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
李培林
摘要：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伟大进程，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社会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学是开放时代、变革时代的产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关切，是中国社会学人的历史担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中国特色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社会学所坚持的重大原则上，还体现在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就要深入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创新社会治理等重要议题。
较真“差序格局”
苏力
摘要：差序化是每个人应对和想象其生活世界的自然倾向和必然；人类个体普遍分享的这一主观倾向不足以构成一种社会的客观格局；差序格局概念并非对历史中国甚或乡土中国社会格局的描述和概括，很难具有作为社会学基本概念的学术潜能。费孝通先生当年创造和使用这个概念是基于思想交流的实用主义考量，为帮助当时中国读者理解他们无法直接感知和想象的与乡土中国有巨大差异的西方近代工商社会。他很快放弃了这一概念，这反映了他的学术敏感、精细和较真。
从个体社会资本到集体社会资本——基于融资信任网络的经验证据
吴宝
摘要：本文提出了从个体社会资本演进生成集体社会资本的两种研究假说：特殊主义的关系运作逻辑假说和社会声望的资格承认逻辑假说，并在企业融资结网形成融资信任网络的具体情景中加以验证。本文发现，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情景较为强烈时，特殊主义的关系运作逻辑将会得到强化，企业更倾向于将信任范围锁定于熟悉的特定群体之内，构建小宗派型融资派系。而“门当户对”的类别情景较为强烈时，社会声望的资格承认逻辑将会得到强化，企业更愿意对非特定对象持有较高的社会信任，转而融入更为开放的大规模融资信任网络。在社会关系、社会声望对融资信任网络结构的影响过程中，企业信任半径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左右着集体社会资本的构建。
社会结构、交往行动与社会资本动员——以社交餐饮网的建构过程为例
李黎明 李晓光
摘要：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有影响。本研究使用JSNET2009餐饮网数据，围绕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及“资源投资说”的理论观点，对行动者的社会网络动员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与个体资源状况相关，个体收入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其网络动员能力越强；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比一般劳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更强。第二，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与个体生命历程相关，个体年龄越大，其网络动员能力越弱。第三，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与制度结构相关，与体制内相比体制外的行动者具有更强的网络动员能力。第四，行动者的网络动员能力与社会规范相关，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会压缩网络动员空间。
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其三大逻辑
张虎祥 仇立平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治理转型的新历史阶段。基于本土语境下对“治理”概念的理解，在近代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强国家逻辑、平民主义逻辑与市场逻辑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延续：除晚清民国外，强国家逻辑始终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平民主义逻辑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市场逻辑则“催生”社会的发育并参与社会治理。三大逻辑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相互形塑，即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逻辑，同时也反向作用于强国家逻辑，平民主义逻辑将会限制市场逻辑的利益扩张，市场逻辑则有可能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现方式和平民主义逻辑的性质。
项目制的常规化何以可能？
蒋梓莹
摘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以技术治理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的总体性支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趋势则是逐渐常规化的治理机制——项目制。通过分析与阐释项目制常规化的相关促成要素，本文认为项目制的常规化不仅与中央政府的相关决策有关，也与诸如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企业等多个主体的行为动机有关；同时还与在基层社会中得以合法延伸的项目思维有关。另外，本文还指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机制，项目制的常规化还有可能向过度常规化演变，其中的非效率性后果使得整个项目表现出一种动态性。
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
洪大用
摘要：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事实应该是具有社会影响的、激起社会反应的环境事实和具有环境影响的社会事实，应注意区分局部的事实与整体的事实、静态的事实与动态的事实、统计的事实与感知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与建构的事实。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需要充分体现社会学的视角，需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识，不断扩展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对待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演化趋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护环境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对与环境相关的重要社会主体进行分析、对待理论导向的研究和政策导向的研究等方面，环境社会学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立场。
社区差异与环境正义——基于上海市社区调查的研究
孙秀林 施润华
摘要：本文利用2014年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研究了特大城市环境不平等问题，从社区层次考察了环境暴露风险的差异。研究发现，外来人口成为环境暴露风险的受害者，城市内部在环境风险分配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研究发现对于理解风险社会下特大城市社区不平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
陈云松 范晓光
摘要：基于2003-2013年10年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9万多城乡居民样本，剖析中国人阶层自我定位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0年来中国人的阶层自我定位稳定地呈保龄球状：“低位认同”者占据调查对象大半，且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个体层面，10年间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客观指标对阶层自我定位的净效应较小且逐渐弱化；主观流动感知与阶层自我定位的关联较强，但这10年中“向上流动感”的拉动作用有所降低。在宏观层面，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提升阶层自我定位，而收入不平等对阶层定位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抑制收入差异和扩大流动机会对于提升公众“获得感”的重要意义。
新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
李路路 王薇
摘要：“新社会阶层”研究中存在着“中等收入群体(阶层)”和“阶级阶层”两个基本理论视角和理论范式。尽管从学术角度看，“新社会阶层”概念尚存在很多可商榷之处，但其理论价值在于，它关注的是在传统“敌对阶级”概念框架之外形成的新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意味着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和结构的根本变革。伴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是社会的日益分化，阶级阶层结构和相互关系也日益复杂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会阶层化，一方面有助于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和社会的再组织化；另一方面，如何将日益分化的阶级阶层整合起来，特别是整合到社会的核心结构中来，也是当期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有必要重新系统地审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和阶级阶层理论的发展。
中国乡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与社会稳定
魏程琳
摘要：在近30余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分化，诸多学者担忧地指出，巨大的底层社会将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根源。农村无疑是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部分，然而，农民之间“有分化无分层”的现象成为社会常态，这种现象源自于农村社会特有的去阶层分化机制。由拉平机制和转移机制组成的去阶层分化机制，将在村富人逐渐消解，将不能消解的富人转移出村，保持了村落阶层结构的均衡性、模糊性。去阶层分化机制不但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返乡的物质和社会基础，继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弹性空间。
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李向平
摘要：中国宗教传统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是一种既基于宗教却又不完全基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而又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中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其神圣资源分配原则在公共权力、社会与私人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信仰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其中的主要变量。因而，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相信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最终导致信仰如何被信任的危机。要走出陷阱，就要促使私人信仰方式逐渐获得现代社会认可、理解的交往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为此，必须兼顾宗教信徒和国家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对于保障私人信仰及其权利、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均有重要作用。
同性恋身份、“橱柜”政治与消费主义
王晴锋
摘要：强制性异性恋的性政权不仅制造了恐同症主体，还导致了同性恋者的自我憎恶。反规范化政治将身份理解为管控性欲与差异的手段，认为排他性身份将产生本质化效应，从而难以抓住性政治的丰富内涵。由于过分强调同性恋身份会抑制其他身份，因此以特定身份类别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在挑战支配性性政体的过程中仅是有限的策略。“橱柜”意义的竞争性阐释与“石墙骚乱”的神话反映出身份政治的复杂性。石墙骚乱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是现代同性恋运动之结果，而非开端。同性恋消费主义与身份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具有强化同性恋身份与共同体的作用，但个体性的私人消费无法取代进取性的集体政治。
公意的正当性、折损及其民情基础的培育——《社会契约论》的社会理论意涵
李荣山
摘要：《社会契约论》历来被视为政治学名著，卢梭在其中提出了“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身带枷锁”的著名论断。借助社会契约论，他试图从政治上把每个人“天然的自由”转换成“约定的自由”。“约定的自由”之所以比“天然的自由”更可取，其优势在于公意，以及在公意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体带来的好处。卢梭从理论上保证了公意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不会出错的。但是，随着公意在实践中的一步步固化，它的正当性几乎处处面临着折损的危险。为了防止公意损失其正当性，卢梭步步设防，殚精竭虑。最终他认识到，仅靠政治设计不足以保证公意的正当性，还得借助民情，于是他设计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公民宗教”。但这种公民宗教的政治痕迹过重，不免有些严苛。后来涂尔干等社会理论家进而在此基础上努力为法国社会的治理寻找新的民情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