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复魅中的社会重建路径*

——解读《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中的思维革命构想

张乾友 黄雨阳

内容提要：人类已经走到了社会重建的当口，而社会重建需要以思维革命为先导。在农业社会，人们习惯于一种感性的相似性思维，通过寻找彼此间的经验相似性来规范共同行动，且由于生活空间的有限性，合乎经验的交往本身就合乎自然。到了工业社会，人们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析性思维，通过寻找人们间的抽象同一性来获得合理性交往的基础。这样一种工具性的理性思维产生了自反性的后果，让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在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中，张康之教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出风险社会的思维革命构想，主张通过确立符合经验理性原则的相似性思维来重建社会，在人的共生共在中去过合理性的生活。

关键词：张康之；经验理性；工具理性；分析性思维；相似性思维

近年来，“组织变革”、“治理变革”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高频词汇，表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治理模式重建的时代。然而，治理模式重建决不仅仅是某种治理模式内部结构以及构成方式的调整，而是通过治理模式内部结构的调整去促进社会结构的改变。换句话说，只有以促进社会重建为目标的治理模式重建，才称得上根本性的变革。要实现社会重建，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治理体系与治理行动的组织方式的改变，而是要深入地思考人类认识社会的整个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只有当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社会，才可能通过各种规范性体系的调整来建构出一个新的社会。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张康之教授向我们呈现出了他在这一主题上所做出的思考。从走向所有人共生共在的合作社会的目标出发，张教授系统地探讨了社会构成方式、治理模式与治理行动的组织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最终落脚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上，主张通过从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转变的思维变革来开拓朝向共生共在的实践路径。这一探索为当前的治理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本文尝试通过对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解读来阐述关于社会演进与治理变革的一些新的认识。

一、理性缺席条件下的社会及其治理

当我们说近代启蒙是一场理性的启蒙时，意味着农业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社会中的人们不拥有理性，或他们不追求生活的合理性。相反，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希望他们的生活有着合理的内容，都希望在他们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着合理的联系，都会因为不合理的现象而失去“内心的平静”。在这里，理性被理解为人的一种存在属性，合理性则被理解为人的生活内容的一种特征。二者的关系在于，当某种生活内容是合理的时候，人们就不会诉诸理性去对其进行质疑；反过来，当人们不会诉诸理性去进行质疑时，某种生活内容就被视为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不质疑并不意味着某种生活内容在事实上就是合理的，而可能是因为人们尚未认识到它的不合理性。一个人拥有理性的基本标志在于他总是试图寻求生活的合理性，而当这种合理性仅仅通过经验就能获得时，反而会阻碍个人运用他的理性，干扰他对于其生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判断。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这一时期的人们也拥有理性，但由于他们的生活大都可以通过经验得到合理的解释，在社会建构的层面，农业社会的人们并不把理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而是追求一种合于自然的境界。所以，可以认为农业社会是非建构性的，它的形成和绵延并不是人们自觉建构的结果，而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其产物。在这里，所谓自然历史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经验过程，即每一个人日常经验的累积与扩散的过程。在经验中，农业社会的人们看到一个家庭是由家长来施行统治的，这构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经验事实。随着经验范围的扩大，他们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是由家长来施行统治的，这种经验事实的累积就构成了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规范。在他们需要对他们经验范围内的社会交往进行规范时，就会把家长制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在此意义上，农业社会中的社会规范是经验扩散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在对事物之存在理由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安排。当然，作为一种具有理性的存在，对于家长制这一经验事实，人们仍然会产生疑问，仍然需要获得合理的解释，否则，家长制的规范效力就会受到质疑和削损。而在寻求这种解释时，人们却发现了家庭结构的另一个经验事实，这就是，家长通常是一个家庭中拥有最强力量的那个人，而由最有力量的人来施行统治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由此，家长制就获得了经验层面上的合理性，在实质上则是合自然性。

经验所提供的是一种描述性的而不是反思性的解释，或者说，它是经不起反思的。经验标明了不同经验事实间的描述性联系却无法看到这一联系背后所蕴含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家长更有力量”与“家长具有统治地位”这两个事实之间具有某种描述性的因果联系的话，那么，一个反思性的质疑就是：随着子嗣的成年与家长的衰老，家长与子嗣间的力量关系发生了颠倒，为什么家庭仍然是由家长来施行统治？显然，从经验出发，人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在“子嗣更有力量”与“家长具有统治地位”这两种事实之间不存在描述性的因果联系。那么，如何消除经验性解释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正是在这里，农业社会中的人们转向了超验因素，试图通过超验因素的引入来消除经验性思维在解释社会交往中的矛盾。由此，对家长制的解释就变成了：家长之所以成为家长，并不是因为他拥有更多的可以在经验层面被每一个人把握的力量，而是因为他拥有某种独特的超验因素——“卡里斯玛”（韦伯，2004：262）。这种因素不属于经验世界，与一个人可以通过更多的劳作来增强力量不同，卡里斯玛则无法通过人们在经验世界中的努力来获得，而是由一支“看不见的手”基于某种超验性的理由而给予某些特定社会成员的。在这里，所谓特定社会成员就是指家长，至于他们究竟是因为拥有卡里斯玛而成为了家长还是作为家长而被视为拥有卡里斯玛?则被视为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因为，卡里斯玛本身就是神秘的，是普通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妄意揣度的。惟有“不争论”，惟有在反思缺席的条件下，家长拥有统治地位的经验事实才能得到合理化。

以上分析表明，在农业社会，社会规范和治理安排是以经验扩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这种扩散式的“制度建构”途径又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张康之教授称之为“相似性思维”。在农业社会中，当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现象时，他们首先做的是去寻找某种现象与自身经验间的相似性，进而在相似性得到确认之后而将该经验中的行为规范应用于目标现象之中。在这里，确认的过程是需要运用理性判断的，且如果行为人真的运用了理性判断，那相似性思维的运用就成了一个符合经验理性的过程。但是，张康之（2016：292）教授认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相似性思维的不成熟也就表现在它没有按照经验理性的原则去开展思维活动，所以，创造了大量非理性的创造物。”比如，将家长制原则应用到国家——虽然农业社会中的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行为就属于没有通过理性判断来确认相似性的情况，因为家庭与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构成方式。家庭本质上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家长就是血缘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特殊角色。这一角色之所以特殊，在于所有其他角色都可以被视为他在血缘上的枝叶。作为整个血缘树的根茎，家长吸收了多少养分则决定了枝叶的繁茂程度。反过来，枝叶越是繁茂，根茎也就能够在土壤中扎得越深。这样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家庭之外的任何社会单元中都是不存在的，它赋予了家庭中的家长制以某种自然的——虽不是反思性的——合理性。所以，当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在未经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家庭与国家间的相似性，进而将家长制原则应用到国家中时，就产生了明显的解释矛盾，并不得不通过卡里斯玛的引入来消除这种矛盾。随着理性启蒙击碎了人们关于卡里斯玛的信念，在国家层面，任何形式的家长制都已不再被人们所接受，而在家庭内部，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仍然是人们无法作出合理否定的社会规范形式（Marmor，2011：244）。

家庭是以家长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单元，这不仅在农业社会是一个经验事实，在工业社会中也部分地是一种经验事实——之所以说部分，是因为工业社会中的家长权威受到了以理性为依据的法律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家庭已经很少被拿来与国家进行类比了，因为经过理性反思，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二者的不同，即使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相似性思维来在二者间建立联系，那么，这种联系也是具体的，需要许多额外的限定条件才能成立，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常牵强的。这表明，相似性思维的恰当运用需要以理性为条件，更准确地说，需要以经验理性为条件，仅凭经验而不借助于任何理性判断去运用相似性思维，结果只能混淆不同事物的性质，进而导致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家长制的普遍适用就属于这种情况，且这种适用的结果是将人们在家庭中因为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而造成的不自主状态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使所有社会成员都陷入了君主这一最高家长的奴役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中的治理安排可以被视为人们在理性缺席条件下运用相似性思维的产物。如果是这样，那么，理性的启蒙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又如何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导出了不同的治理安排？就是近代以来的社会用实践来回答的问题了。

二、理性反思与规则之治

张康之（2015）教授认为，“差异相对于分析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都是先验性的存在，无论是分析性思维还是相似性思维，都必须以差异为起点。不同的是，分析性思维从差异出发后，通过一系列的揭秘行动发现了同一性，然后再携带着同一性返回到起点；相似性思维在从差异出发后，发现了差异中的联系，让差异因联系的发现而获得了意义。”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解释：在农业社会中，拥有相似性思维的人们面对不同的事物时虽然也看到了它们间的差异，却更习惯于去寻找它们在直观上的联系，换句话说，人们是通过直觉而非反思去寻找事物间的联系的。比如，在家庭与国家之间显然存在直觉上的联系——它们中都有一个“父王”，这一“父王”治下的臣民彼此互为“兄弟”，但是，一旦我们对这两类共同体关系进行反思，立刻就会发现它们的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验的世界中，反思源于经验的失灵。当我们的某种经验不断地重复并因此表明它的有效性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诉诸反思。只有当经验出现了失灵，当我们无法依据经验来获得关于我们生活的合理解释时，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获得关于我们生活的合理解释，就不得不诉诸反思。这表明，经验并不等于非理性，相反，在经验已经足以为我们的实践提供恰当指引的领域，符合经验的就是合理的。可是，随着实践空间的扩大，随着实践所涉及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经验就可能变得无效了，因为我们不再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经验，无法通过经验的简单复制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进行反思，通过对经验与当前实践的反思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在历史上，这种反思是由中世纪的城市市民做出的，当他们进入城市这一新的生活空间中时，立马就发现，除了家人，没有谁是他的“兄弟”。在这里，旧有的经验不再有效了，如果他们仍然根据“兄弟”交往的经验来处理与城市中其他人的关系，一定会使自己陷入各种困境。要避免陷入困境或走出困境，他们就必须对家庭以及家庭式的田园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关系进行反思，将它们区分开来，同时，为了使必须的交往得以进行，又需要在区分的前提下通过反思寻找到同一性，然后，基于同一性去开展交往。

可见，经验可以带来合理的结果，前提是经验具有指导实践的有效性，在这里，所谓有效性是指经验蕴含了行动方案与结果间的可预期性或者说确定性。另一方面，经验的有效性源于实践的可重复性，当某种实践是可重复的时候，我们在某次实践中获得的关于行动方案与结果间的描述性的因果联系就可以被应用到另一次实践中，而且这种应用往往具有可预期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实践的可重复性是由别的因素提供的，这些因素表明了该实践性关系的特殊性质，因而，当被移植到不具有这种性质的关系中时，经验就无法给我们带来可重复的结果了。比如，在农业社会中，有借有还是“兄弟”交往中一种可重复的实践，因而，当某个“兄弟”向一个人借钱时，经验告诉后者他的“兄弟”是会按时还钱的。在这里，根据经验做出行动本身就是合理的。但当这个人进入城市并面对另一个自称“兄弟”的陌生人的借钱请求时，按原来的经验所做出的选择可能就是不合理的了，因为陌生人间的交往通常是一次性的，因而，在重复性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就不适用于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了。但是，如果借钱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行为，如果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候都无法避免地会向其他人借钱，如何让借贷双方的关系具有可预期性进而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种关系中获得合理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经验本身无法给出答案。

在某种意义上，家长制只是农业社会治理安排的一个方面，这种安排的另一个方面是基于“兄弟”关系的互助行为结构。卡里斯玛的引入让家长制在家庭与国家中得到了共同的解释，然而，却没有与卡里斯玛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能帮助我们把这一互助结构从家庭移植到国家之中。相反，一旦人们的生活经验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就会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新经验。即使不同家庭（族）间的关系没有达到彼此对立的地步，甚至建立起了某种友好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一定会呈现出如费孝通（1998：29）所说的“差序格局”，而无法与家庭（族）内部的互助结构相比。这表明，家与国间的相似性其实是有限的，但人们在二者间运用相似性思维的做法似乎又并未造成严重的问题，相反，当我们说农业社会是“家国一体”的时候，通常并不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交往非常有限，人们的绝大多数生活都发生在家的内部，因而，家与家、家与国间的差异就无法充分地显现出来。进而，当绝大多数人际交往都是家庭式的或类家庭式的，对家庭生活经验的扩散就不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反而显得自然而然。当人们进入城市中的时候，如果意识到了城市空间中的交往是非家庭性的，在寻求合理的交往产出时，就必须摆脱旧有经验的束缚。也就是说，陌生人必须通过理性反思来获得对交往空间与交往关系的合理认识。正是因为这一陌生人的交往需要，理性启蒙发生了。

我们一直强调，理性与经验并非截然对立。但是，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已经超出了仅凭经验就能帮助我们得出合理结果的范围时，对生活合理性的追求就驱使我们诉诸理性的力量来获得关于生活的合理认识。在这里，诉诸理性的力量就是诉诸分析的力量。如上所述，诉诸经验，让我们通过直观来寻求事物以及人们间的联系，而不考虑它们之间深层次的差异。比如，经验告诉我们，所有与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而作为“兄弟”，无论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不同，都能“求同存异”来共同解决某些问题。当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再适用时，我们就必须通过分析来辨别每个人到底有着哪些独特的属性，在这些不同的属性之间能否抽离出某种相同的要素，进而基于这种相同的要素建立起某种合理的交往模式。当我把其他人视为我的“兄弟”时，意味着我认为他和我是一样的，我们有着相同的行为模式，进而，从我自己的行为模式出发，我就可以得出关于他的行为的确定预期。正是基于这一预期，我可以无需反思地借钱给他。当他不再是我的“兄弟”时，我就失去了关于他的行为的确定预期，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再凭借经验——因为没有经验——而必须通过反思来决定是否借钱给他。这种反思一方面确认了我们间的差异，即确认了借钱给他的风险；另一方面又让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我也可能在某个时候需要向他借钱，而可以从陌生人那里借钱是符合每一个人利益的，即我们之间有着利益这一同一性。要保障这种同一性，保障每一个人的潜在利益，在经验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的前提下，我们就需要某种理性化的社会机制来承担这一功能。这种理性化的社会机制就是契约与规则。

于是，经过理性反思，彼此陌生的人们彼此约定，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借钱，就有义务在约定的时间内还钱。为了让这种义务具有约束力，他们还以规则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使履行契约义务成为社会的一般行为规则，并由相应的制裁手段予以保障。由此，虽然经验已经无法向我们提供关于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但契约和规则以及由契约和规则所构成的制度则重新建立起了这样一种预期。从此，我不再需要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兄弟”，甚至根本不需要知道他是谁，因为制度本身就保证了所有在该制度框架中交往的人们的行为预期，只要我们的交往符合某项制度的适用条件，那我就可以合理地预期某种制度性结果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发生。与“兄弟”间的交往不同，在由制度构成的生活空间中，“社会行为人依据规则提供的信息，来确定他们自己的预期。”（奈特，2009：75-76）由此，通过对彼此差异和需求的理性反思，人们找到了通过规则来建立彼此行为预期的途径，也就是找到了解决共同问题的确定性基础。只要规则是有效的，人们就可以确信他们间的约定是有效的，进而，就可以按照约定来完成各自所需完成的任务，并通过彼此任务的加总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共同问题得到解决时，则意味着每个人所面对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就是一个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具有合理性的结果。因此，遵守规则而不是遵循经验，也就成了人们追求生活合理性的基本途径。反过来，对规则的供给和维护也就成了调节人际关系和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

三、朝向人的共生共在的思维革命

以上分析表明，人一直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一直在寻求生活的合理性。不过，在农业社会中，一方面，由于人刚刚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有着浓重的自然情结，因而，把合自然的视作为合理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空间的有限性，遵循经验就足以为人们带来合理的社会结果，使人们无需通过反思来独立地运用理性。这就造成了经验与理性的混沌关系，使理性缺乏独立的发展，也使经验未能得到理性的检验与提升。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生活空间的扩大，经验失去了有效性而不再能够为人们带来合理的社会结果，这促使人们诉诸理性，通过对经验之疑点的理性反思来寻找更坚实的交往基础，并通过规则而建立起了获得生活合理性的新途径。与基于“兄弟”之情的感性交往不同，基于规则的交往是理性的，并因为它的理性而获得了不仅在时间维度也在空间维度上的可重复性，即可以被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相比之下，“兄弟”交往的可重复性则更多是时间维度上的可重复性，一旦被移植到非“兄弟”式的生活空间，这种经验就会出现失灵。所以，互助总是一种小圈子游戏。凭借其在空间维度上的可重复性，“规则之治”迅速占领了现代人的所有生活领域，也让以“你做规则规定你做的事，我也做规则规定我做的事”为内容的“公平游戏”（罗尔斯，1988：332）式的分工—协作成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结果，“生活在规则之中”就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经验的有效性随着生活空间的扩大而不断衰减，所以，在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大型社会中，人们仅凭经验是难以获得合理的交往结果的。当诉诸经验的结果四处碰壁时，求助规则却能带来更为合理的结果，这种情况的不断发生使人们建立起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不再把经验视为交往的合法依据了。当某个人必须与另一个人开展交往时，他不再寻求与后者在直观上的相似性，事实上，在他做出准备交往的决定时，这种相似性反而成了一种干扰，使他的决定理性化的程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的是与他交往的人是否有某种反思性的理由与他共同遵守某项规则，即是否在违背规则的时候也同样会像他一样招致损失。比如，如果一项交易可以让A和B都获益50元，且根据规则中断交易将让B受到100元的罚款，那么，即使中断与A的交易并与C达成一项新的交易可以让B获得80元的收益，A仍然可以认为B有着反思性的理由来履行与他的交易，即遵守履行契约义务的交易规则，进而，与B进行交易才是一项理性的选择。显然，与基于“兄弟”之情的感性决策相比，这种基于反思性计算的理性决策要可靠得多，至少，在有人不是我们的“兄弟”或不把我们当作“兄弟”时要可靠得多。于是，现代人就逐渐习惯了这样一种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习惯了通过理性计算来做出决策。

在农业社会中，经验是神秘的，它给了我们关于其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但我们通常并不知道也不去深究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这种预期。当然，如果对此设问的话，一个最直观的答案就是：他是我的“兄弟”，我们之间存在相似性。但这一答案是经不起理性检验的，因为，即使在田园诗式的农业社会家庭生活中，兄弟阋墙也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所以，从理性反思的角度，经验以及基于经验的相似性思维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只有当每个人都不进行反思时，这种神秘的因素才能让我们相信我们获得了关于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普遍确立起理性的或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后，经验主义的或相似性的思维方式就被作为“巫魅”而受到了驱逐。从此，人们不再能够直接地从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反而必须通过规则的中介来寻求彼此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那些发展制度规则的人们的主要目标，乃是获得针对其他行为人的策略优势”。（奈特，2009：41）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同一性本身蕴含着一种悖论：如果人们建立规则的目标是获得相对于交往对象的策略优势，那么，实际上，不遵守规则将可能是最有利于建立优势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让另一个人遵守他自己不必遵守的规则，那他将获得相对于那个人的明显优势地位。然而，任何理性的个体又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谁试图这么做了，结果将是交往关系的瓦解。于是，作为策略行为人的交往双方，就只能通过隐瞒某些关键信息等行为来诱导对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则选择，再通过遵守规则来实现自己的优势。但是，由于谁也不知道谁隐瞒了更多关键信息，因而遵守规则的结果究竟有利于哪一方就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在这里，通过遵守规则，交往双方实现了协作，但在协作中，他们又都只是把对方当作实现自身优势的工具。因而，这种协作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交往。由于规则的建立是发生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的，究竟谁充当了谁的工具也就无法提前预知。否则，如果他们能够提前知道谁是谁的工具的话，那么，他们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协作关系，而变成了支配关系。

无论如何，基于规则的协作是一种工具性的协作，从而决定了规则之治所体现的理性思维也仅仅属于一种工具理性。基于这种工具理性，现代人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做出了全方位的改造。“在自然的方面，是一个为我服务、任我征服的对象；在社会的方面，则是‘一个管理者所创造的机器技术的复杂的社会机器’，而人在这个世界中或在实现着对这个世界的征服过程中，则完全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由于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格式化，也成了工具。”（张康之，2016：335）在这种单向度的设定中，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而将所有他人、他物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并试图通过规则来将后者的工具地位制度化。结果，如果说在霍布斯那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象，那么，在工业社会实现了充分的规则化与组织化之后，每一个人也都现实地处在了与所有人的战争之中，尽管这种战争并不伴随着刀光剑影，也不再以自我持存为目的，而是旨在将其他人变成自己的工具。在契约论的设计中，理性选择让人们通过接受社会契约即规则的约束而走出了战争状态，但在工业社会的实际运行中，理性选择则让人们借助规则而彼此为战。

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所有理性行为都属于策略性行为，而所谓策略性行为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通过向对方施加更大的不确定性来提高自己获胜几率的行为。在实践中，向对方施加不确定性的最常用手段是进行信息干扰，以符合他的利益。工业社会试图通过法治来将所有人培育为“守法公民”，规范人们去做那些法律和规则要求他们做的事，但在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理性选择中，人们则更倾向于去做那些法律和规则并未禁止的事。如果把规则的功能理解为禁止人们去做对他人与社会不利的某些行为，这也意味着只要规则没有禁止，那另一些对他人和社会不利的行为就是被允许的。因而，虽然法治可以通过强制人们遵守规则来供给秩序和降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但由于钻规则空子本身并不违背规则，无论多么繁复的法制框架都无法杜绝人们的策略性行为。结果，虽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预期其他人会遵守或至少不违背规则，但对于规则得到履行的结果则几乎没人有着确定的预期。也正由于不存在确定预期，在规则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个人都试图对对方进行策略性的干扰。结果就需要更多规则来规范这种干扰，而规则的膨胀则让人们有了更多对他人做出不利行为的合法选择。现代人为了获得交往的确定性而诉诸规则，却在规则之治中陷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如贝克（2004：225）所说，“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着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结果，工业社会的规则体系越是完备，现代人就越是陷入了一个风险社会。他们越是在交往中诉诸理性，却越是得不出合理的交往结果。

如果说以经验的扩散为特征的相似性思维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衰落是由于作为其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感性相似只存在于小型生活共同体而不存在于大型社会之中的话，那么，到了工业社会后期，以理性反思为特征的分析性思维之所以日益呈现出悖论，则是因为它在寻求人们之间抽象同一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使人们陷入了经常性的对立。在现代观念中，最能代表人们之间抽象同一性的范畴一是权利二是利益，然而，无论作为权利主体还是利益主体，人们都试图对某种益品（goods）进行排他性地占有，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某些人——虽不必然是所有人——产生冲突，就不得不把后者作为对手，通过伤害后者来成全自我。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分析性思维在社会中的自反性运用呼唤相似性思维的回归，但在我们不仅生活在大型社会而且逐步进入全球社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的不是相似性思维的感性回归，而是一种理性重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经验来寻求相似，这样的相似性是不可靠的，而是需要让相似性思维的运用遵从经验理性的原则。

在这里，经验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它也是反思性的，却不是在经验无法向我们提供交往的基础时通过反思来计算要与他人开展工具性的交往需要采取何种策略，而是在经验使每一个人互为风险的条件下通过反诸理性来寻找人们之间的合理联系与行动理由。在张康之（2016：267）教授看来，“对于行动者而言，风险和危机就是他们开展行动的全部理由”。也就是说，风险社会这一经验本身就构成了人们之间的一种合理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实践含义就是，如果人们要获得合理的社会性结果，就必须抛弃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工具理性原则，不是从他们的互相掣制，而是从他们的相互依存中寻找社会交往的基础。“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走向了人的共生共在的方向，而不是因为在人的区别中发现了利益等同一性的存在，因而，人们也无需去为了利益追求而把对方当作对手并相互伤害。”（张康之，2015）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所提出的社会重建目标与方向就是“人的共生共在”，确立这一目标本身就表明，这部著作与大多数“专业”学术书籍有着不同的旨趣。具体地说，它不是在寻求某个具体社会领域运行机制的改进，而是在寻求整个社会形态与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重建。因而，本书的核心不是组织变革、治理变革，而是思维革命。因为只有在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之后，所有这些变革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本文试图重现该书所蕴含的思维革命逻辑，这种重现一方面表明了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在历史上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间的内在契合，另一方面表明了两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语境中的适用困境，再一方面表明了确立符合经验理性原则的相似性思维是实现“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社会重建的恰当路径。

在农业社会阶段，经验与理性的混沌状态决定了具有感性特征的相似性思维本身就能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合理性；随着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展，相似性思维的运用往往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因而在理性启蒙中被作为巫魅而受到了祛除；当前，由于基于分析性思维的规则之治使人们陷入了风险社会的困境，迫使人们寻找新的思维方式来建立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符合经验理性原则的相似性思维。如果把思维革命视作一种启蒙的话，该书所提出的思维革命并非一种反理性的启蒙，而是一种理性的再启蒙，由于这种启蒙表现为以某种合理的方式重新拥抱经验，因而它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复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活具有合理性，但理性的内涵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分析性思维将理性变成了一种单向度工具理性，导致了人们的彼此对立。现在，通过向相似性思维的回归，我们将获得理性的多元含义，并通过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合理性来实现彼此的共生共在。如果本文的解读是正确的，那这就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一书向我们提供的社会重建路径。

参考文献：

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尔斯，1988，《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奈特，2009，《制度与社会冲突》，周伟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伯，2004，《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康之，2015，《在改革时代中思考竞争问题》，《理论与改革》第6期。

——，2016，《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mor, Andrei. 2011. “An I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9 (3).

A Path to Social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Re-enchantment of Rationality: Unscrambling the Proposal for Thinking Revolution in For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 Human

ZHANG Qian-you  HUANG Yu-yang

Abstract: Human beings now have reached to a point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which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thinking revolu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people were used to a perceptual analogous thinking by which the empiric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could regularize their joint actions, and since they shared limited living spaces, it was natural for them to interact according to past experiences.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based on rational introspection, people turned into an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to obtain rational interactions through abstract identity among themselves. However, such an instrumental rational thinking has engendered a reflexive consequence that led all the human beings into a risk society. In this new book For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 Human, professor Zhang Kang-zhi provides us with a blueprint for a thinking revolution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 advocates to reconstruct our society throug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nalogous thin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mpirical rationality, and to found a reasonable world with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 human.

Key Words: Zhang Kang-zhi; empirical rational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alytical thinking; analogous thinking

（责任编辑：王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