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前沿速递（61）

本期国外前沿速递收集了人类学与社会学关于儿童研究的几篇文章。涉及到幼儿教育，儿童情感，代际与儿童权利的几个方面。

1.以哲学和儿童发展的混合研究为基础的观点作为幼儿课程和教育学的前进方向

——是和解还是分裂？

幼儿教育领域的指导原则受到哲学和儿童发展研究的推动。虽然高质量的幼儿教育的指导原则受普遍性和地方观点的双重影响，但至关重要的是，幼儿课程和教学法必须牢固地以具体的证据为基础。具体证据的必要性并不能减少或者是消除哲学家先驱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影响，也说明这些早期教育家对儿童研究的遗产不应该归于历史的解释和处境。本文旨在证明在早期儿童教育家的哲学研究与基于目前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可对话与调节的空间，二者并不是分裂的。本文表明，关于儿童依恋性，生物生态学的，社会文化以及自我规范性的研究与幼儿教育哲学家的早期理论具有交叉性。

文献来源

O'Sullivan, Lisha, and Ring, Emer. "A Potpourri of Philosophical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based Perspectives as a Way Forward for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a and Pedagogy: Reconcilable Schism or Irreconcilable Severance?"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21,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21-01-13.

2.超越声音，能动性与政治？混合儿童观与对儿童情感地理学的反思

对儿童的情感地理学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强调儿童“声音”，其（独立的）“能动性”以及语音/能动性可能被视为“政治”的各种方式的重要性。延续此研究的路径，本文探索了超越对已有的声音，能动性和政治主题探究的潜在方法。本文先回顾了有关儿童的参与（和参与方法），行动主义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这些研究凸显了情感与爱的重要性。本文将此类研究与基于儿童需求的自我再表达的研究问题进行对比，探讨了所谓的“混合”童年概念所带来的可能性。这些概念超越了生物与社会的二元论，从而实现了超越声音与能动性的研究可能性。本文借鉴了替代性教育和当代依恋理论的例子，探索了对儿童情感地理，年龄关系的的地理——本文所提出的“多于社会（“more-than-social”）。但是，本文并没有明确支持这些混合情绪。因此，在本文的结尾，本文提出了一些谨慎的措辞，它既涉及到非社会情感关系引发的关键问题，也涉及引发关于学者如何以及为什么从事（儿童）情感地理学的广泛辩论。

文献来源

Kraftl, Peter. "Beyond ‘voice’, beyond ‘agency’, beyond ‘politics’? Hybrid Childhoods and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hildren's Emotional Geographie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9, no. 1 (2013): 13-23.

3.感受学校与爱的国度：新加坡教育的情感地理，作为策略演习的滑点

本文重点研究新加坡学校中的日常关系和谈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首先，为什么以及如何将情感用作新加坡的治理工具（此后称为情感治理）；第二，学生和老师如何在学校体验和协商情绪治理？第三，空间在构成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空间中的情感方面有什么关系？利用民族志的发现，半结构化的访谈以及从学生那里收集的社交平台照片。本文认为，学生和老师都将情感调动为策略，以操纵既定的规则和权力。其中，本文认为从研究关系的互动与表现入手分情绪，社会结构和空间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它将Gagen对情绪和政府性的分析与Bourdieu的惯习概念相结合（并进一步借鉴了Butler关于表现性和颠覆性的论点（Butler的文章表现出惯习是如何以无意识的方式被破坏，这种方式被她称为“滑点”）。本研究认为认为，研究情绪如何以滑点的方式参与日常活动，可以使我们捕捉到有意和无意的转瞬即逝的时刻，在此时刻，学生和教师可以提出与主流教育占主导地位的脚本相反的叙事。

文献来源

Ang, Clara, and Ho, Elaine Lynn-Ee. "Feeling Schools, Affective Nation: 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lippages as Tactical Manoeuvre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32 (2019): 100589.

4.在儿童权利的祭坛上牺牲父母：代际斗争和可驱逐性权利

主张无证儿童权利的国家部门常常试图通过将父母描绘成使孩子处于危险之中的坏父母来增强儿童的应得权力。通过在瑞典马尔默和英国伯明翰的民族志学观察，本文显示了国家对父母的这种妖魔化如何在无证家庭本身的日常生活体验中无法得到体现。虽然州政府认为父母通过“隐藏”子女而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但父母却认为州试图通过驱逐子女而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这篇文章讨论了当国家对孩子的应得权力的支持受到可驱逐儿童的概念的限制时，父母如何作为“人道主义代理人”负责照料孩子。这些无法识别的情感劳动的父母行为被称为母职劳动。家庭生活在可驱逐性中相互依存的特点，通过儿童如何承担父母责任以及各代人之间如何共享压力以及有关儿童们非正常身份的知识，得到了强调。总而言之，该文章认为，如果忽视无证儿童权利的代际背景，就有可能使儿童和成年人的人权都处于边缘地位。

文献来源

Faculty of Culture Society, Global Political Studies, Malmö University, and Malmö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Migration, Diversity Welfare. "Sacrificing Parents on the Altar of Children's Rights: Intergenerational Struggles and Rights in Deportability."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32 (2019): 10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