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与历史的回归 ——《21世纪资本论》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作者： 何祎金  发布时间：2016-11-03    信息来源： 《社会学评论》

研究问题与历史的回归

——《21世纪资本论》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何祎金[1]

内容提要: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热烈讨论，但是很多讨论都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相对而言较少。不可否认的是，皮凯蒂的研究与社会学的主流议题存在契合，其关于社会不平等机制和阶层分析的研究同时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当代社会学不断强调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研究实践向历史纬度的回归。皮凯蒂将历史带入经济学的研究，这种做法值得引起社会学的重视。本文尝试探讨《21世纪资本论》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面对社会科学过度数理化的窘境，皮凯蒂揭示了聚焦正确问题的重要性。这种长时段的量化研究，不仅为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参照，亦为我们在历史情境中理解数据和方法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社会学；问题；历史

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2014a)成为全球学术界最为火热的话题。该书在亚马网站的畅销书单上长期名列第一位，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棒上蝉联22周，评论认为该书可能是最近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英国的《卫报》以经济学家中的摇滚巨星来形容这位70后学者的蹿升，以及该书所引发的皮凯蒂热。这股热潮甚至蔓延到了中国，该书英译本在同年3月面世，9月便推出了中译引进本。中国出版界的反应堪称迅速，《光明日报》、《红旗文稿》和《国外理论动态》等权威媒体均有讨论。

随着该书在诸种媒体上的大热，《英国社会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4)发行了一期专刊，讨论皮凯蒂的不平等研究——这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于社会学的意义。在编辑导言中，认为期刊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及时地围绕此书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和讨论，甚至在期刊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本历史悠久的社会学期刊认为，皮凯蒂的著作不仅仅是简单的不平等或者社会阶层研究，它还引发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对历史和社会变迁、资本与财富的社会和政治性质的讨论。专刊甚至对所有文献进行了开源处理，任何人均可以免费下载。可见英国社会学界对皮凯蒂热的迅速反应及重视程度。

该书虽然被归为经济学类著作，不可否认的是，皮凯蒂所关注的不平等机制和阶层分析同样也是社会学的经典课题。他提出“世袭资本主义”与“食利者社会”这两个概念，描述资本与遗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围绕这两个概念，可以衍生出社会公平、社会再生产、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等主流社会学研究议题。其中，代际流动与阶层固化的变化趋势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一方面，在相对具体的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与内容上多有重叠之处；另一方面，偏执地选择固守学科界限，显然无助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的展开。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即:皮凯蒂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可以为社会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随着皮凯蒂热的兴起，出现了大量文献对其著作进行讨论。在一些质疑中，批评者认为皮凯蒂混淆了财富与资本的概念，或者质疑全书的核心公式，资本回报率（r）与经济增长率（g）之间的可比较性，又或者对皮凯蒂使用的财政与税收数据提出疑问等等。然而，在经济学意义上探讨皮凯蒂的著作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尝试对皮凯蒂及其著作进行社会学视角的解读，尤其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历史与经济学的结合之于社会学的意义。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皮凯蒂批评美国化的经济学研究过度依赖于建立抽象的数理模型，忽略了对真问题的讨论，因而提倡进行多维度的跨学科研究。这种将历史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对于提倡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和向历史纬度回归的社会学而言，极具借鉴的价值。其次，历史研究同样是社会学的课题，在学科中存在历史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议题上，后者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关注时代性抑或纪元性（epochal）的社会变迁。而皮凯蒂侧重描述的长时段经验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另一种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最后，法国和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和人口数据构成了皮凯蒂经验分析的基础，这些数据的产生蕴含着客观的历史因素，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进展息息相关。这种“数据”的历史情境性因素，也对皮凯蒂研究在不同地区的可复制性提出了疑问。

一、问题的回归：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的结合

在经济学家的研究实践中，遵循严格的方法论准则建立和分析数理模型，从而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种标准化的研究过程是经济学的学科实践带给人们的印象，但是社会科学知识并不是孤立而封闭的专家知识系统，它还具有潜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对于这点，皮凯蒂清楚的指出，所有的经济学概念，不管它们装得如何“科学”，都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知识建构（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s）。并且，它们经常被用以提升（promote）特定的观念、价值和利益（Piketty，2014b）。

在《21世纪资本论》中，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是皮凯蒂著作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参照。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分析了美国1913年至1948年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认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将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结论虽然只是一个理论推断，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这种乐观理论蕴含着成为政治武器的巨大能量。它不仅符合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支持了一个美好的美国梦，更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广。正如皮凯蒂所言，这条曲线本身可以视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产物。

皮凯蒂的研究将库兹涅茨曲线置入跨度更长的历史背景中，从而颠覆了后者的乐观主义理论。显然，这种颠覆引起的冲击和后续效应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或者纯社会科学领域。皮凯蒂的结论对于曾经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的西方社会，其冲击力和颠覆性是不言而喻的。皮凯蒂给西方社会投入一个震撼弹，实现个人价值的美国梦、自由市场的进步神话、福利国家的公平承诺均会受到皮凯蒂及其历史发现的冲击。这种颠覆性，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为何皮凯蒂的著作，能够激起如此热烈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皮凯蒂在介绍自己心路历程的时候，表达了对美国式经济学研究的批评。22岁少年得志，博士刚毕业便获得美国高校的教职。仅仅3年后，皮凯蒂表示自己迫不及待要回到欧洲。在美国时期的论文是由抽象的数理模型构成的，虽然可以获得同事的认可，但是皮凯蒂夸张的表示自己对世界经济问题一无所知。他进而批评当代的经济学研究盲目追求数学模型，追求复杂抽象的纯理论推测。经济学问题变成了数学问题，生活世界中的问题则被彻底忽略了（皮凯蒂，2014：33）。在斯蒂文·普瑞斯曼（Steven Pressman）(2015:9)对皮凯蒂个人经历的介绍中，指出了后者对回家的渴望。那里可以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科领域的学者共事，经济学家也不用假装他们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皮凯蒂并不讳言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对其影响，他提倡摒弃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进行多维度的跨学科研究，将历史重新带入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在这本大部头的著作中，皮凯蒂的个人经验与方法论选择的阐释仅占非常小的篇幅，但是其对过度数理化经济学研究的批评，同样值得社会学重视。一方面，量化研究是社会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本身也面临着过度数理化的窘境。另一方面，回顾社会学的历史会发现，这是一门具有极强批判和反思精神传统的学科。不管是“社会学将要到来的危机”（Gouldner，1970），还是“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2000），对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均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当然，这里谈到的过度数理化，并不是要老调重弹，对量化研究进行盲目批判。事实上，在皮凯蒂掀起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为科学的经济学作辩护。保罗·罗默尔（Paul M. Romer）(2015)就强调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范和标准，他批评皮凯蒂的长时段收入和财富研究，认为它虽然很好的呈现了数据，其经验分析也非常清晰与精确，但是这种研究似乎顺应了“经验研究才是科学，理论只是娱乐；提出模型就像玩纸牌把戏”的期待。弗兰克·科威尔（Frank A. Cowell）(2014)也指出，在经济学分析中，有时候不难发现一些数学模型表现出没有必要的复杂性。犬儒主义的观点也许会认为，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经济学模型制作得足够复杂，使得一般的读者难以抓住其要旨。但是，在科威尔看来，当我们研究财富分配的长期发展，面对如此重要议题，复杂化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

在技术维度的讨论中，关于数学模型的选择和取舍，这样的争论显然难于获得共识。对于社会学而言，这门学科并不缺乏对方法及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然而，即便是围绕技术的讨论，背后也蕴含着社会与历史的情境性因素。正如皮凯蒂将库兹纳茨曲线解读为历史上的“冷战福音”。与库兹涅茨同时代，社会学在美国也存在一个黄金时期。这门学科在大学中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理论上确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王朝。但是，战后的和平发展与经济繁荣很快被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所打断，这是一个冲突取代均衡，现实取代乌托邦的历史时期。强调社会整合、系统稳定和均衡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中扮演了库兹涅茨曲线式的乐观主义角色，它成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科学写照。受到彼时社会思潮的冲击，它被认为无力反映激荡的社会现实。其保守主义立场需要面对激进社会学的指责，以及冲突论等后起诸理论的挑战。

在方法上，除了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一度被奉为圭臬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受到质疑。激进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将学科危机概念引入社会学的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963）认为，教条性的追求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一种亟需推翻的神话，这种理论要求就像是对理性的盲目献祭；作为社会学的米诺陶洛斯（Minotaur，希腊神话中有名的人身牛头怪），需要被社会学抵制。但是古尔德纳并没有简单地推翻价值中立。一方面，他对其进行历史情境性的解读，认为韦伯对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追求，体现了深藏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而韦伯尝试调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反对将价值中立当作社会学的仪式性的教条，因为这样会否定社会学的一切价值因素与道德意涵。价值中立本身也蕴含着一种潜在的矛盾性：它可以使研究者暂时悬置自己的道德直觉，从而获得更好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群体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研究者借此选择逃避道德担当，甚至引发研究者的自我疏离。

可以看到，价值中立原则在社会学的历史中，虽然一度被当作行业的准则和科学研究的保证，但是这种理解，随着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动摇。关于价值中立的争论并不限定在纯粹的技术或者学术领域，它的出现本身便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反映。当社会学强调自己的价值追求，以及需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它成为了一项被挑战的准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抽象的数理模型固然是学科技艺的一种展现，但是皮凯蒂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简单的技艺，向具有公共关怀的研究问题回归。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方法都会强调自己在收集与呈现“事实”上的优势及合法性。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争贯穿了社会学方法实践的历史，单纯从技术和工具主义视角进行讨论，显然无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本文也无意于对某种方法论选择进行褒扬和贬低。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将历史带入了经济学研究，他并没有在修辞上强调这种研究方法的优越性，而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实验性（tentative）和不完美性，没有必要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s）。但是，通过耐心地寻求事实与模式，冷静地分析背后的诸种机制，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促进(inform)民主讨论与聚焦正确的问题（right questions）（皮凯蒂，2014：3；Piketty，2014a:3）。可见，与其对方法论过分偏执，不如回归正确问题的讨论。对社会学而言，在市场化及其后果的问题上，社会学家和皮凯蒂关心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皮凯蒂揭示了世袭资本主义以及食利者社会的到来，社会学显然不应该缺席这样的讨论。

二、历史的想象力：社会变迁与描述的胜利

历史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学关心的内容，用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2007）的话来说，社会学从来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基础的学科。在发端时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是社会学奠基人们关注的主题，社会学也存在历史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个人生活历程（biography）与历史在社会结构中的交集（intersections），这条路径是许多社会学实践者放弃了的经典传统（Mills，2000：143）。因而，他提倡在社会学研究中对历史的运用。

在《历史社会学手册》中，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和伊金·埃辛（Engin F.Isin）(2003：5)将历史社会学区分为科学的与阐释的两种方法。前者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关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规律与法则；后者更侧重历史性与经验性的分析，它表现为内容广泛的社会史研究。德兰迪和埃辛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已经进入了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时期,并不存在唯一的方法论准则，两种方法各有解释力，无法相互取代，形成了共存与竞争的领域。

受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菲利普·阿布拉马斯（Philip Abrams）（1982）曾强调历史和社会学之间不存在太大的差异，认为没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区分。他通过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元论来解释社会学的历史性，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在解释逻辑上是一致的，都需要解决结构化的问题。所有的社会行动都要在社会中展开，作为一种事实，在时间上它具有历史性。并且行动生成了制度，所生成的制度又反过来改变行动。其中的发生过程，联结了行动与结构。因而社会学的解释是历史性的，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它是社会学的核心要素（Abrams，1982：17）。

阿布拉马斯进而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首先是在研究主题上关注工业主义的转变；其次是追寻个体生活史中自由与限制的模式；最后是社会学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即：个体作为有目的、期待和动机的行动者与社会作为限制性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Abrams,1982:7)。在阿布拉马斯对历史社会学建立的类型学分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色彩。一方面它是社会学中关乎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终极命题，二者的联结可以建立历史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综合；另一方面阿布拉马斯尝试将时间与历史性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的讨论，发展出一套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准则，避免将其处理成抽象的脱离了历史情境的理论话语。但是，对当代社会学而言，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不同于彼时。阿布拉马斯提出的结构化问题，作为其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恐怕还需受到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质疑和挑战。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社会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约翰·古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1991）强烈反对那种将社会学与历史视为同一性的观点，他指出两门学科在对待证据（evidence）的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历史研究依赖于对遗迹（relics）的推论，没有遗迹就没有历史。这种证据是有限而且不完整的。社会学虽然也会使用相同的证据，但是它还可以通过田野调查生产以前没有的证据。古德索普使用考古学术语来表示研究者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材料（material）或者数据（data）。在证据的可利用性上，古德索普使用“裁缝定制”（tailor made）的隐喻来描述前二者的区别。社会学家可以根据需要剪裁出自己的数据，而历史学家却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来缝制衣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不是要鼓吹社会学在数据上的优势。古德索普实际上指出了历史研究的限定性条件，强调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必须小心谨慎地推论。他批评宏大历史社会学（grand historical sociology）依赖历史观念而不是根据事实进行推论，并且很多阐释是建立在二手资源的基础上，属于对阐释的再阐释，古德索普将此称为宏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盲点。

古德索普的观点代表了英国社会学的经验主义传统，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麦克·萨维奇（Mike Savage）(2009)拓展了古德索普的讨论，反对社会变迁研究中的纪元主义（epochalism）叙事。认为后者受困于进化论的框架中，只能静态地通过对时间性的二元分类来描述社会变迁。于是在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之后，出现了后工业、后现代、后福特主义、个体化和网络社会等概念。萨维奇认为这种纪元主义的叙事含有内在的矛盾性。在二元分类中，“过去”被描述为比照新事物的化石，以形成对比强烈的比较。但是，即便是社会学家鼓吹的新时代，也很快被新的概念所取代，理论家们仿佛陷入了揭示社会新时代与新纪元的术语竞赛。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学，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取代了之前流行的诸种纪元性概念。

萨维奇（2009）比较了纪元性思维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情形。在美国，它主要出现在政治学领域，而社会学研究表现出关心“共同体衰落”的怀旧传统；以布迪厄、福柯和拉图尔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侧重关注“过去”的模式如何在当前重复和完成社会再生产；德国社会学则将当前的发展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长期过程，而较少采取纪元性的叙述。萨维奇批评了吉登斯、贝克和厄里等人的研究，同时认为这种纪元主义的叙事是英国社会学的特殊传统。因为这门学科的制度化历史比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要晚，所以社会学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竞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概念以强调自己的新颖性与合法性，以期获得更多的认同。[2]此外，大部分宏大理论家都不从事经验研究，尽管经验研究所采用的扎实数据本身足以反映社会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像古德索普那样强调有事实依据的历史推论，萨维奇(Savage，2010)的研究指出了经验研究揭示社会变迁的能力。一方面，抽样调查和访谈方法在战后的兴起，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对不同群体和时点的经验研究进行比照，可以经验性的揭示社会变迁。萨维奇强调在社会和历史情景中理解方法的展开。事实上，社会科学方法在西方社会中的实践，越来越成为当代生活日常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追溯研究方法的时候，它所还原的并不是作为记录的经验性的数据，同时还呈现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

在萨维奇看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阐释，皮凯蒂揭示了人口与经济在过去300年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方法为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历史研究范例（Savage，201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那些宣称新时代与新社会形态到来的宏大理论家不同，皮凯蒂的结论却是我们当前的社会正在向旧有的模式复归，仿佛回到19世纪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后者在皮凯蒂的书中反复出现，它泛指欧洲社会史上从19世纪末到一战爆发前的时期。虽然在文学、艺术和科技方面发展迅速，却是社会极不平等的时期。这也是资本称王的时代，少数上层占据了相当大比重的国民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皮凯蒂采用了长时段且有说服力的经验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将历史带入经济学，这种做法容易让人联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量化历史研究。后者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标准化，将统计分析技术引入历史学。皮凯蒂使用了大量历史数据，对国家财政数据的历史分析也被认为是创新之处。但是，皮凯蒂没有像量化历史追求的那样，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来验证历史的模式或者因果性。皮凯蒂将历史数据图表化，并为每一个图表出处提供可以外部连接的互联网地址。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皮凯蒂并没有寻求获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也没有试图建立复杂的多变量模型。对于构成全书核心的r>g，即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比，皮凯蒂也认为这一不等式不应该视为绝对的逻辑必然，而应该被当作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来理解。并且，它们各自取决于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皮凯蒂，2014：370）。

例如：对于20世纪收入差距缩小的“特殊”现象，皮凯蒂提供了社会政策视角的历史解读，而不是单纯从经济规律来理解这种现象。受两次世界大战及附带政策调整的影响，上层人群资本收入锐减，从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缩小。这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难以复制的特殊时期。因而，皮凯蒂将不平等的演化历史归结为一部混沌的政治史，认为甚至可以通过财富分配的历史来诠释一个国家的历史（皮凯蒂，2014：279）。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皮凯蒂的阐释内容是多维度的，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在大量的图表数据之外，历史上的文学名著和影视作品，甚至是动画片的内容，都被用以描述历史中的社会情境。皮凯蒂对文学名著相当熟悉，信手拈来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米切尔的《飘》，或者是《泰坦尼克号》与《被解救的姜戈》这样的好莱坞电影。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或者数据分析也许是最为严谨的阐释财富收入水平的方法，但是皮凯蒂强调个人对其所处时代的直观认识的重要性，而后者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对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而言，这种叙述策略是扫除阅读障碍的有效方式。不时穿插的电影描述则使得阅读本身充满了乐趣和画面感。它们作为通俗易懂的个案支撑了皮凯蒂的论述，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概括性。这些文学名著，一方面它们是某个历史时刻的产物，成为历史的结晶；另一方面它们蕴含的社会信息，反映了生产它们的时代。

囿于篇幅，本文并不打算讨论文学作品之于社会学分析的价值。事实上，在今天标准的社会学学科史叙述中，我们熟知孔德的实证主义为这门学科的发端定下基调。但是在社会学的构成时期，这门学科的兴起却是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Lepenies，1988）。换言之，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各学科的界限尚未泾渭分明。虽然面临来自科学价值标准与追求的压力，文学依然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实践方式。在科学与文学之间，这二者在研究旨趣与价值取向上蕴含的张力，亦体现在第三种文化中。

总之，皮凯蒂的著作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家阐释数据的能力，对从事量化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之一。同时，他还展示了自己在文学和影视方面的学术敏感度，可以适时地将前者转化为符合经济学需要的阐释。用皮凯蒂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研究还尝试探讨公共和政治讨论，以及文学和电影中对社会不平等的集体呈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之演化，这些呈现在对收入和财富动态的研究中是不可分割的。因而，皮凯蒂称自己对资本和社会阶层的历史研究，为一种“多维度的方法”(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Piketty，2014b)。 在皮凯蒂的方法中，有长时段的海量历史数据作为基础，通过绘制和呈现丰富的统计图表，并不需要依赖多复杂或者多精密的统计模型，描述本身便取得了胜利。[3]

三、结论和讨论：皮凯蒂的研究是否可以复制？

本文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皮凯蒂将历史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从美国回到欧洲，对抽象统计模型的背叛，同时也是对真问题的回归。对社会学而言，量化研究是标志性的研究方法，它也面临着像经济学那样，过度数理化所带来的窘境。皮凯蒂多维度与跨学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为社会学的研究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此外，依靠扎实的经验数据，通过描述性的阐释，皮凯蒂的研究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另一种叙事，它有别于社会学理论传统中，通过进化论和二元论构建的纪元主义社会变迁叙事。皮凯蒂的成功也对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即：通过挖掘历史上的财政和税收数据，展开长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这种研究是否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复制？

本部分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首先，社会科学在全球的传播的与流变，不可避免的会同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结合，从而形成独特的研究取向与传统。皮凯蒂接受欧洲学术训练，在美国高校执教的经历感受到了后者对抽象数理模型的过度追求。在一篇访谈中，皮凯蒂批评美国经济学家的过度自负，他们认为经济学比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这样的“软科学”更具科学性。但是，“科学”本身也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武器。并且很多时候，科学化的理论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张志超，2014）。与美国的学术传统不同，法国的经济学研究并不盲目的追求学科科学性。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曾是皮凯蒂的梦想，那里有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和布迪厄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因而，有了皮凯蒂的迫不及待要回到欧洲，将历史带入经济学研究。对美国梦的直接体验以及欧洲的学术传统，成就了皮凯蒂的学术著作。

其次，对皮凯蒂的研究而言，历史数据的重要性无须讳言。皮凯蒂的团队建立了“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来记录财富的分配，[4]目前已覆盖30多个国家的数据。伴随着全球兴起的皮凯蒂热，这一数据库还在不断扩容中。

对长时段税收数据的分析是皮凯蒂研究的一大特色，他并没有掩饰库茨涅茨的研究对其影响。后者对美国税务报表数据的使用，以及对国民收入的测算，被认为是一项突破性的工作。在此之前，对税收记录的历史与统计分析一直以来都是学术无人区。皮凯蒂谦虚地称自己的研究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了库兹涅茨的研究。相比于库兹涅茨短时段的美国研究，皮凯蒂的数据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并且在时间跨度上远远大于前者。庞大的数据分析对研究者构成了挑战，因而皮凯蒂特别指出，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使得研究者在分析和处理历史数据的时候更简单迅速（Piketty，2014a：20）。前述量化历史研究的兴起阶段，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计算机在数据处理方面的巨大潜能，但是彼时的计算机还依靠庞大且笨拙的机械运算，其运算能力与今天的计算机相比，并不存在可比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税收财政数据的采用，本身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皮凯蒂指出的逃税问题和免税政策的存在。此外，劳拉·贝尔（Laura Bear）（2014）指出皮凯蒂所采用的资本记录来自国家的正式统计数据，这种统计的局限在于，还存在非正式劳工的情况，他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在国家数据中得到反映，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面对这种无法被计算的情况，贝尔提议进行微观层面的质性研究，以补充皮凯蒂的宏观制度分析之不足。

但是，从时空维度来看，数据的产生蕴含着客观的历史因素。贝尔对非正式劳工在数据中缺失的关注，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数据的技术性问题。非正式劳工的“隐身”，不可避免的与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动态联系在一起。在皮凯蒂所依赖的数据中，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因战争或经济衰退引发的调整，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进展息息相关，“数据”本身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呈现的历史证物。

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75）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中，对使用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特别说明。可以看到，历史社会学家对数据与自身研究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蒂利认为与家庭或者流行文化的历史研究相比，民族国家的研究在历史资料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蒂利用“纸贩子”（papermongers）来形容国家建设者们（state-makers），他们留下的文件档案成为历史研究可以利用的数据。蒂利将与国家建设相关的文献分为三类：首先是对公共事务的直接报告；其次是日常组织工作的衍生品；最后是政府与一般人口成员的互动记录或者报告。在西欧，存在大量关于税收、登记注册、私人文档、财务、警务与法律诉讼的记录。对这些日常文书的系统收集和阐释，可以提供政府运作的可靠信息。在政府与一般人口互动的记录中，第二种与第三种文献存在交叠之处。因为政府行为的很大一部分，便包括了对个人税收、出生登记、征召年轻人等新信息的记录。对历史研究而言，研究者可以从这些文献中发现大量的“国家建设行动”（state-building activities）（Tilly，1975：8-9）。

事实上，在皮凯蒂等人早期的长时段收入研究中，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国家之间在数据的同质性上也存在疑问。阿特金森（A.B. Atkinson）和皮凯蒂对比了20世纪欧洲大陆国家与几个英语国家之间最高收入的区别。在方法论部分，他们特别强调各个国家在数据收集和收入确定，乃至税收系统上存在各自的特点。而之所以挑选几个英语国家与欧洲大陆国家进行对比，原因便在于它们都曾在英国的治下，或多或少具有相似的法律系统。并且，它们之间的移民与贸易在整个20世纪较为频繁。在这种情形下，虽然数据并不具有完全的同质性，却为对比提供了可能。而对数据的阐释，则取决于制度情境，并因国别而异（Atkinson & Piketty，2007：531）。

在蒂利的论述中，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遗留下来的文档固然构成了进入历史的重要途径，学者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文档或者文档生产本身，亦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实践的一项内容，并且属于常规化的行为。在这里，如果我们将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为一种西方历史现象的话，^[5]对非西方学者而言，他们可能需要面对前文古德索普所提出的问题，即：自己的研究中是否存在可供推论的“历史遗迹”。换言之，从技术角度而言，皮凯蒂的方法也许可以随意进行复制。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它必然要受到数据状况的影响。但是，不管状况如何，它们都是国家政治与社会史的反映。

参考文献：

托马斯·皮凯蒂，2014，《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西达·斯考切波，2007，《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志超，2014，《不平等的动力机制：对话托马斯﹒皮凯蒂》，《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

Abrams, Phili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tkinson, A.B., Piketty, Thomas. 2007. 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ntrast Between Continental European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ar, Laura. 2014. Capital and Time: Uncertainty and Qualitative Measures of Inequal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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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to Substantial Research Questions and History:

The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E Yi-jin

Abstract: Recently, Thomas Piketty and hi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most of the discussions are centered on economics. Sociological discussions are relatively rare. Undoubtedly,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class analyzed by Piketty are typical research areas of sociology. Piketty’s research overlapped with mainstream sociological issues. Moreover, methodologically, a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increasingly advocates the use of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return to history,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in Piketty’s study represent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ociologists to consider their metho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Piketty and his work. Piketty’s research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focusing on right questions. The long-term quantitative studies present a notable reference. It also requires us to have a historically 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 on data and methods.

Keywords: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ology; question; history

（责任编辑：王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