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主旨演讲纪要

 

2019年8月28-29日，“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海内外12位著名社会学家，进行了12场主旨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主题：（1）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再讨论；（2）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特点的讨论；（3）关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时代挑战；（4）关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再讨论

在这一主题之下，康奈尔大学教授倪志伟（Victor Nee）试图将其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纳入到制度变迁的中层理论中，而且有别于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国家理论，市场转型理论更强调由下而上推动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并不像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事先确定规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规则是在社会中形成，而国家予以确认。另一位演讲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罗纳塔斯（Akos Rona-Tas）则从“全球化缺场”的角度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了批评。

1、倪志伟：MarketTransition as Theory of the Middle Range

倪志伟首先从社会学的碎片化引入，在西方社会学历史上，默顿提出，通过中层理论的积累进而实现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但是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往往是功能主义导向的，是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均衡关系，而忽视了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变迁。由此后来的学者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变迁的中层理论。

一种是稳定均衡下的社会变迁理论，典型代表是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迪马吉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83）提出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组织趋于同构，而效率却没有提高。该理论认为，韦伯在理性资本主义兴起时所认定的竞争机制，已经被同构机制所取代，在同构机制中，组织进化得更加相似。另一种是非稳定均衡的制度变迁理论，例如，斯切考波（Theda Skocpol，1979）关注的是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机制如何导致国家权力的崩溃，从而引发社会控制崩溃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动荡。她的理论发展了制度变迁研究的“国家”视角。

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同等重要的其他间断均衡时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改革者寻求市场解决再分配效率低下和短缺的问题。在倪志伟看来，这种转型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由四种不同的社会机制推动。

第一，在初期阶段，市场的存在引起竞争，促使经济行动者作出非正式安排，以确保他们从紧急机会结构中获益。第二，企业行动产生了机会组织创新。这些创新——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被发现——经过反复试验和证明是成功的，然后扩散到更大的区域经济中。第三，经济行动者网络的相互监测和执行有助于加强最初的非正式规范和新的体制安排。最后，随着模仿的追随者蜂拥而入，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自我强化的社会动态。这导致了临界点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临界点导致了能够发展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内生经济体制的出现。因此，由少数企业家在乡镇开办非法和半合法的企业，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动态演变很快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和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国家最终对这些自下而上的创新做出了回应，改变了正式规则，以适应和规范新兴的经济现实。

最后，倪志伟认为，“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加上由上而下的国家对正式规则的适应性改变”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因为西方最早的企业家也不是社会精英，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一般，但他们最终成为了推动制度创新、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心力量。

2、罗纳塔斯：Market Transition andGlobalization

罗纳塔斯肯定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巨大价值，但指出该理论及其相关文献均忽视了“全球化”的作用。罗纳塔斯将再分配经济模式称为“一国一工厂”（one-nation-one-factory）乌托邦，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是唯一的雇主，所有的个体均是员工，他们根据国家的计划，在一国之内从事生产活动。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均超出了一国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由此便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乌托邦——“一世界一市场”（one-world-one-market）。所谓市场转型，便是从“一国一工厂”乌托邦向“一世界一市场”乌托邦的转变。

基于对“全球化缺场”的批判，罗纳塔斯进一步详析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几点缺陷：其一，在市场转型理论中，“市场”和“国家”都被抽象为一个单一的逻辑概念。但是在现实中，二者的类型均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彼此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应该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即States，Markets）。然而在市场转型理论中，市场转型变成了由单一国家（The State）向单一市场（The Market）的转变。其二，在市场理论中，国家和市场被视为是对抗性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该理论混淆了市场的生成性规则和功能性规则。在市场的创设上，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国家设定市场规则，市场便不可能产生。而且，即使在市场出现并运转后，国家仍在确保竞争、维护私有产权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发挥着推进、协调、控制全球化进程，将国内市场整合进全球流通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市场转型理论以不平等主要是收入不平等为因变量，但收入不平等是很难准确测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收入是不可见的。最后，许多市场转型的相关文献聚焦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国有和私有部门之间的流动。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扩展研究视野，基于全球经济的背景，分析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产业和部门间流动的。

二、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特点的讨论

在这一主题下，杜克大学教授林南、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和北京大学教授张静分别侧重于中国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国家-市场关系、反应性实践等三个不同的维度。林南认为，与西方经济相比，中国存在大量与之相似的客观经济要素，二者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自利与国利。周雪光则认为，市场与国家的概念存在多维性，将市场与国家的概念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精细化、实质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实践的特色。张静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转型实践的特点，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可以描述为“持续的反应性实践”，其特征为：单一的意识形态声称和多样的实践并行不悖；依靠路径依赖的特有社会结构获得稳定性。她同时认为这种“反应性实践”尚未制度化为稳定的“模式”。

1、林南：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hina since1978

首先，林南指出，中国目前不仅在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他很多方面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第一次大转型的话，那么中国的发展就是第二次大转型的过程。这两次大转型的异同在哪？

林南认为，第一次大转型的重要机制是资本主义。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生产、再生产和累积的社会机制，那么资本主义基本的要素总结起来有：资本家、劳工、广阔市场、金融体系、扩大系统、强大且支持这个机制的国家。解释资本主义的理论��很多，例如，亚当斯密的自利理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韦伯的文化理论，等等，每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资本主义机制的一部分。但在第一次大转型过程中，亚当斯密的自利理论逐渐变成一种支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可以纠正推导的；意识形态则是真理的原则，是不可以改变的。在这种强调自利和自由竞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府、法规变成经济发展的约束。即使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一次次遭遇危机，解决方式仅仅是机制的干预、政府的干预，危机过后，政府再次退出，自利继续成为主轴。

面对危机，也曾出现对意识形态的修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自利应该与制度结合，二是自利与政府“结盟（a memorable alliance）”。同时，有一些颠覆性的挑战，最早的是马克思的挑战，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不稳定的社会关系，提出的解决方式是革命。之后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重要的挑战，对第一次大转型的意识形态做出批判，认为社会因素都被卷入到经济要素中，社会机制被破坏了，给出的建议是两个“反运动”：一是要承认政府和规则的重要性，二是合理处理社会关系，避免社会关系完全被卷入到经济活动中。波兰尼以为以苏联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可以纠正这个问题，但很不幸，苏联解体，东欧失败。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现在的改革，可以发现，在许多客观要素上，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乃至经济制度，中国都有大量要素与西方社会相类似。中国关键性的特征在于颠覆性的意识形态：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被国家控制下进行的；二是关系的运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关系、家庭的背景。“关系”与国家控制既是互补的，“关系”可以带来信任，促使国家控制有效执行，也是互斥的，造成贪污腐败等。

最后，林南总结到，中国仍然处于大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个转型是不是对波兰尼理论的实现，以及转型的未来，都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2、周雪光：市场转型与中国实践的几点反思

周雪光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出发，讨论了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首先，周雪光详细解析了市场的概念。他基于波兰尼和韦伯的观点，指出市场经济不是天然的，而是反映了特定的组织结构。随着组织方式的变化，市场活动的内容和性质也会随之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反映了其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国家的力量、社会制度的力量一直在无形地、但是强有力地约束市场的形态和性质，这意味着市场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的。随即，周雪光以自己的田野研究为例，具体阐释了社会制度与市场活动是如何相互强化的。通过上述讨论，周雪光指出，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市场概念来讨论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实践表明，即使在同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同的组合形式，产生不同的文化精神。这就需要把市场的概念更为丰富化、细致化，从而深入讨论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市场活动、企业行为，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权威关系。那么相应的研究问题应该是，中国情境下的经济活动有哪些组织形式，有哪些不同的性质和类型？在这些市场活动中反映的是怎样的文化精神或者国民性？他们又是怎样影响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

其次，周雪光深入探究了国家的概念。他指出，中国国家在改革实践里无疑起到了主导和推动的作用。然而，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追问几个问题。第一，在讨论中国实践中的国家决策时，这里的国家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换言之，究竟是一个中央政府模式覆盖了全国，还是各地方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在发生作用；第二，中国国家角色究竟是单面的还是多面的，究竟是一成不变的，还是于不同时间点在发生不同的变化？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周雪光指出，我们需要对国家的概念进行精细化。国家是一个多重利益、多重矛盾的结合体。他的政策在不同时点上都有不同的演变。所以在此背景下，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向后者的转型，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作为再分配权力中心的国家，是不是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再分配形式，到基于市场机制上的再分配形式的转型。

基于对中国改革实践中市场与国家概念的分析，周雪光进一步阐释了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市场转型的争论中，所有学者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区分一般性的市场活动与资本主义市场活动，更没有对这些市场活动与传统主义权力之间的结合给予足够的考虑。中国改革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过去40年中的经济起飞，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领域发生了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又在哪些上是体现了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以及另外一种更大程度上的新型市场活动。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而韦伯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来，识别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活动，以及其背后的文化限制。

最后，周雪光指出，中国的实践的确在彰显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中国特色需要很好的理论透视。中国的实践还在继续，许多问题仍有待于回答。而对于这些问题，不能简单的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来回答，尤其是不能由形式化的经济学模型来回答，而是需要针对具体时代的经济活动，进行扎实的近距离观察和韦伯所提倡的意义解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学研究是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3、张静：中国转型经验：独特模式？

关于中国如何实现了如今的社会转型？是否有独特的模式，张静首先阐述了模式的含义：（1）具备制度化的稳定性，有依据，可持续；（2）具备独特性或差异性，跟其它模式不同；（3）具备可扩散性，能够被他人模仿学习；（4）具备认可性，不仅自己承认，还须被他人认可。

接着张静列举了一些关于中国独特模式的几个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独特之处在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特点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东亚诸多国家共享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家国同构，但目前的反腐运动却使得这一点难以得到解释，假定照顾亲朋好友、家人和照顾他们的利益是家庭关系的一个特点的话，为什么政府正在反击这个特点，希望这个特点从政府公务员系统里排除出？第三个观点认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乡镇企业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形态，但从最近的发展来看，大量乡镇企业已转向，这种混合经济形态只是一个过渡性阶段，并不是一个稳定阶段。

随后，张静又从若干方面对中国转型经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是否存在独特的经济形态，如费孝通提出的农工混合乡土经济模式，现实发展显示这种经济形态不再合适，如，南部的“世界工厂”、农民普遍在县城买房、二代农民工不愿返乡等。其次，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中国独特的社会关系具有独特之处。传统的人际关系在中国有一种替代性功能，替代现有制度的不完备，它能提供信息、信任，当这方面的公共体系没有建立的时候，经济活动自然就会转到借用传统的社会关系得到支持。但是，随着公共体系的完善，运用传统的人际关系来从事经济活动，在中国其实也在变化，也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最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系列独特的治理方式，如果存在，那么它独特在哪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理论上总结治理方式的独特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治理方式完全是多样化，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会发现一些治理的模式，都只是在一个局部的地区之内有作用，很难形成一个扩散的机制，也不可能相互的支持和模仿。原因就在于每一个背后的理论都不一样。

最后，张静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各地形成了很多应对具体问题的多样实践，这些实践，有些符合、有些不符合中国传统或当代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得到社会包括地方政府的普遍认可。这些实践存在一个重要特征，它们是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一种不同的反应性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具体行动者的决定作用较大，他们根据面临的社会问题做出反应，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有效的行动方案。虽然具有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抽象的原则设定，但在实践的层次，根据社会需要和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有效的方法，因地制宜，具有广泛的正当性。但是，这些实践仍然只是局部的样本，随时可能变化，在原则和规则方面，尚没有形成系统又相互支撑的稳定性。

三、关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时代挑战

在此主题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培林、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少杰分别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治理结构转型、网络社会风险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李培林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消费，但拉动消费的主体——中等收入群体发育还不完全。李友梅指出，中国社会治理格局始终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寻求平衡点，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社会治理要在党建引领下于“共治”中不断优化，“共治”主体需要分担“共建”责任，“共享”必须以此为基础。刘少杰认为，5G时代的突出特点是极速通信、万物相连，其带来的变化实质是时间极度加速、空间无限扩展，由此导致社会风险不断增强，社会治理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1、李培林：Poverty Reduction and Leapingover the Double Middle Income Trap

李培林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发生的三大变化：一是发展的动力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为越来越依赖国内的消费；二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三是工业上的优势从劳动力转向技术。接着，李培林指出：中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是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成为大多数，建设成“橄榄形”社会结构。二者相互联系。

首先，如果用绝对标准，随着普遍收入的增长，我国贫困人口不断下降。但按照相对标准，收入差距如果不缩小的话，这样的增长依然不会带来中间群体的扩大。但在中国，收入差距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位置，之所以如此，很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差距过大，因此，农民收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次，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内消费，但我国的消费率甚至低于很多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大众消费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的储蓄总额都呈现了下降趋势，这带来了消费率的上升，但并不是真正的消费增长，而是相对比例的变化。影响消费率较低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家庭消费率是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而递减的。低收入家庭消费不足，而高收入家庭则是消费饱和，这就导致全社会的消费率过低。所以拉动消费的主力军应该是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发育还不完全，根据国际认可的标准，其规模仅在4亿到6亿之间。所以，当我们需要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基础性力量时，这匹“马”却长不大。

另外一个影响消费的主要变量是劳动力。一般而言，老年人的消费偏于保守，中年人的消费力高于老年人。所以当社会中工资性人群的比例减少时，消费必然会受到影响。现在中国的老龄化较为严峻，历史上其他国家在达到当今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时，基本上均已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尽管中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是高收入不等于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与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所以社会学要解释这些问题，如何走出这些陷阱，确实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出路和答案。

2、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与认知（1949-2019）

首先，李友梅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关系格局的独特性。社会治理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家，核心目标指向是维系“秩序”并调整其内在活力源。社会治理在面向具体问题和实际运行时，会出现主体构成的不同，但相关主体的角色与功能、行为取向和运行原则等方面均有基本定位和规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功能有序的、模式化的、比较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从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看，其结构的主要特征体现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格局及其运行机制。

其次，关系格局的变化通常与寻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之道相关。这里讨论的“秩序”和“活力”，简单而辩证地说：秩序指整体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体系之间的协调与平稳关系状态；活力指各体系的自主性发挥和发展。一般而言，社会变迁必然会牵动社会关系格局，并引发其既有秩序及其内在动力来源的调整，也会产生“秩序与活力”的平衡问题。近些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保持整体社会平稳有序运行。

中国社会治理格局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变迁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之前，“秩序优先”与活力来源单一化。1950年代，我国基本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这套社会管理制度的运行，往往与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共同形成一种“制约力”，对各种活力源形成刚性约束，但对“秩序优先”的有效性起到了重要支持。

改革之后的二十年，从“释放活力”到“秩序重建”，随着我国引进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开始向其他领域延伸并成为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活力源。与此同时，单位制趋于解构，单位体制外的资源总量逐步增加，国家统一管理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开始松动，秩序开始重建。

新世纪以来，“秩序与活力”平衡的新起航。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变，社会治理要在党建引领下于“共治”中不断优化，因此需要同时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同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设。这不仅表明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将进一步凸显“一轴多元”的关系格局，也预示着“共治”需要分担“共建”责任，“共享”必须以此为基础。

最后，李友梅指出，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格局）的转型，在应对和解决不同时期社会主要公共议题中寻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之道，体现了这种关系格局的动力与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密切联系，从深层次看，也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紧密联系。从学界现有研究来看，目前用于分析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理论，多半受到“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而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研究，则要求我们回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路径与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实践过程。

3、刘少杰：5G时代的时空变迁与社会风险

刘少杰将自1980年开始的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历程划分为1G—4G四个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展望了即将到来的5G时代。

从1980年至1994年，1G语音时代，这一阶段是中国网络社会与国际网络社会的触网阶段，代表技术是大哥大移动通信技术、电子邮件等。从1995年到2009年，2G文本时代，人们可以利用短信交流、通过博客向社会发布自己观点、BBS发展阶段，有边界的初级网络社会形成。2009年到2014年，3G图片时代，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开展即时通信并结成大量网络群，网络社会发展达到了空间广阔、空前活跃。从2014年至2019年，4G视频时代，中国网络社会的多维发展和综合扩展阶段。

从1G到4G网络社会的时空变迁，从时空形式看，时间过程不断加速、空间范围大幅扩展、网络社会大规模崛起；从时空内容看，具有六个鲜明的特点：缺场交往日益活跃，传递经验地位提升，网络群体大量生成，信息权力不断强化，不确定性此起彼伏，社会风险空前严重。

5G时代即将来临，5G时代的突出特点是极速通信、万物相连，其带来的变化实质是时间极度加速、空间无限扩展。5G技术应用后的社会表现：缺场交往、传递经验、信息供应、网络群体等网络社会现象都将在极快速度和无限空间中运行。而这一切将会带来严峻挑战：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将更加快速到来和瞬时转变。

接着，刘少杰具体分析了5G时代网速加快与社会��险的变化。

首先，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在极度的时空加速与扩展中将表现的更加强烈：①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晕车”效应；②难以控制的海量信息供应，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刺激与焦虑；③瞬间生成和极速扩散的传递经验将提升和强化不断改变的间接经验基础；④网络群体将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和生动的内容推进社会生成崭新多变的结构。

其次，社会风险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都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从客观方面看：5G通信技术既提升了社会的活力与效率，也不可避免地扩大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从主观方面看：大量陌生且来不及思考的不确定性，不仅提高了社会成员的警惕心理，而且也会给社会管理者带来维持秩序的巨大压力，推出大量可以产生人为不确定性和新社会风险的控制措施。

最后，面临5G时代带来的社会风险，刘少杰指出应顺应5G时代的崭新变化，因时制宜地开展网络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不能立足传统社会观察评价已经大规模实现网络信息化的新社会；不能用同5G时代相冲突的对策消除新形势下的不确定性；应当在对话、交流中追求动态的协调秩序。

四、关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此主题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吴晓刚、清华大学教授沈原、北京大学教授刘世定分别回顾了中国社会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劳工社会学以及产权的相关研究。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则讨论了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

1、吴晓刚：Inequality and SocialStratifica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吴晓刚系统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研究。他指出，在观点和视角方面，该领域的研究已经逐步超越了关于市场转型争论的理论框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宏观结构的修正主义，学者们开始在再分配和市场的二分概念框架中出现了妥协的迹象，一方面市场转型理论家承认在一定的时期内，再分配精英在收入和职业获得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另一方面，权力维续论的支持者也发现，人力资本回报在市场转型中不断提升。其二，许多学者更加关注户籍、单位制等具体制度安排在塑造不平等中所的作用，并认为他们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中的重要制度，是研究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影响不平等变化的核心。其三，一批新的研究进一步迈向微观视角，以图跨越宏观层面制度转型与个人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知识鸿沟。它们聚焦于市场转型如何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结构，以及个体如何通过跨越不同位置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机遇。

在数据和研究方法方面，早期对中国不平等和分层的研究主要基于农村或城市地区的一个地点的横截面调查数据，使得经验结果既不能比较，也不能综合。然而，自2000年来，包括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高质量调查数据的出现，以及事件史分析、多层次分析、倾向值匹配等高级统计方法的应用，极大推动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发展。

在研究主题方面，中国社会分层学者开始探索有关不平等的更广泛维度。例如，由私有产权增长所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重新唤起了学界对社会阶层研究的兴趣。此外，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入，性别、民族、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不平等也相继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最后，吴晓刚为中国不平等与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几项建议。首先，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后社会不平等的变化，由此应在大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将新证据进行理论化；其次，应将更多地努力致力于比较中国的证据和来自其他社会的证据；再次，需要重新分析并谨慎解释制度形塑分层的方式；最后，研究者应更多地参与到有关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分享研究结果，由此更好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解决当前的不平等和贫困做出贡献。

2、沈原：劳工社会学三十年

沈原结合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对过去近三十年来的劳工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以十年为期划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后十年，面对再形成的劳工阶级；21世纪前十年，基于劳工理论的劳工研究—以清华社会学为例；最近十年，新领域、新路径、新理论。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工人群体内部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就有的“老工人”，也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新工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农民工大流动、国企改革与国企工人、北方乡村工业化与农民工等。这一阶段劳工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将着眼点放置在劳工阶级之上，大量研究涉及“新老工人”群体并锻造出“农民工”概念。但是，当时的许多研究都误用了不恰当的理论框架，存在一定的局限，相应的，也为之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21世纪的前十年，国内开设了许多劳工社会学的课程与工作坊，大量以布洛维为代表的劳工社会学理论得以引入和普及。沈原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为例，具体介绍了基于劳工社会学理论的劳工研究，相关研究议题与研究成果包括：劳工的社会品格、工厂政体及其变形、多样化的劳工组织与劳工运动、生产政治与生活政治等。同时，沈原教授也介绍了部分其他高校对劳工社会学做出的贡献，如中山社会学的农民工调查、北大社会学的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劳工研究、人大劳关学院的劳动法研究等。这一时期的劳工社会学进行了大量基于理论的田野研究，推进了相关理论，实现了局部创新，同时带有布洛维一系劳工社会学的固有特点：生产中心、阶级优先等。至此，劳工社会学又有了新的任务：面对新问题，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

最近十年，劳工社会学扩展到对众多行业的劳工群体、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研究，包括：公路运输业与卡车司机群体、外卖骑手与快递员、加油工、高科技行业中的工作人群、文化产业中的工作人员、机器换人等。也出现了新的理论困惑：不稳定劳工（precarious Worker）问题；平台经济、数码治理下的劳动关系和劳工群体问题；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对劳工群体和劳动过程的冲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海外劳工和劳工组织的相关问题。

面对新领域与新困惑，沈原介绍了劳工社会学发展出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引进“劳动关系”视角，从劳工一点到雇佣关系双方；拓展中观比较分析，如地方性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对劳工阶级形成和运动的影响；发掘本土学术资源，寻找民国社会学传统；采用新的技术手段等。

3、刘世定：中国社会学者的产权研究：议题与理论指向

刘世定认为，社会学者涉及产权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以产权结构的变革为背景研究其他主题；以产权结构变革为主题进行的描述性研究，但并不试图推进产权理论；结合经验研究推进产权理论的发展。他重点关注第三类关于产权的研究，具体介绍了8个有理论指向的议题。其中前三个议题集中于产权概念本身的讨论，后面5个议题则是关于产权界定实践过程中的理论分析。

议题1是社会学产权研究的基本视角：占有的社会认可。刘世定指出，不同于经济学家关于产权的研究，中国社会学者的产权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产权是如何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被界定的，如何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变迁的？中国社会学者试图理解这些现象和产权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分析性的概念。其中的一个概念化表述是，产权是��得社会认可的占有。这不仅是对产权概念的一个形式化定义，而是预示着将社会认可作为核心问题的研究取向。

议题2是寻找与“残缺、模糊”产权说有差异的描述路径：占有的三维度结构。产权经济学家在研究产权结构时，将完全排他和高度自由行使作为产权的基本特征，或作为为产权的理想型，用这个框架和策略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占有是中国社会学者采用的较产权更基础的概念，而刘世定提出的“占有三维度”则是描述和分析框架之一。

议题3是理解所谓“模糊”产权的一条路径：关系产权。周雪光提出的“关系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产权是一束关系”，即一个行动主体的产权结构反映了该主体与其内外环境之间长期稳定的各种纽带关系。

议题4是理解产权界定过程的法律外机制：社会合约性产权理论，即产权的法律界定之外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上。议题5是关于决定产权的社会规范的另一类研究：成员权，即身份确定在产权确定中的作用，并提出成员权、身份权概念。议题6是身份的影响及对权利交易命题的追究：差权与差权租。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还有一种影响甚大的特殊产权制度现象，可称为“同产不同权”或“同产差权”。

议题7是求解占有的非完全认可难题：产权界定中的多重规范互动。当存在多重规范时，认可是如何达成的，或能否稳定达成？在中国当代产权界定的实践中，多重规范互动并不限于政策法规的选择运用方面。蕴含在对公平、合理的不同解读上的规范互动也广泛存在。

议题8是对掠夺之手的纵向制约。刘世定指出，在处理产权问题时，国家权力的介入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纵向制约理论认为，在地方分权的治理结构中，除了地区竞争机制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产权保护机制，即“纵向制约的机制”。“纵向制约的机制”内生于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之中。

4、周晓虹：转型社会的实践与社会学本土化的挑战

周晓虹以谢宇与翟学伟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作为引子开始了演讲。与谢宇不同，周晓虹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1930- 1940年代在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下，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曾一度达到相当的水准；但由于此后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中断，更由于战后社会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们与国际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距离拉大了。因此，尚不能认为本土化运动已经取得成功。

周晓虹接着指出，中国目前经历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再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要求，也从根本上为实现这种本土化提供了可能。完成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相比都更为紧迫，它不但未成“伪问题”，反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真现实”。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以往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

其次，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特点来看，因为这场大变迁发生在现实社会的不同层面上，因此它首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中国社会复杂的转型实践使得一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它不但使政府部门产生了借助社会科学解决问题的焦虑，也助长了社会科学内部的实用化倾向。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越来越宽泛的选题，越来越多的“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中国社会学家看世界的兴趣也在增强。

最后，周晓虹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设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换言之，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就是这场系统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