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参与性公共服务效能探析

陈秀峰  陈美冰

摘 要：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科技革命密切相关联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人类不可回避的历史境遇。社会组织是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是风险社会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主要内容。在危机管理中，我国社会组织需要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有效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内在潜能，获得社会公信力和合作以弥补政府现阶段危机管理的能力不足和缺陷，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特殊群体，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弘扬社会公德，促进政治文明建设。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组织 公共服务 

    一、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社会组织
    （一）风险社会概念的厘定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反思现代性危机下提出的。现代化的进程促使全球化的脚步加速进行，全球化涵盖经济，贸易，金融，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同时，风险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断循环反复的冲击，消解思想道德的力量，人类社会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风险，即：损失和危害发生的不确定性。【1】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风险是风险社会理论中核心感念，其含义是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风险存在着可能，概率具有不确定性，在贝克的研究中，风险是一个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界定的地方，才谈的上风险。【2】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问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很明显，贝克赋予风险一种社会学的含义，与传统的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风险是社会或者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危险，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更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3】他通过对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特别是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进行反思后提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前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潜在地发生。此后， 9.11事件。SARS事件，全球金融危机，印度洋海啸，5.12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危机事件接连发生，促发了全球学术界和政府对危机事件和危机管理问题的重视和研究。
    （二）风险社会的特点 
    风险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某个地区，某个领域里发生的问题，也不是某些特殊群体的感受，而是人类在面临全球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共性问题，是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是各种自然和社会张力积蓄，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反映，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除自然灾害以外，大部分是人为的危机，因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风险社会的普遍性
    全球化的进程直接导致了风险跨越时空，成为一种普遍性可延展的存在，这种风险表现为经济风险：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导致不正当竞争，信用危机，贫富差距日益夸大，失业人口增加，盲目生产和浪费的消费；政治风险：近年来突发性群体事件容易演变成政治风险，部分国家的颜色革命，政权倒台，政党斗争；社会风险：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被视为公共危机，下岗失业，司法不公，经济纠纷，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生态环境风险：人口总数增多，自然灾害频率加快，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等诸多方面。这些说明个体价值，意义存在都遭受到现代性制度的挤压，个体日益丧失自由和安全。
    第二、风险的不可感知，不可预测性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风险常常以突发的形式出现，风险的萌芽与危害表现历经时间较长，人们无法直接感受到，在不知不觉中，风险已经在逼近，同时，风险的因果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无法使得风险具体化。现代风险包含的灾难越多，危险越大，我们对风险的体验显得模糊而不自觉，而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风险发生。
    第三、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人造风险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我们每日所面临的风险是无所不包的，它们不是自然性风险，也不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或住所选择而暴露其中的风险，我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它们，它们是被我们的专家系统所制造设计出来的。[4]同时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非是由于“脱域机制”的完善操作造成的，它还是一种“已定的”制度化了的行为，【5】风险实际上是由常见的各种受到人们认同的活动方式引起的。例如：人类发明创造引发了包括温室效应，沙尘暴，转基因食品，噪音污染，水污染等问题，人的流动造成自然灾害的转移和扩散，动植物的温室培养和圈养造成生物圈的破坏。
    第四、风险社会缺乏复合治理
    各种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缺乏有效的复合危机治理机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概念。现代化生产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单方面的重视经济发展，忽视其他领域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畸形发展模式使现代社会承受更多的灾难，如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各种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产品质量低劣所引发的人身伤害等，对现代社会发展构成着威胁，复合治理中各方主体没能够及时解决问题。不能及时避免风险的扩散，导致可能性风险转化成后果严重的风险。就人类环境破坏来说，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这三大现代治理机制没有能有效地发挥合作作用，而处于相互推诿责任的状况。
    （三）风险社会中我国社会组织
    随着社会改革开放不断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三种基本属性并伴随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应运而生，其承载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我国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不利于社会管理体制健康的发展，管理体制的改善就是要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由政府高度合一向政府社会分工合作转变，由政府一元治理模式向多元治理的转变，由行政管理体制模式向公共服务型治理转变，这些转变依赖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建设。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受到政府在微观上的限制，政府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登记和成立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在组织的运作和管理上，制度和政策也显得滞后，在组织的税收优惠，资金来源，监督管理等方面，约束过严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样，社会组织就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但是，随着国家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多，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已经走上制度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我国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有其比较优势，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组织的活动触及到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活动如联谊交流，信息提供，行业协调，咨询服务等方面，地域活动如自然生态保护，资源保护，动物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社群活动如各种专家人群，青年，妇女，华侨等，社会活动如扶贫发展，权益保护，社区服务，慈善救济等方面。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每一天，每一处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它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风险社会中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管理现状与困顿
    （一）风险发生前后社会组织的参与
    风险社会中对风险的控制和解决并不仅仅停留在风险发生后的阶段，如果风险社会中危机管理局限于此，则不能达到治理风险的最佳状态，危机管理要在风险发生前做起，在风险诱因还没有演变成危机前就将其平息，因此，风险发生前，社会组织组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参与风险管理：一是在风险发生前宣传和普及防治风险的知识。社会组织利用其民间性，发挥自身专业性特征深入到基层民众，普及宣传预防灾害的方针，政策，法规和知识。例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及各省级灾害防御协会在近十几年里，利用“国际减灾日”，“世界地球”，“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等纪念日进行减灾宣传，让民众掌握在地震灾害时应如何采取正确的自救互助方法，以及地震发生时的应急措施等等。为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和民众对地震灾害的心理承受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促进全社会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协助政府建立全国性的风险管理教育和培训系统，协助政府开展风险管理素质教育，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增强社会的应对能力。三是收集灾害信息。根据社会组织自身信息功能强，范围广的特点，在风险潜伏时期，大量收集相关信息，为政府抗灾预警提供可靠依据，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此外，发挥社会组织成员中专家组的优势，为政府和民众提供灾害知识的咨询和服务，为风险管理系统中信息传递架设一座桥梁。风险发生后社会组织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一是接受社会捐赠，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非营利特征使得它在为灾区重建中向社会募捐资金成为可能，从而为政府减轻负担。例如我国在抗击非典期间，民政部就曾指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为负责接收社会捐赠的组织机构。除被动地作为接收社会捐赠的组织渠道以外，有些社会组织还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而且，社会组织在抗击“非典”加收捐款过程中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其接受捐赠额占到国家接受款物总额的8.07%。【6】二是积极动员社会资源，实现社会自救，增进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例如，我国社会组织开展的希望工程，母亲水窖，微笑列车，春雷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动员社会资源向农村和发展落后地区流动，向弱势群体流动，帮助那些困难的人获得生存发展学习的机会，通过这些活动。社会组织关心和帮助了因为各种危机而产生的，政府没能充分帮助但又需要救助的贫困群体，解决了他们实际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三是架起政府，社会和国外救援机构的桥梁，危机发生后，社会组织组织自愿者开展自愿服务活动，为政���风险管理提供和储备人力资源，再者就是社会组织能寻求国际支持，借鉴国内外各种风险管理的方式，引入有效的管理方法为政府和公民提供危机防御知识。例如：5.12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请专家做参与式调研，访问农户，完成了《民乐村在后重建资源与需求报告》。基金会在新房选址，房屋架构，户型设计，质量监管等方面没有经验，他们先后与“震后造家”，“Build Change”等组织机构合作，对农民和施工队提供技术培训，对部分农户提供特定需求户型设计，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实现目标。
    （二）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急剧上升，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远远不够。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不存在明显的优势，组织能力还普遍弱小，以至于一些组织实质上没有很好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大多数社会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地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勃勃生机。当然，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在救灾，灾后重建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具体来说，我国社会组织在应对风险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资源不足
    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的估算，目前中国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仅有300家左右，主要集中在环保，热线，扶贫和残障儿童教育领域。很明显，很多草根NGO不知道从哪里获得资源，如何获得。结果是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少数知名的NGO里，而真正需要资助的草根NGO无法获取资源。在资金方面，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一些组织名存实亡，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通过各种渠道看站与其组织使命不一致的经营性项目或者违法活动，造成社会组织资金缺乏的主要原因是靠政府财政拨款，补贴，固定捐赠方捐赠，这样，社会组织缺乏主动向社会提供服务并筹集资金的意识，很难调动资源满足自身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我国NGO能力不足。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目前公民社会意识淡薄和缺失是影响社会组织项目开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气候，有时候非营利组织项目又偏离组织的目标和使命，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参加志愿服务。同时由于社会认可度不足，相对于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更难以吸引到足够的人力资源，还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单单依靠着热情和激情行事，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和水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不能通过自愿者渠道，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吸纳更多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也不能及时调动已有人员开展应急工作。这些更限制了社会组织内部人才素质的提高，无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应对风险功能。
    2、相关利益群体矛盾重重
    在风险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自然灾害不仅限于某一区域，灾害的影响也不单单波及某一群体，当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时，它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作为单一的组织力量往往会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力量。社会组织之间需要联动性，整体性，网络化等应急管理，但是这种合作意识在社会组织管理上是比较缺乏的。很多社会组织视野狭隘，往往对整体，全局性的问题缺乏敏感，难以在不同利益之间进行有效协调。例如：NGO是慈善捐赠的接受方，常常为了得到慈善捐赠而陷入难以选择的境地，NGO的利益保障系数比较低，它与企业或者捐赠人的合作是为了推进互利双赢，但是，近几年中国NGO经常受到来自资金运作管理和项目成效等方面的质疑，那么，双方的合作目的也不好一概而论了。同样，处于弱势群体的受众群体利益也往往只是用数量或者质量产出来计量，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她们的想法和感受，他们在社会组织项目运作中没有自主权，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样损害了双方主体的平等地位，有的项目甚至沦为为发起人，捐赠方歌功颂德，反而不能给社会提供确实的帮助，那么它也违背了公益组织的原始使命。此外，有些社会组织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自行其是，不能与政府目标达成一致，合作开展慈善工作，甚至还有些社会组织违背法规和政策导向，某些领域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草率行动会给国家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时，组织的活动必然会遭到阻止。 
    3、 社会文化缺乏认同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已取得相当的社会认同与合作，但从前述的种种社会资源的约束来看，这种社会认同与合作的程度仍然不高。西方发达的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公益精神等是社会组织生长的土壤，中国缺少这方面的文化背景。不仅如此，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全方位主导作用，在方方面面上控制着社会，政府自身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和管理上仍然存在问题，政府为了避免民间活动失控，在制度上并没有完全认可和接受社会组织，同时也缺乏鼓励社会支持和参与的引导性制度与政策。另外，社会公众对这种新生的组织形式及它们的活动方式仍然存有一定的偏见和疑虑。由于我国NGO缺乏独立性，资金运作不规范，缺乏有效的内部自律与外部监督，导致其公信度不高，引起志愿失灵，公众对其参与危机管理的认同度不高。例如：公众普遍认为，NGO就是政府组织，代表政府利益，并非代表行为或其表面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对其不能认同。还有的人认为社会组织就是收留老弱病残、安抚退休离职人员的二级组织，对公众的现实生活难以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对这种性质的NGO不抱任何希望，即使这些组织主动提供帮助，公众往往也难以接受。
    4、法制的缺陷
    虽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不断改善，但与国外相比，相关法律还不很完善，国家立法落后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关于公益事业和NGO的相关法律屈指可数，而且部分法律法规已经滞后；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关社会组织的相关法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如现行法规规定，民间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登记和业务主管部门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NGO在向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前，必须得到主管部门单位的批准。另外，我国的税法对公益捐款的税收优惠虽然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因财税部门的一些限制性解释，执行起来相当困难，许多公益机构实际上享受不到任何免税待遇。这些问题都影响到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中项目的管理和运作，双重管理体制导致许多社会组织无法合法的登记注册，社会组织明显缺乏法律地位和法律的保护，无论工作成效如何，都被视为非正规组织，无论成员来自哪里，都被视为非正规就业人员，这种歧视不但违背了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组织成员自身也变成弱势群体，影响项目管理和有效运作。再者，在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如理事会制度，社会监督机制，财务公示制度等方面，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使得社会组织参差不齐，最后操作困难的免税制度增加了社会组织的项目管理的成本，使得原本就资金不足的组织实施高效项目更加困难。同时也间接降低了受益群体的获得的实际福利。
    三、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行动启示

（一）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
    在社会管理中，市场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但是有些公共服务如教育，环保，福利是不以盈利价值为取向的，虽然政府活动具有社会公益性，可是政府的服务往往带有强制性，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是有条件的，因此需要社会组织在这个空间里面拾遗补缺，社会组织民间性和草根性的优势使其体现某一部分社会公众的价值追求，更能贴近服务对象，满足服务群体的需求，补充政府，企业的资源不足和服务空白。杨雪东在《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指出复合治理基本特征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包括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个人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都是治理的参与者，不能被排斥在治理过程之外，更不能被剥夺享受治理结果的权利，同时复合治理也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只有合作，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这三大现代治理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弥补相互的缺陷。而且，这种合作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还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7]风险社会中，从权力运行的向度来看，“风险治理”体系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而是多元的、相互的。危机治理不是政府或企业权威执行的统治，而是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管理，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 

（二）社会资源有效整合和配置
    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不谋私利使得其有较好的社会形象，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能够发动更多社会公众参与和关注公益慈善事业，能够组织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强大的社会资本，推动公共问题有效的解决，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多个主体服务于市场时，资源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资金充足是社会管理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社会组织能发起多方捐赠主体来筹集资金，其运作完全在社会监督之下，增加了资源的透明度和合理性，能较好的避免贪污，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降低了运作成本，提高资金使用率，有西方学者指出：非营利组织是社会资本的流通场所和载体，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社会资本的增值，而受益者就是社会资本的使用者。【8】风险社会中，社会组织需要明确社会使命和组织宗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取公众信任，例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一直致力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监督市场主体遵守诚信和正当竞争。还有些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为组织内部提供信息共享和技术支持，避免了盲目生产，行业垄断，规范了企业行为，维护了整体经济安全。5.12汶川大地震中，各地红十字会组织成了社会捐助的主要途径，为抗震救灾提供了物资和资金的巨大帮助，大大减轻了社会管理成本的负担。因此，社会组织要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提升组织在社会中的认同与信任，拓宽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重点建设筹资网络和自愿者网络，其管理机构向大众披露财务信息、分析、发布和组织宗旨和项目运作状况的相关信息，以及更好地与政府、企业和民众形成良好的合作。
    （三）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提升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贾西津博士认为，之所以NGO能够在危机发生时反应速度快，最先到达现场，并马上开始行动，主要是因为NGO分布广，分工细致，在各地具有其组织及各行业相关成员。【9】可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组织体系、规章制度，自我组织能力很重要。主要表现在：当危机来临时，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评估工作。评估危机影响，确认哪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受损程度如何，以确保资源集中到最需要的人群，在危机后期，社会组织通过对救灾经验的总结与思考，评估自身绩效，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危机管理的应变能力和专业水平，努力扩大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及力量。同时，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更加注重从公众需求的角度出发，要重视与社会公众的契合，不能把组织意愿和政府意愿强加于公众身上；而且，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时更加注意依靠来自社会公众的力量，即：志愿者力量，要科学引导志愿者行为，明确权责意识，确保志愿者参与能积极有效的推动活动的开展。社会组织要加强自我约束与管理，提升资源的整合、发展与创新能力，提高工作的有效性，以获取政府与公众的认可与支持，才能不断促进组织自身的发展。【10】 
    （四）获得社会的合作与认同
    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向社会展示自身工作效率和组织的合法性，建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其活动目标、活动与工作、乃至社会组织自身应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任，即社会组织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自觉的承担社会责任，扩大机构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可支持的社会服务团体的公众形象，努力打造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会组织通过公益性吸引广大公众参与社会服务中来，不断壮大组织的规模，增强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其中，新闻媒体在促进社会认同与合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公众舆论空间是以新闻媒体为主体而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借助新闻媒体来营造社会影响力，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与支持。公共服务是一个社会组织与公众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形象，正当性和成绩等方式有效动员公众参与到社会组织活动中来的过程。[11]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程度能体现社会组织获得社会合作与认同的程度。因此，社会组织应建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强制性要求社会组织运作的透明度、公开化，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动员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社会组织的社会公共事业中来。
    四、结论
    风险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特征，冲击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给予社会一种新的价值、发展方式和秩序。社会组织在风险社会中扮演着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提供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公共服务变革中，引入社会组织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有利于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同时，由于社会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专业技术等方面优势比传统的科层制的政府更能快速应对公共危机，在风险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对于我国来说，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多困境，其发展壮大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它有赖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公民文化的成熟。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有效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内在潜能，获得社会公信力和合作等等是社会组织顺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我国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刘挺,《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J]，社会科学家，2004（2）：48-52。
[2][3](德)乌尔里希•贝克 ，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人民出版社，2001 :118
[4]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42.
[5]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83—184.
[6]张晓军，齐海丽.《公共危机管理的非营利组织参与》，财经界，2006年10月，247
[7]杨雪东《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J]探索与争鸣，2007（2）。
[8]Janet.Denhardt, Robert•B•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ce,not Steering[J].2004,(1).
[9]贾西津：在抗震救灾中NGO较政府机构具有四方面优势. http://news.hexun.com/2008/jxjft/
[10]卢汉桥，周巍，黄琴《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途径和影响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11]高宜新，柳长兴.《参与公共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