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分论坛纪要（下篇）

 

8月28-29日，“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共设16个分论坛，66位学者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涉及社会学研究各个领域与议题，下面将按分论坛顺序逐一介绍。

此篇为“文化社会学”“地位获得”“不平等的结果”“技术、网络与权力”“社会研究方法”“历史社会学”等6场分论坛纪要。

分论坛十一：文化社会学

分论坛十一由《学海》助理研究员樊佩佩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复旦大学教授周怡的发言题目是“理论与实证：起跑中的中国文化社会学”。她以国际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为背景，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部分切入，主要对中国文化社会学于2015-2017 年间的研究作一梳理和综述。理论部分，在“西学东渐”和“根”文化的思索中展开；实证部分则沿主观意义、结构意义、拟剧意义和制度意义四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总体的结论是，文化社会学在中国学界还处于发展的雏形阶段，学科发展与知识陌生并存，亟待有组织起来的团体力量。

南开大学教授宣朝庆分享了最新研究“单位制的共同体思想传统”。该研究以长时段视角，审视思想传统与制度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单位制在现当代的发展除了时代的需求之外，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这种传统在近代以来受到大同理想复兴、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使单位制体现出浓厚的共同体色彩。考察单位制的共同体传统，也可以对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一步加深理解。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楠的发言题目是“颠覆与虚无——莎士比亚<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作者尝试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具有什么样的性格缺陷，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具有高度现代性特征人物的历史意义。麦克白一方面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而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他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地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而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和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秦广强分享了题为“‘激进’还是‘保守’：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分化的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他强调，在高度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汇集了多样化的群体形态。其生成路径和结构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阶级性格与政治功能的多维性。结合市场状况和体制分割两大维度，秦广强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结合CGSS2015年数据，从政治自由意识、政府满意度、政治选举投票等维度，识别出激进型和保守型两种政治价值取向。进一步分析显示，作为整体的中产阶层显示出比工人、农民等体力阶层更突出的激进型倾向，但中产阶层内部分化也较为明显，处于再分配体制内部的中产群体政治倾向较为保守，体制外的几类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群体，激进倾向最为突出。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功能的把握，需要同时注重整体性与异质性，而异质性分析中尤其要重视市场分化和社会政治过程的双重形塑。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孟庆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林盼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十二：地位获得

分论坛十二是由清华大学教授刘精明主持，共有五名学者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光金发表了题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变迁——一个宏观趋势分析”的演讲。该研究发现，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仍在高位运行，收敛的趋势并不特别显著，甚至还有反弹的现状。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对总体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在近年有停滞甚至微幅反弹的趋势。调节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途径在于：一是加快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内资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增长；二是加快第一产业、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职工工资增长。按收入分层的分析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低收入群体占比过大，缩小这个群体的规模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不二选择。从长远来看，如果低收入群体规模显著缩小，则中国的总体分配格局将比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更优。

同济大学副教授王甫勤的发言题目是“社会转型中的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基于CGSS的重复调查数据分析”。在他看来，以往研究在分析职业地位或精英地位获得时，往往采用重大历史事件分组回归的方式来考察教育水平、政治身份等要素在不同年代之间的作用方式和机制。但这种分析方式仍然忽略了组内效应的异质性。该研究采用CGSS2003-2015年城市样本数据，根据人们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份划分出66个同期群，从而分析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要素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人们当前或最后一份职业的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变化趋势，并检验以往研究采用重大事件分析分组的依据和误差。研究发现，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的平均职业地位或成为管理/技术精英的机会总体而言是不断增加的。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对人们地位获得尽管存在正向影响，但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年代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发现与经典地位获得模型、市场转型理论及其相关竞争理论、二元精英理论等既有一致也有违背之处。

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分享了最新研究“家庭背景、教育成就与中国民众婚姻市场上的地位获得”。他将经典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引入婚姻市场，研究了家庭背景和教育对男女初婚年龄和婚配质量的影响。通过对2003年至2015年九轮CGSS数据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和教育会推迟初婚年龄，但是对婚配质量却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分性别来看，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对男性婚配质量的积极影响大于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背景对男性初婚年龄和婚配质量的影响维持不变，但教育对男性的婚姻回报却在不断下降。对女性而言，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初婚年龄的推迟作用都有明显增强，且对获得优质配偶的积极影响都在不断下降。作者认为，中国在经济、教育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快速变迁是导致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鹏做了题为“The Changing Profile of Chinese Super Rich”的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他们团队利用富豪榜数据资料新建的数据库——China’s Super Rich Persons (CSRP)数据库，随后利用该数据库探讨了不同背景的超级富豪所拥有的资本面貌以及超级富豪的社会空间。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超级富豪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群体，内部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呈现着巨大差异，由此导致大家的社会空间也有所不同。

浙江大学副教授范晓光同样使用上述数据库，分享了最新研究“‘榜上有名’：中国超级富豪的地位稳定性”。该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超级富豪”的地位稳定性是如何形成的，也即哪些因素影响到他们的地位稳定。作者首先利用潜类分析（LCA）从政治身份、社会来源和文化资本三组变量构建了中国富豪的理想类型：草根型、专业精英型和权力精英型。接着分析了不同类型富豪的地位稳定性，结果显示：精英型富豪更可能登上富豪榜，并更可能在金融行业中排名靠前，但是在排名波动和跌落榜单的风险上与草根型富豪没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政治纽带是确保富豪们登上榜单，增强排名稳定，消解跌落榜单风险的关键原因。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顺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骏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十三：不平等的结果

分论坛十三由复旦大学教授周怡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升的发言题目为“分离或非分离？——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建构的影响研究”。该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对社会流动影响社会关系构建结果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流动会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但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流动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社会流动可能会减少与亲属的互动，同时也会增加与邻居的互动；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相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对其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在不同的流动方向上，向下流动比向上流动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更大；即对于代际流动而言，若子代对于父代为职业阶层上的向下流动，则更容易缺少互动而产生社会关系上的封闭。在不同的流动距离上，社会流动跨越的职业阶层越大，对社会关系的冲击就越大；但这样的冲击不是无限延伸的，会受到起始职业阶层（父亲职业阶层）和目前所处的职业阶层（子代职业阶层）的双重限制。

上海大学副教授陈蒙分享了最新研究“代际和性别双重视角下的城市居民住房拥有差异”。她指出，现有关于住房不平等的研究多以家庭为分析单位，而家庭内部存在复杂性，因此她将分析单位放在个人身上。基于2010-2015年四轮CGSS的城市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的住房拥有存在深刻的性别不平等，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拥有住房；人们的住房获得主要影响因素是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而非其家庭阶层背景，但优势阶层背景对女性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如既有文献所示，婚姻作为重要的生命事件和住房获取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但其对于女性的积极作用明显弱于男性；以家庭拥有房产数量测量的家庭财富累积显著有利于提高个人拥有现居住房屋产权的机会，但对于女性家庭成员，同样明显减弱。

东南大学副教授洪岩璧发表了“结构制约与个体选择：烟酒消费与健康不平等”的演讲。该研究试图回答一个矛盾现象，即社会地位高的人健康更好，但生活方式不一定更好，如更可能抽烟喝酒。健康选择论认为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健康越好的人选择抽烟喝酒的可能性越大。在作者看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往往受到其社会地位结构的限制，那些社会地位高的人往往有更多的社会交往与应酬，因此抽烟喝酒的行为更频繁，这尤其适用于管理干部。作者随后以“八项规定”的出台作为自然实验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八项规定”出台后，管理干部抽烟喝酒行为大大降低，降低幅度远大于其他阶层。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程诚的发言题目是：“社区不平等会影响居民总体健康吗？”该研究在中国情境下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的关联，并做了两点创新。第一，不同于基于国家和省份的不平等程度测量，该研究聚焦于社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及其健康后果；第二，基于社区层面的追踪数据，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健康表现的因果效应。对四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10-2015）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基尼系数与居民总体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关联，随着社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社区居民健康状况不断下降。社会比较和社会支持可以部分解释这两者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朱迪与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秦广强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十四：技术、网络与权力

分论坛十四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世定主持，共有五名学者发表演讲。

南开大学教授王星的发言题目是“技能形成、技能形成体制及其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想象”。他认为，全球化逆转意味着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秩序的重新洗牌，对于中国制造而言，依赖比较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突出表现就是基于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劳动密集型迈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国家技能形成体制起到了最为核心作用，成为其重要的比较制度优势。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分为国家主义、市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分隔主义四种制度模式。这四种制度模式具有不同的制度特性，同时也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社会后果。中国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其间的制度冲突已成为阻碍中国技能生产、劳工保护乃至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深层制度根源。从人力资本形成走向技能形成、分析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现象成为经济社会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水雄分享了最新研究“从‘游戏社会化’到‘社会游戏化’：网络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他看来，网络时代，人类行为痕迹被书写、留存、纪录、集录、上载、传播、读取、观看、回溯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网络空间因“网络游戏”而进一步拓展，人类“个人—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随之而变，“游戏”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形成“个人—游戏—社会”的关系链条，充实乃至部分替代传统的“个人—组织—社会”关系格局。结果是，不仅“游戏”自身被“社会化”，而呈现出“社会游戏化”的趋势——即，社会成员的生存及生活内容在网络空间中以特定形式呈现出来，被系统性地纳入到“仪式性、比赛性、玩闹性活动”之中。“社会游戏化”会改变人们的信任/信仰结构、权利关系和权力机制，常规组织特别是权力机构对日常生活的掌控能力会有所削弱。给社会心态、文化、组织带来挑战的同时，这个过程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包括：更为包容的生活方式、多样的组织形式，以及新型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的基础。

复旦大学副教授黄荣贵的研究题目是“网络民粹主义表征及其演进研究”。该研究拟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网络民粹主义的典型表征，并进一步分析其演进趋势。民粹主义更多出现在政治学的讨论中，但其在网络社会中的关系表现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国内研究主要围绕民粹主义的概念来阐述它的特征。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为口号，是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具有左翼右翼等派别区分，民本的思想又将左右汇合在一起。随着网络生态的变化、娱乐资本的更迭，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民粹主义和微博等公共社交网站的圈层化等的形成也有较大的关系，例如，12年主要为右翼思潮，15年后逐渐转向左翼。研究民粹主义，要注意其多重语义的区别，注意具体情境的区分。

南京大学教授邓燕华的发言题目是“‘村改居’社区正式权力的生成”。以往研究主要讨论了传统村庄或居民社区的权力生成过程，如选举中是否参加、如何参加、连任与否等。该研究关注的是有别于传统社区的村改居社区，这种社区存在“非均质的异质性的存在”以及其所带来的行政任务的双层压力，如调动拆迁的难度，新进入的行政管理者和原有老干部在当地人际关系网络上的熟悉差异度。未来，在村改居社区改革中，需要有更多大学生等年轻知识分子的加入。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郝其宏发表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逻辑关系及治理取向”的演讲。他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虚拟独立、交叉融合、从属补充。网络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有更强的平等性、扁平性等特征，但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并没有改变交往主体、交往时空和交往基础的现实属性。对“虚拟”一词的误读可能来自于翻译转换、偶然生成性和多样化的社会认识。最后，网络社会治理要摒弃虚无的立场，立足于现实的环境、主体与路径，坚持国家主体的治理权利，处理好四组对立统一的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李煜和清华大学副教授郑路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十五：社会研究方法

分论坛十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主持，共有四位学者发表演讲。

上海大学教授张文宏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社会学定量研究四十年”。该研究以《社会学研究》、《社会》及《中国社会科学》三本重要期刊发表的社会学量化研究论文为基础，对论文的研究主题、使用数据、研究假设、统计模型、结论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试图总结中国社会学定量研究四十年的现状、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四十年间，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层、社会网络与资本、社会流动、家庭等领域，同时也关注现代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地区经济等方面的变化。

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本土化与主体性”的演讲。他认为，中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主要是学习其基本理论与方法，而非亦步亦趋。中国应该建立自己具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进入以对话为主的社会科学小循环阶段。贺雪峰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包括：一是反复深耕中国经验，不断深化扩展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二是田野既是正确提出问题的关键，也是训练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不二法门；三是强调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允许研究中出现错误和不完善，鼓励学术创新与学术争鸣；四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不等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五是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必须基于中文这个母语进行思考和对话，中文期刊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主要平台；六是反对当前貌似合理的国际学术等级体系，美国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同样都是地方性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建民分享了最新研究“‘理解’的方法论：‘将心比心’与‘主体间性理解’之辨”。他认为，马克斯•韦伯所奠定的理解社会学传统，强调对社会行动及其主观意义的理解，而现象学社会学吸收了理解社会学和现象学哲学等领域的成果，使用“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等概念，扩展了“理解”的方法论原则。虽然理解发生在人际沟通互动之中，但行动者所植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源不同，使得“理解何以可能”在根本上需要文明传统的追问。深具中国思想传统特点的“将心比心”，植根于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内外一体”的观念，以及推己及人的行动伦理，因而与源于主客二元思维的“主体间理解”存在根本不同。“将心比心”既是一种方法论原则，实际上也是维系社会和谐和和内心安宁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丁的发言题目是“大数据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李丁认为，现代社会的空间使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化、道路与交通网络、住房类型三个方面；中国社会学对城市空间的关注主要承袭芝加哥学派中边缘群体研究的传统，关于城市空间和人文地理生态系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现今我们进入了数字社会，数字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属性数字化、生物特征数字化、行为轨迹数字化、空间环境数字化；利用数字社会的大数据来研究城市空间，可以按照数据--测量--模型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同时充分利用位置信息、图片深度学习和文本情感分析等手段。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做好大数据服务社会研究的工作，未来还应完善多源数据累计、方法模型学习和人才社群培育等方面的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周飞舟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延东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十六：历史社会学

分论坛十六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黄家亮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钧鹏发表了题为“转型期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演讲。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学界，历史社会学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并吸引了大量青年学子投身其中。一方面，这些研究贡献了一批极富价值的历史经验材料；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对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范式提出了直接挑战。作者在肯定这种挑战努力本身的同时，也对其“矫枉过正”的倾向表示担忧。在李钧鹏看来，中国的历史社会学不应主动疏离主流社会学理论，而应通过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检验已有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挑战和完善经典理论，促进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在强调中国经验特异性的同时，我们也要以全球视角看待中国经验，通过个案比较来归纳社会类型的同与异，并从中层理论入手推动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国际化��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孟庆延的发言题目是“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路径：理论、议题和方法”。他认为，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转向的趋势，历史社会学也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而蓬勃兴起，并涌现了若干重要的研究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历史社会学?这是一门分支学科还是一种理论眼光?在面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研究中，历史社会学又呈现出怎样的本土形态？在该研究中，作者尝试跳出既往对历史社会学的理解范畴，在探寻韦伯、年鉴学派、马克思等古典理论根源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总体视域加以理解，并通过对经典社会理论的重新检讨，讨论其本土形态，以此为基础，讨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狄金华分享了他的新研究“央地结构、治权获取与邹平乡村建设的县政体制改革”。该研究以科层体制内的职权获取为视角，分析中央对地方改革的授权是地方政府能够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条件和保障。运用这一理论模型，作者分析了1933年前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改革中所获得控制权的变化后发现，1933年当邹平被划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区之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才获得了较为完整的授权，进而保障其改革理念能够转化为改革实践，而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是导致其放权、乡村建设研究院所获授权由残缺变为完整的结构性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林盼的发言题目是“生产激励政策的实践差异——对中苏计划经济时期计件工资制的比较”。作者认为，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要持续激励工人投入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生产激励政策不尽相同。最突出的特征是，苏联长期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以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工人投入生产；中国则时而对工人进行物质激励，时而采取精神激励的策略。林盼认为，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是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旨，还是优先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苏联看重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更加关注生产关系。计件工资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会带来破坏分工协作的后果，不利于建立合理有序的生产关系，这就导致这一制度在中国几次被全面叫停。

上海大学教授肖瑛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闻翔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