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我们的一般“中亚”观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原文载于：《晶报·深港书评》（2015年11月29日）

世界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却产生了断裂。曾几何时，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就是欧美日本外加澳洲；曾几何时，我们视野中的地域就是西方和东方，这种认识层面上的断裂与偏差造就了我们长时期内的一些偏见与盲点，影响了我们对完整世界的真实看法。随着，如今“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空白处被顿然揭开，很多人发现，原来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还有着这么一片之前毫无所知的区域，而这块区域又曾经有过谜一般的历史往事。这就是中亚，这块离海洋最为遥远，同时也曾经在欧亚东西方历史中扮演过重要中介角色的地方。这个地方，如今一般被界定为原苏联五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所组成的区域，更广义的话，则在这基础上再加上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外高加索诸国等地区，而从历史和文化影响的角度，这一区域的外围甚至远及中国新疆、蒙古国、俄罗斯部分地区；从当代政治影响与关联性而言，土耳其和中东也在逐渐纳入到这一影响圈当中。如今，在新地缘变革的端口上，我们正在重新发现它的位置与价值。

知识需求与现实缺失

正如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缘一样，国家也无法改变它的地缘和历史。中国自身所处的欧亚大陆，由于自身内在无法割裂的关联性，使欧亚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源源不断的传统，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一个交流沟通的网络，一对对的行客商旅造就了一连串有意思的故事与传说，比如说元朝时来华的著名的马可·波罗以及他笔下的那个无比繁华的东方世界，后来一波波的西方探险家又追寻着马可·波罗的记述来寻找曾经的那个黄金国度。如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欧亚大陆内部的交流正迈向一个更为崭新的阶段，而我们对于处在欧亚大陆中心的中亚地区的知识需求也正在提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需求并不直接形成正确的认知。知识的需求一旦迁延日久，往往会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进而造成世界知识信息供给方面的马太效应，使我们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积累起海量的甚至有点多余的知识，而对于其他一些地方的认知则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确立起基本的对象认知。正如笔者在近期所刊的文章中所说的：“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目前对于美国、欧洲的认识情况要远远超过对于处在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认识水平，这固然跟我们与欧美国家在各个层面上的交往更多有关，同时也体现了美欧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欧美之外诸多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的认知空白，也暴露出我们对周边情况认识的不足，这与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全球视野，与我们在处理好自身问题的基础上认识和面对来自域外的机遇与挑战的反应能力是难以契合的。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层面对于中亚的认知往往更多的是神话性的，而不是知识性的，中亚在这种语境下成为一种遥远而又神秘的东西。让中亚不再遥远，让中亚不再神秘，这就是我们重建‘中亚’常识的目的与关键。”（《“一带一路”中的中国-中亚关系：常识重建与互为契机》，《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9期）如何在这样一个对世界认知需求大增的时代，填补长期以来对于外部世界的部分知识漏洞，尤其是关于中亚地区的知识空白，将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必然选择，更是我们重新认识整体世界的重要前提。

“中亚”是什么？不是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地理区域总是充满着某种宿命的色彩，却往往又会在一些阶段扮演转变者的角色。中亚由于其本身所处的地理方位和历史环境，尤其如此。长期以来，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缺乏自身稳定的政治结构与历史传承，该地区自身在这种互动的中介角色中被消减掉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历史和现实认识领域中的“黑洞”，这意味着它一方面始终在吸引着历史和现实的目光，但另一方面却吞噬着我们对于这块地区曾经的既有认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区域内部秩序的不断变动与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

中亚是什么？中亚可以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视野下广阔的西域地带，可以是近代以前欧亚内部交流的中间区域，也可以是近代俄国与英国彼此竞争的内陆亚洲区域，同样可以是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的俄国-苏联中亚区域，更可以是当代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更为广大的区域。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经历过几个阶段变迁的文化-生态共生区域，是一种与周边文明与国家力量具有特定关联的区域，也是一块我们在思考自身社会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无法全然回避的区域。比如说，当我们在思考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迁徙问题以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力量之间的南北互动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中亚在这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关于匈奴、突厥等的历史迁徙以及清代准噶尔与清廷的关系方面，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到中亚因素的问题。

中亚不是什么？中亚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单独单元，它无法确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附属于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方能展现自身的能量。中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自身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亚的漫长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的并以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国时代，中亚也并没有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个部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处于某种边缘位置，其地位无法与当时作为英国南亚战略支点的英属印度相比。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近代的世界政治及其地缘政治变迁为中亚赋予了新的角色。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上世纪初曾指出，欧亚大陆内部区域，因其身处内陆以及海上力量无法渗透之故，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但在他的眼里，中亚只有在附属于俄国（以及之后的苏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力量。而在苏联走向瓦解之后，中亚又面临着新的抉择。而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布热津斯基在他著名的《大棋局》一书中更是将这块地区看成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一区域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其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重要性更是无法估量。而建立和加强中亚地区的周边战略平衡，也就成为美国在实施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而这种目标的确立，指导着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在中亚的整体行动与战略考量，近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中亚五国的访问正是这种中亚战略下的具体行动。

一般“中亚”观：基础与可能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经过了几次重大转变，曾经无比坚固的王朝-帝国视野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当代民族国家体系和联合国框架下的国家间合作成为我们认识周边与外域的指导性原则，区域联合也正在逐渐形成新的世界图景。中亚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王朝征伐的流血与冲突，也经历过和平环境下的交流与融合，更经历过殖民帝国的对峙与争夺，如今则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界场景。

当前的世界全球化与破碎化并存，新的地缘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持续重组的新阶段。许多我们曾经在精英视野下被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地缘的认知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曾经坚如磐石的雅尔塔体系和东西方冷战格局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顷刻间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一代虽然没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却见证了这一比两次战争具有更大体系摧毁力的新时代，而在这个时代当中，随着中亚诸国的独立，这一地区开始重新进入新的历史与世界结构当中。

这种新态势考验着我们既有的中亚认知与视野。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内敛传统，使我们对于外域尤其是中亚的知识往往是历史性的，缺乏现代维度，在中亚地缘态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认知依然存在着某种固化倾向，倾向于以对苏联时代中亚的基本认识来涵摄当代中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于当今中亚各国社会新变迁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之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铺开以及区域国际合作的推进，传统的欧亚安全观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变，曾经指导我们对外交往的精英视角，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民间交流的扩大，其重要性正在逐渐降低，精英之外的普通民众对中亚的经验与认知正日渐显示出新的价值与意义。与此相适应，我们迫切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体现一般民众认知的中层“中亚”观，这种“中亚”观的关注中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亚国际关系与总体框架，而是对这些中亚国家具体国情和社会的细节性认知，这些认知或许在一开始会显得零碎而低级，但随着不断地积累与提升，将更能体现我们一般民众的中亚认知，并逐渐成为中国主流的中亚认知。这种观念认知，才能在这个时代真正体现着中国整体的中亚认知水平，并决定我们与中亚之间文化互动的未来可能。历史上的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里靠的是精英的力量；而丝绸之路的长期维系与繁荣，靠的则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行走不辍的驼队商旅，这些未曾留下姓名的普通人的坚持与努力，这些靠的则是一般民众的力量，面对如今的中亚，我们更需要这种期待与努力，去重建我们的一般“中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