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到来之际，6月5日至7日，以“理解中国：人工智能时代的汉学研究”为主题，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宝安院区举行。

大会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汉学家共商汉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之路，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

社会学院承办“当代中国研究与数治化社会变迁”分论坛。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副校长白安雅，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出席分论坛。论坛分上、下两个单元进行，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富晓星、社会学院副院长黄家亮主持。

专题研讨I

杜鹏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与数治化社会变迁已成为全球热点议题，中国人民大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研究，期待通过本次汉学大会促进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学术合作，推动对技术变革的跨学科理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作了题为“数治社会的人类团结”的报告。他从涂尔干区分的经典理论出发，提出社会团结从 “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到 “生态团结”的演进逻辑及其技术与社会基础。他指出，数字技术打破了 “身心同场” 的传统联结模式，形成 “身心异场” 的新型数字联通的生态性系统，而机器智能的出现催生了机器准行动者的自主性和人类行动者主体性共生的“跨物种生态”，形成以人类为主体的社会团结。他强调，在人机互生社会既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要坚持人类主体性。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梁玉成教授做了题为“数字智能转型下的气态社会涌现及其文化变迁研究”的报告。他认为随着大模型等机器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从传统的技术社会进入到高技术社会，社会结构去中心化、社会关系多元化，引发人类行为模式的变革，人际关系依赖虚拟空间建立，现实中的联系更加短暂和浅薄，社会认同呈现出多元化、模糊化状态，群体意识进一步被稀释，“气态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正在逐渐显现。气态社会的到来，对传统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积极探索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治理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赵延东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公众互联网使用中的“信息茧房”问题”的报告。他基于CGSS2024相关数据，从受访者意识到信息茧房效应和主动破解信息茧房影响两个角度检验了各种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以及上网能力及数字素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70%的网民意识到内容固化与观点极化问题，但仅有 10% 主动寻求异质信息。线下社会不平等（如教育、收入）通过数字素养差异延续至线上，形成 “破茧能力” 的阶层分化。他呼吁通过提升数字公平性，帮助公众突破信息壁垒，实现智能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李丁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社会治理数治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的报告。他概括了我国数字化快速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主要阶段及特征，并指出基础性国家能力概念和包容性制度概念对此的解释力，但需要对阿西莫格鲁关于中国制度的汲取性判定进行修正，认识到我国制度特别是数字化相关制度的包容性。小区物业治理领域数字化转型缓慢的例子恰好从反面说明了中国能实现快速数治化转型的原因，而北京12345热线之类的治理系统进一步强化了我国政府能力与制度优势。

上海纽约大学童世骏校长以哲学视角切入，围绕信息茧房的社会属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发表独到见解，其跨学科思考为技术驱动的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人文维度的重要启示。

富晓星教授在主持和互动中指出，面对技术发展，社会科学需创新研究方法，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交叉融合，突破悲观和乐观的二元对立，保持批判思维，重视人的主体性。

专题研讨II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黄斌欢副院长通过深圳骑手驿站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平台经济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的市场、政治和社会三重动员机制。他发现，骑手的社区志愿服务动员融合了市场激励（如派单优先权）、政治动员（如线上党群组织）与社会自组织（如榜样效应），形成 “线上线下联动、利益认同交织”的新型团结形态，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公益参与提供了微观样本。

深圳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进进副教授聚焦算法治理，提出 “平台响应型”“用户驱动型”“协作共建型” 三种算法治理模式。他以 Google 算法歧视、打车软件价格杀熟等案例为例，强调众包审计、漫游检测等技术手段与多元共治机制的结合，呼吁通过区块链、生成式 AI、多模态审计等技术降低参与门槛，构建透明化、民主化的算法监督体系。

荷兰莱顿大学青年学者文森特探讨了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律性特征，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社会治理功能。相关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时政策持续时间不长，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

北京大学韩国籍博士生尹智恩以新汉学博士浙江研习营实地调查期间了解到的义乌职校跨境电商培训案例的故事，强调田野调查在捕捉中国社会发展和创新中的不可替代性，主张以现场研究破除数据偏见，推动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

北京大学阿尔巴尼亚籍博士生雅虹对中国农村社会中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教育和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呼吁关注城乡差距问题，建议结合数治化手段与政策干预，优化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

德国汉学家白安雅教授从汉学研究的根基出发，提醒学者在技术驱动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切勿忽视对 “人” 的具体生存状态与文化语境的深度把握，为论坛讨论提供了回归人文社科研究本质的批判性视角。

黄家亮教授在主持和评议时指出，数治化变迁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带来了社会基本形态、社会整合方式、信息传递机制、人类认知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方方面的变化。这也对社会学传统的知识体系、知识生产方式等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学需进一步提升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方法自觉，以崭新的视野和方法回应社会的数治化变革，进而实现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

本次论坛通过多学科对话与跨文化交流，深化了对当今世界和中国数治化转型的学术认知，也为全球汉学研究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维度。随着技术与社会的深度互构，人机关系、数字治理、文化认同等前沿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国际汉学界和社会学界可以一起合作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智能社会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