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避免无节制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

伊安·约翰松  季桂保

文章来源于：《文汇报》2012-04-09。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与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共同拉开了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今年3月，《增长的极限》一书迎来了它的40周年纪念。日前，罗马俱乐部现任秘书长伊安·约翰松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本报记者 季桂保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学度过的学人，一般不大会错过《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声誉卓著的“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出版它的第一辑时，《增长的极限》中文本就是其中最早两本图书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在中国刚刚起步；《增长的极限》一书对人类增长方式提出的反思、对人类无节制消耗自然资源发出的警醒，在“发展”逐渐开始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国，如同方枘圆凿，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

　　从全球范围看，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已经使得当今的人们对可持续与全球均衡发展有了足够的共识，但是，在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时，人类尤其是西方社会还沉浸在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之中。

　　有人说：《增长的极限》是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书。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难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前好几年，就已经有了《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之类的图书提出了类似的警醒。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增长的极限》一书与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共同拉开了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于是，才有了1984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也才有了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

　　今年3月，《增长的极限》一书迎来了它的40周年纪念，作为全球著名的智库之一，罗马俱乐部正在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而今年早些时候，当本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与罗马俱乐部取得联系时，其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答应了本报的采访要求。尽管穿梭于全球各地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罗马俱乐部的现任秘书长伊安·约翰松（IanJohnson）还是认真阅读了记者提出的各个问题，并且通过书面方式一一予以详尽地回答。

　　伊安·约翰松曾经先后在威尔士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并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有着30多年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工作和研究经历。约翰松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6年，担任过世行能源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家，1998年起担任世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2000年起担任国际农业研究(CGI AR)咨询部主席。在加入世行之前，约翰松是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并有5年时间在孟加拉为联合国和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离开世行后，他曾担任过智利政府、瑞典气候变化委员会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咨询顾问。2010年，他开始出任罗马俱乐部的秘书长。

认为增长本身存在问题，是《增长的极限》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文汇报：40年前的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推出了《增长的极限》，这是它成立4年后推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当年成立这一学术团体以及推出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约翰松：1968年4月，来自全球外交、工业、学术界和市民社会的专业人士组建了罗马俱乐部，旨在探讨当时国际事务中盛行的短视思维所导致的困境，尤其关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出现的对资源的无节制消费行为。

　　1970年，罗马俱乐部借助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着手分析研究全球经济的总体演进过程，这种研究方法更早的时候是由杰伊·福雷斯特（Jay W. Forrester）所创立的。

　　发表于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团队做出，其成员包括丹尼斯·米都斯、唐讷拉·米都斯、于尔根·兰德斯和威廉·伯恩斯三世。这项研究的新奇之处在于，它借助计算机设计了一个LTG（增长的极限）模型，当整个系统随时间变化时，它能跟踪各项变量及其相互作用。

　　这些研究者为未来世界设定了各种不同方案。该报告提出警告说：人类面临太多的问题，必须竭尽所能解决这些问题以维持自身的生活质量。报告特别指出：如果1900年到1972年间的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下去，人类将在2000年到2100年间的某个时刻突破地球可以承受的极限。文汇报：《增长的极限》提出了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重大危机，并因此提出了“零增长理论”。当时全球尤其是西方经济正处在二战后黄金增长周期的顶峰。罗马俱乐部的悲观预言，是否同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实际弥漫着的浓厚乐观情绪极不协调？

　　约翰松：以为《增长的极限》是要倡导“零增长”，往往是一种误解。使用“预言”一词则是另一种误解。《增长的极限》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预言”，而只是描述了照原有趋势走下去可能会出现何种局面，并且为人类利用资源提供了“可调适的设想”。它为人类未来探寻出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但从来没有做出预言说未来会怎样。

　　诚然，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布之际，世界正处在二战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发展时期，当时，乐观主义以及技术进步的信念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核能正热、汽车满地，1968年人类还征服了月球，世界的未来一片光明。《增长的极限》提出的观点则与这种总体的情绪相悖，自然使人们感到吃惊了。

　　同其他所有新理论、新观点一样，这项研究引发了争议和批评，但也受到广泛关注，发行了几百万册。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当时乐观情绪盛行，这项研究还是使人们意识到埋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疑虑：我们能否永无止境地增长？在有限的星球上能否无限制地消耗资源？类似问题在40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重要。眼下的世界面临着系统性危机。人类正在同严重的贫困、失业、环境压力和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体系做斗争。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原有的增长范式并没有为人类应对这些挑战寻找到正确答案。

　　文汇报：我们知道，《增长的极限》发表次年，就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全球自然灾害也频繁出现。如果没有这些事件，《增长的极限》是否不至于像它现在那样畅销全球呢？

　　约翰松：毋庸置疑，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类似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农药工厂爆炸之类的环境灾害，推动了《增长的极限》的传播。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是在目睹了媒体上的灾难画面，或者是在个人的经历中付出某种巨大代价之后，才会去关注《增长的极限》所传播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还不是促成《增长的极限》在1970年代畅销的主要原因。其他著作，包括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已经提醒人们关注资源消耗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问题。这些著作已经涉及这样的看法：消费主义与无节制增长亦步亦趋，会给人类未来带来问题。此外，1968年的社会运动也促成整个社会质疑当时的社会结构，并对之前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加以更细致地重估。

　　《增长的极限》在当时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敢于打破现代的一大禁忌，认为增长本身可能存在问题。罗马俱乐部勇于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体系之可行性这一根本问题的广泛讨论，由此也招致了很多批评。

　　文汇报：《增长的极限》发表之后，受到的批评也是非常之多，比如：朱利安·西蒙撰写《没有极限的增长》，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认为：“如果他们在计算时考虑了技术发展的因素，那么就根本不会得出地球资源即将消耗殆尽的言论”；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更是宣称：“当人类自由地追寻梦想时，根本没有增长的极限，因为人的智力、想像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

　　约翰松：我们不能过于自信地以为技术创新最终必然能解决人类现实和未来的一切问题。认为科学技术将会以几何级的速度无止尽发展，这样的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技术创新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观点既不靠谱也很危险，因为未来的发展进程很可能会出现技术创新所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要想以今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改进当下和未来的问题，就必须有前瞻性的思维和研发投入。这也要求不再沿袭常规的商业路径，停止对后人赖以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不负责任地加以破坏。

反思当前的增长范式，使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体现增长质量

　　文汇报：如所周知，《增长的极限》报告是由MIT的4位年轻科学家撰写的。他们专业的科学背景使他们提出了非常具有预测力的分析模型。但是也有批评者指出，正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专业背景所限，因此，这份报告无法真正揭示出造成危机后果的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原因。这样的批评是否有道理？

　　约翰松：我们并不把这看作是一种批评，因为那份报告只是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信息来设计方案的，其尽可能地追求客观中立，与任何政治的、宗教的或经济的意识形态没有关涉。

　　文汇报：《增长的极限》提出：“现今对于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占用早已超出了地球的长期承载能力……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享受与北美同样的生活标准，那么在目前技术水平下我们就需要3个地球来满足总的物质需求……为了可持续地适应未来40年人口和经济产出的预期增长，我们就需要另外6到12个星球。”问题在于，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零增长理论”是否有悖于发展的公平正义呢？

　　约翰松：我们并没有倡导“零增长”。我们认为，增长的质量更为重要，要避免无节制的增长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人人都有获得理想生活标准的权利，人人都可以追求幸福。不过，无节制的增长不会给人类的愿景带来答案。增长和发展纠缠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应该获得自身的发展机会，但它们必须意识到，增长的质量对它们而言同样重要。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反思当前的增长范式，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能同时体现增长的质量。依据当下的发展模式的话，发生车祸有人受伤，也同样能提高GDP，伤员住院、汽车修理、修复路面受损，所有这些都能够促进GDP增长。但是，社会因此而变得更富裕了吗？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吗？文汇报：在《增长的极限》发表两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又于1974年推出了《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指出人类面临的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危机等等是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这些危机都是人为的。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依然没有减轻，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2011年的日本地震和海啸。人类真的找到了很好的办法来应对自然灾害了么？

　　约翰松：气候变化扩大了这些事件的范围，强化了它们的影响力。自然灾害的发生表明，人类自以为在技术进步的社会可以阻挡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这样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大自然要远比人们所想象的强大。因此，我们应当在减少碳排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以便尽己所能地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这些事件表明，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排方面达成共识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小国和经济体量不大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文汇报：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从1972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和全球粮食产量的真实数据，与罗马俱乐部1972年依据WORLD3模型标准运行所预测到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即全球人口从1972年的39亿增加到大约60亿，全球谷物从1972年的每年18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30亿吨。我们想知道的是，当年的这份报告是否也有一些看走眼的预测呢？

　　约翰松：如上所述，《增长的极限》并不是要做出预测，而是要针对未来提出多种可能性的方案。我们的分析模型在1992年做过更新，该书出版30年后又做了一次更新，并于2004年再版。由于能不断更新，我们的分析模型就没有必要大修大补了。从1972年的研究水准来看，MIT研究团队的这份报告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全人类可以从东方传统思维中学到很多东西

　　文汇报：在《增长的极限》发表30年后，《增长的极限》出版了它的第三版《增长的极限：30年全球经典》，认为地球的生态状况更加恶化了，生态系统给人类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再不进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上的革命，21世纪就注定要成为灾难甚至灭绝的世纪。技术和市场能否为人类带来扭转这一趋势的新希望？

　　约翰松：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不是预言，而是使人更为悲观的可能情形。

　　诚然，技术进步为人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资源、减缓对自然资本的掠夺带来了新的希望。罗马俱乐部成员之一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