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旋风”

12月1日到3日，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共同邀请，世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携妻子阿利娜·莱德妮瓦在广州参加了“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他的到来，在岭南学界引发了一场旋风。他的讲座场场爆满。 

     吉登斯可谓世界范围的一颗璀璨学术明星。如今的他更多投身政治实践。本报记者利用这次机会问询吉登斯，并专访了国内较早译介吉登斯理论的社科界专家黄平、王铭铭教授，以期对吉登斯理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批公民”

　“中国学术探讨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12月1日到3日，“安东尼·吉登斯”这个名字着实让岭南社会科学学界、各大高校、各大媒体喧闹、兴奋了一番。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共同邀请，世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携年轻美丽的妻子、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学院俄罗斯社会问题专家阿利娜·莱德妮瓦，在广州参加了“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快要70岁的吉登斯在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山大学经历了高密度的演讲、参加会议与发言讨论。也难怪习惯英国贵族式缓慢思考节奏的吉登斯对会议的主办方感叹：“中国学术探讨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12月1日下午两点半，安东尼·吉登斯在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开始了题为《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的第一场演讲。听众中不仅有广州各所高校的，也有从深圳、肇庆等高等院校赶来的师生。本来能容纳100人的会场，最后挤进了150余人。

　　当头发花白的吉登斯微笑着走进人头攒动的会场，全场立刻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全场的注意力、镜头一时间全集中在了他的身上，甚至忽略了后面进场的吉登斯太太莱德妮瓦。虽然她也一样是很出色的研究者，此时却完全成为陪衬。为了表示感谢，吉登斯在开讲前，用刚刚学会的中文讲了句：“大家好！”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吉登斯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全球化的看法，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未来与责任。

　　“五六十年前，我们还在询问自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对地球做了什么，担心地球会如何报复人类。18世纪以来，我们原本以为科技会帮助我们控制世界，但现实却在表明，世界越来越失去控制，人类的未来与命运越来越不确定。”

　　“我们可以算做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批公民。”吉登斯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更加互相依赖的世界，这种依赖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依赖，而是体现在多种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联系成为‘全球化’最大的驱动力。印刷术的发明推进了现代社会的萌生，而互联网、手机等工具带来的沟通方式的革命，则已经使我们置身全球化时代的早期。”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非“西化”。参与全球化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中国、印度等国家也一样在参与着“全球化”。吉登斯还举例广东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也都在展现自己对全球化的见证与参与。全球化也并非是一种外在的变化，当我们打开手机，上网，我们自身就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中介。也正因如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思考“我们是什么人”，成为更加迫切与根本的问题。

　　同样，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未来民族国家的角色，文化多元与开放，也将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合作将超越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边界”。面对全球化，民族国家内部势必交织着乐观与悲观的矛盾情绪。乐观派认为流动带来灵活、开放的新局面，悲观派却更怀旧，认为我们应该保留传统，回归传统。在美国，就有代表传统的中西部“红色”美国人，还有代表开放大都市生活的东部“蓝色”美国人。在吉登斯看来，“大都市式的开放心态”应当是未来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国家间的协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婉转批评中国学者专门研究他的理论而不是社会问题

　　“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12月2日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会议当天有12位来自不同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上台讲解了自己的研究。会议还请来黄平、王铭铭、万俊人、曹卫东、蔡禾等几位社会科学界的“大腕”学者主持讨论或者给予总结评论。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在当天上午的主题评论中幽默地指出：“吉登斯教授的理论养活了我们这么多教授，也算是一种伟大的实践。”

　　安东尼·吉登斯在2日上午的演讲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四个阶段的转变，从早期关注纯理论的“结构化理论”问题，到后来上世纪80年代与上世纪90年代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到最近十多年逐渐放弃抽象的学术探讨，投身政治决策与实践。他个人认为学者应该实践这种道路，而不应该单单是躲在概念的小圈子里。吉��斯自己都对中国有如此多的学者专门研究他的理论而不是社会问题感到吃惊。不过他的表达很婉转：“我很幸运，有这么多人评论我的研究。我很赞赏评论家的勇敢。”吉登斯为了让大家理解这种“勇敢”的含义，幽默地讲了一个英国足球裁判的笑话。一位英国足球裁判死后上了天堂，圣·彼得见到他，笑问：“能上天堂的人不是勇敢就是有道德。你算哪种？”裁判说：“道德的事算不上，勇敢的事倒做了不少。就说利物浦队与埃弗顿队之间的一场经典大战吧。球赛差30秒结束，我把最后的罚球机会判给了主场利物浦队。”圣·彼得说：“这确实够勇敢的。你花了多少时间做出这个评判？”“3分钟。”不过，也许是因为翻译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在场的不少听众并没有领会这种“勇敢”的幽默之处。

　　欧洲应该转为积极预防的福利模式

　　3日上午，吉登斯在中大作了题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的演讲。吉登斯在演讲中重申了自己“中左派”的政治改革主张。他指出北欧、英国、荷兰和西班牙是在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方面比较成功的国家。特别是在国家福利政策方面，他强调欧洲应该走出传统福利模式，提倡一种更为积极预防的福利模式。无疑给在场的社科界学人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提供了极大启发。

　　布莱尔的“精神导师”

　　随着安东尼·吉登斯最近十多年来由社会学家的理论探讨转而投身政治实践，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他在欧美乃至全世界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一颗璀璨的学术明星。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1月18日出生在伦敦北部埃德蒙顿，他是托特纳姆热刺足球队的铁杆球迷。他在英国赫尔大学以及伦敦政经学院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1997年到2003年，他担任伦敦政经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他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终身教授。2004年，他获得英女王颁发的“终身贵族”称号。先后有全世界15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他还是美国科学协会成员以及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

　　吉登斯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自己也承认：“我最近15年的生活跟以往有很大不同。”最近十多年来，吉登斯的作品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他经常在不同的公共机构会议上出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例如在BBC做电视演讲。他的不少政治建议被亚洲、拉丁美洲乃至美国、欧洲的政要采纳。布莱尔政府与克林顿政府之间的对话，他也曾经起了关键的作用。

　　他让“全球化”被世界关注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吉登斯对“全球化”与“现代性”问题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对现代科技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的日益失控现象，给予了学术角度的关注。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讨论。“全球化”、“现代性”成为接下来十几年间，社会科学界对话最多的讨论焦点。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现代性研究延伸到政治领域的关注。吉登斯成为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其政治思想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吉登斯主张把“全全承包”的欧洲旧福利政策改为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办教育与培训，实现“可能性”平等与人的潜能开发，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他提出超越“大政府”、“小政府”的说法而建设功能改进的新型政府，强调公平认同的重要性等。无疑这些见解对中国的社会改革都算得上意义深远。

　　在学界内对他理论的批评也从未停止过。针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论述，有学者也认为这是过于理想化的设想，而非严肃的学术思辨。

问答吉登斯——

　　“最大的论敌是我自己”

　　对吉登斯的追问，成为3天匆忙行程里专家学者、学生、媒体之间的一场抢夺战。本报记者在3天的时间里，辗转各个会场，用“学生”、“记者”多重身份与吉登斯有了一次断断续续拼凑起来的“对话”。

　　广州日报记者：全球化过程中，欠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是否处于弱势？

　　吉登斯：应该说，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对话中确实有比较弱势的表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全球化不仅仅是西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更为积极的角色。它们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分子。

　　广州日报记者：能谈谈在全球化局势下中国的地位与责任吗？

　　吉登斯：正如我们在广东所看到的蓬勃发展景象，中国已经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应该重视的是，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增强。比如生态环境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需要多元、开放的包容、合作心态。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加开放、负责的心态，在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付出更多的努力，减少不必要的环境灾难。中国应该在现代世界里积极寻找自身的定义。不要像美国的布什政府那样简单、武断地将美国定位为“最强大”的民族，“最强大”的国家。

　　广州日报记者：现代性带来的世界的失控状态，是否是一种悲观的论点？全球化时代的希望何在？

　　吉登斯：现代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迫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在表明世界并非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而是与历史脱节，未来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从这个意义上，当下的世界是失控的世界。不过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便是民族国家之间认识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超越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实现多方的合作。欧盟的模式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对不同的民族性，各种类型的他者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包容，从而实现了协作，应该说是一个值得欣慰的发展方向。

　　广州日报记者：您在《第三条道路》里提出的政治理论，是否只是适合英国的道路？

　　吉登斯：我所指出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公式。每个国家应该努力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全球范围的竞争没有国家能够避免，这是不可能跳跃的过程。随之而来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也一定是复杂多样的。我只能说，中国应该参与到全球市场当中去，分享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繁荣，同时注意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诸如环境、贫富差距等负面问题。

　　广州日报记者：能谈谈您最近几年的研究情况吗？

　　吉登斯：我的生活在最近15年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者应该选择的道路。如今的我更多在与政界打交道，更多关心的是英国的政局、欧洲的命运问题。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理论一路都有很多人提出批评。您觉得谁的批评最击中要害？

吉登斯：我最大的论敌永远是我自己。我的思考归根到底都是在跟自己做永远的辩论。

　　对话黄平、王铭铭——

　　“在唐宁街10号见到他”

　　黄平，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教授，兼任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常务理事，国际社会学学会副主席，《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

　　王铭铭，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

　　应该说，黄平是最早关注吉登斯理论的中国学者，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最早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些文章翻译、介绍进来，开始关注吉登斯的研究。王铭铭则在1998年，将吉登斯三部最核心著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翻译出版的重要领头人。在会议闭幕后，记者对他们做了简短的专访。

　　广州日报记者：吉登斯为什么这么流行？此次访问中国，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轰动？

　　黄平：当然这有追风的原因。大家都喜欢有明星色彩的人物。吉登斯的话题面很广，很多问题他都参与讨论，另外，他很善于利用媒体。艾柯也来过中国，不过没有这么热闹。但艾柯在欧洲的名气比吉登斯更大。中国对英语国家的名人会比较熟悉，对非英语国家的人物则比较陌生。

　　王铭铭：这有一个逐渐熟知的过程。在90年代末，他来北京的时候，好像大家还不太知道他。

　　广州日报记者：两位对吉登斯的译介都比较早，能谈谈你们当时翻译、介绍吉登斯著作的出发点吗？

　　黄平：我90年代初期，开始翻译了他一些关于结构化理论探讨的文章。当时只是从社会学理论探讨的角度考虑的。

　　王铭铭：90年代末，我选择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部著作进行翻译，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三部书是展现他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掺杂”最少的作品。他后面的一些作品则比较多算作跟别人交流、讨论的成果。而不算原汁原味自己的东西。

　　他对福利国家政策的讨论，对未来的政治决策很有价值

　　广州日报记者：该如何看待吉登斯对“全球化”、“现代性”的分析？

　　黄平：对“全球化”、“现代性”最早进行关注的并不是吉登斯，但是他却对这些问题分析得很到位，比如对现代世界失控、不确定性的把握。

　　王铭铭：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状态的呈现还是到位的。

　　广州日报记者：吉登斯的理论对中国普罗大众的意义究竟何在？

　　王铭铭：我觉得他对福利国家政策的讨论，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决策很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福利改革道路，落实到政策，对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黄平：确实，他讲座里谈“第三条道路”，其实对思考中国未来的去向很有价值。中国现在也很关心环境与能源的问题，很关注社会福利改革的问题，很想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好。但是究竟该怎么做？我们既不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又不能照搬欧美的模式，你把它叫“第三条道路”也好，叫“第九条道路”也好，实质上是一个问题。

　　广州日报记者：吉登斯理论对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价值何在？

　　黄平：严格来说，在早期，他的学术思想是承接西方哲学、社会学问题史的梳理和研究。他有他的承递性。吉登斯这次也批评说，我们不应该被“后现代”话语轻易蒙蔽。而应该回到基本的问题上来。

　　王铭铭：是啊，我们一下子跳跃到“后现代”的讨论里去了。这种移花接木，缺乏一种根基。这也是我们当下研究所处语境的混乱复杂之处。有时候中国社会理论研究中把他的东西简单移植过来套用，就会很有问题。因为，西方关注的问题有它的脉络与根源，这跟中国的传统很不相同。这也是我提倡再去看看我们中国传统中特殊形构的原因。

　　广州日报记者：吉登斯的现状你们了解吗？

　　黄平：他最近几年可是大忙人，做上议院议员，整天参加辩论。我倒是有几次参加国事访问的时候，在唐宁街10号见到他。

　　他最近还在写书，关于欧盟政治命运方面的。不过，他最核心的学术思想，我想已经成熟了。他有点像马克思，认为学者要批判社会，更要改造社会。现在的他精力多放在改造社会上了。

       原载于《 广州日报》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