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

（本文是洪大用教授2019年8月28日在“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摘录。）

本次会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教学与研究35周年的汇报会，是中外社会学发展的交流会，是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周年的隆重纪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热烈庆祝，更是对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集体展望。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名家云集，规模很大。我看到会议设有16个分论坛，内容涉及现代化、农村发展、城市治理、国家与市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不平等、网络与权力、劳动就业、社会态度等广泛议题，以及经济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社会研究方法等分支学科建设，实在是一次盛会，将会呈现国内外社会学界围绕中国社会转型开展研究的最新成果。

事实上，“中国社会转型”一直是人民大学社会学团队开展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出发点落脚点。已故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围绕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结构以及学科本土化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见解，社会转型论是其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社会运行论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方面的应用和发展。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资深教授李强、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创始人李路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教授等等，都曾是郑杭生先生开创的人大社会学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方面也进行了深入而有影响的系列研究。遗憾的是，李路路教授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席今天上午的会议。

早在1989年，也就是三十年前，郑杭生先生为《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写过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文章，指出：“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的比较顺利、比较健康的运行”。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从那以后，郑杭生先生主持编写过《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等著作，并在10年前的2009年又发表了《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益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期间，还在2001年组织过“‘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在2010年组织过“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我想，今天的学术会议也是对人民大学社会学学术传统的一种梳理和传承。

似乎巧合的是，三十年前也是“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之时，在座的倪志伟（Victor Nee）先生等人试图建构对中国社会分层以及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进行分析的概念工具。三十年来，该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产出了大批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不少专业研究者。尽管该理论面临不同的质疑，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创新的努力，值得予以重视。将该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已经产出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但是，我个人感到有些困惑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再分配经济体制完全主导的时间并不长，由市场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和巨变是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曾经长期存在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并没有导致社会平等和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明显进展？一旦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革放进历史演进的长河中进行分析，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甚至是更深层次的发现或者启示。我觉得，在社会研究中，历史视角与制度视角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由此，我联想到社会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论，比如说现代化、世界体系、依附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全球化，等等。这些理论在对社会趋势的概念化和指导社会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并非是完美无缺、普遍适用、永远有效的真理。与其说这些理论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实证，不如说其是各具特色的包含有预测性的主观建构。这种建构的影响也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还影响着广泛的实践，包括中国的实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是在与中国不同的社会巨变的基础上概括、建构出来的。

相对于西方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发展，中国巨变的实践有其自身的诸多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方面的，不是简单的“晚发”“外发”所能概括的。当然，时间空间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作为时间上的后来者，行动者的预期、可选择的路径、外部条件以及面临的结构制约等，都与早期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不一样。经验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实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转型实践相比，有着种种形同质异、形同质同、形异质同、形异质异的情形。这些复杂情形的存在呼唤着理论创新，甚至，这种创新不能停留于对西方理论的检验和改造，而需要更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思维。

如果要确立更具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思维，其前提是主体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的确立。自从近代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和西学东渐之后，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很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以学生身份“师夷长技”的。在巨大的对比反差下，我们一度甚至丧失了自信，对西方的一切都求之若渴、仰之弥高。在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我们都还是学习者、移植者。社会学的情形也大抵如此，我们曾经几乎忘记了社会学的本质是关于社会的学说。这样一种本质的认识，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文化都有关于社会的思想，不同的理论都植根于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社会实践都具有主体的创造性。而事实上，我们更多的在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画上了等号，对于社会学的概念、知识、理论和方法，都奉西方社会学为圭臬。在学科建设、研究实践和人才培养中，体现为很大程度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思想的忽视、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忽视、对中国社会实践创新的忽视。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些方面的不足，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大声疾呼“文化自觉”，郑杭生先生提出了“理论自觉”。我在学习思考老一辈社会学家思想的基础上，也尝试提出了“实践自觉”的概念，倡导社会学者自觉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以及学术研究的实践导向。基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从近代以来的文化震惊中真正走出来，认真梳理我们文化中的社会思想，把社会学的学理接上中国文化的血脉；需要我们从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和验证中真正走出来，贡献我们自己接地气的理论建构；需要我们从片面的价值中立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真正走出来，更加积极地直面我们置身其中的火热的、充满动态和希望的社会实践。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说到底，是确立我们的主体性，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我对社会学的了解，是在学习历史中发生的。我在大学本科学习历史学专业，在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中发现了社会分析的框架，特别是在严复先生翻译的《群学肄言》中接触到了社会学，在《社会学概论》等课程中了解了社会学的概貌，后来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社会学。严复先生翻译的《群学肄言》给我很深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仅是指其将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定义为“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并使用心与物的概念讨论社会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其以我为主、纳西学于中学并改进之的眼界与胸襟，以及遵天演而推变革、操正德利用厚生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很明显，百年之前严复先生的工作是体现了主体性与自信心的。

当然，我们今天强调主体意识，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和守旧，也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植根中国实践和拓展国际视野基础上的再建构、再创造，是一种新主体的形塑过程。在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给我们正确的指引。只要我们回归社会学的本质问题，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文化开放，洞察巨变世界中的中国以及中国巨变影响下的世界，洞察单向度的现代化转型正在走向互构共生的新转型的必然趋势，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朝着创建人民社会学的正确方向，我们就可以以更加平等的身份、更为自信的心态，与国际社会学同行沟通对话、合作共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中国社会学的辉煌明天，贡献于世界社会学、全球思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