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住房研究》2019年第4期论文，涉及经济适用房的定义、租赁市场的生存策略、住房模式对社会整合的一印象、社区重建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住房协会在租赁市场的投资、住房补贴对家庭经济的影响以及居民流动意向对公共住房发展的影响。

虽然批判性工作的重点是揭示经济适用房战略的基本动机，但人们越来越少关注超出负担能力的因素如何影响经济适用房的定义。在以色列，经济适用房的文化嵌入性使得这一概念在没有正式定义的情况下得以存在，从而揭露了议程和因果叙事，并为探索经济适用房的不同解释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室。《经济适用房概念化的挑战：定义及其基础议程》一文基于60次访谈、立法分析、政策文件和报纸文章，作者使用问题定义和社会建构的框架来解释不同机构和行为者如何操纵经济适用房，以促进可能与负担能力关系不大的利益或议程。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经济适用房的定义（或者说缺乏定义），反映了人口、财政、社会和政治利益，以及从社会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转变的长期存在。

在许多西方国家，私人租赁行业（PRS）经过一段时间的衰退后正在增长。在比利时，私人租赁业的政策利益重新兴起，人们相信这一部门在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将这些家庭引导到私人租赁部门还存在问题。市场的供应方不一定愿意容纳弱势租户，房东和房地产经纪人在整个租赁程序中建立了排除经济脆弱家庭的机制。这些家庭则反过来制定应对策略以克服障碍并增加其机会。在《行动与回应：比利时私人租赁行业租户与房东的生存策略》一文中，作者运用互动视角来研究市场双方所指定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论文基于对业主和经纪人的58次深入访谈，由低收入租户构成的15个焦点小组的证词，以及他们在租赁经验中受到不同歧视影响的5次深入访谈。

社会融合是支持性住房计划成功的一个指标，但却是居民面临的持续挑战。《洛杉矶住房模式与社区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考察了不同的支持性住房模型（即集合、单一地点、分散地点）和社区（即贫民区、洛杉矶市中心、 其它）对社会融合结果的不同影响——由居民的社交网络测量（即规模、多样性、社会支持）。参与者以前是无家可归的英语或西班牙语无人陪伴的成年人（N = 405），年龄在39岁或以上，住在支持性住房3个月。在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中，分别测量了居住模式与社区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与贫民区居民相比，市中心居民的情感支持与实质支持都更少，而其他住宅区的居民报告了更少的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调查结果表明，整体上不同的住房模式可能对社会整合的影响更低，而社区可能会促进社会支持。

《变迁背景、关键时刻与转型》一文的目的是在转型重建的背景下，了解非自愿搬迁如何通过影响居住环境及其与变迁和关键时刻的交叉来形成儿童和青少年（CYP）的过渡结果。调查结果基于对13个家庭（包括32个CYP）生活的纵向定性研究，这些家庭在三年内从高层公寓搬迁到不同的住房和社区。搬迁直接改变了两个关键环境：房屋和社区，并可能间接地改变了其他环境——同龄人、学校和家庭。然而，作者发现，与结果相关的非搬迁因素和搬迁因素一样多，并且有很多影响CYP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虽然实践者和研究人员认为，在CYP的视角上来说，搬迁似乎是“重要的事情”，但它似乎只是其生活变化的更大图景的一小部分。

英国住房协会的传统使命是在次级市场上，为低收入和弱势家庭提供非营利性的租房。然而近年来，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住房协会”已经开始投资营利性私人出租房屋市场。尽管等待时间很长，但这些住房协会主要是将其营利性房屋出租给中等收入租户，而不是传统的低收入者。《寻求利润：住房协会在私人租赁房屋中的投资》一文借鉴“历史性制度”的概念框架，结合结构性和“能动性”解释，探讨了这一新趋势的原因。论文认为，相对于非营利性社会住房，大型开发商住房协会在营利性和高档房屋租赁中的投资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时间推移，其房主角色的“部分再校准”可能会逐渐改变影响其行为的制度规则、日常实践与规范。

住房补贴旨在提供适当的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理论上的讨论和文献回顾表明，为什么住房补贴实际上要使家庭免受经济困难是充满挑战的。《住房补贴：仍然挣扎于收支相抵》一文的评估结果显示，住房补贴有助于应对一些生活事件，但是此外他们的受助人仍然更容易受到住房经济困难的影响。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受助者与非受助人之间的差距要大于没有横向公平目标的家庭。非线性分解表明，接受者和非接受者之间的概率差异主要是由于2001年的特征禀赋和2013年的风险回报。

《定居还是搬出？探索流动意向对公共住房出路的影响》一文试图了解公共住房居民的流动意图如何影响他们的实际出路。结果表明，流动意图确实对公共住房出路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打算离开公房的人的退出率与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人相似。此外，占有时间对退出的可能性具有显著影响，暗指持续时间依赖性问题。然而，居住区条件并未完全解释公共住房出路。我们对政策改革的代理模式对退出公屋的可能性有很大影响。这一结果表明，住房援助计划和城市住房政策的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公共住房的出路。总体而言，结果意味着，虽然公共住房居民可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流动意图，但他们的退出可能主要是由于住房政策和社会福利计划与个人特征和邻里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具体文献信息：

1. Rachel Friedman & Gillad Rosen (2019) The Challenge of Conceptualizing Affordable Housing: Definitions and Their Underlying Agendas in Israel, Housing Studies, 34(4): 565-587.

2. Jana Verstraete & Marjan Moris (2019) Action–reaction. Survival Strategies of Tenants and Landlords in the Private Rental Sector in Belgium, Housing Studies, 34(4): 588-608.

3. Taylor Harris, Genevieve Dunton, Benjamin Henwood, Harmony Rhoades, Eric Rice & Suzanne Wenzel (2019) Los Angeles Housing Models and Neighbourhoods’ Role in Supportive Housing Residents’ Social Integration, Housing Studies, 34(4):609-635.

4. Louise Lawson & Ade Kearns (2019) Changing Contexts, Critical Moments and Transitions: Interim Outcom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Living through Involuntary Relocation, Housing Studies, 34(4): 636-66.

5. A. D. H. (Tony) Crook & Peter A. Kemp (2019) In Search of Profit: Housing Association Investment in Private Rental Housing, Housing Studies, 34(4): 666-68.

6. Véronique Flambard (2019) Housing Allowances: Still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Housing Studies, 34(4): 688-714.

7. Prentiss A. Dantzler & Jason D. Rivera (2019) Settling in or Moving out?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Mobility Intentions on Public Housing Exits, Housing Studies, 34(4):715-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