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陆学艺

各位同行、各位老师：

我很高兴来参加郑先生的这个会。郑先生也说了，这个会在人大历史上也是一次很大型的会。我想讲三句话，总的来说，郑先生到了人大以后这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建了社会学系、社会学所，有了这么一支大的队伍，我今天来开这样两个会，人大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特别是对社会学系、社会学的同行来说。

    第一，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迁的时代，这3000年来的大变化在我们这30年实现了。在这样一个大变迁中，对个人来说，用句古话来讲是“时势造英雄”，我想，时势也造学者，郑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起来了。套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潮、大发展里，在中国大变迁的时代，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他必须得识时务，郑先生就是这样。他在1956年到人大，以前跟我们一样，我也是1956年到北京的，但是他比较早地于1981年出去留学，看清了社会学将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他在英国留学的就是社会学。要说50年代、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有这个觉悟的人也有一些，但是看准社会学的人并不多，我是60年代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他学的是西方哲学，我当年就是搞中国哲学。但是1981年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对社会学就有认识了，一直到1984年他回来创建了人大的社会学所，后来建社会学系。要说也有点巧合，1984年，我那时在山东，我要调任的时候，省长请管人事的教授跟我说，老陆，你别在那里了，你要到社会学所去当副所长。我当时还拒绝了，我说我已经忙得不行了，我不干，后来把我调到农村所去了。后来搞社会学也是阴差阳错，把我调回来，让我当社会学所的常务副所长，当时也是不干，后来顶了一个月，没法了才去。所以我搞社会学是组织安排的，而郑先生是自觉的。我在想，搞哲学的人，像郑先生做出这么大贡献的人不多，用现在时髦的两句话说就是“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他是识时务的。

    第二，从现在来说，郑先生立足现实，搞社会研究，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有来往，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建设到了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凸显，要发挥社会学家的作用了。最近郑先生在建设社会、社会管理方面已经有很多人文著作出来，很多省，包括北京，都做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文章，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在据我所知，现在我们两个老家伙是在倡导，但现在社会学系已经不少了，真正在搞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可不多，这点也要向郑先生学习。自从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以后，到现在，8年了，但是社会建设到底是干什么的？说不清楚。搞社会建设得根据社会形势，而对当前的社会形势还说不清楚，分歧太大，社会建设是干什么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是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所以刚才专家讲，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社会学界更加关心的问题，其实应该是干社会学工作的人应该干的事，但是现在关注这件工作的人并不多，要我说，这是重建社会学以来遇到的一个大问题。郑先生老早就提出转型社会，但是2002年以前讲转型社会都是不行的，要讲“新时期”，但现在转型社会是中央提倡的，可是我们连理论都说不清楚。所以现在应该着重解决社会建设中的现实问题，解决经济博弈、社会矛盾凸显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光讲法律是解决不了的。

    我和郑先生，以前共同都是搞哲学的，后来又都搞社会学，他在人大，我在北大，以前联系不多，但是从80年代以后，联系多了，特别是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学会开了社会学第三届理事会以后，我们两个人的来往就多了。这二十几年里，理事会改选以后，我们两个人都是副会长，而且他担任社会学领域的社会事务比较多，第一次提出要开年会，从1991年到现在已经开了二十几次，今年要在宁夏开。这二十来年，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系统里面，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补充，这些年我在和郑先生的交往中也获益匪浅，我们两个人共同为社会学会、社会学的建设做了一些工作。

    今天的会议，一方面是纪念郑先生从教50周年，一方面成立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对推动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都是很重要的事。

    最后，借今天会议的机会，我祝郑先生健康长寿，以后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