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占锋博士专著《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出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郭占锋博士的专著《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对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于2013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该社“社会学丛书”之列。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不仅是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领域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我国农村发展与管理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从微观层面入手去探讨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在构建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意在从学理上追问两种行动逻辑相偏离的缘由，并尝试从现实处境出发寻求当前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导 论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章          和镇营村产业转型与禽流感危机发生

第四章          危机的预警：政府的漠视，农民的忽视

第五章          危机的应对：政府的支配，农民的被动

第六章          危机的恢复：政府的无视，农民的轻视

第七章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

第八章          结论和讨论

参考文献

附    录

后    记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小云教授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地扩张和蔓延，各种世界性公共危机频频出现。2003年“SARS”之后，公共危机管理（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不仅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首次成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主要管理领域之一。

毋庸置疑，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面临诸如传统利益格局调整、权力体系重新设置、农村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重组、传统观念嬗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剧烈变化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因而中国进入了危机的频发期。鉴于危机具有紧迫性、危害性、阶段性等诸多特点及当前中国危机高频发生的现实处境，对政府而言，进行及时、妥善而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就极为关键。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公共危机管理体系。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建立农村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危机处置能力。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完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起到重要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自2003年席卷全国的“SARS”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学者不断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中汲取经验，并开始研究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问题，主要从政府预警、应急机制以及政府责任机制这三个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无疑推进了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但是纵观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成果并发现，当前我国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以政府危机管理为中心，以城市公共危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理论路径都是以构建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为主，强调政府的合法性和责任性。

在全球快速步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过程中，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不仅成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领域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我国农村发展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农村如何面对来自全球的风险和危机，这是中国农村发展所遭遇到最大挑战。因此，在社会转型之际，基于农业大国以及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的特殊情况下，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风险社会下的农村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表现为几个特点： 一是相关研究数量颇少；二是研究内容比较零散，三是经济学视角相对多一些；四是缺乏对某一具体危机事件的系统性、跟踪性研究；五是缺乏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

郭占锋博士在西北地区选取了一个发生过“禽流感”危机的村庄（疫点村），并把危机管理过程分解为危机预警、危机应对（危机识别、危机隔离）和危机恢复三个主要阶段，通过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从而考察在每个阶段，农户与政府各自的行动逻辑，进而剖析这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本书资料翔实，理论框架清晰，文献引用广泛，论据充分，是一篇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上均有创新价值的论文。本书对农民与政府这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以及由于现代化而导致的个体化与应对风险所需要的集体行动之间冲突触及了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本书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郭占锋博士以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和农民的行动逻辑为理论基点去探索转型社会中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范式，并试图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在广泛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以及发展研究等多学科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将其融合以形成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构建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意在从学理上追问两种行动逻辑相偏离的缘由，并尝试从现实处境出发寻求当前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

通过扎实的研究，作者有三点重要的发现：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使得农民从传统种植业转向规模化养殖业的过程中，理性的市场交换意识明显增强，出现了农民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个体化倾向，加速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从而使农民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难以凝聚起“集体行动”的力量。

第二，伴随地方政府的角色逐步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演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更加凸显，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代理行为异化”，导致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本位更加突出，继而造成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行动逻辑与农民行动逻辑相偏离，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三，由于以家庭利益本位的农民行动逻辑与以官员个人利益本位的政府行动逻辑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调和的，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两种行动逻辑一旦相遇，就会出现“劣势叠加”效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产生严重影响。

根据上述这几点发现，作者认为要基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培植公共危机管理民间的“反应单位”，使得农民从“旁观者”到“行动者”，重建“乡村共同体”，增强农民的参与能力是当前农村共公共危机管理中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要控制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自利性”，并监督其代理行为，避免出现官员个人利益本位。最后，作者倡导从“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转向“危机治理”(Crisis Governance)，从而拓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空间。

最后，郭占锋博士认为，在未来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将会成为一个主流研究话题，而且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无论在实践层面上还是理论研究层面上都具备可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从“政府-农民”、“历史-现实”、“全球-地方”、“宏观-微观”等结构性对照中可以不断创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生长点。针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未来走向，作者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政府和研究者同时要走出“惟自然学科研究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误区，更要走出单一学科“孤军作战”的区隔困境，并大力提倡人文社学科学参与农村危机管理实践研究，使得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协作以便化解农村公共危机。

第二，在全球风险叠出的时代，考虑到中国的地域广阔，人文地形异常复杂，研究者要转变把政府作为唯一危机应对主体的观念，更要关注其能动性长期被忽视的农民这一关键主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作为基层政权代理人的村级基层组织的角色和功能。

第三，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要“类型化”和“深入化”，即对某一类型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要进行深入研究，包括蹲点研究和跟踪研究，并且要及时总结其发生、演变的规律以及管理经验和教训，以便对下次类似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借鉴作用。正如哈耶克所说，“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序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

最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不但要强调本土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路径，更要与国际学术界形成“对话”，以便与发生类似公共危机的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学术上的“对话”和“分享”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以上要说明的是，《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一书的价值不限于作者所提出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更在于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这与作者长期对农村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刻的体会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不断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才能有永不枯竭的学术灵感和思想火花。当然，限于资料和时间，本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另外，作为老师，我想说，郭占锋博士跟随我做研究已经六年有余了，他曾经在硕士毕业时放弃了直博的机会，进入一家国际发展机构从事国际农村发展实践研究，并且多次在异国他乡的田野上行走，2009年他赴非洲利比里亚农村进行长达一个月的调研，这些丰富的研究经历对于其现在和以后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支撑作用。郭占锋博士为人正直厚道、做事认真踏实、读书刻苦好思、科研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心智与品性。“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希望郭占锋博士在科学研究这条崎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 是为序！

          2013年6月28日于北京

后 记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一书是我2011年6月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时所作的博士论文。原本打算论文好好打磨之后再出版，但由于平时教学、科研任务繁忙等原因，目前呈现给读者的几乎是“原文”。故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作为99级的“老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生”，不知不觉我已经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度过了十个春秋。我对于学院的感情是无法用文字完全描述出来的，那是一种真挚的情感体验。在这些年求学的道路上，学院老师们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将铭记在心。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文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姜春云院长。记得2002年7月初，姜院长来到学院与师生进行座谈，当时我有幸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姜院长对“三农”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娴熟的解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姜院长的谆谆教导让我对农村发展充满兴趣而且坚持到现在。2008年我有幸成为姜院长指导的博士生。2008年9月23日，姜院长托人赠予我一本名为《偿还生态欠债——人与自然和谐探索》（姜春云主编）的书，并亲自写上“赠郭占锋同志”，使我十分感动，并且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并在农村发展的科研道路上不断进步。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小云教授，他开创了中国参与式发展研究的先河，引领我进入发展研究这个领域，他那坚定自信的人格以及富有创新的思想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受益匪浅。尤其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方面他都是具有前瞻性，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时而也会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于生活和工作，李老师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在此，衷心感谢李小云教授。

特别感谢叶敬忠教授、简小鹰教授、孙庆忠教授、奉公教授、张克云副教授等老师在博士开题时给予的宝贵建议，这些建议一直勉励我做完实地调研和论文初稿。在此，也要特别感谢孙庆忠教授在开题前后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并从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给予我耐心的指导，最让我感动的是孙老师送给我一本与论文相关的书籍《瘟疫下的社会拯救》，鼓励我安心写论文。在此，也要感谢郑红娥副教授曾在开题前结合她自身的田野调查经验给予细致的指导，并推荐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才使我开题顺利通过，并在我论文初稿完成之后也给予认真的指导。

感谢王德海教授、王伊欢教授、赵旭东教授、高启杰教授、左停教授、刘永功教授、罗泮教授，靳乐山教授、朱启臻教授、任大鹏教授、张蓉教授、汪力斌教授、刘晓昀教授、刘艳丽副教授等老师，你们的学术思想和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很多，并指引我继续在教学科研的道路上前行！

特别感谢齐顾波教授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Norman Uphoff于2010年1月14日给我论文开题报告提出过宝贵的建议。我至今对他的教诲还谨记在心：“本书要有数据分析和丰富的案例收集以证明你的观点；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对英文大小写都要注意，学术上没有借口”。同时也感谢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Francis Lethem教授也通过电子邮件对于开题报告给予了点拨，希望能考虑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如何能在将来更好配合政府参与中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特别感谢赵勇博士，辛允星、杨汇泉、李博（M. Agri Eneji）等同学在论文写作中“如琢如磨”般的讨论，尤其感谢赵勇博士在他刚完成毕业答辩之后所提供的及时的调研建议。感谢我的同学，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周秀平博士也对开题报告提出了建议。感谢国家图书馆的赵志刚同学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也特别感谢作为师兄的董强给予我学习和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

对于调查研究而言，能顺利入场那是很幸运的事情。在此，要十分感谢于乐荣老师，是她把我“托付”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的张所长，并让张所长给予我调研以极大地支持和帮助。记得2010年6月10日，是我达到和镇并住宿的第一天，给予我热情接待的畜牧站技术员永红，他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曾经当过兵。第一顿饭是他邀请我的，我们去和镇政府食堂里吃面条，吃饭后他陪我去和镇的周边熟悉环境。我真得很感激他，让我一下子感到友好的款待，也打消了思乡之情。

感谢和镇营村的主任兼支书雍征忠，他给予十分宽容的支持，他说，“只要你觉得对你有用的信息，你都可以在村上获取”，我想我获得了正式的“入场券”，因此在调研中也觉得具有“合法性”。感谢我的向导太贤老人，这位地主的后代，知识渊博，但是出身不好，与考大学无缘。67岁的太贤老人，曾经当过营村八队的队长，这几年又一直任经济干事，对村庄的事情十分清楚，了若指掌。而且在2006年禽流感危机爆发时，太贤老人被安排为营村村委会的全权协助政府管理这次危机的代表。可以说“遇到他真是我的缘”，他对本书的贡献功不可没。我永远会记住他那热情而富有才华的谈话，也会永远记住我们俩各自骑着非常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行走在和镇营村的林荫小路上。这些图像会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

感谢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向导省惠，他是一个村级防疫员，他用那辆十分破旧的摩托车载着我奔走在和镇与营村之间，穿梭在乡村的小路上。这个性情耿直的西北汉子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防疫员望才，他十分守信用，我们相约早上6点在和镇政府门口见面，他如期而至，也是用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载着我去了十分遥远的“第三养殖园区”。最不能忘记是他十分热情的妻子，一个西北憨厚的农村大嫂。在他们家那天，正是中国人的“端午节”，古人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在望才大哥家尝到大嫂做的鲜美的“粽子”和纯正的“凉粉”以及“锅盔馍”，他们一家人的热情使我这个外乡人甚是感激、甚至感动。

当然，最不能忘记是那些在文章中充当案例的养殖农户，他们都是十分热情地提供了信息，使得文章增色不少，在此对他们的配合和帮助给予由衷的感谢。

如今，我已经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为人文学院教师群体中的一员，衷心地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付少平院长、王亚平书记以及其他领导，感谢他们的鼎力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学系和农村社会研究中心的众多同事，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默默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我犹如“闲人”来做这些“高贵的学问”，尤其感谢我的妻子杨萍女士，感谢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给我生活、学习和科研上的支持，她的坚毅和睿智勉励我踏上学术之路。感谢我的儿子郭子悦，他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虽然时而“顽皮”，但是他的聪慧却让我很钦佩。现在他已经上幼儿园了，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而我已经结束了我自己的求学生涯，进入教学科研生涯，这似乎预示着人生的交替过程。总之，本书融汇了众多人的期待和努力，非常感谢。特将此书献给我最敬爱的父亲。

                                           郭占锋

                                  2011年6月10日于西校区1号楼331室（初稿）

  2013年6月10日于杨凌农大嘉苑（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