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卡拉OK VS.独自打保龄球：
西方规则转为发展与民主驱动力的场景诠释*
特里·N. 克拉克**等，吴军译
内容提要：是什么驱动着工作场所和政治上的合作、民主、信任、经济与人口增长？抑或是对它们形成阻碍？普特南、韦尔巴等、佛罗里达、 格莱泽、劳埃德、斯科特和波特等发展出的西方模型所强调的变量，在分析亚洲时有时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从托克维尔强调“参与促进合法性”到“波西米亚促进创新”，这些依托于个人主义和个体主动性的观点或模型，在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相关动力展开新研究时，相对于对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西班牙的分析而言，经常会遭致失败，或大幅转变。当西方社会中社会团体在发挥驱动力方面的作用减弱时，诸如卡拉OK餐厅和酒吧等在巩固工作场所、家庭的团结方面开始扮演关键角色。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解释框架来理清：文化、政治和经济动力如何渗透到不同且富有变化的组合（背景）中。年轻人、工人与普通大众的参与或疏离左右着其他社会过程。艺术和文化在不同环境下不仅可以构成时尚和魅力，也可以分离成违规和非真实。这些都会随着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关键词：波西米亚；文化；艺术；经济增长；民主；参与
我们正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欧洲逐渐成为“过去”，美国代表了“现在”，而亚洲则意味着“未来”。对这些变化的敏感性要求我们更加清晰地关注：我们从欧洲“一般化”出来的理论，如何更好地适用于美国及亚洲。许多学术对话涉及到全球化，而正是这些充满特殊性、深厚历史和丰富细节的广阔区域背景，才是构建主要全球联系和模式的“砖瓦”。
为详细说明这些一般性观点，我们聚焦过去十年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两个中心议题：
1：市民参与能够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托克维尔、普特南和许多其他人持此观点）。
2：创新是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关键动力，同时，波西米亚（狂放不羁的文化或精神）是驱动创新的核心要素（熊彼特、雅各布斯、弗罗里达、格莱泽和更多的经济学家持此观点）。
我们不是企图去驳倒这些论点，而是更具体地厘清：是什么核心要素使这些动力在一些地方而不是另一些地方发生作用，以及甚至在某些地方可能出现逆转过程或疯狂扭曲。如通常所示，将这些分析纳入到术语“假设”的框架之中可能已不能满足现有理论的需要，因此，我们强调背景（context）和场景（scene）。背景能改变游戏规则并揭示具体的动机模式（从新教和儒家伦理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物质主义的讨论，再到场景的崛起）。下面，我们会将艺术、文化当作一种场景元素引入到模型之中。
如果行为者从欧洲转向美国再到亚洲，上述理论化的陈述就需要打磨与修正——如果不是驳斥的话。我们先从对以上两个理论的概览着手，然后探讨我们如何去拓展过去对背景的研究。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普特南（Putnam）的理论来自于一些案例，如马萨诸塞州城镇会议和北意大利城邦等，在这里，更多的市民参与似乎能够提高他们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社会支持和合法性的感觉。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模型1。随后，不计其数的研究拓展了这个模型，但我们只引用一些有助于将其背景化（contextualize）的、有特色的研究结果。其中有一项研究是，安格·维特（Angelika Vetter）（2007）利用国际市民调查来研究市民参与，在理论上以一种特殊方式连接了国家和地区。她发现，参与本地有组织的活动越多的市民对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越高。这个结论在西欧许多国家和美国比较典型。因此，在这些研究结果中，参与能够带来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信任与合法性。
另外一项研究聚焦在诸如拉丁美洲之类地区（如，Moreno，2001；Sudarsky，2002），结果显示，在大部分拉美国家里，市民参与、信任和合法性都比较低。这就引发了许多“托克维尔/普特南”传统的追随者们力图找到增加参与的途径，希望通过市民更广泛的参与来降低本地区的暴力，并有助于公共和市民福祉。我们称这为模型2。但它只是模型1的另一面，还不能对托克维尔/普特南模型的因果动力构成实质性挑战（图1）。
一、市民参与能够带来许多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转换到亚洲的某些国家，模型1和模型2的准决定论（quasi-determinism）就会受到质疑。因此模型3被构思出来，这里非市民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取代模型1中所强调的市民参与。换句话说，在日本，市民的参与度是低的。某些测量表明，日本的市民参与甚至是处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水平范围之内。然而，与模型1和2相矛盾的是，日本的信任和合法性与欧美大体相似——正如标准化的市民参与调查，比如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所显示的那样。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1997）一书的最后部分和关于日本数据的附录里，详细地讨论了这些结论，而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Trust）（1995）一书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但是，由Kobayashi（2011）做的关于日本市民更为详细的分析质疑了这种信任深度，并指出市民参与受到当地传统领导关系（traditional leadership）、部分市民间的侍从联系（clientelist linkages for some citizens）和强大政党的忠诚等约束。他认为，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普遍的侍从实践（clientelist practices）正在破坏市民间的信任，尤其是在年轻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和专业人士之中（他们生活在较大的城市里，选举市长和州长时不再受党派成员属性的束缚）。通过把对市民与政党、领导联系的丰富分析，与对国家和地区资料的交叉分析结合起来，Kobayashi的研究增加了深度和精妙性。他强调国家内部的差异和变化动态。但是，总体上来看，他认为，北美和西欧的许多所谓“标准”实践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被广为运用（如Inoguchi ＆ Blondel, 2002）。在并不渴求详细说明如何与为什么的基础上，我们列出了这些以及其他日本研究所强调的主要元素：家庭纽带的强度、孩子对父母与权威人物的社会感恩（social indebtedness）、大工业工作圈中同事及同学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对传统领导的侍从联系，在此，重叠、紧密的社会关系获得了巩固和正当性。在其关于日本文化的书中，S. N.·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1995）详细说明了，尽管历经外国人的不断努力，以及20世纪的“现代化”或“改革”等，这些模式是如何适应并持续下去的。
托克维尔（模型1）的普适性受到Seokho Kim（2008）博士论文的进一步挑战，他利用ISSP国家性调查（ISSP national survey）数据中关于市民参与、信任和相关项目，通过比较38个国家来检验这些模型。他发现，对大多数欧洲西北部国家和美国而言，除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例外，模型1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其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产生于欧美社会的模型1在其他地区并不成立，即市民参与对政治体系没有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减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支持，见下文的模型4。这意味着，至少对于一些市民来说，影响甚至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对于某些韩国市民，其社会参与程度越高，他们对领导和制度的信任会越少。难道这种独特现象只可能出现在韩国吗？他进一步分析发现，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葡萄牙、巴西和东欧。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发现，也颇具建设性。回顾2008年首尔的美国牛排抗议（Seoul beef protest）——作为韩国学生抗议反对权威当局的众多历史性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新例——便可一目了然。几个世纪以来，反对专制领导的类似抗议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见多了，尤其是由青年学生（他们聪明、独立、有思想且批判性）发动的。他们波西米亚（Bohemian，意为狂放不羁、追求新潮）吗？未必。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在亚洲这种现象特殊吗？难道我们没有学生抗议吗？没有工会成员、市民权利组织者以及其他抗议者积极而有组织地反对现有政策，并且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参与来鼓励消解当局的合法性吗？这些都很普遍，尽管它们对于信任的影响而言，可能只有较少（而非较大）的作用。去探索在哪、为什么和如何发生，而非仅仅把它与国家或区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来形成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换而言之，我们能不能通过引入性别、年龄、是否与家庭成员生活、信仰和其他因素来帮助解释“韩国效应”（Korean effect）（即参与不能带来信任）？背景是如何鼓励这些没有正式组织——没有官员、董事会、预算、成员资格卡——的新新社会运动（New New Social movements, NNSMs）或其他类似活动的崛起的？占领运动看来类似于新新社会运动而非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二、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核心观点是，伴随着制造业下降和工业生产传统模式的衰败，一些经济学家重新探讨了他们关于什么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效率作为驱动力已显不够。新构想中的一个版本是，创新或创意被看作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最具影响的理论家包括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强调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在打破旧生产方式中的重要作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强调个体邻里社区（individual neighborhoods），如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以其独特的波西米亚风格来挑战现有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作用。作为邻里和街道的个体连接的一系列设置，城市变得更有力量，在这里人们能够在咖啡馆、户外书店、社区里互动和交谈；这些会渗入一种邻里意义上的区别感，有时会产生从政治**签名到示威游行之类的集体行动。雅各布斯亲自帮助动员了社会力量来终止一些由纽约著名规划师与建造者罗伯特·莫泽斯（Robert Moses）负责的高速公路建造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并未充分吸收这一小规模的人口（利益和意见）。雅各布斯转变了规划领域里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之后这种转变还拓展到城市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之中，特别是经由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他们详尽阐述了她的观念）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所进行的一些细致研究，这一点变得更为明显。许多其他学者的跟进和同类主题的重叠性研究，使这些观念成了21世纪之初研究者们、政策制定者、建筑师和规划师中的一种主流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转变到西方社会之外的区域，如亚洲，并问，这个模型如何才能“站得住脚”呢？最简单的关键点（下文将详述）是，波西米亚精神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比较弱甚至看不见，至少运用西方指标工具测量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思考和行为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是这样。那么，日本、台湾和韩国又如何能取得那么多专利，生产出那么多新形式的电子硬件和软件，或最新的音乐和设计呢？而且，当欧洲在经济焦虑中挣扎、美国不景气时，亚洲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却如此显而易见地成功，为什么？首先想到的答案是，那个简单的理论肯定是错误的。那个所谓标准的（西方的）波西米亚并不是创新的关键来源，或者我们必须去发现关于波西米亚与创新的更好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合成器的背景
自从黑格尔提出“观念以对立构成否定，而后贯穿彼此的统一中蕴含多元”的论断之后，马克思用它来说明，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如何通过他们的阶级冲突来形成最基本的历史转型。然而，韦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基于物质主义的冲突是不完全的。他增加了背景维度。广泛地勘探整个世界而非某些具体区域并对它们仔细研究之后，他指出一些地区是如何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市场、组织化的工业、远距离贸易伙伴和其他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要素的。但其他大部分地区却失败了。为什么？他的核心驱动力是加尔文新教，这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详细说明。接着，在随后的书中他探讨了缺乏这些关键元素的地区，如印度、中国、欧洲南部天主教区、环绕古犹太与希腊的旧中东地区，这些元素的缺乏抑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韦伯还增加了在个体大脑和心中承载的价值维度，这些价值能够以一种相对于物质自我利益而言更有力的方式驱动人们前行。单独运用金钱手段往往会带来不忠的伙伴、不被信赖的军队和腐败的政府长官等。合法性的概念，甚至是通向上帝和救赎的奋斗，作为在市民、消费者和士兵等头脑中的一种价值，是韦伯“从现代复杂经济的精英模型迈向更一般的市民驱动的概念”（这也是市民自愿为之流血牺牲的政治体系去中心化的过程）的巨大贡献。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 Gorski）用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角色）来填补韦伯分析中那些更为政治性的元素。
当我们从韦伯的过去历史例子转向21世纪早期更为复杂和弹性的时代，他明确提出的合法性三个组成部分（传统主义、超凡魅力和官僚主义）便似乎有所不足了。更一般地，教育、收入以及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已经极大地增加了普通人的精明程度。在短短的几年里，它们推动了那些较为简单的（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忽视了“对市民有驱动力的价值日益增加的维度和复杂性”的理论的转变。在以“新政治文化”为系列主题的八部著作（如，Clark & Hoffmann-Martinot, 1998）中，我们已经展现了这样的一些转变，强调使诸如教育、收入等市民资源提高的要素，如何创造新的独特背景来转变过去较为简单的关系模式。我们这里特别地扩展这个一般逻辑，通过场景理论的15个维度分类来引入背景，使其形成有关（1）市民参与的理论，（2）创新与波西米亚的理论，以及（3）重新解释理论1和理论2的冲突与不一致的理论。场景视角有助于我们把亚洲与欧美联接起来，以便我们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被社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市民等做出连贯性诠释。这些关键点探讨如下。
四、背景、价值和场景
关于波西米亚和市民参与的两个一般化命题正在被第三个概念所转变，即背景。家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背景，改变着个人的行为模式。但是，场景要比家庭更大。伴随个人主义传播，“场景”静静地崛起，它作为一种个体能够自由进出的开放性物理空间，更多地受到个人偏好的驱动，而不是受额外强加的元素（如阶级、国家、教堂或家庭义务等）的驱使。不妨想一下，茶室和公园人行道都可被看作是亚洲人经典活动的更为广阔的场景。比如，家庭群体（family groups）会经常参与到餐厅或教堂等场景之中。但家庭却较少涉入更极端的波西米亚便利设施（Bohemian amenities）（纹身店和不拘常理的音乐会）之中。
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考虑了许多种我们可以构建进场景理路之中的背景。但是如果这些组成部分先前已被运用，我能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全面的综合体。这也就是说，一个场景所包括：（1）社区邻里，而不是城市、大都市区、州、省或民族等；（2）物质结构，如舞蹈俱乐部或购物商场；（3）人群，根据他们的种族、阶级、性别、教育、职业、年龄以及其他类似维度进行描述；（4）1-3的特殊组合和嵌入到组合中的活动，如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当地的朋克音乐会；（5）这四个因素所表达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定义地方发生的经验中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强调的一般意义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定义正确或错误的生活方式；戏剧性（theatricality），看与被看的一种吸引人方式；真实性（authenticity），真的或假的身份认同。（6）公共性（Publicness）——而不是独特的个人性和私人性，我们强调由公共空间所展现的场景，它们对过路人和活动热衷者来说是可用的；（7）政治和政策；尤其是关于如何形塑、维持、转变或者生产一种给定场景的政治和政策争论，关于某种场景如何吸引或排斥居民、公司和游客的争论，抑或关于一些场景如何协调政治敏感、选举模式和特殊有组织的团体（如新社会运动）的争论。这7个聚点可以被视为是人类学家“保持对地方复杂特征敏感性”的一般性努力的一部分，却以兼具定量和定性的比较方法为指导原则来进行。
我们特别强调，场景如何通常建立在价值（它们对于给参与者增添更深层的意义至关重要）的基础之上；场景又如何通常更多地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这种情感能够相应地带来满意或快乐，以及更有影响力的投票和经济决策。
我们在表2中区分了15种场景，来说明有关人们复杂的“议题特殊性”的浮现，以及社会生活和价值构造的差异化。我们收集了15个场景维度的测量数据，包括教堂、餐馆和社团的电子黄页列表，小行业类型的普查数据（如商业组织与联合会，以及网站设计者），以及来自市民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是我们的合作团队收集，他们分别来自法国、西班牙、德国、波兰、韩国、中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其中，以下州郡或城市的报告已经全部完成，包括巴黎、首尔、中国数个城市、西班牙、多伦多、芝加哥以及美国。
为了建立一个能被全球性运用或拓展的大理论，我们必须超越诸如西方或国家之类的区域标签。因此，我们在一般化的水平上建构概念，并用这15个场景来加以说明，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组合、加权，产生特定的场景类型，如波西米亚类型或韦伯的有关农民和官僚的理想类型等。而在分析这些多元要素如何以不同形式组合，并产生出新组合及其新意义之时，则让挖掘深入到不再浮于国家层次的水平，将更有益于经验的丰富性。这样，我们深入钻研了地方性区域，如法国、西班牙的公社，美国的邮政区等。这提供了成千个案例，其变化多端，融合出了相对于仅从国家层面考察而言更不常见的组合。通常，我们仍会从单个国家的所有城市或邮政区出发，然后分析在一国之内不同模式的变化，如何随着国家的转变而转变。以上关于波西米亚和托克维尔不足的例子正是这种策略的开始。
亚洲场景彼此之间有何差异？其与西方场景是如何不同的？我们的答案是，要超越诸如亚洲或东京这样的具体标签，而介绍一些更一般化的、被更广泛共享的维度，如较强的家庭纽带、违规（transgression）和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等。我们可以用这些维度转而来重新解释上文中的两个议题，即托克维尔的民主导致合法性和波西米亚主义驱动经济发展这两个议题。这样的一些要素有助于说明迈向更一般化概念的分析性行动，这样才能使研究 “走得更远”。
五、场景可以加入艺术、政治和城市发展
超越以上定义的7个特点，场景还具有情感的力量，以及联接不同生活方式的整体主义特征。场景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特征对个体而言是如何并非完全独一无二的；许多人都保有着一些部分重叠的要素。场景能够明确更为独特组合的共享性建构区块。但它们也有助于对逐渐展开的内在逻辑与剧本进行编撰整理，例如，它们涉及如何表达原生的情感而非苍白的模仿，保留传统的真实而非摧毁它，发出魅力光芒而非慢慢隐去，展现温暖与亲密而非疏远与冷漠，维持真实性和真正的生活而非虚假的存在。根据对场景定性经验的三个一般维度：戏剧性（theatricality）、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合法性（legitimacy），我们清楚地说明了场景生活的这种内在环境。拓展这三个维度，我们进一步区分了15种场景活动，以更好解释当前人们日益复杂且分化的社会生活和价值构成（图2）。
场景的语法：15个维度
首先，合法性维度涉及人们对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决断。它判定的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建构社会消费的合法性，如何形塑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意图。合法性维度被分为5个次级维度：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自我表达、超凡魅力（charisma）、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
许多组合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我们这里只介绍两种来说明15个维度如何能以独特的、涉及亚洲与西方世界关键差异的方式组合起来，它们在核心动力上不同于有关市民参与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两个命题。
韦伯只用了三个维度[①]来“捕捉”合法性，而我们增加了平等主义和自我表达。平等个人主义的崛起，连同自我表达与波西米亚式的违规，已经在艺术家和他们的粉丝们中间得到了强有力的传播。粉丝们选择他们自己的场景。文化参与的民主化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它预示着大量全球性变革。这在东方与西方、年长者与年轻人、传统与社会解放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使某些东西对于一些人群来说比较“酷”（cool），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比较厌恶。无论分析者个人喜不喜欢，某些事物可能都不一定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分析其他人为什么会拥抱不同的美学，对于解释全球范围正在发生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情况在印度和中国尤其明显——这些国家的市民从贫困中进一步崛起，进行着更为复杂的抉择。
自我表达合法性（Self-Express Legitimacy）
自我表达将场景合法性根植于展现个体性格这样一种能力的基础之上。一个好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将自己独特的禀赋、个性风格和她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带入到她的每个和所有行动之中去。这是一种作为道德任务的自我表达，它要求以一种没有脚本、出乎意料的方式作出临场反应、即时发挥。自我表达的议题可追溯到赫尔德（Herder）、爱默生（Emerson）、索洛（Thoreau）和美国实用主义者们（American Pragmatists）。爱默生曾说过：“坚持自我，永不模仿，你拥有禀赋用一生所积蓄的力量来呈现自己的每一刻，而对于你得自另一人的才能在即兴发挥中则只能拥有一半。” 嘎嘎小姐（Lady Gaga）的主题曲“就这样诞生”（born this way）是爱默生名言的更新版：她对《时尚》（Vogue）杂志说，“我写它用了他（f…）10分钟，而它完全是一首充满魔力启示的歌。而当我写完后，入场的大门就开了，歌就汹涌而至，就像是一种完美的受精……当我开始着手写它时，（它）就注定会是一首有关革命、自由和不带偏见的歌。”全球说唱神曲鸟叔的“江南Style”（Gangnam Style）是最为非传统的一种，它在社区邻里中录制，其中展现了首尔的标志性场景。
自我表达的合法性在以下活动场景的改良和提升中得到证实，即喜剧剧院、街头说唱斗士（rap cyphers）、卡啦ok俱乐部开始强调本性并生产出“设计”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这样的前景已经日渐统治当代从指挥家到诗人的艺术世界，并由此拓展到普罗大众。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等（Bellah, Madsen, Sullivan, Swidler, & Tipton, 1996）在《心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中涉及到一个著名案例研究，一个叫茜拉（Sheila）的妇女表现出了宗教的潜在可能性——当被问及“是否信仰上帝”时，她回答：是的，我认可茜拉主义（Sheilaism）[②]。
违规戏剧性（Transgressive Theatricality）
违规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呈现风格，粉碎人们对正当举止、穿着和礼仪的常规预期，挑战主流认知的神经。在何种程度上被算作是违规，取决于何谓传统或何谓主流。关键是认出社会生活的剧场性，并准备打破戏剧的脚本。城市民族志学者理查德·劳埃德（Richard Lloyd）的《新波西米亚》（Neo-Bohemia），基于芝加哥艺术社区柳条公园（Wicker Park）的探讨，揭示了这种戏剧性对于维持“强大而脆弱的城市氛围的独特类型”——他称之为“勇气即魅力”（grit as glamour）——是多么重要。
[对柳条公园的新波西米亚者而言]……穿行于充满砂砾的街道意味着对通过衣着和举止所表达的“亡命之徒美学”的接纳，这类似于1950年代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肇始的“存在主义的嬉皮士”的人物形象。这种个性风格倾向于将他们从主流社会中标识出来，展现其不同于后者的特性，并有助于让他们融入到他们所体验的地方场景之中……。处于“边缘”（该术语包含了所有的心理定位和效价）对于新波西米亚的身份认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个西侧画廊的主人效仿令人耳熟能详的妙语时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不是生活在边缘，那么你占的空间就太大了”。
带有违规标识的便利设施(如纹身店、脱衣舞夜总会、人体穿刺工作室、成人娱乐商店和一些现代艺术画廊等)颂扬打破传统的呈现风格。相反，传递着顺服与遵从重要性的便利设施（从黑色商务西装到白麻布圣职衣、腰带和十字架）,则象征着与违规相反的场景——职业协会、教堂、学校、律师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等等。
这些简单例子说明了，平等主义合法化对于引导市民为自己思考是多么强而有力，又是如何能引导多种场景（甚至是智能手机上一个迷你场景）一定程度的共鸣。这些简单的例子展示了，有关市民参与和经济发展的已有理论，与艺术和文化清晰地交织时，会更有解释力；因为艺术和文化能够详尽诠释和放大这些参与和发展的信息和意义。很显然，这些自我表达和违规场景使许多年长者或较为传统的美国人、亚洲人、欧洲南部人和阿拉伯人感到十分震惊。一些911的恐怖分子曾声称，西方社会的自我放纵促使了他们去支持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俄国封杀了嘎嘎小姐。当我们为所有美国地方上的波波（Bobo）、音乐腹地（Heartland）/音乐布斯区（乡村音乐/传统音乐），和贵族音乐场景制作索引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③]对于解释政党选举的作用，甚至高于或超过诸如种族、教育和收入等常规因素。芝加哥市中心的方圆三英里的区域，相对于其郊区而言，是全美25-34岁年轻人数量增长最快的地方。这个区域经常举办大型音乐会，已经催生出了大量相关娱乐活动，这些驱动着芝加哥的新经济。然而，芝加哥其他邻里社区（包括许多国外来的移民）坚定地秉持着保守的场景。社区活动家、牧师和酒吧服务员能够抵制新移民以及他们自命不凡的生活方式。场景不限于美学范畴：它能调动政治冲突，鼓励或疏导移民以及带来就业机会。本文认为，场景分析在解释城市转型、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和社区发展等议题方面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和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A. Moreno, 2001, "Democracy and Mass Belief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in R.Camp (ed.), Citizen vies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p.27-50.
A. Vetter, 2007, Local Politics A Resource for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 Local Autonomy, Local Integrative Capacity, and Citizens’Attitudes toward Poli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Bellah, R.N., Madsen, R., Sullivan W. M., Swidler, A,,＆Tipton, S. M.(1996).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isenstadt, S.N.(1995). Japanese civilization.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 Fukuyama, 1995, Trust: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J. Sudarsky, 2002, Participacion, Racionalidad Colectivc y Representacion de Bogota (2001-2003)desde la perspectiva de la acumulacion de capital social. Hacia la formacion de capital social en Bogota. Bogota: sistema politico y cultura democratica;Bogota: Alcaldia Mayor de Bogota, Departamento Administrativo de Accion Comunal Distrital, Universidad Javeriana.
S. Kim, 2008, Voluntary associations, Social Inequality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3300436).
S.M. Lipset, 199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 Edged Sword, New York, NY: W.W. Norton＆Company.
T. Inoguchi ＆J. Blondel, 2002, Political Cultures Do Matter: Citizens and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eence, Vol.3, No.2, pp.151-171.
T. N. Clark ＆V. Hoffmann-Martinot (eds.), 1998,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Co:Westview Press.
Y. Kobayashi, 2011, Malfunctioning Democracy in Japan: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a Civil Society, Lanham, Md: Lexing.
* 原文选自特里·N.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的新书“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2014.5)的序言。
**作者简介： 特里·N.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耶鲁、UCLA等大学特聘教授，出版著作30多部，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策，近十年研究聚焦在如何利用文化元素推动城市转型。新近著作包括《新政治文化》（2006）、《城市作为娱乐机器》（2004/2010）和《如果托克维尔能唱卡拉OK？市民参与、艺术与城市发展的全球比较》（2014）等。
译者简介：吴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社会学博士；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城市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政策，聚焦议题如何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5CSH00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决策研究”（项目编号：14ZDA25）。
[①] 译者注：韦伯依据大量史料，把权威归纳为三种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Charisma，又译卡里斯马）和法理型；传统型权威是指建立在古老传统和惯例的神圣性之上的权威，如通过王位继承获得的权威和服从等。按照韦伯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帝权和宗族长老的权威都是传统型的不同形式。超凡魅力型是指个人凭借超人的才能、杰出的品格、英雄主义及其创立的典范、信仰而拥有的权威，革命年代产生的领袖、伟人获得的追随和服从是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典型表现。法理型权威是指建立在对理性、法律及官僚体制与法定授权的信任、服从上级的权威，这种权威的产生不是基于对个人的忠诚，而是依赖非人格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
[②] 译者注：这里说明了美国宗教信仰的高度自由化，也印证了自我表达在美国社会中的合法性程度比较高。
[③] 译者注：这些是指发源于公共领域中、以便利设施为载体的，由各种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组成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