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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介绍《理论与社会》2019年第4期的四篇论文,涉及群体关系、专制政权中的集体领导、政治合作中的社会标签化问题、阶级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划界的许多学术研究都侧重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元关系。然而,社会内部存在多重范畴,这允许两个以上潜在的相关群体之间展开复杂的互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及其动态,《利用认同:为获得政治利益的社会等级的策略性操纵》一文发展了“杠杆作用”的概念:对三个或更多为获得政治利益而形成的有组织的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策略性操纵。将一个群体用作对抗另一个群体的“杠杆”可能涉及对类别进行污名化或提升其地位,这往往是沿着种族、族裔、国籍、宗教、性别、阶级、性取向或其他明显的社会标记的边界。作者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化,并确定发起者的动机以及可能收到的回应。使用一对来自当代欧洲的经验案例研究以及其他背景下的案例,证明了概念的相关性。将“杠杆作用”概念化既可以增进对群体形成过程的学术理解,又可以为政治行动者提供解释和回应常见战略实践的工具。
像其他任何政权一样,专制政权也在变异,其中很多突变取决于内在精英冲突的结果。这些条件决定了统治者或准统治者夺取国家资源以及行使暴力的能力。因此,研究影响专制政权中精英群体发生争论的动力和结果的因素,就变得至关重要。《制度与降级:专制政权中的集体领导》一文采用微观分析、面向过程和现象学的视角,考察了集体领导制度如何影响寡头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斗争,进而来探索这一研究路线。以1980年代后期的塞尔维亚为例,调查提出了三种制度层面的影响。首先,协商和决策的集体机构通过定义精英成员期望发生争论的领域来引导精英内部竞争(渠道效应);其次,通过加剧行为者之间的相互意识和协调困境,这些集体机构的论坛设置很容易导致开放性局面的出现(不确定性效应);第三,集体领导机构做出的裁决塑造了精英成员对群体效忠的期望(集体结盟效应)。结合有关影响的序列论证,论文涉及了威权政体的概念化、制度效应分析以及在互动环境中的合法化研究。
当公民与普遍被认为是非法的政治制度展开广泛合作时,有些人后来被冠以与敌人进行“叛国合作”者的标签,而其他参与相似或相同形式的合作的人却没有,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合作还是对抗?》一文以战后波兰刑事法院体系中纳粹合作者的品牌塑造和惩罚为案例研究,探讨了在国家与地方社区中与成员身份相关的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纽带,如何形塑了感知背叛(它加强了合作的社会建构)?该分析强调了高度地方化的背叛观念(表现为个人抱怨)如何与更广泛意义上对国家忠诚的理解交织在一起,从而选择了谁有资格成为战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成员。除了为合作的社会学理论打下基础之外,这项研究还为增加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国家地位”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历史背景下18世纪的雾月革命:重新考察法国与叙利亚的阶级与国家》一文旨在通过对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影响的马克思第十八届布鲁梅尔情境的背景解读,来重新诠释“边缘”社会(尤其是叙利亚)中国家和阶级形成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资本主义直到19世纪末才在法国出现,在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中,前资本主义专制国家的遗产仍然决定着统治阶级的再生产和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些关于统治阶级专制性质和国家中心性的见解随后被应用于奥斯曼帝国后叙利亚的案例,揭示了与革命后法国相似,阶级斗争植根于以国家为依托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政治家。文章提出,从缺乏广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另类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变迁的抗争时刻。
具体文献信息:
1. Bleich, Erik and Kimberly J. Morgan. 2019. “Leveraging Identities: The Strategic Manipulation of Social Hierarchies for Political Gain.” Theory and Society 48(4):511-34.
2. Ermakoff, Ivan and Marko Grdesic. 2019. “Institutions and Demotions: Collective Leadership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ory and Society 48(4):559-87.
3. McClintock, Louisa M. 2019. “With Us or against Us?: Nazi Collaboration and the Dialectics of Loyalty and Betrayal in Postwar Poland, 1944–1946.” Theory and Society 48(4):589-610.
4. Viger, Jonathan. 2019.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in Historical Context: Reconsidering Class and State in France and Syria.” Theory and Society 48(4):6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