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危机中的消费者行动:基于实践的视角
郑中玉 高朋丽
内容提要：消费者行动研究过多关注于消费者运动和消费者维权等正式的、集体的社会行动，忽视了更为隐匿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消费者行动。消费者通常采取的是更安全的、回避风险的行动策略，而非个体维权或有组织的集体反抗。基于实践理论视角，本文归纳了三种消费者行动策略：基于系统信任的行动策略，基于传统信任的行动策略和个体化行动策略。这三种行动策略作为理念类型而存在，表现为社会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的自我保护，同时具有促进社会生产的意义。
关键词: 食品安全；实践视角；系统信任；传统信任；个体化策略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问题。食品安全的危机不仅对日常生活和公民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也产生食品系统和一般社会系统的信任危机问题（格物，2007；叶志刚，2008；徐成德，2009；唐钧，林怀明，2009）以及外国品牌、资本进入甚至蚕食中国市场（崔明、郑刚，2006；丁洪先，2011）等诸多社会影响。作为直接受害人，消费者成为需要集中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期，消费者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消费者行为研究（戴丽娜，2012）。21世纪以后，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在研究比例中有所下降，消费者行为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问题。戴丽娜进一步认为，这是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进入了法制化、组织化、系统化和常态化的轨道，消费者权益概念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也有所加强。
不过，消费者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在寻找、获得、评定和处理希望能满足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经济活动。”（司金銮，1996）对消费者行为的实证主义研究更多的将消费者视为“消极、被动的客体”。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实证主义范式更为强调消费者具备对消费环境进行诠释与建构的能力（晏国祥、方征，2006）。但是，消费者行为研究最终仍然是关注面对市场的消费行为反应。而进入21世纪，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提示我们，消费者面对市场和权力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而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面对这种食品安全的系统危机，消费者会做出什么应对和反抗？消费者的社会运动和维权是否就是消费者行动的唯一可能？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正式组织的集体行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容易被忽视的消费者行动存在？
一、消费者行动研究的实践视角
关于消费者行动，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相关行动。这在消费者研究中长期居于重要地位（戴丽娜，2012）。比如，消费者运动、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维权等等。近些年，消费者维权成为主要关注问题，学者们开始将消费者维权与公民权和公民社会等联系起来（夏建中，2003；沈原，2007a；陈鹏，2009；林晓珊，2012）。但是，对于本文而言，这种对消费者行动的研究可能忽视了其他可能性。
在分析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斯科特提示我们：农民研究过多关注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斯科特，2007：前言001）。在这些运动、革命和反抗中，农民是失语的。实际上，农民很少参与这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这是由于在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基于“生存伦理”的“安全第一”原则（斯科特，2004）使得他们不会轻易采取反叛和参与革命。斯科特建议，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反抗”，他称之为“弱者的武器”的那些反抗行为，而非革命。区别于革命活动的是，这些日常的反抗行为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隐蔽的”（斯科特，2007：039）。他认为，有必要去聆听农民的经验、范畴、价值观和他们对环境的理解。这种把农民视为“行动者”，聚焦于农民“经验”的现象学研究基于两个主要原因（斯科特，2007：050-052）：首先，结构主义的阶级研究过于“简约化”，完全限定了行动者的“反应方式”。斯科特则强调，“人类行动者可以在其中建构他们自己的反应，形成他们自己的阶级经验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其次，阶级不能完全穷尽社会行动的解释空间。阶级与族群、宗教和地域等处于多重认同的斗争之中。这种多重社会认同结构使得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变得非常复杂，甚至会在一定境况下弱化阶级斗争的残酷性。
基于这种实践研究的立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就像革命之于普通农民一样，将消费者行动仅仅理解为消费者组织、运动或维权是否忽视了这种行动的风险和成本可能并不是普通消费者可以承担的？在中国的消费者行动中，为什么日常生活中面对系统的食品安全危机，消费者并不总是通过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运动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些最日常的、最普遍的消费者行动方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评价这些消费者行动方式？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通过对2个H市的社区（一个大学和一个国有企业的单位社区），以及针对具体的消费者行动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访谈对象展开深入访谈。传统的国有企业单位社区居住者多为原有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以及居住在这些老街区的城市普通市民，而大学的单位社区居住者主要是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接近中产阶级意识和收入的市民。一定程度上，这两种社区的居住者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城市普通公民的风险意识与面对风险的个体反应。研究者发现，这些普通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总是采取积极维权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回避风险的策略。基于这种发现，本文概括出三种消费者行动策略：基于系统信任的行动策略、基于传统（或地方化）信任的行动策略和个体化行动策略。
二、基于系统信任的消费者行动
卢曼认为，系统信任是一种相对人际信任的信任。面对环境复杂性，系统地功能必要条件就是化简其复杂性，以系统地内在确定性代替环境的不确定性（卢曼，2005：35）。分化的、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中，系统信任通过对譬如货币、真理和权力等交往媒介的信任得以实现。吉登斯也强调现代社会的信任表现为对抽象体系的信任。“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吉登斯，2002：73）。吉登斯进而强调，脱域机制（符号机制和专家知识体系）有助于促进时空伸延。
食品安全危机带来的一个社会影响就是消费者对专家（知识）、政府（权力）和市场产生系统信任危机（冯仕政，2004；欧阳海燕，2011；周莉，2014）。但是，系统信任危机产生的结果并不必然是拒绝信任，而是选择了一种“回避”但又坚持系统信任的姿态。这种矛盾态度在消费者行动中有不同的表现，包括转向全球化系统信任、本土化的系统信任和对新的食品理念（另一种专家知识）的信任。
（一）全球化的系统信任：以海淘为例
食品安全危机产生系统信任危机并不必然表现为消费者不再对吉登斯所说的“抽象体系”付出信任。相对应的一种选择是，消费者开始“用脚投票”转向一种全球化系统实现安全诉求。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最关键的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即“时空伸延”，“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吉登斯，2002：56）。这种时空伸延通过大众印刷媒介和电子通讯不断实现，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现代性脱域机制和全球化趋势的工具（吉登斯，1998：27-28）。
消费者的系统信任从中国社会转向全球化经济与社会是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一种选择。全球化系统信任典型的表现就是“海淘”。“海淘”是海外购物的俗称，即消费者利用互联网获取海外商品的信息，利用双币种或者多币种的信用卡完成网络支付并委托购物网站或专业转运公司将商品运输至目的地的购买方式（芦丽静，单海鹏，2014）。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使我国的乳制品行业陷入了危机之中（程培堽等，2009；唐钧，林怀明，2009）。此后，通过香港和海外代购开始成为获取安全奶粉的重要途径。但是随着“限购令”的出现，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渠道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从2012年开始，“海淘”开始逐渐代替“海代”（海外代购）成为主要的购买国外奶粉的方法。海淘随后从奶粉、保健品扩展到服装、化妆品以及电子产品上，开始成为新的消费模式。
“海淘”奶粉的群体基本上是以“80后”年轻父母为主（芦丽静，单海鹏，2014）。相对于老一代人，热衷海淘的青年人对孩子健康和教育有更多关注，同时具备一定的外语、信息技术使用和对跨国交易规则的了解等能力。同时，海淘也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化行为，借助于互联网信息技术购物者形成了消费者虚拟社区，交流购物和育儿经验。用一位访谈对象LN的话来说就是，“宝宝是中国的，其他的都是外国的”。她不仅个人积极通过海淘购买孩子所需物品，还积极组织成立各种“妈妈群”，传授和交流经验。当被问及为什么会组建这么多的QQ群时，LN表示，“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健康来得更为重要”。她认为，普通的消费者无力与整个食品行业相抗衡，所以只能自行通过可以信任的方式尽力规避食品安全风险。虚拟社区形成包括情感性和工具性的社会支持网以及一定的自组织能力进而应对不安全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构的霸权。这种社会支持网络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获得可信任的全球化市场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加入到虚拟社区中的年轻父母有着相同的诉求，即“安全”。作为一种全球化系统信任的消费选择，选择海淘不仅仅是一种消费途径的改变，而是表达着人们对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一种反抗方式：部分地拒绝对本土社会的信任。
（二）本土化的系统信任
“本土化”的系统信任是指，当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之后，部分消费者仍会继续选择相信国内的品牌，他们的选择并未脱离本土，而是选择继续相信国内市场。部分消费者选择了转购自己信得过或者未出现问题的同类品牌，这是系统信任缺失下的另一种选择。当被问到“如果你经常购买的品牌出了严重质量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很多人经常会这样回答：“一般情况下不会再买它（原购买品牌），我会选择其他的同类产品但是未出现问题的进行购买，出现问题自然是不会继续购买的。”（访谈资料XXS20131223）
目前国内的食品行业正遭受着严重的信任危机。部分消费者，一旦产生不信任就会放弃，不论企业如何进行危机处理都很难完全挽回消费者的信心。很多人在访谈中都表达了对于市场上不确定的问题食品多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他们倾向于根据对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性和影响的理解决定是否继续购买，或者转而去选择没有发生安全事件的企业，甚至部分消费者倾向于选择本地企业的食品。当然，我们的调查无法获知这种类型的消费者占总体消费者群体的比例。是否会拒绝信任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品牌取决于人们对相关食品安全信息的了解程度，风险意识水平以及企业信任危机公关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们的调查中，这样的消费者只是通过试错法确定购买目标，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仍然对市场和权力机构认证的合法性（即所谓“大品牌”）保持信任。
（三）系统信任基础上食品理念的更新
一些消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往往会选择某些替代品，各种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就成了替代性选择。无公害食品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将有害物质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的食品；绿色食品概念是由我国提出的，指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的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的食品并经由专门的机构认证；有机食品是国际上的普遍叫法，也可称为生态食品，主要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种植和加工，并且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食品和农产品。[1]
在中国，有机食品的生产大概起源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期（升平，1999；方治权，2002），由于价格通常比普通蔬菜贵3-4倍，又被称为“贵族蔬菜”（中国供销商情，2005）。因此，一段时间内，中国有机食品以出口为主。但是，在一些发达城市，有机食品也不断成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部分消费者的新选择（闻一，2003）。这种替代性消费理念和替代品取决于消费者对食品的认知能力和消费能力，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往往会选择更为昂贵的有机食品获得消费的安全感。人们似乎相信，有机食品可能“更安全”，“更放心些”。 “如今吃啥啥不安全啊，没有办法，只能花高价钱去买规格和价格更高的东西呗，比如，在平时购买时我会选择有认证的有机食品，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就只能破费了。”（访谈资料LX20140411）消费者对于有机食品的“安全性”的认识仍然是基于对专家知识和权威机构认证的信任。尽管食品安全造成了对系统信任的危机，但是他们通过转向其他替代性系统信任（其他的专家知识与权威）的方式获得一种“本体性安全”，消除“存在性焦虑”（吉登斯，2002：87）。新的食品理念，也就是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概念在食品安全成为迫切问题的时代成为消费者获得“安全感”的新选择。但是，访谈中发现消费者并不是真的能够清晰地了解和界定所谓更为“安全”的“有机食品”。也有调查表明，93.7%的消费者听说过绿色食品,但其中大部分人对绿色食品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多（张利国，徐翔，2006；曾寅初等，2007）。
消费者对这种贴着“安全”标签的有机食品或绿色食品的偏爱反映出了时下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重视程度、消费需求层次的提高以及对专家知识中新的食品理念再次赋予信任。生活在复杂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必须付出信任，无论是为了化简环境复杂性（卢曼，2005），还是应对时空伸延的客观需要，消除“存在性焦虑”，我们都无法完全逃离系统信任。尽管食品安全危机产生人们对市场、权力和专家知识的信任危机，但是其中一种反应仍然是保持系统信任。只是这种系统信任或者表现为转向对西方市场和社会系统的信任，或者基于试错法转向中国本土社会其他尚未被证明违背消费者信任的市场供给系统，或者倾向于基于新的专家知识和权威的信任转向新的食品理念。这种消费者行动无疑对消费者的个人素质，比如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和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状况有较高的要求。全球化系统信任的支持者主要是那些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了解相关交易规则与技巧的年轻人为主。而后两种消费者则在经济状况比较优越的人群中体现更明显。
三、基于传统信任的消费者行动策略
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就像风险社会中的典型风险一样，经常是“不可见”和“不可感受的”，它们倾向于是“二手非经验”，是“由理论决定的现实意识”（贝克，2004：88）。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本质上来自于科学与工业化，但是这种风险现实却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知识去理解和反驳，甚至针对风险的治理也同样需要科学知识及其工具（贝克，2004：200）。不过，专家知识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给消费者带来了选择的空间。本文所讲述的第一种消费者行动正表现为系统信任危机下消费者寻找替代性系统信任（比如其他替代性权力和知识等系统媒介）的策略，最终它仍然是在系统信任的维度上寻找新的安全感根基。相对而言，第二种消费者行动策略则是走到了对立面，即回归传统的信任基础，比如社会关系和地方社区。这种信任经常表现为一种地方化认同。吉登斯直接将这种地域性信任视为前现代阶段的表现，表现为四种地域化信任情境（localized contexts of trust）：亲缘关系、地域化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吉登斯，2002：88）。从这种意义上看，系统信任危机造成了人们重新选择借助于传统的（或前现代的）机制寻求所谓的“本体性安全”。本文将这种传统的信任界定为，消费者对特定地域空间及其组织的信任，表现出的一种地方主义的社会认同。
（一）关系式资源替代
回归地方情境的认同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消费者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值得信任的消费品。本文将这种通过关系而非纯粹的市场渠道获取商品的方式称为“关系式资源替代”。这种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基于传统中国社会关系和信任的文化做出消费决定。在调查中发现，人们通常通过两种直接关系获得可信赖的消费品：熟人和亲属关系。如果从社会网络的术语上看，它们倾向于属于强关系。而信任通常被认为更多地嵌入于强关系之中（边燕杰，1998）。
第一种获取可信赖食品的关系是熟人关系。这种消费者通过熟人关系寻找满足自身消费安全需求的渠道。熟人之间的高信任度使得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商品来源相对于市场具有更高的可信任度。第二种直接关系是在农村中的亲属关系。此时，亲属充当的是一种中介人的角色，通常通过这种方式购买到的东西对于消费者来说，有着极高的信任度，“吃着踏实”。比如，一位访谈对象谈到他通过亲戚购买鸡蛋等经历。“我儿媳妇刚怀孕的时候，我就开始托农村的亲戚在他们村子里去预定（本地鸡蛋），市场上的鸡蛋先别说营养价值比不比得过本地（鸡蛋）的吧，但就放心程度的话，我也会多花点力气找找人去买一些本地鸡蛋”（访谈资料LDN20131015）
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消费者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社会资本，通过这些关系可以获得社会资源（林南，2005）。每一位消费者都在努力规避风险。人际关系越广，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提供安全更有保障的食品，进而食品的安全化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可选择的消费空间就会比较狭窄，食品的安全化程度也就越低。这种资源供给方式的逻辑在于，行动者的关系网络所产生的信任将使得食品的供给相比市场供给倾向于更可信赖，更少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消费方式与经济行动的“嵌入性”观点相契合。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者依靠所嵌入的社会网络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信任和经济秩序（Granovetter,1985）。当然，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并不是完全没有成本和代价的。一个经济行动者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市场关系”和具有更高嵌入性的“亲密的或特殊的关系”，它们分别提供不同的利益。“嵌入式关系”提供了信任和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不过，“过度嵌入的网络”(overembedded network)可能也会造成行动者缺乏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对新信息的获取能力。一个成功的厂商会平衡这两种关系（Uzzi,1997）。但是，在食品市场中，基于对商品安全的关注，对于消费者而言，“过度嵌入的网络”反而比纯粹的“市场关系”更有能力带来高度可信赖的商品。“安全”性和信任的考虑越是紧迫，“过度嵌入”的关系资源替代之必要性和价值越大。对于消费者而言，陌生和匿名的市场关系无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无法保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基于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消费者放弃部分（主流）商品市场，通过关系网络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保证食品质量。
（二）地方社会组织的资源替代
相对于关系式资源替代，“地方社会组织资源替代”不是依赖于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社会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社区支持型农业”（CSA）。[2]国内目前社区支持型农业大致分为三种典型的模式：第一种是由市场推动的旅游农业发展模式；第二种是由NGO主推，社会各方通力合作推动的模式；第三种是消费者推动型发展模式（刘飞，2012）。以消费者作为行动主体来看，前两种模式可以称为他组织的CSA，主要是由消费者之外的市场和社会力量推动形成。而第三种模式可以称为由消费者作为主体推动产生的自组织CSA。
他组织的模式中，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是由科研机构和NGO组织推动的CSA。典型的案例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孵化出来的一个现代农业项目——“小毛驴市民农园”（石嫣等，2011）。小毛驴社区有两种消费模式，一种是消费者依靠自身的劳作获得新鲜的瓜果蔬菜，农场提供农用工具、一定的技术指导并收取一定费用；另一种则是完全依赖于小毛驴农场本身的运作，享受定期配送新鲜食材的服务。截至2011年，我国以CSA理念运行的农场已达到近百家（石嫣等，2011）。
相比于前两种他组织的CSA而言，自组织形式的CSA的发展似乎要稍逊一筹，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这样的消费者社区，比如“租地种菜联盟”（刘飞，2012）。这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生存焦虑的情况下，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到城郊包地种菜的一种消费实践。帅满（2013）所描述的“菜团”是另外一种例子。“菜团”是消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通过自发结成团体，建立了一套个体消费者、菜团、生产者、农夫市集四种行动者环环相扣、由关系到网络结构而形成的独特信任体系，从而获得值得信赖的产品。[3]
总体上看，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仍然有很大局限性。“拥有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态农产品和生态旅游市场需求巨大，发展生态农业才可能具有经济可行性。”（程存旺等，2011）当然，回归传统的地方主义信任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相反它也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过程的反应之一。吉登斯（2002：69、124）就强调现代性发展的“脱域”的同时也包括一种“再嵌入”过程。而全球化过程中的去地方化过程也包含着反全球化和再地方化过程，因此现代性时空分离实际上是一个辨证的双重过程（郑中玉，2009）。
四、个体化的消费者行动策略
不论是系统信任式策略，还是传统信任的消费选择都是基于消费者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底层群体而言，他们既没有条件来进入全球市场，也没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特别的渠道来满足自身所需的消费安全，而是选择一种 “个体化”的生存之道。具体而言，这种个体化策略包括三种表现：积累个人的理性判断风险的经验与能力，或者减少中间市场过程、消费者自己生产食物以及城市底层群体的“宿命式接受”。系统信任策略的行动基础在于寻求替代性系统信任，传统信任策略在于传统的直接和间接社会关系与组织的可靠性，而个体化策略则是一种拒绝信任的选择，或者说消费者将安全感和可靠性构建于行动者自身而非外在的某种根基。
（一）风险知识的积累
调查中，当我们问“如果遭遇了食品安全问题，你会怎么办？会想到通过法律来维权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成本太高了”、“没出大事就算了，没那个时间和精力。”、“以后不去就完了，和他们斗不起。”等等消极也是很无奈的回复。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并不表明普通消费者不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相反主要是因为维权的困境和成本，缺乏明确的投诉和维权的机构。同时，消费者自身能力与生计压力使得他们缺乏足够经验和精力直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哪有那个闲工夫死揪着这事不放啊，天天的事情一大堆，上班、买菜、洗衣服、做饭、带孩子的，有那功夫我还不如歇会呢，那都是闲着没事做的人会干的。”（访谈资料LSN20130923）
改变不了当前的食品环境，缺乏维权的能力,无法负担维权的成本（或风险），普通消费者只能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适应无力改变的环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地寻找规避风险和识别食品安全问题的经验和技能。用访谈对象XDM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小老百姓能改变啥啊，能做的也就是要有一双‘慧眼’，学会自己分辨，避免吃到问题食品呗。”（访谈资料XDM20140410）很多访谈对象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在生活中被迫练就的去除农药残留、挑选肉制品等食品的小窍门。这些方法和应对措施只是消费者生活中比较普通的应对食品安全复杂现实的策略与个体经验。卢曼认为，复杂性简化是系统功能必备条件，现代社会是通过对一般性交往媒介（货币、真理和权力）的信任而不是人格信任来减少环境的复杂性（卢曼，2005）。在吉登斯那里，后者也被称为个人化信任，满足的是“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而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则是“非个人的原则”（吉登斯，2002：100）。
在贝克和鲍曼那里，个体化大体都是指个体而不是其他社会类属（如阶级、家庭等）成为行动的基本单位。“用强制性的社会地位的自主(self-determination)代替他主(heteronomic determination)”（鲍曼，2002：48-49），也就是“自治”（选择的自由）以及个人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维度。某种程度上，个体化恰恰是基于系统信任和脱域机制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非当面承诺”（吉登斯，2002：69）。这种非个人的、匿名的系统要素使个人在现代社会里不用再依托于家庭、邻里、族群甚至阶级等社会单位，可以脱离地方情境，生活在一个陌生而非传统（或者熟悉）的世界。社会生活在时空结构上得以延伸。但是，食品安全问题所造成的风险承担的个体化表现却是由于制度的不作为等原因，造成原本可以化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系统信任或吉登斯所说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情境中伸延出来的“脱域机制”（抽象体系）出现危机，进而个体需要通过自身积累了解和处理食品安全风险的“窍门”和“经验”来应对可能的威胁，不得不再次成为承担和处理系统风险和复杂性的主体。但是，这种策略与能力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并不会对复杂性简化发挥任何作用。当然，消费者的这些生活小窍门除了通过日常生活经验积累之外，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某种途径（比如网络、电视节目和广播“讲座”等）的专家知识形成。进而，风险的个体化承担仍然无法完全脱离一定的系统信任。
（二）自制或自给自足
前文所提到的消费者行动策略或者基于替代性系统信任，或者通过传统的人格信任（直接关系和地方社区组织）形成安全感，但是个体化策略则是倾向于通过信任自己来消解部分风险及其产生的心理压力。个体积累识别风险的知识与经验这种个体化策略部分地还是依赖于专家知识和市场机制，但是第二种个体化策略则是倾向于避免市场环节，采取自制或者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获得安全感。比如，有人会自制果汁、蛋糕、酸奶等来代替市场上令他们不放心的产品，或者选择尽量购买半成品自己加工，在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规避风险。这种个体化消费者策略形成了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另外一种普遍的方式就是居家种菜。访谈对象中，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在阳台等空间用花盆甚至浴缸等器具种植各种蔬菜以及水果。这种居家种菜最终发展成了一种“习惯”和“精神寄托”，甚至成为一种休闲和生活方式。比如， TNS选择在自己家一个大浴盆中种草莓。她认为，这样“既可以吃的放心，又可以把它们（种的瓜果蔬菜）当作植物一样去欣赏，早上起来给这些绿油油的菜浇水都变成了一种很美好的事情，同时心情也会非常的好”。（访谈资料TNS20130926）
如今，居家种菜或都市农业发展已经衍生出一个经济链条，形成所谓的“阳台农业”（赵纬，2013；郭迪、王晨静、陆国权，2013）。这种小型的居家式田园种菜的行动方式，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于当前食品安全环境的不信任，与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的日本“生活者运动”[4]（胡澎，2008）相似，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满足食品安全需要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生活方式。虽然居家种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与此同时，这种方式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行动。居家种菜表达了一种“都市人的田园情结”，具有观赏、美化、收获兼顾的多重效果，它更是让家居环境回归自然，成为体验农耕乐趣的人造空间环境的重要元素（扬宝祝，2013）。
（三）消极抵抗与“弱者的武器”
第三种个体化策略在城市底层群体中表现更为突出。当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之后，一部分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社会资源的消费者，通常会选择用一种话语宣泄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种困境的无可奈何。他们通常会怨声载道，甚至是通过谩骂来表示一种愤慨。
LDY是一名城市的环卫工人，家庭生活比较拮据，妻子在医院从事保洁工作，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已经成家，最小的在餐厅当服务生。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宽裕。当被问及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看法时，他很无奈：“对我这种小老百姓来说，还能怎么办，啥办法都没有，有问题就少吃，可能的话就不吃呗，吃死了也没人管啊”。就像贝克所分析的,风险社会中,极度的贫穷也容易招致极度的风险。城市边缘人群是社会上真正的“弱者”，他们缺乏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保障食品安全，只能通过个体化方式试图缓解食品安全风险。面对复杂多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多数城市底层群体似乎宿命式的接受了这种状况，并通过对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的讽刺向无力改变的现实表达不满。就像斯科特思考农民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剥削本身并不是决定是否参与革命的唯一原因？他关注的是什么使得农民不去参加革命以及农民最经常发生的最普遍的日常反抗的形式（斯科特，2004；2007）。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的消费者会积极维权，但是更多的人会选择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会有这样的抱怨：“我们这种人命贱啊，跟人家有钱的、当官的比不了，能活就对付活吧，早死早享福吧。”（访谈资料CYD20140421）
从这些话语宣泄中，我们能够看到消费者的这种“口舌之瘾”与斯科特（2007）笔下东南亚农民反抗艺术中的口舌之战及意识形态的斗争颇为相似，都是通过这种“常规的反抗”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忽视了容纳利益冲突,造成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机制（孙立平，2004；2005）。普通消费者无法通过常规的制度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提高了维权的风险与成本，这也是造成消费者不去通过维权保护自身权益的根本原因。此时，消费者的调侃、讽刺和无奈作为“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4）可能是唯一成本和代价比较低的日常反抗形式。
五、结论与讨论
食品安全危机带来了中国社会系统信任的危机，人们对专家知识、权力和市场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但是系统信任的危机并不能取消信任本身，因为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没有信任就会出现系统的崩溃和个体的“存在性焦虑”（吉登斯，2002：82-85）。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继续“信任”，但是信任的对象会发生变化。研究发现，消费者做出了三种信任策略的重构。
首先，系统信任的危机最终并不是采取完全不信任的姿态，部分消费者行动表现为寻求替代性系统信任。这种系统信任有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为“用脚投票”，离开中国本土社会转向全球化的系统信任；第二种反应则是通过“试错法”，放弃对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品牌的信任，转向那些暂时没有出现问题的品牌；第三种策略是借助于专家知识更新食品理念，转向一种有机和绿色食品的概念。其次，面对系统信任的危机，消费者采取了回归地方化的传统信任。传统信任表现为借助于直接的社会关系和地方社区的自组织力量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获得可信赖的食品。最后，前两种消费者行动通常对行动者的收入、社会资源和受教育水平有潜在的要求，第三种消费者行动则是最普通的市民阶层在缺乏行动能力和资源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个体化策略，表现为个体积累辨识风险的知识与能力，自给自足以回避风险以及底层群体中比较普遍的宿命式接受与消极抵抗。后者更多地表现出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发现的农民日常反抗的形式，比如谩骂、嘲笑、粗野等。
总之，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中国的消费者行动更多地不是采取消费者维权和消费者运动等轰轰烈烈的行动方式，反而采取的是三种无声无息的、消极的回避风险的行动策略，通过各自可以接受和实现的“信任”工具，借助于这些信任机制所提供的内部“确定性”来消减市场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卢曼，2005）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最后，我们对这些行动策略的局限性和意义做一点补充说明。
首先，消费者行动策略作为理念类型而存在。
在韦伯那里，所谓理念类型是“通过片面突出一个或更多地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具体现象而形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片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到统一的分析结构中。”（韦伯，1999：186）。理念类型并不是一个道德标准，在现实中也无法找到纯粹的体现。在韦伯看来，它作为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比较”和“观察”（韦伯，1999：189）。一定意义上，本文归纳的策略对于行动者而言也不过是“理念类型”。每一个消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则”。在具体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几种行动类型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行动上不存在绝对的单一性或“概念的纯洁性”（韦伯，1999：186），同一消费者在同一时期会同时选择一种或几种应对策略。只是在不同的层面或时期，某种策略可能会相对地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实践中几种行动策略之间具有关联性，不能一味的将它们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消费者行动策略作为理念类型而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概括的拒绝信任的行动策略无法总体化地囊括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做出的反应，只是基于对消费者部分反抗和行动的研究兴趣抽取出其中一些关键因素所形成的理念类型。在复杂的消费者反应和实践中，任何一种策略都不会完全主导行动者的日常生活。我们无法将这些理念类型视为具体消费者行动的总体化表现。
以奶粉市场为例，2008年之后国有奶粉品牌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到了2012年，根据尼尔森公司的数据，国外品牌占据一半的中国市场，尤其是高端市场（芦丽静，刘昕蕊，2014）。但是毕竟另一半的市场仍然掌握在国有品牌手中。除了基于理性的经济条件约束、风险意识水平差异等因素之外，系统信任的影响至关重要。每一个消费者都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中国社会的系统信任，包括对中国市场经济系统的信任。我们借助于对譬如“货币”、“权力”和“真理”等“泛化的交往媒介”（卢曼，2005:63-79）的信任而生活在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像卢曼所说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需的就是“信任”（尤其是系统信任）。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信任”，必然会产生巨大的行动者无法承受的“存在性焦虑”（吉登斯，2002：87）和社会的紧张与功能失调。
其次，消费者行动表现为社会的“自我保护”，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表明市场和政府的失灵，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这使得我们重新回到波兰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市场和社会的“双重运动”支配着的：一种是自由市场在不断的扩张，另一种则是社会为了在市场社会中进行自我保护而发起的反向运动（波兰尼，2007：112）。按照波兰尼的观点，市场经济必然会引发社会保护自身免受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
本研究关注的日常的和非正式的消费者行动也表现为“社会”对市场（食品安全造成的系统信任危机）的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无论哪一种反应，都可以看作是行动者及其群体应对市场和权力的失灵而采取的自我保护的反应，人们开始寻求保护自身免受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的方式，寻求更为安全的食品系统。全球化的系统信任转向和地方化的系统信任的坚守反映的是拒绝信任（本土社会）和拒绝信任失信的市场（具体品牌和厂商）；通过社会关系或者具有公民社会意义的社区自组织方式获得可信赖的食品来源；练就识别不确定食品的能力，通过纯粹个体化的方式来避免更多的风险。消费者通过如上的三种策略和行动方式部分地试图替代市场的资源配置，反抗市场和政府的失灵对消费者造成的日常生活的不“安全”。这必然会迫使市场改变生产和营销策略，促使厂商和政府试图稳定经济与社会秩序。这些行动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同时也具有社会的生产效应。尤其体现在消费者虚拟社区和社区支持农业等群体自组织过程之中。
系列研究早已经表明，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在虚拟社区里，人们可以交换包括信息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它可以用来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也可以产生新的社会关系（Wellman etal,1996;Wellman and Gulia,1997）。基于食品安全问题所形成的各种形式的虚拟社区和CSA中日常社区的自组织一样都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与行动。它们一方面是面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应，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区自组织有助于形成横向互动的“公民参与网络”（帕特南，2001:203）。这些网络中频繁的互动最终倾向于形成的互惠规范和信任正是社会资本的关键特征，有助于提高社会合作效率，培育社会动员和自组织能力。与有组织的维权和社会运动式的抗争与动员相比较，前者属于一种日常生活世界层面上的都市运动，一场针对市场经济和权力的悄然的、没有硝烟的、日常的社会抵抗，具有“能对社会”和“公民社会”（沈原，2007b）的双重效应。
最后，回到本文最初的疑问：为什么维权和消费者运动并不能代表主要的消费者行动形式。
斯科特提到大多数农民处于生存边缘，“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斯科特，2004：前言1）。面对这种生存现状，农民倾向于选择一种追求代价最小化，而放弃利益最大化的“生存伦理”。“安全”和“可靠性”优于长远的“利润”和利益的考虑（斯科特，2004：16）。农民反叛与否取决于一些重要的条件。首先，结构性的变化是否冲击了农民的基本生存规则的道义经济，也就是说，基本生存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其次，是否有一些社会安排或适应性策略可以缓和农民的短期生存需要（斯科特，2004：262），提供社会保护；最后，“政府和农村精英可能强加于未来反叛者的致命危险”（斯科特，2004:289），实际上也就是国家镇压反叛的能力。现代社会运动理论通常也认为存在相对剥夺感和结构不平等不必然造成社会运动的产生，需要重点关注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等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如果政治结构阻碍了集体动员，增加了动员的成本与代价，那么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运动都难以发生。就本文所关注的消费者行动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并不能构成对消费者总体生命（和生存）权利保障的总体性的威胁，同时部分食品安全问题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和理论之中，具有贝克所说的“非现实性”，这造成了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能力差异；而本文所概括的几种替代性的行动策略相当于提供了一些保证安全感和可靠性获得的“社会安排”，进而起到缓解食品安全危机的潜在影响；由于缺乏利益表达机制，中国有组织维权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可能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中国消费者没有普遍性地采取维权和消费者运动的方式保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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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CSH039）。
作者简介：郑中玉，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与都市政治；高朋丽，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房产局。
[1]详情可参见《中国质量新闻网》2009-01-07，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er/245938.html
[2]社区支持农业（CSA）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是生态型都市农业与中产收入人群结合、互动的典型模式（石嫣等，2011）。CSA的核心理念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同时，这种运动也具有更远大的社会运动目标，即“纾缓因全球化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例如食物里程(碳足迹)、使用化肥农药所产生的污染、食物安全、纾缓化工农业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以至农村人口迁往城市，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参见社区发展组织——"社区伙伴"网站介绍信息，http://www.pcd.org.hk/csa/gb/aboutus01.html）
[3]当然，相对而言，“种菜联盟”的中间环节或者层级比“菜团”要更少。前者主要是社区居民与农户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在管理环节上存在理事、活跃志愿者和普通团员等不同的表现与分工。
[4]生活者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出于对健康和食品安全的考虑，部分日本市民拒绝资源浪费的生活方式。80年代起，生活者运动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与消费者运动不同，生活者运动不仅仅关注生产和消费过程，还关注政治、经济、社区、环境等诸多领域,是共同购买活动、肥皂运动、垃圾减量运动、再生利用运动、代理人运动的总称。生活者运动代表了人们追求一种高品质的、健康的生活的要求（胡澎，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