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分论坛纪要（上篇）

8月28-29日，“转型中国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共设16个分论坛，66位学者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涉及社会学研究各个领域与议题，下面将按分论坛顺序逐一介绍。

此篇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态度变迁”“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农村发展”“城市治理”等5场分论坛纪要。

分论坛一：社会分层与流动

分论坛一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延东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复旦大学教授刘欣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二元精英地位及其双重路径”。依据中国转型社会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种协调机制，以及对应的权威型和市场型两种支配关系，刘欣认为，中国社会中产是由公职型中产和市场型中产构成，通往这两类中产的社会流动机制也呈现双重性。通过分析CLDS2014数据发现，对于公职型中产而言，教育和政治身份都是重要的；对于市场型中产而言，教育是重要的，政治身份反而是负面影响。总的来说，成为公职型中产是一种庇护性的流动模式，成为市场型中产更具有竞争性的流动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展新的发言题目是“工业化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理论：通过组织竞争取代再分配”。该研究将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划分为实现工业化的和工业化中的两类，并建构一个工业化中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市场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聚焦渐进改革的欠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其中的向新兴经济开放的部门、实行合同雇工的市场企业与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城市公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并不断将其削弱，并在公有制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制度化后逐渐取代后者；这一内生市场化机制有效地削弱、改造再分配接受者和再分配者，进而推动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层走向市场决定。作者使用包括进城农民工样本在内的城市调查数据，检验一组从这一“竞争驱动转型”理论推导出来的研究假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发表了“我国阶级阶层研究70年：反思、突破与创新”的演讲。她梳理了1949年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研究的发展。总的来说，以1978年为界，我国阶级阶层研究大体上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阶级阶层研究及其观点陈述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与国家政策及其相应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连。在第二阶段，在对前一阶段的阶级阶层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紧紧追随改革开放步伐，借鉴国外当代阶级阶层研究成果，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现实进程，提出了一些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和阶级阶层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解释。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研究在理论取向上可以区分为冲突论取向与功能论取向。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区分为学术理论性研究与政策应用性研究。不同的理论取向和不同的研究模式产生了不同概念建构和理论阐述。

复旦大学教授李煜分享了新的研究“收入的代际流动——社会学的视角”。借鉴社会学关于地位获得研究和经济学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李煜建构了一个代际收入流动的社会学框架。该框架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以多维整合的“家庭背景”作为分析的起点，与经济学只关心家庭收入不同，该框架整合了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二是拓展了布劳-邓肯分析范式，不仅考察代际职业流动，同时分析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过程。三是应用布东的首属-次属框架，分析教育获得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再生产机制。四是以教育获得为核心，分析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制度化、结构化影响。在此分析框架下，社会分层结构、教育选拔分流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塑造了不同群体的机会结构模式，由之产生的阶层间教育获得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异质性是禁锢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原因。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吴晓刚和上海大学教授张文宏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二：社会态度变迁

分论坛二由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厦门大学教授胡荣分享了最新研究“社会资本对公民与警察合作意愿的影响”。他利用厦门地区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公民与警察合作意愿及其中介机制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的社团生活参与、社会信任、邻里凝聚力都能通过培养公共精神或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公众与警察的合作意愿，而社区集体反抗的参与则会对合作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研究为理解社会资本对公民与警察合作的不同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并探讨了促进公民与警察合作的可能途径。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顺就“代际流动轨迹与分配公平感”这一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理论层面，他认为，代际流动轨迹是形成人们资源获得相对机会与代际资源占有数量的社会结构根源，从而共同影响人们的微观分配公平感。首先，资源获取相对机会感知分为横向比较剥夺感与纵向比较剥夺感两种类型。相对底层不流动者，代际向上流动至中上层者，横向与纵向相对剥夺感较弱，分配公平感较高；上层、中层不流动者纵向剥夺感较弱，分配公平感显著较强。代际向下流动至下层者横向与纵向剥夺感都最强，其分配公平感最弱。其次，流动轨迹决定了人们的代际资源占量，从而影响人们分配公平感，相对于底层不流动，其他不流动与流动至中层以上者，代际资源拥有量较多，从而有较高的分配公平感。接着作者使用CGSS2005、2010与2015三期数据，利用对角线参照模型（DRM）与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进行实证分析。

上海大学教授张海东的发言题目是“我国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他认为，客观阶层源于研究者的建构，阶层地位认同则反映了人们对于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实际感知，探究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二者的分化可能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后果。通过对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阶层地位认同向上偏移的群体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社会政治态度，反之则更消极。该研究证实阶层地位认同偏移呈现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模式，是一个解释人们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倾向的有效变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骏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21世纪中国政治信任的变迁：基于APC模型的实证分析”。他利用2002-2015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外部数据，基于APC框架，向我们展示了21世纪前15年中国政治信任的历时性变迁：（1）21世纪的政治信任，延续了20世纪末期的趋势，仍然在缓慢下降；（2）在分离了时期、年龄效应后，世代效应确实存在，并且差异随时间扩大；（3）“文化主义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政治信任的世代差异，“地位决定论”应给予足够重视；（4）“制度主义论”很好地解释了时期效应，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责任政府都对提升政治信任水平有正向作用。

南京大学教授吴愈晓和浙江大学副教授范晓光对上述研究做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三：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分论坛三由《新华文摘》杂志社副社长刘仲翔主持，共有三名学者发表演讲。

南京大学教授成伯清分享了最新的研究“从自我技术看儒家伦理的早期嬗变”。他认为福柯提出了四种技术，包含生产技术、符号技术、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其中自我技术包含伦理鹄的、顺从模式、伦理实质、自塑活动四个维度。他按照这四个维度的次序，探讨了儒家伦理来自孔子、中经孟子和荀子、直至董仲舒的演变，借此显示，儒家学说本来作为一种“私学”，一种个人的追求，如何同支配他人的专制权力结合起来，变成了“治人”的理由，变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的发言题目是“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发展举世瞩目，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其特有的规律和优势：一是中华民族对经济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规划性，即使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基础上仍然有着适度的规划。三是中国具有大国综合优势及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国已将潜在的大国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四是政治精英优势，政治精英的学历越来越高，不断与时共进，与此同时一定要规范权力的使用。五是中国军队发挥了积极作用，政治运行与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各个群体的权力有其边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磊明发表了演讲“农民购房、城乡延展与乡村‘溶解’——对发达地区稳健城镇化实践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农民家庭综合自身条件、经济预期、家庭发展目标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考量的积极实践过程。农民家庭的购房行为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家庭普遍的购房行为不仅由当前积蓄与未来经济预期主导，还受制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传统村庄社会、农民家庭内部特征三层结构间复杂的互动。这是转型时期农民家庭行为选择的一般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得以产生，乡村社会逐渐“溶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温和演变的自主城镇化类型。

山东大学教授林聚任和河南师范大学教授高中建对上述发言做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四：农村发展

分论坛四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童根兴主持，共有五名学者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奇迹的社会学阐释——以农村反贫困为切入点”的演讲。他强调，中国农民传统的生存伦理蕴含着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此，不管怎么辛苦，他们都会去努力工作。中国人的传统非常重视家以及衍生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和作用，社会资本也呈现出拟家族化的特征。在过去40年，中国之所以获得快速的发展，除了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外，社会文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角色。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的活力和韧性，只有国家主体性，那难以带来中国发展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以及在社会文化与国家之间构筑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发展和减贫得以成功的真正奥秘。故国家主体性要认可、尊重、培育社会文化主体性，促使社会和国家产生良性合作。

北京大学教授周飞舟的发言题目是“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扶贫产业发展”。他从农村产业的发展阶段、外来动力、社会生态等几个方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产业的现状，并以多个农村产业发展的具体经验案例出发总结农村产业的若干类型及其特点，指出农村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劳动力问题，如劳动管理、产业生态和家计、乡土扎根，农村产业工作习惯不规范、难以监督等。最后总结劳动力流动轨迹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要逐步形成以城镇、中心城镇和县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以产业带体系，建立农业、副业、工业、旅游和服务业一体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把交通、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都纳入进去。农村产业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人”而非“劳动力”的问题，人的问题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尤其要重视农业和农村“社会生态”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江立华分享了最新研究“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他聚焦的核心问题是：扶贫移民所导致的空间再造，如何作用于贫困户的社会适应？即空间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为何？从空间和社会适应的综合视角来看，扶贫移民搬迁的本质在于通过空间再造，以提升贫困户的社会生活质量，最终实现贫困户在新空间中的可持续发展。该研究首先在理论上建构“空间再造——社会适应”的分析框架，然后选取“远距非农安置”与“近距农业安置”两种典型的搬迁模式，探讨了空间的多维性与社会适应的多层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的发言题目是“从‘三农问题’到‘农政问题’——社会研究中的本土话语与国际传统”。他指出，“三农问题”话语为全社会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做出了贡献，但其本身并无确切含义和实质意义。作为学术概念，国内学术界无法围绕“三农问题”展开真正的学术对话和交流，也严重影响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此同时，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国际通用学术概念——“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很遗憾地被中国学术界忽视了120年。接着作者深入剖析了“农政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叶敬忠强调，“农政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对待发展进程中的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以及这四个方面未来走向的争辩中产生的，体现了一种基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进步观。“农政问题”的学术研究聚焦于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重大结构转型和变迁，尤其是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层分化和农村治理。而且“农政问题”得到了不同理论思潮的关注与研究。作者呼吁，中国学术界急需搁置“三农问题”概念，重拾“农政问题”概念。这样既可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也可以总结中国的“农政问题”理论、“农政转型”路径和“农政变迁”历程，并将中国国家发展进程中处理和解决“农政问题”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分享到其他国家。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钟涨宝教授分享了题为“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了农地转出吗？”的研究。他利用湖北、山东、广西三省(区)五县744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农地确权对农户转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政策实施前地权状况的影响，农地确权对发生过农地调整、村委会流转作用较小的村庄农户转出行为影响效应更大；农地确权通过劳动力流动、交易费用机制对农地转出具有正向作用，而通过意愿交易价格机制对农地转出具有负向作用。从三种机制来看，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最大，意愿交易价格机制次之，劳动力流动的效应最小。作者最后指出，未来在强化农地确权政策，发挥其积极效应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其对农地流转产生的不利影响。

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益龙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

分论坛五：城市治理

分论坛五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于显洋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表演讲。

上海大学教授孙秀林的发言题目是“当代中国大都市的社会治理：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经验”，详细介绍了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相关情况。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诸如中国人民大学CGSS等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已经较多，但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抽样调查还比较少见。为此，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展开了一项针对上海市的抽样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该项调查借鉴了香港科技大学的PSSD和北京大学的CFPS的项目设计，主要关注都市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该调查从2014年启动后，相继在上海市范围内所有社区进行多层次抽样调查，先后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进行抽样调查，并在从2018年至今已经完成对所有抽样样本的回访，追访率高达77%。孙秀林表示，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将在完善之后与学界同仁共享，为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提供“上海数据”。

上海大学教授黄晓春分享了最新研究“‘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革，基层政府的职能结构开始深度调整，从注重经济职能转向较为均衡的多目标任务体系转变。这些新的变化使得以往研究的“整体政府”基本预设、“锦标赛”激励模式等理论都受到挑战。由此，他提出“印象政绩”和“结对竞赛”两个核心概念来解释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印象政绩是建立在各种汇报资料、专项会议、决策咨询参考要报、上级表彰基础上呈现而出的对某部门的总体性印象；基层治理中的政府采取一般“条块结合”-“结对竞赛”的方式参与印象政绩的管理与建构，而“治理创新”是印象政绩最为突出的行为机制，因为这代表了基层政府在某个领域治理的最高水平，能够有效地获得上级政府的注意。

吉林大学教授芦恒的发言题目是：“时间性与适应性：城市棚户区治理中的‘单位管理逻辑’与社区抗逆力”。他认为，20世纪末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但此共识的背后，并非社区制简单代替单位制的线性进步史观，而是遵循单位制与社区制互动转换的“道家时间性”变迁过程，并以东北国企宿舍区演变而来的城市棚户区治理过程中少有群体性抗争事件加以例证。芦恒提出，由于有着过去国企单位管理经验的社区主任群体，在大型矛盾冲突化解，群众路线的遵守、社区动员等方面，沿用以往单位治理逻辑，通过“事件性时间性”和“适应性循环”机制，帮助居民化解各类风险，形成适应变革的“社区抗逆力”。此类从“时间性”出发，研究基层社会“适应性”的思路，有利于促进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同时有利于从中国独特的单位社会治理角度，拓展社区抗逆力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中山大学副教授黄晓星发表了题为“需要满足的有效性与城市社区服务供给”的演讲。他认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有效满足需要的社区服务供给体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点内容。作者分析了近30余年我国社区服务体系的设置，进一步以广州市为案例，建立基于需要满足有效性的城市社区服务变迁的解释框架，也即需要满足的有效性与否直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的变迁。从单位制为主、街居为辅转向社区服务（体制），从单位为服务单元、社区为服务单元转向社区与群体并重为服务单元（服务单元），从单位为主体、居委会为主体转向多元主体的供给（服务主体）。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需要类型的多样化，城市社区服务供给体系的设计首先必须基于对人们需要的把握。

南京大学教授邓燕华和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艾云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精彩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