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分论坛纪要（中篇）

 

8月28-29日，“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共设16个分论坛，66位学者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涉及社会学研究各个领域与议题，下面将按分论坛顺序逐一介绍。

此篇为“经济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工作与劳动”“国家与市场”“社会理论前沿”等5场分论坛纪要。

 

分论坛六：经济社会学

分论坛六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少杰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中山大学教授梁玉成的发言题目为“共享经济下的社会变迁研究”。他以Uber、美团、滴滴等服务平台为例，对平台经济生态系统进行了剖析，认为共享经济对我们现有的社会组织体制及社会政策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共享经济的出现使得职业结构从雇员-雇主的模式解体，转变成更为灵活的独立承包商的模式。共享平台只提供劳动条件，不承担作为雇主的责任，而工人的传统组织形式和抗争形式也不再有效，传统的基于雇员-雇主的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新经济的需求。其次，在职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以快递、外卖棋手为特征的灵活的、保护薄弱的、不稳定的低技能和低工资工作蔓延，工人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对他们进行保障，从现实来看，这些工人已经在为这种不完善付出了代价。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武分享了最新研究“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中国高速列车的创新体系及其演变”。他认为，中国高速列车产业的创新成功依赖于一个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组织机制构成：政府的协调和控制，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寡占竞争，企业之间及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在中国高速列车的产品创新中，作为垄断用户的铁道部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它设定创新目标及技术发展路径、提供创新所需的启动资金、选择创新参与主体并调控它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铁道部利用垄断用户的身份，在高铁装备供给侧建立起一个持续至今的寡占竞争格局，既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又避免了重复投资。此外，先是通过策略性地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而通过与国内科技部门的对接，铁道部主导构建了一个适应不同创新阶段需要的开放的产学研合作体系，使得中国高速列车产业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走向了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这个动态演进的创新体系不仅成功解决了高速列车创新中专用性技术投资的激励问题，而且满足了互补性技术能力的有效供给。不过，中国高速列车所代表的这种创新体系并不一定适用于用户高度分散的产业和高度不确定的原始创新。

浙江大学副教授郦菁的发言题目是“Professions in Transition: Chinese Economists and Lawyers Compared”。她认为，经典社会学中认为职业的权力往往是基于职业的独立性而产生，但是中国的职业群体展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即职业独立性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职业权力，反而成为国家控制职业群体的一种重要的制度手段或政治策略。郦菁通过对经济学家与律师这两个职业群体进行比较来论证这个观点。认为职业权力并不来源于职业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及不同的社会场域之间的联系，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职业群体才能具有权力；在建立职业权力的过程中，国家也会不断重塑其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许多多分享了题为“From Political Power to Personal Wealth: Privatization and Elite Opportunity in Post-Reform China”的研究。她聚焦于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原再分配精英是如何采取不同的策略获取私人财富的。根据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改革初期，局部私有化的成功减轻了地方政府对大规模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的担忧，因而推动了进一步的私有化。这个背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英阶层所获得的经济机会；虽然不同地方政府对于公有企业私有化秉持的态度及采取策略不同，但是原再分配精英凭借个人能力及与政府的关系，仍能从收购公有企业或建立自己的私营企业中享受到最大的财富溢价。以往文献中关于再分配精英经济收益的实证研究结果可能忽略了机会结构的区域性和时代性变化。最后，许多多强调，在评估市场转型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环境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水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鹏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七：教育社会学

论坛七由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顺主持，四名学者发表了演讲。

清华大学教授刘精明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基于综合均衡理念的探讨”的演讲。他首先评估了衡量地区教育机会的不同指标，接着构建了高等教育综合均衡发展思路的框架，理论上，从综合均衡来看高等教育发展，应该体现三个方面的均衡：基础-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责任分担与机会分享均衡、受益与贡献均衡。然而，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目前的基础教育发展尚未起到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且机会公平对实质公平的侵害较为严重，甚至在本省高等教育积极性上出现了“坐享其成”的倾向。

南京大学教授吴愈晓分享了最新研究“‘近朱者赤’的健康代价：同辈影响、学业表现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吴愈晓认为，同辈群体的影响可能是把双刃剑，同辈既可能作为学习的榜样，促进孩子的学业表现，但同时，在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下，同辈又是竞争对手，是个体评价自己的重要的参照对象，故同辈也是压力的来源。通过对CEPS数据的分析，他发现，同辈对学业表现具有积极效应，但同辈间的激烈竞争也会导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且同辈群体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依赖于学生自身的学业表现与同辈群体之间的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延东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科学场域中的学术社会资本及其‘双重再生产’”。他认为，学术社会资本将有利于研究人员创造更多研究成果，而学术社会资本的形成则遵循学术权力再生产与社会权力再生产双重路径。作者以博士生学术社会资本的形成为例，数据分析发现，博士生的导师和父母如果具有较大的学术权力，那么其本人也将累积更多的学术社会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朱迪的研究题为“过去、现在与未来：城市中产家庭的子女品味培养与文化资本再生产”。不同于已有研究侧重研究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结果，该研究更关注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过程及作用机制。作者通过对北京和上海两地中产阶层家庭所做的个案深度访谈，提出三种再生产机制，即“传递”、“重建”和“超越”。所谓传递，是指中产阶层通过教育和职业已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如职业兴趣和对于文化消费的欣赏品味，并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子女。所谓重建，是指中产阶层父母能够突破过去成长时代和社会环境对自己的限制，在日常的养育实践中通过形塑和建构子女的兴趣爱好建立起阶层之间的边界，占据教育竞争的优势。最后，中���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还具有超越地域和工具性用途的特征，也即城市中产阶层家庭越来越重视子女跨国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其对文化资本的作用也往往抱有超越当下功利性目的的长远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谢桂华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八：工作与劳动

分论坛八由《社会学研究》副研究员杨可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教授刘爱玉的发言题目是“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别差距：1990-2015”。利用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1990、2000、2010三次调查数据、CFPS2014年数据以及CGSS2003和2015年数据，立足于脆弱就业相关理论，从两性教育获得、就业脆弱性及其交互作用切入，探究性别收入差距并未随教育的性别平等化现象而缩小的原因。研究发现，相似教育程度的男女在劳动参与、参与质量上存在差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于男性更为弱势，近10年来就业脆弱性增加幅度大于男性，即使同为脆弱就业，市场对于男性脆弱就业的回报高于女性，即女性脆弱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女性的教育回报因就业脆弱性而打折扣，导致女性实际的教育回报率低于男性。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张伊雪分享了最新研究“精英地位与经济回报”，她与边燕杰教授基于一项合并数据，探讨了1949年至2014年间不同的政治氛围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筛选策略以及政治身份的经济回报变化。研究发现，政治化程度高的时期，入党筛选时更偏好政治忠诚，政治身份回报相应更高，有更高的机会获得职业晋升，政治身份本身能直接带来家庭的高收入。而政治化程度低的时期，入党筛选更偏好高教育程度，教育回报增加，政治身份通过影响职业地位来获得家庭收入优势。该文试图解释政治身份在市场转型后的持续优势，这是对市场转型理论的一个补充。 

清华大学副教授郑路发表了题为“‘权力’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侵害”的演讲。他从韦伯的权力观、“权力-依赖”关系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将“权力”分解为组织强力性、雇员依赖性与资源替代性三个维度。基于此框架，作者利用CGSS2015年数据分析了组织的结构特征、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工作场所侵害的影响。数据结果发现，在雇员依赖性方面，劳动收入比越高，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越大；在组织强力性方面，体制内相比于体制外的雇员，受到侵害发生率减少一半；在资源替代性方面，市场化指数越高，侵害越不可能发生。该研究是对工作场所侵害研究的初步探索,可以为监督工作场所侵害现象和制定相关制度政策提供思路。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的发言题目是“不稳定劳动中的“义”：以C市学生工为例”。她以学生工这一“不稳定”劳动形式为案例，通过分析田野和访谈资料来讨论中国不稳定劳动中的团结问题。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不稳定劳动，学生工缺乏劳动合同和保障，并受工厂和学校的双重管理，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同伴团结”。学生工有“学生和工人”这种不稳定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可以将在校园中形成的同伴团结带到工作场所中进而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这种“同伴团结”是以学生工的同伴群体为基础，是基于工人具体经验并以“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文化。“义”的原则不仅强调同伴群体内部的平等权利，同时也强调同伴群体的义务——忠诚。同伴团结通过玩乐和反抗权威等仪式得到巩固，并在劳动场所中对学生工起到保护的作用，但这种团结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和脆弱性，表现为阻碍学生工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结，且容易受到压制。这一研究探究了中国劳动“不稳定化”趋势下不同类型团结形式的可能性，劳动者们可以通过其他社会关系建立联系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团结，而不局限于通过生产关系连接形成的阶级团结。

清华大学教授王天夫和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升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九：国家与市场

分论坛九由《社会发展研究》副研究员吴莹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上海大学副教授盛智明发表了题为“制度环境与金融监管——基于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分析”的演讲。他强调，制度执行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而制度执行又受制度环境的影响。该研究通过对中国证监会2001-2018年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分析，分别考察了地区层面的市场化程度这一宏观制度环境；组织层面的监管部门独立性和注意力，被监管企业性质等中观制度环境，以及个人层面的监管部门领导风格，被监管公司高管身份背景等微观制度环境对证监会行政执法强度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⑴金融监管部门行政执法强度和效率在不同年份波动较大，制度执行受监管执法部门组织架构、领导风格、监管注意力的影响，执法独立性偏弱。⑵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金融监管执法效率较高；对有较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金融监管行政执法效率更低，但市场化程度和政治关联并不会影响其执法强度。⑶从制度执行效果而言，金融监管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对该企业短期股价存在负向影响，但对企业中长期股价不存在显著影响，执法效果不明显。这些发现揭示了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之间的张力及其形成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艾云分享了最新研究“政府官僚组织与互联网金融治理——以G省P2P网络借贷为例”。她发现，“P2P”⽹络借贷在短短几年间就经历了由兴起到兴盛到衰落的周期过程，为什么会这样？该研究试图从传统国家官僚组织结构特征与互联⽹组织形态之间的⽭盾和张⼒来解释这⼀组织现象。研究发现，在互联网社会，中央总体性监管难以明确，而地方属地治理也面临着大量挑战，如信息规模庞大，治理范围边界不清，治理专业难度增强等。P2P平台由兴起到衰落，很⼤程度源于传统国家治理⽅式与现代互联⽹治理逻辑之间的张⼒，正是国家运用传统的治理思维与治理⽅式予以应对的必然结果。

同济大学副教授孙明做了题为“选择性扶持与普遍性供给：地方政府如何提升民营企业家的营商环境感知”的演讲。他认为，营商环境不仅是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是一个地区吸引要素集聚的关键。营商环境建设的落脚点是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的普遍供给与创新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规制成本和税费成本，相比政府对企业的选择性扶持更能有效提升民营企业家的营商环境感知。通过分析第十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2018）数据，他发现，获得政府补贴对企业家的营商环境感知没有显著影响，更紧密的非正式政商关系起到消极作用；而民营企业家对法治环境、政务环境、税费成本的评价越高，对当地营商环境的感知越好。因此营商环境的优化重在“环境”，依赖有为、有效、有限的服务型政府。

浙江大学副教授陈宗仕的发言题目是“政商环境变迁与企业环保投入”，他从制度变迁的视角、依据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比较了十八大前后的企业环保投入变化。结果发现，2016年私营企业整体环保投入水平较2012年高。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党员、人大/政协身份）在2016年和2012年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有所不同。人大/政协身份分别在2016年和2012年都有积极影响，而2016年的影响系数更大。但是党员身份在2012年、2016年对环保投入均没有影响。这显示，十八大以来的政商环境变化，部分推进了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积极承担企业环保责任。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武和复旦大学教授李煜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十：社会理论前沿

分论坛十由厦门大学教授胡荣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了演讲。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何雪松的发言题目是“科学取向的时势权力：宏观社会工作的中国图景”。他指出，社会工作有明确的社会的取向、社会的目标，所以社会工作一定不能做成个人的工作和个案的工作。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议题，需要有宏观的思考，需要寻求中国宏观社会工作的突破，一是要回应结构性的问题，二是要形成与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连接，这些理论可以对一些宏大问题提供思考。随后，何雪松引入费孝通先生的“时势权力”概念，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这时需要一个“文化英雄”，提出新的方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是一种新的权力，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时期，很多机制给时势权力提供了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国宏观社会工作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想象力，然后才能把社工建设成为与美国不一样的形态，对宏观层面的问题做出回应。

山东大学教授林聚任的发言题目是“社会空间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后现代转向”既是社会理论自身发展危机的反映，也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变迁根源。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兴起的社会空间理论作为一类具有跨学科性和后现代性特征的新理论，它实际上也是这种理论大思潮下理论综合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社会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促进理论融合发展。目前出现了一些学科背景不同、学术观点不一的社会空间理论，今后应从学科体系的角度去统合某些理论观点，实现理论的融合和创新性发展。二是注重话语体系创新。一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既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也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因此空间社会学应重视社会的空间化（性）话语问题和体系建构，围绕社会这一空间系统形成一套专业性的解释话语和研究体系，而不是仅仅把空间当作一种隐喻。三是提倡学科交叉整合。

上海大学教授肖瑛分享了最新研究“把‘家’带回中国社会理论”。他指出，现代社会理论以个人主义为预设。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若放弃“家”而仅仅关注个人，就会失去洞悉社会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视角。把“家”带回社会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厘清现代社会理论形成和变迁逻辑的核心线索，另一方面是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石。对“家”的理解，不仅仅要从现实现象和家庭社会学的实体角度出发，而且要认识其存在的多维度性和多层面性，后一点蕴含着从“家”出发构建中国社会理论的各种可能性。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春天发表了题为“找回环境的维度：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演讲。他认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师（涂尔干、韦伯、马克思）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这些论述对环境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这种关注度以现在的标准看来是不够的。1979年，邓拉普和坎顿提出新的生态范式去替代他们称之为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新生态范式的一个重要呼吁就是在社会变迁的时候考虑到环境维度。在过去40年中，中国社会的变迁伴随着各类环境问题，无论是人造环境还是自然环境，环境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学家有必要在思考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重新找回环境的维度，这包括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反应分析等维度。

南京大学教授成伯清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钧鹏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