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介绍《美国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85卷第三期的论文，涉及婚姻与收入不平等、家庭政策与母亲就业、金融偏好的塑造、自闭症、个体文化的稳定与变化以及美国公众舆论的两极化等研究。

成年子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及其婚姻类型是家庭优势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主要渠道。但是，很少研究能够兼顾这两种路线。《婚姻如何影响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别、生命历程与出生世代的异质性》一文发展了一种理论方法，将婚姻进入和婚姻分类纳入家庭收入的代际传递中，考虑了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差异，并将教育作为主要的解释性因素。将一种新颖的分解方法运用于数据，作者发现婚姻仅在女儿的世代间传播中发挥主要作用，并且直到三十多岁才会发挥作用。在最近的世代数据中（出生于1963年至1975年的人们），这一点更为明显。婚姻状况和婚姻分类在解释婚姻的作用上同等重要，但是类别对同龄人而言变得更为重要。在丈夫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多的收入返回教育领域，而父母收入与女儿自己的收入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弱，这解释了婚姻分拣和整个婚姻对于从父母到女儿的代际传播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尽管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国家家庭政策在形塑母亲就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在不同国家内，政策影响是否随着母亲的教育成就而变化、如何变化，以及为何发生变化，都存在很大争议。《国家家庭政策与母亲就业》一文假设家庭政策与全国收入的不平等水平相互作用，通过受教育程度对母亲的就业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作者们对两种最常研究的家庭政策提出了假设：幼儿教育和护理（ECEC）与带薪育儿假。通过在欧盟劳动力调查和1999年至2016年的人口调查之间建立新颖的联系来检验这些假设（n=23个国家，299个国家/年，120万幼儿的母亲），作者使用了多层次模型，发现ECEC支出与母亲就业相关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在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中，对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来说，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最强。通常，带薪育儿假超过六个月的时间与产妇受雇的可能性较低有关，但这种关系在不平等状况较高的母亲中最为明显。作者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收入不平等在影响母亲就业和调节政策效果方面的作用。

获得像储蓄账户这样的正式金融产品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但是个人并没有统一地接受这些产品。在解释这种财务偏好时，学者们专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因素，但对组织和小群体的关注较少。在《哥伦比亚小额储蓄项目中群体意义的建构》一文中，作者们认为这些因素对于理解金融偏好至关重要。他们调查了哥伦比亚政府资助的小额储蓄计划，发现参与者在该计划中对银行服务的兴趣降低了，即使他们可以使用适当的帐户并且储蓄有所增加。转向定性数据来理解这一奇怪的发现，作者表明组织努力去散布有关银行业务的抽象信息，引发了集团成员之间“精打细算”的过程，导致许多人发展出的金融偏好与政府所提倡的背道而驰。这项研究整合了来自经济社会学、组织理论和微观社会学的见解，以推进金融偏好理论。通过这样做，作者揭示了组织压缩信息的努力与团体的个性化和扩展信息的努力，如何形成偏好并可能破坏组织目标。

自闭症是二十一世纪最受争议的疾病之一。有关疫苗危害的早期争议已不可逆转地构成了自闭症科学领域。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对自闭症的遗传研究投入了惊人的资金，但科学家们未能鉴定出自闭症的 “基因”，并且基因组的因果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对自闭症的正统遗传学解释在非正统研究专家中仍然占据主宰地位，他们指出一系列环境问题（疫苗、重金属暴露、过度使用抗生素与毒素污染）是自闭症的主要原因。为了理解这种令人困惑的趋势，《科学霸权与自闭症领域》一文将布迪厄的场域分析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相结合，围绕“归属正统”的概念，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论综合方法。作者分析了来自自闭症机构协调委员会的多年档案数据，认为当面对异质挑战时，该领域的主要成员通过将环境因果关系要素纳入基因组来支撑霸权地位，从而参与了正统的推定。此举为环境解释提供了措辞空间，但又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因此无法解决特定的环境原因（如疫苗）。该文追溯了该领域主要成员用来保持对自闭症定义和病因控制的策略，并且在自闭症科学及其以外的领域中拓展了这项研究的广泛含义。

总体文化变化模型往往会引发两种广泛的个人变化模型：一种方法使人们在面对新信息时主动更新其信念和行为，从而实现理论化；另一种则认为，根据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性情是稳定的。《使用面板数据在个体文化中测量稳定与变化》一文对这两个模型进行形式化，详细阐述了每个模型的经验含义，并得出一个简单的组合模型，以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比较。从2006年至2014年的“社会综合调查”旋转面板中得出183个态度和行为项目，用以测试该模型。结果模式很复杂，但与与稳定的性情模型更一致。GSS中观察到的大多数变化似乎是短期的态度变化或测量误差，而不是持续的变化。当持续的变化发生时，更可能出现在年轻人中，并且与个人态度相比，更可能是备受瞩目的重大问题的公众行为和信念。作者们认为，在文化进化论中我们需要两种模型，但是我们需要在每种都更可能应用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研究。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已经沿着政治路线发生了两极分化，但却难以解释对这种模式的经验支持。关于大众两极分化的报道很少，以前的研究假设两极分化是通过扩大现有的政治结盟来证明的。《多元崩塌：大众观点极端化的“溢油”模型》一文考虑了一条不同的途径：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结盟发生的两极分化逐渐包含了越来越多样化的观点和态度。这项研究使用了44年以来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代表了广泛领域中的观点和态度，并将其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信念网络的要素。对这个网络的分析表明，通过观念整合的过程，大众两极化加剧，这导致先前交叉的联盟崩溃，从而围绕着凝聚力的信念包建立了越来越广泛和包容性的集群。此外，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关系的日益突出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趋势。美国信仰结构发生了变化，其转变的方式困扰了政治和社会多元化的支持者。

文献具体信息：

1. Choi, Seongsoo, Inkwan Chung, and Richard Breen. 2020. “How Marriage Matters for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Family Income: Heterogeneity by Gender, Life Course, and Birth Coho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353–80.

2. Hook, Jennifer L., and Eunjeong Paek. 2020. “National Family Policies and Mothers’ Employment: How Earnings Inequality Shapes Policy Effects across and withi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381–416.

3. Doering, Laura B., and Kristen McNeill. 2020. “Elaborating on the Abstract: Group Meaning-Making in a Colombian Microsavings Progra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417–50.

4. Decoteau, Claire Laurier, and Meghan Daniel. 2020. “Scientific Hegemony and the Field of Aut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451–76.

5. Drakulich, Kevin, and Stephen Vaiseya. 2020.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ersonal Culture Using Panel Data.Pdf.”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477–506.

6. DellaPosta, Daniel. 2020. “Pluralistic Collapse: The ‘Oil Spill’ Model of Mass Opinion Polar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3):5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