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理论与社会》2019年第48卷最新的六篇文章，涉及社会研究方法、后工业经济形式、民族主义与男性气质的关系、近代中国宗教的命运变化、社会问题的框架分析以及社会学家如何回应批判等问题。

最近，社会科学研究中组合方法通过一种称为“混合方法研究”（MMR）的研究链获得了动力。这一方法旨在为组合方法提供框架，已经在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中得到了迅速传播，《混合方法研究》一文的目标则是为这一方法提供一种田野分析的视角。在简要介绍了MMR项目后，作者们提出如何理解这一方法最近的崛起。然后，深入探究了构成MMR方法的特定要素，批判性地使用了多重方法这一特定概念的假设。最后，作者提供了一种关于方法与方法使用的可替代的观点。

与基于物质产品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市场相比，后工业市场取决于在屏幕和现实生活中生产与交换的图像、经验和情感。后工业市场往往高度集中，且由技术驱动，从而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和“南方国家”的小企业和低技能工人构成了威胁，因为“南方世界”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非正规经济中谋生。后工业经济活动依赖于景观、情感体验与知识产权，《符号资本、信息劳动力与后工业市场》以2014年世界杯作为案例，分析了巴西圣保罗街头小贩使用的创收策略。文章表明，组织者对粉丝市场的控制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当地对国家象征的所有权概念、非正式工人与法律规范和执法躲避行为的灵活关系。然而，规避市场障碍需要具有风险的复杂策略，这些策略更容易被街头小贩更为边缘的商业所利用。

男性气质和民族主义如何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很少受到理论关注，现有理论倾向于关注他们的共同理念，并且嵌入在异性恋、恐同以及父权制的框架中。这些观点意味着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静态关系，与最近的同性恋民族主义现象以及国内某些同性恋团体的融合是不相容的。为解决这一理论差距，《民族主义作为相互矛盾的男性气质》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民族主义与男性气质的关系框架。借鉴关系社会学，它将民族主义概念化为竞争的男性气概，认为男性气概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在其重叠的实质信念中找到的，而是通过两种现象之间相互重叠的“他者化”过程而共同构建的。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不仅提供了对男性气质与民族主义之间联系的动态理解，而且有助于克服同性恋民族主义与异性恋民族主义之间明显的二元性。结果表明，这两种现象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恐同症作为他者化的一项技术，在不同类型的自我/他人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允许对民族主义看似矛盾的特征及其与男性气质的关系进行语境化和理解。

《命运的扭转：近代中国天主教与新教的发展轨迹》一文比较了天主教和新教在近代中国的成长轨迹，并解决了一个难题：为什么1949年之前，天主教保持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而今天却远远落后于新教？文章确定了天主教和新教在制度特征方面的三个重要差异，但表明单凭制度论证不足以解释他们的命运逆转。文章认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发展轨迹有所变化，但并不是因为其制度特征经历了重大变化，而更多地是因为制度特征在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1949-1978年以及1978年以后——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作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结合了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论点与历史视角，强调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以便了解宗教的增长动态。最后，初步观察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制度特征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下发挥作用，从而在全球背景下塑造了萎缩和衰落的普遍模式。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问题与社会运动中的框架研究分离开来。《“慢暴力”与社会问题的现象学结构》一文则提出通过关注社会问题的现象学结构来重新将社会问题和框架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描述社会问题基本的时间、空间以及经验特征，便于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运动。这种方法通过“慢暴力”的例子来证明——指的是能够跨越时空、不均衡地折磨那些边缘人群的苦难。通过比较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案例——在印度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灾难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消费者行动主义之后的环境正义主张——来说明了在表征问题和确定罪犯时，慢暴力如何呈现类似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将社会问题的现象学结构分析纳入运动中框架的比较研究，展示了不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该文提出了将社会问题的经验纳入框架研究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分析可能性。

近年来，许多社会学上的分歧转变为激烈的争论，学者们公开指责其同行在经验与道德层面都存在错误。虽然社会科学家经常反思某些研究假设和数据收集方法的伦理意义，但社会学几乎没有谈到关于学术研究的道德争论如何塑造随后的研究轨迹。《社会学批判、实用主义与世俗化理论》借鉴法国实用主义社会学，探讨社会学家如何回应对其研究道德价值的批判。文章概述了三种典型回应：第一，完全接受批判并改变方向；第二，接受批判，改变话语框架以融入现有研究从而不再受批判；第三，通过设计不会引起批判的新研究方向来引导辩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着眼于宗教社会学家如何回应对世俗化理论的批判。在回应中，作者们表明社会学家已经将道德考虑纳入实证调查中，并且已经在几种不同的道德解释之间进行了切换，以设法解决批判，以及避免被批判。最后，证明了这种模式可以扩展到社会学探究的其他领域（包括基于性别的工资不平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章强调了社会学家用于知识社会学和道德社会学的道德框架的重要性。

具体文献信息：

1. Timans, Rob, Paul Wouters, and Johan Heilbron. 2019. “Mixed Methods Research: What It Is and What It Could Be.” Theory and Society 48 (2).

2. Cuvi, Jacinto. 2019. “Symbolic Capital, Informal Labor, and Postindustrial Markets: the Dynamics of Street Vending During the 2014 World Cup in São Paulo.” Theory and Society 48(2).

3. Slootmaeckers, Koen. 2019. “Nationalism as Competing Masculinities: Homophobia as a Technology of Othering for Hetero- and Homonation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48(2).

4. Sun, Yanfei. 2019. “Reversal of Fortune: Growth Trajectories of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in Moder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48(2).

5. Skotnicki, Tad. 2019. “Unseen Suffering: Slow Violence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Problems.” Theory and Society 48(2).

6. Dromi, Shai M. and Samuel D. Stabler. 2019. “Good on Paper: Sociological Critique, Pragmatism, and Secularization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