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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加尔布雷思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农场主家庭里。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获学士学位。随后就去了美国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县支出》)。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加尔布雷思认真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经对青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34年,加尔布雷思来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住宿生的学监。在哈佛工作期间,加尔布雷思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兄弟,后来与他们交往甚密。1961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对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和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加尔布雷思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财富》杂志的编辑。从1949年就开始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1961~1963年期间受命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为哈佛大学保罗•M. 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40年里,他笔耕不辍,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
加尔布雷思早期虽受凡勃伦的影响,但并不属于制度学派。当时,他更多地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曾与人合著了《现代竞争与实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已经反映出加尔布雷思过人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工业组织的行为应该有别于资本家个体,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自己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参见本文集《传统观念概念》、《消费者主权神话》和《社会均衡状况》)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受生产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质享受当作了幸福,并且提出应该重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问题的观点。在《新工业国》(参见本文集《技术要求》、《技术型组织》或译《技术结构阶层》和《一般激励理论》)中,加尔布雷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实际掌握着现代公司权力的观点。
权力转移轮、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
权力转移论。作为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秉承和发展了“凡勃伦传统”,从权力转移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新工业国和二元体系的理论。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工业化时期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因此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在后工业化时期,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地位被技术(加尔布雷思所指的技术其实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在内的专门知识)取而代之,所以社会权力落到了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阶层在内的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手中。
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特别是大公司内部的利益和权力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期,最关心企业(或公司)前途的是资本家。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没有掌握专门知识的资本家(即股东)已经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对公司的关心也不再专一不变: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他们就购买哪家公司的股票。而技术专家却成了公司的实际主宰,他们与公司的利益休戚相关,已经与公司结为命运共同体。加尔布雷思把由技术专家掌管的大公司称为“成熟公司”,而把由“成熟公司”构成的新经济体称为“新工业国”。
生产者主权论。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出发,提出了“生产者主权”论。“生产者主权”是一个与“消费者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消费者主权是指在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状况,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决策决定着生产者生产什么;而生产者主权则是指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控制价格,消费者要根据生产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和消费。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着产品销售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这就是“生产者主权”论的主要内容。
二元体系论。加尔布雷思在分析了企业(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后,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二元体系论是加尔布雷思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他认为二元体系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一千多家大公司所构成的计划体系与数以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所构成的市场体系两部分组成。上面所揭示的“权力转移”、“目标变化”以及“生产者主权”现象都发生在计划体系内部;而在市场体系内部,权力仍然掌握在企业主手中,企业还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首要目标,消费者主权仍占据重要地位,生产者依旧听命于市场。加尔布雷思认为,构成二元体系的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其权力是不平等的,因而导致收入上的不平等。市场体系不得不按照计划体系所规定的价格来采购投入品,而在向计划体系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只能被动接受由该体系操纵的价格;市场体系受到了计划体系的掠夺。由于计划体系力量强大,而市场体系力量弱小,因此在社会经济中,前者居于强势地位,而后者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加尔布雷思指出,应该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力,而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力;应该对计划体系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过哄抬物价的方式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把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为目标。他所谓的权力均等化,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的地位,而权力均等化又被认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新社会主义论。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1929年大崩盘》(1955年)、《丰裕社会》(1958年)、《新工业国》(1967年)、《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年)、《不确定的年代》(1976年)和《一个永久开明人士的记述》(1971年)等,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著作。本文集除收入了这些著作的重要的精彩内容外,还收录了另一些反映加尔布雷思对某些经济学前辈——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贡献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的基础,卡尔•马克思影响深远的不同观点(加尔布雷思承认,马克思并不是他经济学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但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马克思的存在),托尔斯坦•凡勃伦傲慢、独特的观点,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看法的文章。另外,中译本还增加了2004年由霍顿•密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最新出版的小册子《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书评《<富裕社会》
胡 泳
提出“富裕社会”概念的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去年刚刚去世,享年97岁。他一生著有30余部作品,1958年出版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译丰裕社会),堪称其中最著名的。它迫使一个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富价值观,因而被视为可以和《有闲阶级论》、《孤独的人群》、《权力精英》等相媲美的美国现代思想经典。
深具历史感的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冻饿和疾病”威胁着几乎每一个人。“贫困是一个世界上无处不在的事实。然而我们明显摆脱了它。”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人们一扫对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恐慌,经济呈现一派繁荣之势。20世纪30年代,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2%;到50年代,只有4.5%。1946年,仅仅8000个家庭拥有电视;到1960年,90%的家庭都看上了电视。
然而,在这种富裕当中,加尔布雷斯却看出了问题。他写道:“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拉着乱七八糟电线的城市,到达了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书中提出一个二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意思是说,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消费性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发展起来的经济并未适当地满足社区需求。
关于私人富足,加尔布雷斯认为,经济学向来关心短缺,而现在,基本需要已得到广泛满足,消费者变得厌烦充裕,被下一步想要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弄得糊里糊涂;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容易接受广告和推销的宣传,人为地产生某些兴趣和偏好。这样一些兴趣和偏好是通过唤起人们最低级的本能、欲望和不安定感而蓄意制造的。他对消费主义大肆攻击,指责消费者借贷过度,严厉批判大企业对于社会和市场的过度控制,强调私人财富的过度累积会牺牲公共利益。
关于公共贫困,加尔布雷斯坚持说,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公路、学校、卫生、低价住房、警察等等)得不到资助,是因为存在一种传统的(虽然是不合理的)观点,只有私营部门才能生产财富。然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恰恰是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人们一旦有了栖身之处,就需要干净的街道;企业不仅需要物质投入,更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鲜明反差,是加尔布雷斯终身坚持的看法,直到2000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我们担心什么?我们担心我们的学校。我们担心我们的公共休闲设施。我们担心我们的法律秩序和公共住房。所有这些显示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因素都处于公共部门的范围内。我们不担心汽车的供应。我们不担心食品的供应。私营部门生产的东西供应充足,而依靠公共部门做的事情却存在广泛的问题。如同我在《富裕社会》中讲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街道和干净的住宅并存、破烂的学校和昂贵的电视同在的世界中。”
对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痛斥美国经济政策,要求少强调生产,多注意公共事业的理论,一直众说纷纭。加氏本人身体力行,帮助约翰逊总统完成了“大社会”计划。他深信国家必须在市场中扮演积极角色,希望在富裕社会里将社会平衡置于经济增长之前,为此毫不含糊地要求帮助低收入阶层。约翰逊政府提出“对贫穷开战”的口号,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指定阅读《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政府广泛扩张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到了80年代,撒切尔、里根的“小政府”粉墨登场,里根的一句名言成为这个流派的旗帜:“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加尔布雷斯提倡的所谓“新社会主义”,包括住房、医疗和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在自由经济高奏凯歌的今天,已经被视为过时的东西。在他去世之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同行把他归入一流经济学家之列。
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的确忽视了一些事实。首先,他低估了消费者追求地位、满足欲望的动力,广告和推销进一步发掘了这些动力,而不是造就了它们。正像萨缪尔逊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在富裕以后,却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勤劳、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了,因为他们要努力满足他们新的更高欲望。所以,“经济学仍然必须和短缺相周旋,把短缺作为一个基本的情况。”
其次,加尔布雷思对私人富足与公共贫穷的现象作了有力的阐发——在社会中,私有资源通常干净、有效率、维护得很好、而且质量上不断提高,而公共空间则肮脏、过度拥挤、而且不安全——但其结论却失之片面:我们应该将更多的资源转到公共部门。很多私营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值得欢迎,而大量公共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与其说是社会平等的建筑师,不如说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机构。加尔布雷斯从未提出,一个混合经济最终应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恰当地混合。
然而,加尔布雷斯的遗产仍然不可轻视。在很多地方他目光如炬,例如,他提前10年预告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到来。他问道:“增加了的生产和增加了的效率果真能够平衡它们对空气、水和乡村空间的影响吗?”他对是否要接受“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也抱有深深的怀疑。
这些看法对于开始追求“绿色GDP”的中国尤为至要。并且,在杨鹏那篇广为传播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变》的文章中,其所持的“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的论点上,也很容易窥见加尔布雷斯的影子。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学人,加氏那种寻求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尤其是当他们舒适地、满足地、甚至幸福地犯错时”)的精神,可以永为他们的典范。“让所有心怀关怀的人联合起来吧,”加尔布雷斯要求说,“富裕的仍然富裕,舒适的仍然舒适,但穷人会成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于《价值中国》:
http://www.chinavalue.net/BookInfo/Comment.aspx?CommentID=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