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与主体性

——读陈心想短文随感

胡鸿保

近日阅读陈心想博士短篇《费孝通致马林夫诺斯基的一封信》（《书屋》2016年第8期），很欣赏他的探索精神；同时期待有更多年轻一代社会学家来关注学术史与当下社会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顺便在此谈几点感想，抛砖引玉。

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陈心想了解到有此信件，且国内鲜为人知，乃作短文予以介绍，我觉得或许能够产生一种“祛魅”的作用，使得圈内人士有机会更加全面地认识一部对中国社会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的诞生。之前，我们仅仅读到费孝通自己的回忆，知道他是怎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马老师又是如何打电话联系出版商、推介《江村经济》的。

陈心想解读这封信件的结尾部分，有3点认识：其一，费想借助马林诺夫斯基的威望，让江村调查研究的方法成为中国社会学主流；其二，费的提议影响了马氏对《江村经济》序言的写作，可能导致马氏把该书的意义提得更高，进而影响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功能学派”社会学的认可；其三，在导师马氏要求下费孝通自己打的序言草稿没有把马氏对《江村经济》的批评放进去，使得读者无从得知马氏对此书究竟做了什么批评。

费先生晚年自称江村调查是当年无心插下的一根柳枝[i]，谈论师承、反思一生学术历程也写下“重读《江村经济·序》”这样的文章。但是，即使是晚年回首往事，他也没有提及这封与《江村经济·序》密切相关的信件；究竟出于什么考虑，还需待更多有关资料的发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公开出版的马氏序言实实在在起到了提升该书的意义，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功能学派（或社区研究派）的学术地位。而且，尽管后来历史发展曲折多变，费孝通还是有幸遂愿成长为一名“舵手”。

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的美国教授顾定国（G. E. Guldin），在探索是否存在一种人类学的中国模式时，特别称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大调查的做法，他还援引几位北美同行的言论说，这种组队研究的方法与西方正宗的寂寞地探索的方式相比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可以减少研究者主观意见对资料的影响。[ii]

二十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人类学圈内出现对于表述危机等问题的反思，争鸣之中，就有人借中国为例来驳斥民族志缺乏客观性的论调。如今，这些中国民族大调查参与者的学术后辈，未能全面把握史料，就侃谈数十年前“世风”，似乎有点失察。

当前我国业内人士有探讨民族志主体性的热情。对于人类学的发展，此举自然不是没有必要。不过，如果进而“主体民族志”一念在心，回顾往事时候缺乏“回到历史现场”的自觉，恐怕只会出现误读误判。毕竟，作为学科史的评论者，必须首先考订史实，说清楚（客观描写）历史当事人的作为以及心理感受，然后才是对之进行学术评论；若把自己的设想硬套到历史当事人身上，就不可能再现历史本相。费孝通1980年代接受外国同行访谈时说过，他自己（在留英之前）早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看来，“主体性”并非费先生本人当年头脑里的实在问题，将193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作品视为“主体性民族志”，只是后世研究者的一种主观构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