马忠才
内容提要：基于2010年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少数民族因户籍、学历、就业部门等因素分化为若干个亚群，而且每个亚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境遇并不一致；（2）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就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隔离，高达69.7%的少数民族从事农业，而汉族农业人口的比重仅为38.7%；（3）在收入上，少数民族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将就业部分细分后发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在国有部门（党政/事业/国有企业）内部微乎其微，而在私营部门却仍然显著（4）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入上，少数民族略有优势，而在非农部门、国有企业进入上，汉族有较大的优势。研究结论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层主要由城乡差异、学历差别、部门隔离等因素所致，民族不平等（净差异）仅仅存在于私有部门，原因是优惠政策在政府管控的国有部门仍然发生作用，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力有未逮。
关键词：民族分层；优惠政策；市场转型
一、引言
少数民族在市场转型中的境遇如何？这是本文提出的问题。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受到“市场转型争论”（MarketTransitionDebate）研究理路的影响。转型争论几乎讨论了所有社会群体在市场转型中的生活境遇变化，然而对于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社会而言，却很少有研究论及55个少数民族在市场改革中的得与失。究其原因：一方面，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9%，而且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农村或偏远地区，民族问题并未引起社会学的普遍关注；①另一方面，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大部分抽样数据都无法满足族际比较研究的需要。②结果是，已有研究忽略了民族变量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为消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政府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优惠政策，在行政拨款、就业、升学、提干、参军等诸多方面向少数民族倾斜。无疑，这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不平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市场转型中政府逐步从经济领域淡出，国家调控开始被市场机制取替，劳动力在市场中竞争就业。由于语言、学历、竞争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的限制，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处于不利境地。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民族不平等又开始凸显，且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1997年全国5800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近60%。③2006年至2009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4.5%、52.2%、52.5%和54.3%。④近年来，政府启动了“西部开发”、“兴边富民”等建设项目，力图缩小地域、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但是，由于沿用了东部和中部的发展模式，没有充分考虑民族性和区域性。引进外部的经验和技术，招聘外来劳动力，少数民族参与程度很低，甚至被进一步边缘化。⑤因而，民族已经成为西部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一个新纬度。
时下，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日益肆虐，而中国社会处于加速转型期，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利益矛盾日趋复杂。在上述背景下，研究少数民族在经济繁荣过程中的得与失，对于了解国情、维护祖国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民族问题，除了政治、文化因素外，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族关系本质上涉及民族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和利益。⑥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社会转型及市场化在某些领域导致了少数民族的边缘化，诱发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在局部促发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⑦特别是“3·14”和“7·5”事件之后，一般的分析往往归结于境外分裂势力的挑动和策划。⑧国外一些肤浅的带有偏见的分析则往往将这些冲突归结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所谓政治高压、经济歧视和文化灭绝政策。⑨事实上，大量历史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分层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根本性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族际交往的社会藩篱，是造成民族之间偏见与歧视、仇视与冲突的导火索。⑩
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由于西部地区的区情、民族分布及构成的特殊性、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该区域的民族问题大都是涉及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社会和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2010年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本文沿着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思路，把民族变量加入地位获得模型，试图分析经济繁荣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得与失，以探究民族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为推动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变量与测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变迁调查”（简称“CSSC”）。本次调查由边燕杰教授主持，西部12省高校共同参与完成。调查覆盖西部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目的是通过大范围长期纵横调查，来获取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学研究及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调查在2010年9月到12月间完成，样本分布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02个县(县级市/区/旗)。所有问卷采用双录入方式，形成调查数据库。本研究选取数据库中16-59岁的就业人口。排除缺失值，符合条件的个案为5883人。
CSSCI收集了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和社会信息。根据民族身份，我们把受访者分为2个亚群：汉族和少数民族，这便是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个体特征变量主要有：性别（虚拟变量，男性=1）、户籍（虚拟变量，城镇=1）、年龄（连续变量，同时引入年龄的平方项）、受教育程度（定类变量，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4个等级来测量，其中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中是控制变量，主要反映个体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研究涉及的因变量主要包括就业部门和月收入。我们把就业部门划分为五类：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农业部门。
表1分别描述了西部汉族、少数民族两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在收入上，汉族平均月收入是少数民族的1.53倍。（2）在受教育程度上，汉族明显高于少数民族。汉族小学以下学历者占其样本总数的30.7%，而少数民族低学历人口比重高达57.8%；15.0%的汉族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少数民族中仅有6.1%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3）西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明显不同。38.7%的汉族分布在农业部门，而少数民族农业人口比重高达69.7%，接近汉族的两倍；汉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口比重都分别高于少数民族。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比较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在收入上的民族差异，然后，重点分析不同群体在部门进入和收入获得上的差距。分析使用了二项和多项Logit模型。
表1：略
三、结果和分析
下页表2的结果来自收入与相关自变量的OLS回归。分析采用了嵌套模型，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仅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基准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的收入比汉族低38.0%（e-0.478-1），统计结果高度显著。模型1a加入了受教育程度，模型解释力从12.2%跃升至26.7%，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收入差距降至19.0%（e-0.212-1）。可见，受教育程度对西部人口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即民族间的教育差异是造成民族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当模型1b加入户籍时，民族间的收入差异降为15%（e-0.168-1），可知户籍制度对民族不平等也有作用。模型1c加入了部门变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收入差距骤降至6%（e-0.058-1）。这表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分割问题仍然突出，农业人口收入仅为非农人口收入的一半（e-0.697-1）。因此，西部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在部门之间的隔离是民族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动因之一。模型2和模型3的统计结果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模型2中，控制一些基本变量后，农业部门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差异微乎其微（6%）。模型3中，基本变量被控制后，非农部门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差距也只有7%（e-0.074-1），统计显著性不强。
表2：略
乍一看，少数民族和汉族间的收入差距甚为明显，但当学历、户籍与部门等变量逐步加入统计模型时，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却变得微乎其微。这说明，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是由部门隔离、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差异造成的。譬如，西部汉族38.7%的人口分布在农业部门，而少数民族农业人口的比重高达69.7%，接近汉族的2倍；更多的少数民族属于农村户籍；汉族平均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可见，分析部门进入的民族差异就显得至关重要。
表3给出了部门进入的二项Logit模型。模型1的因变量为“是否在非农部门就业”，模型2的因变量为“是否在国有部门就业”。我们关心的是民族变量的作用，即部门进入的民族差异。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等特征变量后，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进入非农部门的概率明显更低。模型2a仅仅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可能性同样低于汉族。有趣的是，在模型2b中加入户籍变量后，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劣势忽然消失了，特别是在模型2c中加入受教育程度变量后，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劣势变成了优势。这说明，影响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户籍和受教育程度。那么，控制人力资本和户籍变量后，少数民族进入国有部门的优势该如何解释呢？这可能是民族优惠政策的平等化效应。
为了检验民族优惠政策的平等化效应，我们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单位进入的民族差异（详见表4）。相对于进入国有企业而言，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变量后，少数民族更有可能进入政府和事业单位，基本上可以推定，这便是民族优惠政策的平等化效应。在西部地区，政府和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会为少数民族预留岗位，即民族身份对于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进入具有正效应。同时也可看出，汉族在进入国有企业时有一定的优势。
最后，我们将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在不同单位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等特征变量后，表5的统计结果显示，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而私营/个体单位内部的民族差异仍然比较明显。这表明，收入上的民族差异主要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私有部门。控制基本特征变量后，少数民族的收入在政府/事业、国有企业单位比当地汉族平均高1%，而在私营企业比汉族少14.1%。此外，国有单位内部的民族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而私有单位的民族差异比较显著。因此，随着政府在市场部门监管作用的弱化，政府有关民族平等的号召在越是私有化的部门，执行得越没有效力。
四、结论与讨论
在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已有研究中，民族基本上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致使我们忽略了少数民族在市场转型中的境遇变化及其社会政治后果。那么，转型对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活境遇受到怎样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本文着力讨论的问题。沿着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理论思路，这一问题被进一步展开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无收入上的差距？差距产生的机制是什么？汉族和少数民族在部门和单位进入上有无机会结构的差异？其机理又是什么？
通过比较研究，本文揭示出，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民族分层是市场化和优惠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少数民族内部因受教育程度、户籍身份、就业部门的差异，分化为若干个亚群，每个亚群在劳动力市场的境遇具有异质性。因户籍、学历差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就业上存在明显的部门隔离，将近70%的少数民族从事农业，而汉族农业人口的比重仅为38.7%；收入上的民族分层主要由城乡差别、学历差异和部门隔离所致，控制户籍、学历变量后，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在国有部门（党政/事业/国有企业）内部微乎其微，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私营部门内部却仍然显著；部门进入上的民族差异主要由城乡、学历差别造成，控制户籍、学历变量后，在非农部门、国有企业进入上，汉族有较大的优势，由于优惠政策的作用，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入上，少数民族略有优势。研究结论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层主要由城乡、学历、部门差别等因素所致，其动力是市场化，民族间的净差异在国有部门已被消除，而在私有部门仍然存在，原因是民族优惠政策在政府管控的国有部门仍然发挥平等化作用，但在权力淡出的私营部门变得力有未逮。这与吴晓刚等人（2010）对2005年小普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少数民族的生活境遇会影响民族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分层的理想模式是每个民族的个体依其人口比例均匀地分布于每个社会阶层之中。也就是说，每个个体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应该与自己的民族身份无关。地位获得与民族身份的关系越是密切，民族区分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就越发显得重要，民族意识就越发强烈而持久。本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但因部门隔离和收入分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内部仍然具有一定的阶层同质性，如维吾尔族、藏族的农业人口都超过了80%。如果一个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处于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与民族身份就会合二为一，可能引起这个群体广泛的甚或普遍的民族情感的产生，甚至这意味着民族成员认为对本民族的伤害就是对他自己的伤害，民族冲突造成的紧张就是对个体的威胁。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会强化民族的内部认同和外部偏见，加深民族隔离，使跨民族交往受阻。民族分层是族际交往和民族团结的社会藩篱，而团结交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根脉。当每个民族的个体按照其人口比例均匀地分布于每个阶层之中，不同民族相近地位的个体就不得不频繁互动，最终会在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上趋向整合，民族身份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影响力必然趋于弱化，各族人民和谐相处的目标就会自然而然地达成。这一点在臧晓伟对兰州都市回族的研究中已经被证实。因而，扶持少数民族中的弱势群体，提升其教育水平，消除城乡差异和部门隔离，拓展其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稀释少数民族的阶层同质性，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
①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3）。
②⑨Wu Xiaogang and Xi Song.“Ethnic Stratification in China’s Labor Markets：Evidence from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 gion”. The paper was presented in the spring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 ification and Mobility (RC28) in Haifa, Israel, May 9-11, 2010.
③滕星、王军：《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第155-188 页。 ④李寅：《民族自治地方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逐年增加》，载《中国民族报》，2010 年8 月31 日。 ⑤杨圣敏：《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定越快越好》，载《中国民族》，2011（5）。
⑥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189页；束锡红、聂君：《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实证研究》，载《民 族研究》，2012（5）。
⑦马戎：《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1）；杨圣敏：《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是什么—— 一 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案例》，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5）；王明珂：《民族关系新思维》，载《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⑧杨圣敏质疑说：“境外敌对势力的挑动分裂与策划动乱是一个常量，10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今后也不会停止……问题是：为什 么90 年代以前的那些事件都是小规模的，而90 年代之后却演变成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规模？很显然，外因没有变，内因有变化……境外 敌对势力对边境民族地区的影响被我们自己夸大了。”参见杨圣敏：《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定越快越好》，载《中国民族》，2011（5）。
⑩马忠才：《族群分层研究的理论视角》，载《青海民族研究》，2012（2）；科普林：《民族分层》，载《西方民族社会学》，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7，第168 页。
郝时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载《民族研究》，2009（6）。
杨圣敏：《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定越快越好》，载《中国民族》，2011（5）；马忠才、郝苏民：《兰州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载《西北 民族研究》，2006（3）。
Gordon，Milt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1978 reprint. Noel, Donald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Ethnic Stratification，Social Problem 16，196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4）。
Zang Xiaowei. Ethnicity and Urban Life in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i Muslims and Han Chine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