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美国社会学评论》85卷第5期的4篇论文，它们分别关注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宗教改革中多重网络联系对激进创新的空间扩散的作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住房政策对美国种族地理的影响、国家参与种族身份塑造的过程等这四个方面的议题。

1. Daminger, Allison. 2020.“De-gendered Processes, Gendered Outcomes: How Egalitarian Couples Make Sense of Non-egalitarian Household Practi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5): 806–829.  

去性别化的过程与性别化的结果：崇尚性别平等的夫妻如何理解不平等的家庭实践

尽管性别平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男女在家庭劳动中的贡献仍然惊人地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本文仔细分析了崇尚性别平等的夫妻协调性别平等的理想与现实中不平等的家庭实践之间的矛盾的过程, 扩展了之前关于性别平等的实践所遇到的障碍的研究。对32对异性恋、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妻进行的64次的深度访谈资料显示，受访者对劳动分配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区分。他们将家庭劳动的分配过程理解为性别中立，而性别化的结果理解为是不同价值观竞争后由于妥协而出现的偶然结果，即他们认为这样家庭劳动分配的结果只是偶然地具有了性别化的传统。但是文章认为家庭劳动分配仍然存在着性别化的因素，然而受访者会通过将时间视野仅仅聚焦于当下的情境而忽略对家庭安排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对实现性别平等的限制进行符合当前情境的调适性理解，从而使他们的劳动分配过程 "去性别化"，使其与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化的社会力量脱钩。这种去性别化的做法有助于防止配偶间的冲突，但也可能会使人们漠视持续影响家庭生活的不平等现象，从而使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在行为层面上停止不前。

2. Becker, Sascha O., Yuan Hsiao, Steven Pfaff and Jared Rubin. 2020.“Multiplex Network Ties and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s: Martin Luther’s Leadership in the Early Re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5): 857–894.  

多重网络联系与激进创新的空间扩散：马丁·路德在早期宗教改革中的领导作用

宗教改革是上个千年中十分重要的激进的制度变革事件。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了马丁·路德在传播早期宗教改革思想中的作用机制。文章发现，社会关系在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异端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及其最终的制度化，不仅依赖于通过个体接触创新而产生的"感染（infection）"，也依赖于通过个人关系对新信仰积极的转化和推广。研究设想这一过程起源于作为领袖的路德对追随者的定向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个人关系流向了其他地方精英。基于路德的书信资料和旅行记录，以及路德所在城市的维滕贝格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学生入学情况等新数据资料，研究重建了路德的影响网络，以考察与路德相关的地方关系是否增加了接受新教的几率。通过回归分析和基于经验网络数据的模拟，文章发现，通过路德的多重联系进行的个人/关系扩散与通过贸易路线进行的空间/结构扩散相结合，共同促进了城市对宗教改革的接受，使新教实现了早期从区域运动到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普遍反叛的突破。

3. Faber, Jacob W.. 2020. “We Built This: Consequences of New Deal Era Intervention in America’s Racial Geograph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5): 739–775.  

新政时期对美国种族地理的干预后果

当代美国的房屋所有权实践是在新政期间通过的政府方案中产生的。在罗斯福新政期间, 美国联邦政府先后设立了房主贷款公司 (The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简称HOLC) 、联邦住房管理署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通过了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这些措施通过提供贷款等方式帮助居民扩大了购房机会，但在对潜在借款人违约风险的评估中，他们在地理范围上将社区划分成不同级别的区域——最好的是绿色区域，最差是红色区域，这也是之后“红线（redlining）”制度的起源。不同的评级区域体现出明显的种族隔离的特点。通过红线等机制，这些政策促进了白人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和黑人的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同时为种族间的贫富差距奠定了基础。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研究这些政策对城市隔离的长期后果的文章。它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口普查数据与档案数据结合起来，表明HOLC所评估的城市比没有经过它评估的城市变得更加隔离。这种差距开始出现在1930年到1950年之间，并且现在仍然很显著：2010年，被HOLC评估过城市的黑人-白人的异质性指数、黑人的隔离水平和白人-黑人信息理论指数（white-black information theory index）分别高出未被评估的城市12、16和8个百分点。在一系列的包括对评估准则的不完善执行和地理溢出效应的稳健性检查中，研究发现结果是一致的。这些结果发展了当前关于隔离持续性存在的理论讨论。这些政策的长期影响提醒人们注意当时形成美国种族地理的意图，以及打破种族隔离持续存在所需的干预规模。

4. Brown, Hana E.. 2020.“Who Is an Indian Chil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ribal Sovereignty, and Race-Making in Fragmen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5): 776–805.  

谁是印第安儿童？——制度情境、部落主权和种族身份的形成

尽管人们对国家参与的种族身份形成的过程越来越感兴趣，但对种族身份塑造如何在政策治理的日常实践中发挥作用仍然知之甚少。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关注了美国《印第安儿童福利法（ICWA）》(1978年)的执行情况，这一法案试图结束持续几代的剥夺部落主权并强行将土著儿童迁出部落的州级政策。ICWA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基于部落公民身份而非种族地位的儿童。利用负责执行这一法案的政府机构中40年的档案数据，分析了这一法案的执行者如何确认儿童的印第安身份的过程。研究发现，在认定的过程中，当局通常回避“印第安人”作为部落公民身份类别的要求，而更强调从其种族特征出发进行判断，将其认定为一个新的种族。然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以及如何将印第安人身份种族化，会因他们工作的制度情境不同而不同。比较各州的儿童福利机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我确定了组织种族塑造过程这一实践的三个制度性特征：证据性的规则标准、记录保存的要求和组织中的激励结构。这些特征影响了州内种族身份的判定者是否将 "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身份而不是部落公民身份来划定类别，并影响了巩固这一分类的认知和意识形态过程。这些制度特征的变化会在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以及如何参与种族化过程方面产生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