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生活机遇》中文版序言

周雪光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着眼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45年（1949-1994）间，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状况，特别是国家政策对民众生活机遇的影响。这是我于1993-2013年间在这个主题上一系列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我很高兴这本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的著作有机会以母语与国内读者见面。我借用这个中文版序言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和我在英文版出版十年后就这一主题的感受。

一

这个研究课题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而来。1991年我来到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博士毕业后学术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学校鼓励年轻教师申请科研项目，特别是由高学术声誉的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项目。于是，我向NSF提交了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申请报告。在向系里同事征求意见时，两位同事Phyllis Moen和Nancy Tuma都表示极大兴趣，主动提出愿意参加到这个项目中。Phyllis Moen是研究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著名学者，Nancy Tuma则是事件史统计方法的重要贡献者。她们两人的加盟使得这个项目极有吸引力。我们在1993年进行了试调查后，于1994年得到了NSF的资助。

我的研究生训练和博士论文主要是在组织社会学领域，没有涉足中国研究。之所以选择中国社会分层这个题目，一方面是我对当时学术界兴起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有着极大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中国社会成长经历的身心感受。记得在读博士期间学习事件史统计模型时就联想到，这一模型对于研究中国民众坎坷生活历程极有意义。但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个项目所收集的资料内容和信息是如此丰富和有趣，以至我在这个领域中耕耘历时十年，欲罢不能，和同事们先后写了十几篇文章，大多在美国社会学主要刊物上发表。于是，无意间我搁置了自己原来的学术训练，闯进了连一门课都没有上过的社会分层领域，奉献了自己学术生涯启程的前十年。

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因为前面总是有着引人入胜的学术问题、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在吸引我上路前行。当《国家与生活机遇》英文版于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已经开始了崭新的研究计划，从过去的量化研究风格转向以田野观察为基础的质化研究取向，从社会分层领域转向组织社会学领域。从那时开始，我在新的学术路途上愉悦地前行，无暇回顾过去从事社会分层研究的这段经历。几年前当郝大海教授告知我他在组织翻译这本书时，我还对中国读者是否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有些疑问，唯恐辜负了大海的好意和辛苦。直到2013年暑假有机会通读了大海转来的中文版稿件，这才给了我重温自己这段研究历程和重新评估这些研究工作的机会。

二

重读自己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使我意识到，这一研究工作有着自己当时低估或未及领悟的意义。首先，这一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信息极为宝贵。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近乎停滞，虽有宏观层面的统计资料，但在微观、个体层面系统资料特别是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上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当我们在1993-94年收集城市居民生命历程信息时，将被访人年龄限定在18岁至65岁。那些高端年龄区的被访人恰好在人民共和国初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到收集资料的1993-1994年，历经40多年。世界风云际会，人生沉浮跌宕，他们的生活经历记录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微观过程。今天，随着代际更替和生命逝去，这些保存在个体层次的生命历程资料和它们所反映的历史变动过程再也难以寻觅。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完整的生命史资料，为认识解读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分层过程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全面、丰富的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项目对于保存、记录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社会分层的演变过程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

第二，这本书提供了人民共和国45年期间，城市居民生活机遇诸方面的历史演变资料，以及从教育、就业、换工作、晋升/入党、到收入和福利等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环节及其相互间关联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毛时代（1949-1979）和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4）的对比描述，为分析认识中国未来的社会分层趋势和内在过程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基准线（baseline）。这本书中报告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和推进近年来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过程和趋势的争论。以今天的学术眼光回顾，这些资料收集工作为我本人的学识能力所限，加上当时资料收集环境艰难，从抽样设计、问卷访谈到分析解读都有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今天，这些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文献已经极为丰富。在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结束不久，Walder和Treiman也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生命史抽样调查。与我们的城市样本不同，他们的资料包括了城市和农村样本。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工作。与已有文献中各个领域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相比，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追踪了一个全国性城市样本中城市居民在生命史上各阶段的重大事件及其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并将这些生命史事件放在人民共和国历史变迁的背景和过程中加以解读，从而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提的整体性分析。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同的部分如此关联汇集而成的整体，其意义超过了这些个体的简单相加。

其三，这项研究工作在理论解释和操作化上也力图有所创新和突破。在理论上，我提出的社会分层动态过程的模式——即国家政策和政治过程可以打断或改变传统的代际传递机制和资源——是不同于传统社会分层文献的新理论思路，并将此延伸至分析解释官僚体制中的晋升和代际流动。在与倪志伟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我提出了“政治与市场协同演化”的理论模式。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分层大趋势与我这一解释框架提出的基本立论是一致的。另外，这些研究在应用生命史统计模型时在“同期群”构建、跨历史时期比较等操作化和分析方法上均有改进和推进，体现了我们力图将量化研究与当代中国制度安排和历史过程进行实质性结合的努力。

三

这项研究的资料截止到1994年，本书报告的分析发现和结论也反映了到那时为止的社会分层动态过程。对照随后20年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状况和趋势，我对本书研究发现的解读有所修正。这一对比也随着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一下我的新近感受。

首先，较之改革开放今天的状况来说，毛时代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在阶级间差距、利益分化程度等方面的确明显较小，这一点在本书呈现的系统资料中可以确认。但我们不应忘记，毛时代“去阶层化”的状况是以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下水平、近乎停滞的社会流动为代价的。本书中细致描述的历史趋势显示，毛时代社会群体间在教育、收入等方面差距明显缩小的时段正是整个社会机会结构急剧萎缩的历史时期。毛时代政治过程的急剧震荡波动的确抑制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权力扩张，但同时也殃及社会诸多群体的利益和生活机遇，打断了城市民众的生命历程，其影响面积之大，冲击力之强，变化之急遽，实为历史上所罕见。这一点我在最后章节讨论中已经提出，但鉴于近年来在学术界、意识形态界的有关争论，在这里值得再次强调。而且，城乡两元化结构乃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已是不争事实。因为本书聚焦于中国城市中的社会分层研究，对这一状况未能涉及。这一点还请读者注意。

第二，我在书中提出，由于政治过程的影响和冲击，代际流动机制和资源在中国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传递作用是有限的。20年后来看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这一观点显然是过于乐观了。据新近研究显示，当今社会阶层的固化程度、代际间资源传递力度有着急剧发展的势头。例如，教育曾经是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这一领域中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强调区分教育机会结构变化与分层机制对教育地位获得的各自作用。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教育机会很大程度上的扩大，惠及各个社会群体；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层机制的作用也在强化：在宏观层次上教育机构等级不断分化，教育资源分配和流向极不平等；在微观层次上代际资源传递在教育地位获得和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更为彰显。这些趋势和背后的因果机制有待于社会分层研究的仔细分析和解读。

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分层机制和过程呈现出复杂错综甚至相互矛盾的格局。从大趋势来看，中国传统制度设施在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远未消失，而且在一些方面有着更为强化的趋势。例如，毛时代工作单位的等级结构和以职业为基础的群体分化（如干部－工人）有限，而且这一群体差距在改革初期曾一度弱化。但近年来随着政府权力和地位的增强，随着大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地位的建立，传统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内在机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而是在新时期以新的方式再生、延续下去。

第四，改革开放时代冲破了毛时代各阶层的机遇和资源普遍低下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分层机制与新兴的利益、权力组合，与新的机制（如市场交易、官商结合）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群体的急剧分化和群体间边界日益明朗化，并体现在代际流动机制的强化，以及在性别、年龄、族群、职业、工作组织以及居住物理空间等维度上的社会隔离趋势。这些“范畴基础上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正在重新塑造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新格局。

怎样认识、解读这些历史趋势，特别是毛时代和近三十余年的巨大对比？也许中国大历史脉络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这一历史进程背后机制的端倪。许多史学研究注意到，在一个新的王朝（如西汉、明朝）建立之际，其对旧势力的清除荡涤为新势力特别是布衣平民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巨大机会。但随着权力巩固，新的利益集团稳定存在，社会结构固化，流动机会减少，阶层间边界随之高垒，社会流动愈加缓慢艰难。依此观之，毛时代的向上流动趋势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的第一阶段，而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我希望这本书的研究工作可以有助于读者思考、探究中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演变的宏大过程，也希望中国正经历的社会转型可以跳出这一历史窠臼。

这本书和这个研究项目是我与多位学术同仁合作的结果，他们的贡献体现在在我们合著的文章中。这个资料的收集工作也得益于国内几个学术机构同仁朋友的组织参与，以及（当时的）许多学生的辛苦劳动。我在英文版序言中已有感谢之言，不再赘述。在这里，特别感谢郝大海教授翻译本书的组织和努力。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学生们认真辛苦的翻译工作，这本书会失去和许多中国读者相遇交流的机会。对此，我深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