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英国社会学会的期刊《社会学》第54卷第5期的4篇论文，它们分别关注了印度城市女性的工作与时间安排、现象学视角下患者及其照料者与癌症相关的日常生活、移民餐馆中的空间设置与物质文化、最富有群体的情感态度及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等这四个方面的议题。

1. Islam，Asiya. 2020. “‘It Gets Really Boring if You Stay at Home’: Women, Work and Temporalities in Urban India” Sociology 54(5): 867 -882.

“在家就会无聊”：印度城市女性的工作与时间性

许多社会学家已经认识到了时间性(temporality)与社会生活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不少研究认为雇佣关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在这方面尤其凸显了时间性的研究价值。尽管研究者们已经发现，通过“无聊”“等待”“打发时间”等叙述表达的时间上的断裂（temporal disruption），是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一个具体特征，但由于人们对社会经济变革背景下的时间叙事关注较少，因此也会常常忽视了其中的性别差异。这篇文章发现，随着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在咖啡馆、呼叫中心、商场和办公室中工作的印度年轻的中下阶层女性，开始在家中感到无聊。她们正是以“在家就会无聊”为由，开始了在外面的工作。文章借鉴了布迪厄对时间关系关于“主观期望”和“客观机会”的二维划分，将年轻女性的时间叙事置于1990年后印度社会经济变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指出：在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年轻的中下阶层女性的期望发生了转变。以往，年轻女性在家中通常需要被迫参与家务劳动、承受尽快结婚的压力、接受家庭对于个人流动与外出社交的限制；而现在，她们选择通过让家庭空间暂时变得无关紧要来抵制传统的性别规范。

2. Broom, Alex, Katherine Kenny, and Emma Kirby. 2020.“Entangled and Estranged: Living and Dying in Relation (to Cancer).” Sociology 54(5): 1004–1021.  

纠葛与疏离：关系中的生存与死亡——以癌症为例

严重的疾病通常被认为是在相对线性时间稳步前进中的意外情况。这篇文章以癌症为例，通过分析对癌症患者及其照料者的访谈记录，提出了一个关系本体论，从患者在情感和时间两个方面的纠葛（entanglement）来理解自已或他人患病情况下的生活体验。研究借鉴了以芭拉德（Karen Barad）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了纠葛是一种随着时间进程不断重现的生命物质和社会意义的内部相互活动（intra-activity），正是这里与那里、现在与那时的纠葛，导致了时间和空间中的中断/连续（dis/continuity）。文章研究了各种时间的、情感的、规范的中断/连续，这些相互交织的中断/连续在患癌后的生存或因癌症而死亡的经历中变得非常重要。文章分析了患癌后“制造记忆”“期待缺席”和“维持正常”的社会性实践，揭示了看似不相关的类别间的纠葛，比如自我与他人，存在与缺席，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与癌症共存”不仅仅是一种患病经历或者是照料经历，理解这段经历对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 Miranda-Nieto, Alejandro, and Paolo Boccagni. 2020.“At Home in the Restaurant: Familiarity, Belonging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cuadorian Restaurants in Madrid” Sociology 54(5): 1022–1040.

餐馆中的家：在马德里的厄瓜多尔餐馆中的熟悉感、归属感与物质文化

食物的制作和消费是移民构建并再现记忆、身份和归属的重要方面。食物消费还可以使移民在国外通过在特定地点复制他们过去的一些方面，使他们产生家的感觉。这篇文章基于在马德里的厄瓜多尔餐馆中的民族志工作，探讨空间通过物质文化的“归化（domestication）”过程。通过分析这些餐馆的布置与使用，文章揭示了展现归属感和再现本土性（domesticity）的多种方式。制定私人化的惯例、通过制作的食物和后吧台的装饰营造出的熟悉感，这些例子展现了移民经营的餐馆的物质安排如何促进了家的感觉的构建。基于社会学的视角，文章揭示了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线，空间归化的形式，以及移民的民族性和归属感被不断重塑的过程。

4. Kantola, Anu. 2020.“Gloomy at the Top: How the Wealthiest 0.1% Feel about the Rest” Sociology 54(5): 904–919.

顶层的悲观：最富有的0.1%对其他群体的感受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促使人们开始对最富有的群体的意识形态和集体实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除了意识形态和集体实践，情感表达，即富有的上层阶级成员对自己和社会其他群体的感受，也提供了一种审视他们社会地位的方式。通过对芬兰最富有的0.1%企业高管以及社会权力精英的访谈，这篇文章认为，正如低收入群体存在“仇富”情绪一样，最富有的群体对较为弱势的群体也怀有一定的怨气。富有的企业高管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感情的自我辩解式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们对自己的感受是积极的、乐观的，他们强调自己所拥有的管理情绪的能力，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乐观和活力的韧性；但对其他阶层，他们却赋予了消极的、悲观的感受，认为社会上的其他人并没有通过情绪的考验。因此，他们对整个社会持有较为悲观的态度。这表明了在他们心中，他们位居高位以及有权轻视来自下层的抱怨或批评的合理性。在这种叙事中，即使是在像芬兰这样的世界上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乐观的商业精英也变成了悲观的社会精英，通过这一方式对弱势群体筑起了同情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