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来到人大求是楼报告厅，进行了主题为《一统观念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着眼点》的精彩讲座，与老师、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国观念制度的研究。场内更是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周雪光教授认为，中国得以持续上千年的封建统治，除去官僚体制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套独特的观念制度，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而对于中国观念制度的以往研究，常常是洞见很好，但分析性不强，抑或是史学研究资料搜集具体细致，却脉络模糊，如此并不能清晰看出观念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所以，周雪光教授的研究则从科举制度为着眼点，关注其在一统体制中的位置，并进而探讨观念制度如何影响国家治理。

周雪光教授首先谈到了研究问题的起点——帝国的基本矛盾。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是传统治理模式，而有效治理则意味着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解决地方性困难和问题的能力。传统治理模式和有效治理模式之间钟摆式变动，会在变动过程中出现过度集权或是过度分权的两个倾向。而以帝国的逻辑去解决这个帝国的矛盾，则意味着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象征性权力和实质性权力的互为转化，不同的治理机制及其所产生的后果都有所差异。但是这些研究都尚不能有效地解释国家的治理逻辑，接下来周教授进一步阐释了研究观念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意义。

从组织制度再看观念制度，我们为何要研究观念制度？当研究观念制度时，又为何要以科举制度为着眼点呢？周雪光教授提到了“黄仁宇悖论”。一方面，中央有权而无力、地方有力而无权的“疏放式管理”看起来松散无力，但另一方面，就算皇帝不理朝政，整个国家也可以稳定地运转如常。这种“一体化”的观念基础，就是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都认同儒家意识形态。而这种观念基础的形成，我们便可从科举制度中窥见一斑。科举制度通过构建知识世界，创造共同价值观念，进行礼治的“专业化”训练，不仅改变了个体的身份地位，更重要的是帮助形成等级地位与社会秩序，促成了士大夫阶级的出现，从而将国家与社会精英结合到了一起，这也是科举制影响国家治理的途径。此外，通过列举多个生动的例子，周雪光教授还就此进行了有关一体化与同构性、官僚内外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以及国家与宗法组织的延伸探讨，阐释了官场内外、家国上下的双向互构，重新思考了“一体化”的意义，从理论上分析了观念制度与组织制度的替代关系，提出了松散的组织结构成就了帝国的千年历史的命题。

当然，周雪光教授关于观念制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过去，其落脚点还是在中国当今与未来的国家治理。同时，周教授还反思了方法论问题，提出应该寻找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在研究中加强社会科学与史学研究的互动，通过点滴片段的积累，拼凑实际过程的历史图画，解读中国国家治理背后的机制过程。

在讲座过程中，同学们也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周教授也予以精彩解答，讲座气氛轻松，内容充实，与会师生收获良多，同时我们也更加期待周教授的再次来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杨钰晨、博士研究生安真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