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硕士论文选编

（14辑）

前 言

从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到今天的繁荣发展，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期间，有众多的拓荒者、引领者，如费孝通、雷洁琼、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等老前辈，他们为社会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创新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并且身体力行。除了这些名流、巨擘，在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做好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也在为提升教学质量、规范学科研究、扩大学科影响在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以下简称“三校论文集”），就是其中一朵璀璨的小花。她从当初的寂寂无名、暗香自赏，已经到了今天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成为众多导师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成了学子们完成学位论文的模板。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好的论文，一目了然。“三校论文集”，只是一种民间行为，没有课题资助，没有经费来源，对编辑者来说，也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凭着对学科的热爱、对一种信念的坚守才能一路坚持下来。从2003年到今年，每年一集，出版了十三集，其中的艰辛、困苦只有局中人才能体味。要从三校每年百余篇硕士论文中挑选优秀者入选，编辑、出版、发行，均是亲力亲为，确实不易，没有一点对学术有着宗教般的狂热是难以做到的。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对“三校论文集”的三位创始人表达我的敬意，他们是：北大的郑也夫教授，清华的沈原教授，人大的潘绥铭教授。

他们三位教授，都术业有专攻、名满学界。郑老师，对信任问题有独到的研究；沈老师，长期专注于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潘老师，在性社会学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郑也夫、沈原、潘绥铭三位教授都是50后，先是人大的潘老师退休，替补上场的我还是50后（1957年出生）。北大的郑老师退休后补上卢晖临，终于有了60后的人参与编辑“三校论文集”。等到明年（2017年），沈老师和我都将辞去编辑工作，编辑队伍将完成从50后到60后、70后乃至80后的华丽转身。

一个“老炮儿”的时代就这样谢幕了。

说起“老炮儿”，郑沈潘三位老师虽然性格各异，但还真是都有点“老炮儿”的劲儿：有担当精神，敢仗义执言，有侠士风骨。由于三位老师都是成长于京城，还都有点北京“爷们儿”的范儿：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那种处乱不惊、淡定自若的范儿，那种不管身处何种境遇都在放眼世界、忧国忧民的范儿，像我等操着外地口音的京城人是学都学不来的。

最后，谈一谈对“三校论文集”的一点个人评价。在我看来，该文集未必囊括了年度所有论文中的优秀硕士论文，但是，我敢说，入选的论文都称得是当年论文中的优秀者，代表了三校硕士论文中的最高水准。敢这么说，是因为编选者的眼光是严苛与挑剔的，不讲情面、不讲平衡，只有一个标准：学术水准，其他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然，三位老师之间有时也会有歧义，甚至有争议，但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依我参加三届编选工作来看，入选的标准有四条，我称之为“四有论文”：有材料、有理论、有观点、有规范。其他三条好理解，着重说说“有材料”。这里的材料，主要指作者收集的第一手经验材料，依据文献资料或第二手的统计资料撰写的论文，除非特别特别出众，一般很难入选。虽然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但我还是能理解创始人的初心：鼓励脚踏实地的学风，提倡扎实田野调查的态度。想想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严景耀、李景汉、费孝通等等，哪个不是在田野中摸爬滚打过？只有掌握了来自基层、来自生活的鲜活资料，才能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下社会。

好了，就说这么多。期待三校论文集越办越好。

人人都是过客，只是我太过匆匆。

郭星华

201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