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美国社会学评论》85卷第4期的4篇论文，它们分别关注了学生择校过程中社会结构网络对学校隔离机制的作用、组织新成员建立个人关系过程中的网络选择机制的变化、成为父母对家庭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儿童保护服务中国家对家庭生活的监控等这四个方面的议题。

1. Burdick-Will, Julia, Jeffrey A. Grigg, Kiara Millay Nerenberg and Faith Connolly. 2020.“Socially-Structured Mobility Networks and School Segregation Dynamics: The Role of Emergent Consideration Se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4): 675-708.  

社会结构性流动网络和学校隔离的动态机制：突现考虑集的作用

本研究提出并应用了一种新方法来实证评估社会结构在学校分类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使用巴尔的摩市和郊区公立小学的2011年至2015年的行政记录，基于学生转学的情况生成了一个学校网络。然后，我们通过社区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中Louvian算法的重复计算，来估计类似家长考虑过程中突现的（emergent）一组学校——我们将其称为“突现考虑集（emergent consideration sets）——并使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来探究社会结构、人口特征和地理因素在被观察的招生模式中的作用。我们发现，突现考虑集能更好地被结构性边界定义，而不是仅仅由学生组成或熟练程度定义。在考虑集内，学生们倾向避开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免费或低价伙食资格的学校，而涌向学习水平较高的学校。然而，学校的种族构成在预测学校间的学生流动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结构约束产生了具有种族同质性的考虑集。这些发现突出了地方社会和地理组织如何塑造了学校隔离的过程，以及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

2. Schaefer, David R., and Derek A. Kreager. 2020.“New on the Block: Analyzing Network Selection Trajectories in a Prison Treatment Progra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4): 709-737.  

初来乍到：监狱治疗项目中网络选择的轨迹

个人社会网络的变化大多是由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团体和组织的转变引起的。但是，新成员如何在新环境提供的众多可能建立的关系中选择追求哪一种呢? 我们假定新成员和老成员的选择机制是一致的，尽管这需要花费他们一定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适应并建立支持未来关系的初始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了解随着在组织中的时间的增加，对组织新成员来说，不同网络选择机制的重要性是如何变化的。我们关注通过同质性、近缘性（propinquity）、正式关系和内生网络过程等机制进行的网络选择。对于每种机制，我们区分了机制强度的变化和实施机制的机会大小。我们使用来自监狱治疗社区(TC)的网络数据来评估预期的变化。这种设定是理想的，因为进入和退出TC的结构性实质产生了定期的成员更替，并消除了在较为熟悉的环境(比如学校)的研究中出现的混乱。结果表明，不同网络选择机制的相对重要性随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同质性机制在早期占主导地位，内生网络过程机制在后期更为重要。我们也讨论了这些发现对新成员的社会化和更广泛的不平等模式的影响。

3. Musick, Kelly, Megan Doherty Bea, Pilar Gonalons-Pons. 2020.“His and Her Earnings Following Parenth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4): 639-674.  

  成为父母后他和她的收入——基于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比较分析

在性别日益平等的背景下，成为父母仍然是家庭性别分工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之前的研究多发现，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性在家务工作上投入更多，而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投入更少，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收入和家务劳动方面存在差异。本文提出了一个夫妻层次的框架，来研究在规范和政策背景不同的美国、德国和英国，成为父母如何通过教育塑造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我们利用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十年的长期面板调查数据(样本量N=4117对夫妇) ，通过事件分析法考察一对夫妻在生育前和生育后的收入差异，追踪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母亲在夫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和在初育前后10年窗口期的变化。结果显示，在这三个国家，初育后女性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急剧下降，并且在之后的随访调查中也是保持这样的状态。美国的下降幅度最小，这是因为在美国，母亲的就业率更高，工作时间更长。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下降幅度也较小，这是因为母亲的工作对家庭的支持更少，选择家庭中仅靠一人的收入维持工作和家庭的也更少。研究结果揭示了成为父母如何影响夫妻之间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国家背景如何影响夫妻动态（couple dynamics）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

4. Fong, Kelley. 2020.“Getting Eyes in the Home: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Investigations and State Surveillance of Family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4): 610-638.  

家里的“眼线”：儿童保护服务调查与国家对家庭生活的监控

每年美国儿童保护机构都会对包括大量贫困家庭和有色人种家庭在内的数百万个家庭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包括多次家访，收集了大量私人信息。国家是如何广泛地进入了边缘家庭的内部亲密生活?对这一过程及其影响，关于监控的主要理论几乎没有涉及。本文观察分析了康涅狄格州的儿童虐待调查项目，采访了报告虐待事件的专业人员、州调查员和被调查的母亲，认为国家将援助与作为当代贫困治理标志的强制性权威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吸引临相关系统的推荐人，实现了对美国家庭广泛的监控。教育、医疗和其他专业人员邀请的家庭调查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原本的出现虐待情况的家庭，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儿童保护机构的双重治疗和强制能力能够实现家庭恢复，特别是能够让边缘家庭得到帮助。然而，即使调查结束，由于在这种服务系统中，家庭最终被导向一个具有强制力的实体，这种安排会引发家庭间的忧虑，阻碍他们的制度参与。这些发现表明，在一个福利削减的时代，恢复性贫困治理使边缘人口在国家面前高度可见，而这种方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和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