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来临

——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

基于互联网的微信书写的出现，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如下特征的转变：人们基础生活开始遭遇到频频的颠覆；现实社会生活功能紧迫性的改变在倒逼着社会结构的种种转型；网络式平面化世界的日益凸显；信息的网络搜索而非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常态；移动互联致使时空碎片化；去中心化生活空间形成；金融驱动消费时代到来；微信群上的点击互动、分享鼓励成为一种团体性生活的基本模式；与一种虚拟空间的群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更为突出和真实。对人类学家而言，这种状况预示着一种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它是基于文化转型的一种觉悟。

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之为“时代”的时代，都会为一种技术与工具的特征所浸染，并以此技术和工具去命名这个时代，以体现其之所以被标志为一个时代的特征。诸如我们读世界史所耳熟能详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化时代，乃至于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对当今世界而言，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一场悄悄来临的革命。它对于我们这几代人而言，从最初的好奇，视之为神器和奢侈品，逐渐开始深度地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自身也成为一种谁都无法真正脱离的廉价而方便的生活必需品，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快速的流转，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之人都在日益面对一个全部都在互联网之中生活的图景，这将使得我们所有人可能在未来全部都会被吸纳到互联网之中，似乎无一人可以真正从中逃避出来。这恐怕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场景之中，微信民族志书写时代来临的真实意义。以文化和日常生活为研究重心的人类学家需要对此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实实在在地来自于对这些技术之于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自我觉悟。  

微信民族志时代与知识的转向

毋庸置疑，今天人们从对于互联网的一种最初的陌生、好奇到追捧，已经转换到似乎不得已而为之地要全身心地拥抱、钟情于互联网行业中的各种程序发明，并迅速膨胀到我们日常交往的生活之中。微信便是在此一过程中经由中国人之手而被发展出来，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使得一种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相互联系，转化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虚拟空间，人们在其中更为便利地获取、交流和分享信息。它还使得我们原本极大程度地受到时空限制的信息交流和关系往来，变成一种实时在线的不可能遗忘和丢失的关系。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和任何一个心仪的朋友做一种虚拟时空下的对话交流，分享彼此的观念。由此一种原本不可能的现实生活，转变成为一种可能性的虚拟生活。

当数以亿计的乃至更多的人都借助微信的界面去呈现自我、剖析自我、理解自我、表达自我之时，一种社会性的力量便会逐渐地酝酿形成。人们在这个相比其他互联网媒介更为方便易得的空间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乃至于随心所欲地吐槽，并把这些看法瞬间地转发出去，形成一个又一个微信刷屏的热点话题。而制造和转发微信之人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网红”，这里的“网红”并不意味着好坏的价值判断，也不一定就是社会和文化中要去梳理的榜样人物，他或她的存在和表达只是在于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他或她可以短暂存在，也可以长时间停留，但难以永久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因为一个不断制造出“网红”的网络，在下一个时间段又会很快制造出新的网红，使后者盖过前者，最后使前者消失。在微信的时代里，网红的模式成为制造社会新闻的最为基本的模式，它使得社会的核心价值难于一以贯之地维护，秩序构建因此而成为一种动态的更新。

一种来自最为普通的人的力量对于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新界定，曾经不可撼动的社会共识、通则规范以及伦理价值，也在通过微信这个空间，借助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契机，而加以修正、更改甚至于推翻。一个个特殊的案例在逼仄共识性价值的改变，轰动一时的网红“凤姐”、“犀利哥”，都堪称是这种极端案例的典范。在一个为网络和微信所左右的世界之中，极端案例的报道和呈现成为一种新常态。现在都可以发声的“每个人”，往往来自原来不能够发声的底层小人物群体之中，他们的声音和表达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来自底层的力量甚至可能在特定的时候超过其他任何的时代，聚集着无限的力量，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时刻关注于掌上寸许虚拟空间所发生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事件和观点的评述之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文化在发生着一种方向性的转型。对中国而言，由微信群所带动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必将是一个借助微信书写的新途径而构成大众表达的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对中国的人类学而言，这一点似乎更是如此，而且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更为紧迫。

在人人越来越熟悉且有深刻感知的虚拟空间之中，真实地发生了让一向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为之震惊的故事。人类学家曾经的那些研究对象，似乎也在运用微信这种人人可以沟通的技术改变自己的姿态、生活以及命运。尤其是原来相对闭锁的乡村，微信群的建立使这种状况彻底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人类学的田野，也有一部分开始从线下转换到了线上，转换到了语音和视频聊天中，尽管线下的田野仍旧坚固地存在着，但无疑我们再也不能去忽视这种微信空间所提供的田野工作的机会和可能。

对于人类学而言，民族志不过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是对我们实际并不熟悉的人群生活的描述，前提是我们对这个开始并不熟悉的陌生社会，渐渐熟悉到真正能够理解那里人的生活。但如今不同的是，曾经的古典民族志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到现场的参与观察，而今天基于手机微信界面的参与观察，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民族志，而这种民族志在整体特征上可谓是碎片化的而非完整且有系统的。它也许是微信群中瞬间的一瞥而非长期的田野观察，也许是一种过程的体验而非结构性规范的呈现，但由此感悟性的散点式民族志书写成为一种必须。

这些特征也使得一种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的模式在发生着一种转向，这种转向的核心便是传统或者古典意义上的系统人类学知识的初步瓦解。由此发声者不是一个，书写者更不是一个，民族志不一定出自专业的人类学家，但专业的人类学家却必须熟悉那些同样在写民族志的人的存在。由此，人类学家将不再是独自一人去搜集民族志资料的、对一个地方人群有似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的系统的民族志书写的作者，或者是对一个地方唯一性的、权威性的、也是终极性的撰述报道人。他或她实际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访客，用类似新闻记者的方式即时编辑并报道出对那个地方人群的观感和觉悟。但不同于新闻记者的是，他们有着一种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视角让人可以切实地感受到曾经的人类学的理论，竟然可以在这一瞬间的微信呈现中找寻到某种田野之中的契合。在未来的微信民族志的实践之中，一种体验的和感受的民族志将会更为发达，而所有这些感受将成为一种共享的知识，启发研究者从更为宽阔和有持续反馈的语境中去重新审视自己的观感、探究和发现。人类学的知识也变成研究者与报道人同在的一个田野书写的构造空间。

微信时代的总体特征

如果说微信是一种媒介技术，那么它的来临和普及必然会对社会中人的生活造成一种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正在发生之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对于生活和观念上的诸多影响。如果细细追踪和回顾，可以从十个方面去加以总结：基础生活方式遭遇种种颠覆为其一；社会功能倒逼结构转型为其二；网络式平面化世界的凸显为其三；信息搜索而非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生产成为一种常态为其四；移动互联致使时空碎片化为其五；去中心化生活空间的形成为其六；虚拟金融驱动消费模式的成型为其七；点击、互动、分享和鼓励成为虚拟交往空间的主流为其八；对面建群并彼此添加微信公众号，与一种虚拟空间的群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其九；世界共同体想象的实践成为日常为其十。

第一，微信时代来临的主要特征——人们基础生活开始遭遇频频的颠覆。由于互联网介入人的生活是人际交往中最为基本的沟通方式的改变，故它将会以一种逐渐对实际生活的替代以至逐渐对它的依赖，而使我们原本日常的生活遭遇频繁的颠覆。从支付宝、网贷、滴滴打车、专车到最近的导游网上预约和评价，乃至于洗车、理发、宠物护理等，我们生活里最为实在的面对面的交往模式，开始被一种微信互联网逐渐虚拟化的空间所取代。而在此潜移默化过程之中，我们行为与价值的信念会遭遇一种无情的改变，自我表达更为倾向于发自内心而远离此前惯常的道德说教，比如傅园慧所使用的“洪荒之力”这个网络词汇和表情包在2016年夏季的走红。除此之外，我们会更多地与陌生人相约来完成某项社会中的工作，诸如快递人员、滴滴快车/专车服务之类网上预约的司机。总之，我们在和熟人或者亲人见面减少的同时，与陌生人“约会”的机会在不断增加，具有多重含义的“约吧”因而成为网络走红的新概念。

第二，一种现实社会生活功能紧迫性的改变，在倒逼社会结构的种种转型。制度结构乃至于社会结构相比人的行为的灵动性而言，总有一段迟缓的落差存在。当微信扫码支付已经在小贩的手里普及开来，作为制度形态的银行体系自然会随之而发生一种带有颠覆性的革命，因为再顽固的制度也难以阻挡现实生活的那些改变，以及个体的一种带有偏好性的选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注重个人意愿的时代里。这一定会倒逼一种制度上重大的扭转，进而强化了一种生活方式转变的能力。自微信交流平台出现以来，种种刚性的制度日益受此现实处境改变的逼迫而引起彻底性扭转的情况还少吗？城市出租车的管理制度面对“滴滴打车”所出现的危机便是一个极好的案例，未来公司化管理下的出租车将有可能出现无法维持的局面，人们也许会更多地依赖于方便支付和出行的滴滴打车而不是街头拉客的出租车。今日不同于革命时代的变革是，它不是因为现实的无动于衷而引发的制度性的变革，而是因为现实本身的躁动和嬗变所引发的不得不去跟随的一种变革。

第三，一种网络式平面化世界的日益凸显。可以这样说，微信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全球范围内的彼此互联的真正实现。电子邮件也许是这种互联世界得以形成的最为初级的形式，但即时推送信息的微信平台真正实现了彼此之间同时虚拟在场的联系和交流。世界的任何阻隔似乎在此平台上都得到了一种削平，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平面化。其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地方性组织的衰败和失落。人们开始以各种复古的形式试图去重建这种地方性的组织，甚至微信群的建立本身都属于这一重建的一部分。但显然，社会组织的松散化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似乎无须进入到任何的组织之中，也能实现融入社会生活的社会化的目标。人们不再是团体性的或者差序性的相互联系起来的模式关系，而凡属于这方面的实践活动都得到了一种推翻和倒转，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互惠、互联与共享的价值模式。凡是试图遮蔽、隐藏、自我保护以及强调积累而不交流分享的行为，在此模式之下都会自我瓦解，难以有真正的发展。相反，敞开、表现以及分享是这个微信新时代的核心特征，就本质意义而言，微信所构建的平台就是由于前面社会的种种闭塞、限制和不能够真正开放而发明和设置出来。这是一种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基于这样一场革命，欲求在被平面化的网络所带动并得到了无限放大。一种潜在人心底层的力比多的能量在此空间中得到了瞬时的爆发。人们在此过程中创造着越来越多的从来没有的事与物，比如为单身汉自嘲而创办的全民狂欢的“双十一”（光棍节/网络狂欢节），随之各种类似形式的网络节日相继都被创造了出来。人们在网上一掷千金，毫无节制之思，欢天喜地地等待快递小哥的到来，这些几乎成为了新一代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模式。人们因此再无山水阻隔、道路难行的自然观念，这一切在新一代人的眼中，都可以通过越来越便捷的全球快递服务而予以解决。一切皆有可能，唯一不可能的是让他们停止在网络和微信上的一次接一次的点击和浏览。

第四，信息的网络搜索而非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常态。之前试图将知识通过个体记忆的方式而存于大脑之中的知识存储方式，面对包括云计算在内的无限量存储信息的互联网方式败下阵来。互联网对人的记忆能力的取代和提取真正的外在化，使人自身不再是一个纯粹知识的拥有者，而是转换为新知识的创造者和持有者，所有经典的知识积累和准备都不过是为了创造和占有而准备。对一位研究者而言，多年之前案头一本大百科全书的便览和查阅的知识汲取方式，越来越多地被一种网络搜索关键词的方式而取代，其方便之处和知识容量的浩瀚无穷，绝非传统的大英百科全书这样的工具书所能真正比拟。由此，自印刷术发明以来而逐渐建构起来的图书馆藏书模式也将为之发生巨变。当越来越多的纸质知识载体开始为数字化的媒介所取代之后，售卖图书的书店越来越转化为一种共同交流和休闲的空间，真正阅读和查阅的可能并非是纸上的文字，而是时时更新却又内容无比巨大的数字存储空间，借助的不是书本，而是电脑、手机上可以看到的电子书或者PDF文档。所有知识越来越多地转化成为一种暂时性的知识存储，因为在不停变换信息的微信朋友圈里，一种不断滚动的知识更新和传播正在发生之中，并不断会有一种带有创新的知识、设计和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因此，我们不能再用既有的过于单一化的真善美的原则去衡量这些知识、设计和形式，而只能归结到一个“新”字上去。新代表了一切，否则便不能吸引眼球，引起注意，最终淹没于无穷无尽、不断翻新的网络知识存储与更新的海洋之中。

第五，移动互联致使时空碎片化。时空自身原本是一个连续体，本无所谓区隔、划分与碎片化的存在，但人的活动及其文化上的作为，使得一种连续体的时空有了相对而言的种种切分。可以说，传统时代做的是一种循环的时空分化，它的基础便是自然世界周而复始的运转，人使自己有了年、月、日，上、下、左、右以及内、外的时空划分，这种划分对人的生活而言不过是一种意义的映射，且相对而言是固定化了的，因为自然本身也是这样动中有静、错落有致，而非完全的变化无常、无规则可循。即便有一些超出常规的状态存在，人们也会通过自我调适的做法而使之归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比如通过闰月的做法而使得一年又一年的时间上的计算差别不会太大，通过风水的观念而使得某种突兀的空间得到一些改变和调整。这基本上算是传统时代的循环社会的时空观，农业社会如此，游牧社会如此，即便是行为散漫的狩猎采集社会亦不过如此。但现代世界的兴起情形则大为不同，即时间和空间必须相互绑定在一起的生活场景逐渐相互脱离，通过刻度时间、远距离传输技术以及数码光纤通讯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日益普及，时空之间可以做一种彻底的分离。如果排除掉时差的原因，原则上我们可以在同一时分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上的人们进行电话、视频和微信的联系。但随着刻度分秒时间成为我们今天不可或缺的依赖，时空对人而言的碎片化生存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所谓时空的碎片化，就是指在场的生活被不在场的存在所把握，而我们所做的便是时时刻刻需要对这种不在场的观念作出一种行为上的回应。可以想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坐落之下，人的时空安排也是相对固定的，今天和昨天的生活之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人生的轨迹也是可以通过时空的线索去清晰把握的。但在一个彼此并不在场便可以知道和了解对方的虚拟联系的微信互联网时代，时空都在一点点地被微信所“绑架”，时空本身也一点点被撕扯成大大小小的碎片。

首先是旅行对时空的撕扯。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行，人们分成不同的人群，占据一片空间，经营自己独特的日常生活。但现代社会旅行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为着各种目的而展开的旅行，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在时空的意义上碎片化了。在此过程中，人实际上已经不再依赖于具体的时空坐落的坐标系，而是准确无误的刻度时间以及总是存在新意的空间。本该像曾经的过去一样，中午12点在百年老宅中与父母日复一日的午餐，经过一种旅行而时空转换为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游艇上的午餐；而从来也不会错过的家庭晚餐，却在夜晚来临之时变换到了巴厘岛富有异国风情的街头餐厅之中，窗外呈现的则是原来似乎只有对异文化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才能真正呈现给我们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斗鸡表演的那一幕。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能力在全球旅行所造成的。又一个撕扯时空的整体存在而使之碎片化的要素，就是时时在线互动的微信技术的普及。无线网络的无处不在催生了微信技术的普及，以及一个对人类学家而言更具意义的微信民族志书写时代的来临。每个人都在借助智能手机的屏幕阅读、书写，传输着自己和他人的用符号表征所呈现出来的即时性的感受、觉知和反思，这些书写本身便是碎片化的，跟周围环境和时间的早晚没有任何关系，它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微信来传播、接收与回应，这种行为无意中使得一个人自己的时空就此而被撕扯成了一种碎片化的难于有路径可循的存在。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撕扯时空的力量就是对于时间和空间不断且任意的“骚扰”，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常态。在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无所谓真正意义的打扰，更无所谓骚扰，寒暄揖让、插科打诨、嬉笑怒骂都是人际互动中经常会碰到的社会现象。这在一个并不以面对面交流为主的强调虚拟空间交流的微信时代中，却可能变成一种严重的骚扰。这种骚扰无处不在、四处涌动，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微信的发送和接收。人的生活也因此而处在一种碎片化的断裂状态，我们必须对来自不确定时空的突发事件作出一种必要和积极的反应，否则一天的生活是难于真正持续下去的，微信通过打碎我们时间和空间的安排而重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第六，一种去中心化生活空间的形成。网络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无处可以找到一种社会网络中心的存在，中心不过是一个连接的结点。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去中心化生活空间开始形成。平面化空间的形成促成了一般产品乃至生活必需品的全球流动，与此同时，人员的流动也在全球这个平面上做一种朝向生活空间均质化的运动，从一种结构化的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关系，转换为中心与边缘可以任意穿行和摆动的动态关系。中心在此意义上具有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人们以此为中心却在所谓的边缘安排自己完全中心化了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中心化都因此而从中心蔓延到了周边的世界之中，人们按照中心生活的样子对此加以模仿和复制。而这些要去努力模仿的生活，大部分是跟微信讯息的快速传播直接相关的，人们从那里了解了一切，并形成了一种反省性的意识和能力。平面化以及虚拟化的生活可以出现的社会基础，在于各类知识作为讯息日益侵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今天可以说再没有什么知识是真正难于理解，再没有什么知识是需要我们逐字逐句去阅读和记忆的，知识被分解包装，类似幼儿园将极为难懂的知识转化为童话般的易懂、新鲜且带有感官刺激的资讯和图解，传输到我们的头脑之中，转换为我们的行为反应，然后淹没在知识信息的浩瀚海洋之中；当我们需要之时，再通过各种的搜索引擎加以找寻。

芸芸大众在虚拟网络上互动交流，讯息制造使得他们已经不再呈现为要么默默无闻、要么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那样的极端化的行为反应，他们借助网络平台彰显着自己对于生命、生活、价值、道理、公平和正义的理解、选择和评判，形成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下的道德判断。仅仅2016 年，一起接着一起的网络、微信推动的关乎普通人公共生活的事件，诸如涉及大学教育与薪酬体系的兰州交通大学女教师身患绝症后被学校开除的案件，涉及明星隐私的王宝强离婚案，都曾经吸引了世界范围内数以亿计的眼球，并制造和生产了成千上万的网络上的吐槽和评论，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政策和相关权力机构的制度安排和变革，至少对其产生了一种触动和警示。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网民或者微信群不再单单是一个大家都用以娱乐共享的平台，还是形成一种民众共同体意识的平台，尽管此种民众共同体是被彼此虚拟的在场想象出来的。但想象的力量有时可能要比实际的发生更为具有力量，它往往成为人们获得权利的一种新模式，这不是直接获得而是间接获取，即每一个人借此而形成了一种自我反思性地去看待社会的思维习惯，凡遭遇到一种自认为不公平之事便使之上网，通过微信朋友圈而大量地将其转发出去，并期待着一种旁观者的评判或者热议。“网红”在这个意义上便是一种力量，同时也是一种人们心里所想之共同意识的外在投射，它由此制造了新的群体认同和多中心的流行文化。当一个社会有近乎百万甚至更多的网红存在之时，一个权威中心自我构建的神话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七，一种金融驱动消费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绝非单单是一个金融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在于它还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就社会而言，它从来不是由上而下推行开来的，而是由互联网的底层先在而逐渐去倒逼上层结构的转型和上层予以合理应对合作共谋的产物。它的存在赋予人们以生活上的方便，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人们自由进行交易支付的权利，人们无须拥有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现金，无须花时间到银行的营业厅等候，无须在商场交款台前排队等待，无须刷各大银行认可的信用卡，无须和社会中人做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只要点击支付的按钮或者扫一下微信/支付宝支付码便可以成功地完成一次交易，并且可以在无线网络覆盖下的任何时间和空间中完成这项原来可能受到货币、信用卡限制的支付。如果没有一些国家政策层面人为的硬性限制，这种金融系统彻底被微信/支付宝交易所取代，在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层面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而这种变化在6年的时间里便发生并波及了数以亿计的人口。由此，一种金融管理的旧有模式在发生着转变，互联网金融的即时、方便和快捷在影响着人们自身消费模式的选择，人们无须再考虑作为现金的钱币的携带和储存。总之，金融支付模式的新转变刺激着人们的购买欲望，影响着人们对于网上无限丰富商品的全身心投入的消费追求。

第八，微信群上的点击互动、分享鼓励成为一种团体性生活的基本模式，并成为一种日常的需要，尽管彼此之间并非真实而是虚拟的在场。这是可以涵盖更大范围的社会团结模式的社会网络的构建，曾经相互分离开来的个人借助新媒体的平台而重新虚拟地在一起，彼此之间互动交流，相互分享彼此的知识、经验和认同。对这个空间中的每一个人而言，这种模式是需要一种反思力的，其不同于旧有社会团结的模式之处就在于，那一模式可以是无言的仪式性的狂欢或者集体欢腾；而在今天虚拟存在的互联网微信的平台之上，在通过一种有来有往、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交流而把更大范围的人群连结在一起的同时，人们也在反思性地创造自己独特的群体在一起共存的方式。这是借助将各自观点、看法直接在微信朋友圈中呈现而实现的，彼此毫不客气地争论吐槽，乃至相互的“攻击”。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人们自由形式地表达，只是每个人不会随意地去表达，当微信的媒介空间给予了人们以充足的自由表达之时，人们对此也回报了深度的尊敬，人在这个意义上终究是“人”而非“禽兽”。

第九，一个新的社会互动团结的新范式也因此而在成长之中，这实际上与一种虚拟空间的群的生活方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传统时代的更多使用肢体语言的互动模式，微信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更多地使用手指的点击、眼睛的注视以及大脑的思考。很显然，人们尽管在不停地点击电脑和手机屏幕，但每一次的点击却又不是随随便便作出的，今天每一个使用微信和网络之人，都为此而投入了大量的即时性反应的反思性的思考力。而该如何去书写微信、发送照片、表达自己的看法、到人海茫茫的朋友圈中真正恰如其分地呈现自我，所有这些思考都在重新向每一个有微信的存在者、使用者提出“存在何为”的严肃性问题。人们也在此过程之中，体会到彼此互联、相互鼓励分享的乐趣。

第十，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在微信时代变得更为突出和真实了。这种特征保证了人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共同价值的追求和实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种无边界的交流在一种迅速而骚动的氛围中开始涌现，一种无边界的世界想象的共同体在人们的观念下得到了认可。但与此同时，一种反向的运动也必然会存在，那就是新的边界的设立以及对于各种无边界、无底线交流的恐惧和审查。民族主义在今天不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或者以民族构建为中心的一种自我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演变成为国际意义上的以及全人类意义上的对于自我边界存在的肯定和强化。文化的相对性观念又被重新捡拾起来，纳入到新的我族认同的边界设定和监视之上。换言之，一种无边界的交往和互联互通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各种既有的族群边界阻隔的重新建构，被转化为一种文化利益和存在权利上的新主张，而在符号化地支配着人们对新的领地、权力和支配的认可、认同以及实施。一种“去除”还是“守卫”的族群以及文化边界保卫战，将成为未来世界共同体想象政治中的一种核心途径和姿态。

微信、交往与群学

对一个社会而言，随着微信自媒体的普及和方便易得，其所带来的变革更为巨大。它让社会成员之间联系的网络更为虚拟化且相互的联系和沟通不断加强。它的力量虽不外显，实际影响至深。借助无限次的点击和复制的方式所轻易构建的，几乎是零成本的而且多得不可胜数的微信群，一种对于虚拟化群体生活有所偏好的建群行为，无意之中虚拟化地满足了文化对于“群”的亲和力。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借助一个个微信群分化为多元存在状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强。而作为一体的社会主流价值，被微信群搁置一旁，做一种有选择的遗忘，忽视其真实的存在以及在价值上的引导。这种局面也无形之中造成了社会多样性选择的增加，当然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因此增加，人的安全感意识无法再得到单一性制度的保障。

微信作为一个虚拟互动的交流平台，从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它可以使得受到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日益分散开来的个体重新凝聚起来。因此，尽管众多微信群的存在看起来是复制现代社会自我分化的模式，但由于这些微信群之间通过个人的无边界或者跨界的交流而使得微信群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在一起”是虚拟化了的，但正像互联网世界的虚拟性逻辑一样，它又实实在在地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造成一种影响。换言之，微信又使大家在一起。

社会学最初翻译到中国来曾经被严复翻译为“群学”，后来章太炎从日本语借用社会学这个翻译，最后彻底取代群学而为社会学。但在一定意义上，“群学”这个概念似乎更适合去描述当下使用微信的群体，他们相互建群，在群里聊天，晒各种图片，分享各自的经验，名副其实为一种群的关系。研究这样的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很自然便是一种群学，而且是最原始性和要素性的群学。如果曾经被忘记的严复社会学的“群学”翻译是个时代的误会，那么今天经过一种穿越，群学的真正意义又回到了虚拟的真实生活之中来。换言之，社会学在向最初“群学”这一译名做着一种奇妙的回归。很显然，当微信群而非实际的社会组织真正能够把更多的人方便即时地联系起来的时代，微信群的生长形态和运行机制便是一种所谓新的互联网群学真正要去关注的。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的普及乃是人类文化意义上的一次向着人本身的存在状态的回归，人在用最为当下的技术重新肯定一种人之本真的群居性的生活，只是人们不再是以真实的身体存在和接触来做此肯定，这种群居可以说是以一种近乎复魅的方式，使人一步步地退缩到了不能分离开来的彼此之间的联系中来。

就一种最为直观的观察而言，作为一种人际传播的新媒介，微信存在的最为重大的意义，便是开启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方式的新时代。就像之前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工业化时代一样，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微信时代”。这个时代的出现，使得之前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改为微信中的借助语言、言语以及图片的对话式交往，以前借助纸笔的书写和传播则改为在微信中的书写和传播，以前所必须要求的一种时空坐落明确的人群聚集改为微信群的共同时间却不一定在场的线上聚集。而线上的聚集，又使得人们可以在一瞬间转化为线下的行动，由此微信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新的动力来源，这一点显然不可小视。借助兴趣和爱好所组织起来的跨地域的像FB这样的微信群体，又如雷洋案便是由微信群的聚集、转发以及抗议而形成的一种虚拟的力量，进而影响到线下的社会反应以及政府决策。这样的案例在今天可谓不胜枚举。

此外，知识作为一种消费品，借助微信的平台，使微信群中一种瞬间激增式的大众消费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只要网络畅通的地方，都可以尽情地消费这些种类繁多的知识、讯息和观念，学科的界限在一点点地被打破。从社会的意义而言，微信是一个虚拟化的时空结合的场域，同时还是知识汇聚与交流的场域，通过复制和传播技术的成型，微信成为我们接受各种知识讯息的一个大平台。它去掉了国家的边界、语言的边界、学科的边界乃至于文化的边界，所有这些存在的前提都是因为它们基于某种边界而存在。边界如果不存在，信息又变得海量并垂手可得，那么人们要做的只是从中去做符合自己偏好的选择而已，而不再会依赖上述那些基于现代性的分离和隔离为前提的界限划分，束缚自己的手脚。一种多学科知识和信息的交融与汇总，必然会成为未来百科全书式知识生产的总特征，微信民族志必然离不开这样一个大的知识生产的时代背景。

微信民族志的出现，使得我们重新回到了一种人类学意义的互惠逻辑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人类学的诸多早期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作为初民社会人群内部与外部关系基础的一种互惠关系的存在。这种互惠可谓是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性的，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个人群可以单单靠自己的孤立存在而持久存活下来。人们需要彼此交流互助的互惠作为日常生活可能发生的基础，这一点显然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之间的一种共识。他们从被称为前现代的社会中敏锐地发现了这种作为共性而存在的互惠的逻辑及其文化的表达。而现代性的出现所做的完完全全是要去打破这种关系，进而证明自身的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人把世界的一切都邀请到了自己的身边和眼前，然后教训它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人”、“我的意志不可怀疑”，由此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者存在的主人。人们强调财富的积累、强调私人财产权、强调以他人存在为陷阱的极端个体主义，由此而在社会技术的层面发展出来了各种分离技术，以适应这种个体主义的出现以及在文化表现上的汹涌浩荡。但微信的出现似乎使得这一切遭到了一种阻断，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在��信朋友圈中加以分享的时候，一种互惠的逻辑在资本昌盛的时代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死灰复燃般的复活，并渐趋成为一种在广大的底层社会不断蔓延的趋势，人们尽可能地把所有东西都在微信中呈现分享，包括知识、讯息、情感、体验乃至金钱（红包）之类。

实际上，微信的存在首先打破了一种等级和阶层的严格划分，社会学家再难为微信群进行一种抽样后的阶层分析。在这些实际生活的群体之中，人们在其中的身份等级会有所分化，但在微信群中却难分彼此，有了分别也便不是微信群意义上的群了。其次是它的分享逻辑使得所有的人都会受益，它的给予是面向全部的存在者，只要在群中就可以彼此联系、相互分享，给予者成为了夸富宴的实践者，它做了一种对于全部微信群中之人的社区整体性的呈现和出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奢侈性的全部给予可以时时发生、处处发生，不再受到一种时空的限制，由此而带来了一个虚拟狂欢时代的来临，微信民族志就是这样一种对这个虚拟狂欢时代的种种现象的描摹和呈现。当每个人欣喜若狂地在微信上发布各种消息之时，那也必然是一个有着更多朋友圈的人在投以关注和共同狂欢的时刻。这是一个只要有人敢提问，就一定有人敢举手的时代；只要有人敢晒图，就一定有人敢吐槽的时代。微信让书写变成不再是一种工作的或者职业的一部分，而是转化升腾为一种彻彻底底的自我表达、自我愉悦以及自我实现的新空间。人们从中既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他者的存在。

时至今日，微信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在深度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包括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个人、社会与文化生活。它一方面在卓有成效地使得现代性的分离技术失灵，同时也在深度影响着真实生活向虚拟化生活的转变。今天即便是人们相互分离，我们仍旧有一种社会团结的存在，仍旧可以有“在一起”的社会场景的涌现，这种场景往往可能是全球性或者世界性的，就像村落中的节日聚会，世界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只是它们都属于虚拟化的存在，即便原本是现实的，但仍旧有一种驱动力加足马力地在使之虚拟化，而只有这样做之后才被认为是更为方便、务实的。

因此，自互联网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特别是智能手机匹配上微信技术所制造出来的朋友圈的交流模式之后，以及网络购物借助手机终端而实现消费方式的变革之后，各种形式实体店的关张倒闭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由此而影响到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诸多方面。这其中无一人可以由此而逃避出去，不受到这一技术的影响。故不论有何种抵抗，结果都一样，那就是对于诸多传统行业的取代或者覆盖，因此可称微信替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这可谓是一场生活政治场域中的革命，它由此而造就了知识生产和共享方式的变革，也带来了一种文化实践内涵的改变。

不可否认，人是一种有着强烈沟通能力和沟通意愿的动物，曾经的自然阻隔，包括山川、江河、海洋、湖泊等，都曾经使得这种沟通的欲望难于真正的实现。但今日借助互联网的微信普及，这些曾经的阻隔均已不复存在，只要有无线信号覆盖之地，人们即便是躲在深山老林之中依旧可以与外部世界之间有直接的联通，当然更多意义上是虚拟性的。人们因此而面临一种新的人群重组，即原初意义上的相互依存的同质性很强的村落或城市社区中的群体，因为人口迁移、城市化浪潮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移民和旅行而发生着一种频繁往复的离散性重构。而微信的存在和普及却使得这种重构变得易于实现，通过微信交流以及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人们之间减少了彼此的分离感，且因为智能手机的存在而变得容易满足。也许在原有的聚落联系被部分或者彻底打破以及阻断的同时，新的群的联系则通过微信而得以加强。当所有的事物都通过微信这种连接技术而得以数字化地勾连在一起，同时当所有的事务都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而予以呈现在网络或手机屏幕上，并借助它而得以实现日常的运作之时，知识的学习、储存、传承、获取以及理解的方式都必然在发生着一种彻彻底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必然会酝酿一场文化意义上的转型。

这种转变的核心就在于承载和传播信息的媒介物的改变，在这一点上，无疑“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并没有错。从传统纸质媒介物逐渐转换到数字化媒介物上来之后，知识独占变得几乎不可能，而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公器的知识的共享则成为了一种可能和必须，且更为易于实现。照相、存储、提取技术的数码化以及光纤传输，使得一种基于知识共享的知识创造变得易于获得。这也无形之中强力扭转着现实社会里各种此前并非依赖于网络和微信的部门的运作模式，诸如银行、政府与互联网的合作。而运行模式的改变，自然也影响到了嵌入于其中的人们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形貌。

在微信以及微信群中，人们可以去晒自己的一切。而在微信群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此了解此人的种种虚拟化的呈现，但它却是一种真实发生的生活，没有谁会因为你的不在场而盛赞你的清高，也没有人会因为你不会、不愿甚至不屑使用微信便会高看你一眼，世界被微信存在所扭转的结果便是谁都在微信之中，谁都无法离开微信而生活，由此而形成一个虚拟化的相互依赖的分享空间，之后才可能有其他形式的个人的存在。换言之，一种新形式的微信库拉圈正在形成之中，即在微信群中先要有一种类似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库拉伙伴”关系的存在，之后才可能真正有其他形式的交换的发生。微信因此而复活了原始交换的道德意识，增进了彼此交往的频率，只是这些都是虚拟的，但却又是真实存在并发生着的，谁都不可对此予以小视。

朋友圈与人类共同性的表达

微信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一种极大的改变。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个不同的微信群中见到熟悉的人，也可以看到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本来他或她可能无缘与我们熟悉，但因为微信群的虚拟在场，我们和他或她之间便有了经一面之交和永久相交的一种互动联系的可能，甚至在微信群里我们可以多次甚至不厌其烦地去打扰对方的存在，逐渐由一种开始实际的陌生而转变为后来虚拟的熟悉。而许多原本并不认识的朋友，皆是因为某种机缘见了面，通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成为朋友圈中的一员。

朋友圈尽管是一种有界限的存在，但它本身却又是无限开放的，它可以通过一种朋友的朋友拉人进入的方式而改变朋友关系的格局和网络的范围。朋友圈只有一种分享和互动往来的功用，却无领导和被支配的关系，更没有权威意识的建构，大家在微信群里是平起平坐的，任何教训人或者高于群中他人地位之上的表达，都可能会遭到群内之人的“群”起而攻之。因此，微信民族志的书写说到底便是当下平民共同体生活的一种白描，它真实记录且可以保持一种时间追溯的延续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圈的网络，不需要先确定某一个中心，然后再去看自己或他人的边缘地位是否存在。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制造的世界中实际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中心可言，这个中心或许只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既有的面对面交流方式的核心，在于一种交往的实践无需太多意义上的反思，说了便是说了，做了也便是做了，大多依赖习俗的惯例和常识便可以加以解决。但微信的书写往往在这种无反思性的行动之上附加上一种思虑，借此需要考虑的则是话怎么说、字怎么写，由此而使得微信群中形成一种良性积极的反应，并获得点赞和评论的正向强化。

微信以及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无以计数的朋友圈是一种全媒体的存在形式，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被真正掌握在了每个个体手中，即由一个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所掌控，由其来发布和转发。在此意义上，很多原来由社会机构负责的事务，转而由个人在自己私密的空间以及随意性的时间安排中完成，床上、地铁里、厕所中以及餐桌上看微信、刷朋友圈，已经成为很多人新的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在此意义上，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都在朝着一种碎片化的方向去发展。人们曾经的时空分配可谓是单一性的，注意力也必然是单一性的，人们只有在工作或劳作之余，才有可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休闲的生活之中。但今日在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化手机上的无以计数的大数据意义的点击，已经使得我们难以分辨清楚究竟哪些内容属于工作的一部分，哪些内容又属于休闲娱乐的一部分，这个界限在微信普及的时代被彻底地打破掉。一种新的生活处境在日益凸显出来，即曾经的工作时间被微信所占据，曾经的空闲时间亦被微信所侵扰，并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

但毫无疑问，每个人自己能够驾驭的时间和空间的自主性在此过程中无形地增长了许多。人们在变成自己时空主人的同时，亦实现了一种开放共享空间的拓展，人及人所构建的群体不再是存在于某个角落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与遥远的他者共处于一个虚拟时空下的存在。人们也不再是相对意义下的个体的存在，而是成为一般人类意义下的一分子，即一种文化相对意义上而言的文化边界的模糊不清甚至失去了自我的边界，人们之间开始更多地透明分享彼此共同性的而非差异性的经验，诸如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人类学真正开始转变为有关人类整体的学问；而在文化相对性观念支配下，则是猎奇心态地对特殊人群的特殊思考、片面甚至是过度的强调。在此意义之下，人回到了本该有的位置上去，人们在一起开始讨论、关注人和人性的问题并彼此分享所提供的可能解答。恐怕再没有比这一点对人类学而言更为重要的了，原来我们是依据人们在世界各地样貌形态的不同而区分不同的类别，然后再分出一种高低上下，结果西方早期的殖民者和民族学家为此犯下了种族主义的错误。但今天再去看这些有着差异性的人群，似乎真正缺少了彼此之间的那种想象出来的差别，因为人人都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人人都在得意和不自觉地狂刷寸许见方的屏幕、发送微信，这其中夹带了文字、图片和声音。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不能不去看他们差异性之外的那些共同性及其影响，人的共同性存在的问题重新又回到了人类学家的眼前并被期待着给出准确的解答。显然，微信的广泛普及和使用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当下人类共同性的表达之一。

在中国，微信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它的无限网络连接程序的技术能力，使得人们生活的世界不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为之一变。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每天有着不止十个微信群的参与之后，他或她对于生活的理解也一定会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样一种快速传播的技术，可以在一瞬间传遍由中心而至边缘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广大区域之时。比如，一位送女儿出国读书的母亲可以与女儿分享她在法国巴黎街头逛自由市场的场景，这对于没有互联网和微信的过去而言，显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技术的均质化普及所带来的文化落差，也是今天的研究者特别要予以关注的。很多民族地区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全球化技术的影响，那里的文化形态以及价值选择也随同全球城市语境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而所有这一切无疑也是由微信所带来的一种极端负面的影响，正像当年西方殖民者进入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土著人群体中所带来的种种破坏一样，这是今天的人类学特别要加以警示的。

显然，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不同步或者说二者之间先与后的巨大落差的社会影响力，并非是今天的研究者才会注意到的。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朋1922年所撰写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来的“文化滞后论”，至少在距离今天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33年就被费孝通所注意到，并与王同惠一起将此书翻译到汉语世界中来；只是在今天的中国，其有如照镜子一般得到了与在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样的应验。换言之，今天的人类学再一次遭遇到或者面对着一个巨变着的中国乃至巨变着的世界。所有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便出现的现代化的两难，即使在今天仍旧是无解的。微信的存在尽管已经远离了现代性的分离技术，但它从本质上而言仍旧是一门技术，同样会遭遇到技术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与文化体系的自保之间的两难。既有的文化在微信面前，恐怕在其未转化出新的文化形态之前已经面临一种死亡的厄运了。因此，在一种微信民族志的知识生产的时代来临之时，我们显然不能够把这一点完全地忽略掉，而去尽享微信所带来的种种非正常状态的狂欢。机遇总是伴随着风险。一种清醒的思考者的角色在今天变得更为重要，否则，一种失去方向的崩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从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微信使得相互分离开来的社会虚拟般地凝聚在了一起，这曾经是一种社会团结所渴求的局面，但被现代的技术一点点瓦解掉，这是微信所能提供给我们社会重建的机遇之所在。

我们也要清醒的是，微信既是一个交往的平台，同时也是作为一个虚拟的广场而出现在虚拟的人群之中。其中每一位成员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观众可以鼓掌、叫好，亦可随心所欲的吐槽、说闲话；而表演者则可以自设中心擂台，搭建表演场所，吸引围观群众，甚至可以因为吸收粉丝人群的数目众多而成为网络热捧的“吸粉”、“涨粉”的“网红”。它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无须一种专门的社会的组织，零成本的进入和退出，但又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庞大的靠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种在性质上是虚拟化的而其成员又不在现场的团体组织。这基本类似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由市场，形成一种网络平台资源的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机制。这在打破既有的层层思想的审查上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因此，控制和筛查这些自由市场的声音，使之形成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声音变得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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