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评张志远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
杨国才
原文载于：《社会建设》2015年第6期。
摘要：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各国政府不遗余力进行贫困治理，我国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存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各民族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特殊民族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性且紧迫性。《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特困民族和跨境民族为一身的布朗山布朗族为对象，从问题的提出入手，借鉴西方福利三角理论，提出新福利三角理论，运用新福利三角分析架构对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研究方法，特殊民族贫困治理的重要性及实践性进行评述。
关键词：贫困治理；特殊民族；社会政策；布朗族
作者简介：杨国才，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与性别社会学。
贫困与人口迅速增长、环境恶化并列成为当今世界三大难题。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宗教、文化等存在差异，他们共同用勤劳、勇敢、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一些人口比较少民族、“直过民族”[1]、原住等特殊民族的发展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日趋紧迫。如何实现对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采取何种贫困治理的视角及有效路径，一直是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
张志远博士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一书，在借鉴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社会政策、民族学、边疆研究等视角，着力实现“洋与土”、“古与今”、“一般与特殊”、“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结合，通过对民族“直过区”[2]的特殊民族——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布朗山布朗族贫困治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创新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为了保障各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互融，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之间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巩固和深化“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就要进一步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特困民族等特殊民族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特殊民族的发展问题。布朗山作为民族“直过区”，各少数民族贫困治理脱及贫攻坚任务繁重。党中央国务院、云南省委省政府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州政府领导经常前往布朗山调研。布朗山布朗族等是集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为一身的特殊民族，也常常牵挂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人的心。总体而言，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适合国情的，各民族之间民族关系是互融互通、世代友好的和谐关系。
近年来，西藏、新疆等多民族地区发生的多起群体性治安事件给各民族生产生活、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诚然，民族分裂分子的蛊惑、煽动固然难逃干系。但深层次的根源是各民族发展不均衡，发展差距扩大化。如何处理发展差距扩大化问题，特别是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已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民族问题。比如，一些长期聚居在边境地区的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与其他民族发展差距呈现扩大化趋势，如何实现这些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实现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祖国统一、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境安宁等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问题。
又如发展问题，可以说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抓住“发展”就是抓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同时，发展也是解决我国多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必须先进行扶贫开发和贫困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六年时间了，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3]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新任务新要求，力争精准扶贫，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同时，因历史、现实、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一些民族经济社会实现长足发展，但仍存有一些特殊民族发展后劲乏力，贫困问题凸出，各民族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把民族团结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4]云南省委提出“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庄严承诺，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
《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的布朗山布朗族为研究对象，作者希望通过对特殊民族贫困治理的深入研究，引发各级政府、学界给予特殊民族更多关注。
二、新福利三角分析架构的提出与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
作者不仅借鉴了西方福利理论中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也汲取了国内著名社会学家的相关论述，如郑杭生先生指出，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扶贫实践有参与式扶贫、社会组织扶贫、社会支持网络扶贫、市场组织的社会责任论、制度衔接式扶贫[5]。作者不仅把西方福利多元主义及福利三角理论，与郑杭生先生的社会互构论的诠释理路进行有机结合，新福利三角理论提出不仅顺应了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型、管控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变，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且把这新福利三角的分析框架运用到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进行了个案式的实证研究，有利于总结提炼特殊民族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
（一）理论分析框架及贫困治理
1、新福利三角理论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的提出
当前，国内外贫困治理研究可为汗牛充栋，作者独辟蹊径，运用西方福利多元及福利三角理论，对我国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布朗山布朗族进行研究。借鉴西方福利三角理论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作为福利提供方及组成的范式作为分析框架。当前，国内借鉴福利三角理论的研究虽有一些，但在社会一角大多仅限于公益组织，忽略了家庭、家族、邻里、社区的福利职能，这是片面借鉴西方、缺乏本土视角的结果，笔者力图避免这一不足，提出以国家、市场、社会为内容、与本土相结合的新福利三角分析框架，并用于布朗山乡布朗族的贫困治理研究。
2、新福利三角理论贫困治理的研究思路
布朗山布朗族是集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为一身的特殊民族。布朗山布朗族乡是我国唯一以布朗族命名的民族乡，是云南省506个扶贫攻坚乡、8个少数民族边境特困乡之一。布朗山布朗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研究思路从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布朗山乡布朗族的族源、语言、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婚姻入手，结合布朗山乡的地理位置、人口民族、农业生产、自然资源、财政收入等现实条件，分析布朗山贫困的历史、观念、教育、市场等制约因素，运用社会政策新福利三角理论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研究其贫困治理问题。首先梳理了相关理论、国际经验。其次，阐释布朗山布朗族乡贫困治理的历史变迁，接下来重点论述布朗山布朗族乡贫困治理的现状，突出贫困治理的维度与本土实践。最后分析布朗山布朗族乡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讨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创新路径。
（二）厘清了特殊民族贫困治理的一些思想倾向
第一，我国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不能存有“同情、怜悯、恩赐”的思想倾向，而是置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国民发展权利角度。随着加快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步伐推进，我国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应置于大福利背景下思考。作者在书中提出，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创新，不是对几十年以来的贫困治理实践的全盘否定，而是学习借鉴西方福利政策理论，并促其实现本土化，在现有贫困治理实践基础上，进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升贫困治理的效应。少数民族贫困治理，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的贫困治理，应杜绝对这些特殊民族有“同情”、“怜悯”、“恩赐”的思想倾向，这将一定程度上致使贫困治理的效应减损，而是把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的贫困治理置于国民发展的权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特殊民族研究从“缺乏视角”到“优势视角”，以特殊民族的文化作为切入点，运用“优势视角”，相对发展民族的“包容”与后发展民族“自信”相结合。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看待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发展问题。作者还提到，对这些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既不能采取“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就是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其他民族文化将一无是处，完全排斥其他民族文化；也不能采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即认为自己是弱小民族，自己民族文化一无是处，主张学习先进民族文化，甚至是国外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既有优秀的成分，也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些文化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应加以完善提升的部分。在谈到社会政策参与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忧虑，切不可抱有“改造”特殊民族文化的想法，这样会适得其反，而是应该广泛征询布朗族资深民间文化人的意见建议。这样才能做到民族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民族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第三，特殊民族贫困治理杜绝“速进论”和“保守论”，实行可持续的“包容式”发展。在贫困治理中“速进论”与“保守论”，速进论者希望尽快缩短人口较少民族与发达民族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思想倾向下，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在制定规划时难以避免会出现盲目性和短视性，出现项目一哄而上，脱离地方实际和群众的意愿，结果致使贫困治理效率大打折扣，不利于人口较少民族、边境地区特困民族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另外一种是保守论。保守论者过分强调人口较少民族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因素，认为人口较少民族素质较低、难以摆脱贫困，人口较少民族部分干部缺乏进取心和主动性，工作中积极性和创新性不足，导致扶贫思路不清晰，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滞后。利用人口较少民族乡优势视角，区位优势、人文优势、情感优势、认同优势等对人口较少民族进行深入分析，充分把民族文化、劳动力资源等结合起来，以动态、发展的视角进行分析。发展过程中应杜绝贫困治理的“速进论”和“保守论”。作者还提到，那些相对较为发展的民族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对后发民族的关爱，加强民族之间交流，避免因缺乏了解而产生成见、歧视等不良思想倾向，伤害后发民族的情感，有损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真正维护民族团结和谐发展。后发民族也要树立信心，在各级政府的扶持帮助下，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之间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新福利三角分析框架提出并运用到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跨境民族、特困民族的布朗山布朗族是值得肯定的新探索与尝试。做到“古与今”、“外与内”、“一般与特殊”、“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国民发展权利看待特殊民族贫困治理，以特殊民族的文化作为切入点，运用“优势视角”，相对发展民族的“包容”与后发展民族“自信”相结合。
三、研究方法呈现场景图景式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注重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力求实现研究的规范性。在质性研究中，不仅前往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图书馆等中央相关部门和单位走访、查阅相关资料，而且利用在单位工作之余前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乡三级政府的相关部门、村委会、村寨，与布朗族干部和群众交朋友，力求全面了解不同层级政府、村民等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及观点。不仅了解宏观政策、中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研究。量化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调查数据详实且真实可信。该书大量调查数据和图表，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给读者展示了特殊民族的生活状态及生活场景。
另外，作者本人来自少数民族社区，运用少数民族“本我”的观察和思考进行分析，而对于布朗山布朗族而言，又是不会自己民族语言的“他者”。作者参照怀特《街角社会》中的观察法，随熟人与不同布朗族社会成员进行沟通、交流，加深了解，力争实现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了解不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交往对象、生活态度和对政府扶贫政策的了解、扶贫政策的效果感知、扶贫资源的分配，政府扶贫资源如何输送到少数民族贫困群体中，并与各级政府官员、各布朗族村寨的村长、寨老等进行访谈，访谈按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等分类进行。因此，“本我”与“他者”视角转化研究特殊民族贫困治理问题，有利于读者了解特殊民族贫困治理的全貌。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是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教师，从事民族社会学教学科研工作，并深入少数民族村寨田野调查，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理论的“前沿意识”与实践的“草根情怀”在其专著中得到充分展示。
四、特殊民族贫困治理的研究的意义及实践展望
纵观当今世界，中东、西亚、北非等地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断，甚至是演化成长期的各民族之间战争，其深层根源就是各民族之间发展问题以及没有树立共赢共享的发展理念，一旦一个民族执掌政权，而能会对其他民族实施打压，甚至迫害，反之被打压民族一旦获得政权，也采用同样方式采取报复行动，致使特定区域民族矛盾和冲突陷入恶性循环，各民族也深受其害，这与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置不无关系。张志远博士深刻认识到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从特殊地区、特殊民族发展问题，以社会政策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是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重点特殊民族的脱贫攻坚，扶持特殊民族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等特殊民族发展问题自世纪之交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以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改善了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当前，贫困呈现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并向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集中的态势。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治理难度更大。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省区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特困民族等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且繁重。云南省委要求，立下军令状，采取硬措施，举全省之力，借全社会之力，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574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尽管如此，解决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不仅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而且亟需借鉴国外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与本土实践相结合，实现国内外贫困治理本土化，以特殊民族发展为本，突出针对性和时效性，多渠道、多路径探索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只有特殊民族发展了，充分享有发展成果，才能应对国内外“分裂势力”“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因贫困作为对特殊民族蛊惑的“口实”“借口”，有效避免危及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安全。特殊民族只有充分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深化特殊民族对本民族、对社会、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才能巩固和实现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境安宁。
注释：
[1]“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种社会经济形态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
[2]民族“直过区”是在直过民族概念基础上提出的，直过民族大多生活在地处偏远，远离行政中心，与外界联系交往较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因此通常把直过民族居住的区域称为民族“直过区”。参见王元辅：《云南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云南社会科学》，2007（1）。
[3] 习近平，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华网2015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5-01/22/c_1114082834.htm。
[4] 习近平，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学习习近平同志新疆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光明日报2014年5月23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5/23/nw.D110000gmrb_20140523_7-01.htm。
[5] 郑杭生、李棉管：《中国扶贫历程中的个人与社会——社会互构论的诠释理路》，《教学与研究》，2009（6）。
[6]伊朝平，云南：齐心协力打赢扶贫攻坚战，新华网2015年12月1日，http://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5-12/01/c_1348715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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