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美国社会学杂志》126卷第1期的两篇论文和《美国社会学评论》85卷第4期的两篇论文，前者关注了宗教社会学中的实践视角和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价值”，后者则考察了工作质量的种族不平等和工作量化对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1. Ammerman, Nancy T.. 2020.“Rethinking Religion: Toward a Practic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6(1): 6–51.  

反思宗教：一个实践的视角/走向实践的路径

过去三十年里，丰富的研究和理论揭示了宗教世俗化和理性选择理论对宗教解释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基于“生活宗教（lived religion）”视角下的经验发现，在社会实践理论的基础上，现在社会学对宗教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推进。本文阐释的研究路径超越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最近研究中的关注点，详细地介绍了对实践本身进行研究的多维视角，并概述了影响全球实践的历史和合法的文化剧目（cultural repertoire）类型。这些框架可以促进宗教社会学展开对宗教机构内外或跨文化背景的研究。

2. Levi Martin, John, and Alessandra Lembo. 2020.“On the Other Side of Valu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6(1): 52–98.  

“价值”的另一面

在社会学中，“价值”这一概念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事实上，许多人声称，必须把价值视为任何行动理论的核心。当帕森斯将其从欧洲引入到美国社会学时，“价值”也从一种可能性条件转变为行动系统的内在元素，可以将抽象的文化要求与具体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当帕森斯的社会学体系瓦解后，价值的概念发生了裂变，有的学者把价值当作抽象的必要条件，有的学者把价值当作行为模式，但他们都未能解决其中有效性与存在性分离的问题。从价值中去掉有效性层面的意义，就会回到利益的概念，即行动者和对象之间以意图、注意和延展等自我投资为特征的二元关系。这种利益概念缺乏解释的不稳定性这一特征，而这恰恰是价值概念所具有的。从利益的角度重塑对价值的讨论可以澄清我们学科的核心问题。

  3. Storer, Adam, Daniel Schneider, and Kristen Harknett. 2020.“What Explains Racial/Ethnic Inequality in Job Qual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4): 537–572.  

如何解释服务部门中工作质量的种族/民族不平等？

在美国，不稳定的工作是由经济和时间维度来定义的。大量文献展现出了工资和附加福利的有限程度，但相关研究只是在最近才考察了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安排的普遍性及其后果。然而，在零售业和餐饮业中，诸如随叫随到的轮班、最后一刻的工作取消和工作时间不足等工作安排是很常见的。很少有研究关注时间维度上工作质量中的种族/民族不平等，然而不稳定的工作安排调度实践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种族/民族不平等的场所，即使它们大部分是隐藏的。这是因为工作安排的调度实践在公司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而且一线管理者在调度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我们创新地匹配了The Shift Project项目中雇主-雇员的数据以估计时间维度上工作质量中的种族/民族差距，并检验了公司级别排序和内部组织动态对这些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不稳定的工作安排中存在显著的种族/民族差距，非白人工人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发现的新证据表明，企业隔离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种族冲突在解释工作质量的种族/民族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女性间的种族/民族差距比男性更大。

4.Ranganathan, Aruna, and  Alan Benson. 2020.“A Numbers Game: Quantification of Work, Auto-Gamification, and Worker Product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4): 573–609.  

数字游戏：工作量化，自动游戏化和工人的生产力

技术进步和大数据革命使管理者对个人工作情况测量的内容更细、频率更高、成本更低。然而，我们对这种工作量化对员工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知之甚少。本文调查了工作量化如何以及何时影响了工人的生产力。我们认为，通过自动游戏化（auto-gamification），或者说工人无意中将工作转变为独立的、个人层面的游戏，工作的量化影响了工人的生产力。我们进一步认为，在工作相对简单的情况下，量化很可能提高生产率，因为量化的指标充分地衡量了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自动游戏化具有激励作用。相反，当工作很复杂时，量化会降低工作效率，因为量化的指标不能充分衡量正在进行的多方面工作，从而导致自动游戏化使人丧失积极性。为了证实我们的观点，我们研究了RFID量化技术的实施过程，这种技术可以实时量化印度一家服装厂的工人的产量。定性证据揭示了自动游戏化机制和及其实现的三个条件；一个自然实验测试了量化工作对工人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对关于量化、工作游戏、技术和组织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们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工作量化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